杭天：布鲁斯是故事

杭天的第一张专辑名叫《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问世于1999年，那时候中国人普遍没听说过“布鲁斯”，偶尔有人知道布鲁斯，无非是克莱普顿的《不插电现场》和影视作品中的鲍勃·迪伦名曲。上世纪末，人们对于音乐还没有今天这样了解，只依稀听过一些关于摇滚乐的名词，见到过一些照片。崔健为那个世纪交接写下了《时代的晚上》——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眼前我们能做的只是肉体上需要的，然而音乐似乎从未真正地和这个城市发生过关系，它如同一条静止的河流，搁浅在城市的边缘，散发着某种独立的生态。杭天的歌，也没有赶上摇滚乐的第一拨快车，带着对那种音乐风格美好和粗犷幻想，杭天的平民小调混合着一种对于城市的无奈，就这样上架了。

在今天看来，杭天的音乐是一种独立于当年独立音乐的语境，甚至有一点今天民谣的早期影子，也有一点90年代初的摇滚气息，这张几乎被人遗忘的唱片，夹杂在彼时泛滥的流行音乐中间。在《蚕豆》里，杭天并没有表现出对新世纪的恐慌和向往，至少在他的音乐中很难看到那种对时代变更的焦虑，吃饭、工作、聊天、喝酒、爱情，对未来的幻想和迷茫构成了他的歌词，他用一种近乎叙述的方式，描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在他的音乐里，布鲁斯就是那些故事的主题。

在给专辑取名字时，杭天当时想象的是一个炸裂开的心脏，和向外涌出的一股股酸甜苦辣，他的歌词写道：“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当你说你有点想分手，我的心是泛着沫的啤酒，当你吻我的时候。”他说：“整首歌的歌词都跟饭菜有关，像是个无声的饭局，或者是个不了了之的约会，反正表达的是一种黏黏糊糊的情绪，心碎的感觉。”于是那个被无限放大的蚕豆，像是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他的符号。

《冷水浇头》是他在两年后的另一张专辑，有一点像曲艺、城市民谣、布鲁斯的混合体，其间还穿插着莫名其妙的西北风味道，“冷水浇头”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小白玉霜的评剧选段，“好一似凉水浇头我的怀里抱着冰”，不过，在杭天的这出戏里，爱尔兰舞曲、中国摇滚贝斯、笛子、吉他之间的交谈，支撑了他的有感而发，也让他歌唱鲍勃·迪伦时，找到一种别样的致敬，特别是在《嘿，我的南方摇滚兄弟》这首纳什维尔音乐声中。

《五古书京都小白领八部曲》是这张专辑的一个亮点，就像大都会里永恒的“劳动号子”：“白日依楼尽人流汇车流，翘盼大公共焦焦使人愁，危楼高百尺华灯印星辰，月黑雁飞高馋鱼自己烧，春眠不觉晓无处闻啼鸟，今天又迟到昨晚喝了多少（打乱顺序）。”是关于北京的写照，这是杭天的视角，也是他的一种固执，他像一个城市的闯入者，又像是人群的旁观者，在那个音乐还未被过度开发的年代，在那个涌动着的“金钱时代”，他选择换一种生活，离开，并且“消失”。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很少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似乎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杭天生于唐山，成长在张雨生、谭咏麟、童安格歌声四伏的年代，那时候他喜欢卡拉OK、磁带，喜欢和同龄人一起听音乐，娱乐文化的冲击是一股新的潮流，在口水歌声中，他觉得人的生活中，一些被禁锢了很久的东西被这些情歌焕发出来了。1992年，他考上北京工商大学，读到了《音像世界》杂志，在打口盘的“感召”下，他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多年后，他有了乐队，和日本的吉他手大泽宽，以及意大利的口琴手克劳迪奥开始演出，从1997年9月到1998年初，他在北京北太平庄的牡丹电视机厂对面地下室创作了十来首作品，在吉他手张耘丰、贝斯手金东宁和鼓手关菲的陆续加入后，杭天的乐队就这样浮出水面。

“明天是否漫长，我衣锦还乡”是杭天的歌词，后来，他哼哼着“衣锦还乡”去了美国，直到12年后，他哼哼着同一首歌又回来了。某天，在从秦皇岛回北京的路上，他脑子里飞速地闪过一些话：“没有风化不掉的山石，没有无须劳作的长久繁华，没有皇图永固的王朝，没有大幕不谢的趴。”这是他的新歌《变化将至》中的几句词，叙述少了，这让他的新歌听起来多了些惆怅，少了些自嘲，不久，他和自己的新乐队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演，杭天说：“我觉得差不多得变了，变化快来了。”

“布鲁斯和西夏瓷器都是粗线条的”

——专访音乐人杭天

三联生活周刊：还记得当年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场演出么？

杭天：大概是2002年吧，发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在东三环的CBD，也没准是香山的迷笛音乐节。当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去美国了。后来，有个叫穆谦的朋友，他翻译过一本叫《音乐人类学》的书，联系我去新加坡的音乐节表演了一场，当时还有杨一。杨一消失了一阵子，现在在给窦唯做音乐，好像还有了法号。我记得新加坡那场演出是2004年，乐队已经解散了，就找到一些石家庄的孩子一起排了一下，后来，这些年轻人组了一支名叫万能青年旅店的乐队。再有《十二年后》这首歌，是12年之后的事情了，严格来讲我从2003年开始“消失”了12年。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消失”的十几年里，都做了些什么？

杭天：记得当时做音乐确实做得不太爽，挺失望的，再加上当时的女朋友问我要不要试着来美国适应一下，我们最早在印第安纳州，后来在芝加哥住了三年，现在又去了南卡。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画过画，后来发现通过那个谋生也挺难的。我小时候是画工笔的，但是画这个的收入跟你搭的工夫不成正比。

在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跟人钻研古董，为了考察窑址跑了好多地方，后来才发现，当时的自己挺投入的。之后我研究西夏瓷器，一下就钻进去了，常去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这些地方，说实话，我挺喜欢西部的，喜欢那儿的自然环境和那种民风吧，一到那儿就特别开心，心里很开阔。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南卡的孔子学院院长跟我说你来这儿教点书画课吧，就这样，我把被摇滚乐间断的书法也重新拾起来了。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瓷器，觉得西夏瓷器的美感带给我的震撼可以说是空前的，那是一种属于800年前中国人的艺术风格，是一种有别于今天的美，它的神秘感有宗教的气息，强烈黑白对比的线条，看似很拙，却很圆润。做个类比吧，比如说宋瓷是油画，其他宋瓷的门类可能是古典油画、宫廷油画，或者说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西夏瓷器就是凡·高，表达直接，又少有修饰。那时候我发现关于西夏瓷器的资料很少，有些专家对西夏瓷器的纹样描述中有不少错误信息，感到这个领域是被忽略和误解较深的，于是就想给这类瓷器写本书。也正机缘巧合，在给书找资料的时候，结识了安思远，我去纽约拜访他时，老先生还转让给我一些藏品。后来书出了，印在封面上的这件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件民间藏品。因为我去考察的窑址都很荒凉，那些瓷器碎片都是散落在漫山遍野的，不像去河南窑址，都是在村庄的地基里，或者农田里。我就四处打听，终于在呼市找到了这件瓷器当时的藏家，很激动，于是借了些钱把它买了回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传统艺术，或者说你所研究的书法、瓷器，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杭天：直接的关系比较弱，但是也有个类比，比如陶瓷这个圈儿，江南地区的人喜欢南宋的瓷器，因为造型规整，单色釉的、青釉的居多，因此可以联想到摆放这些物件的室内环境会听什么音乐，丝竹像古琴、古筝和这些都是搭的；龙泉窑、汝窑，更适合中国古典民乐；我喜欢的是西夏瓷器，和游牧民族的关系比较大，这种器物造型上比较粗犷，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是一种朴素的美，纹饰题材也是具象的偏多，体现了一种地貌的特色，这和我喜欢的布鲁斯，还有摇滚很相似，这些都不是很躁的音乐，质感就像暗沉中有爆发的情绪。所以说，在审美上是有些关系的，我喜欢粗线条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布鲁斯跟其他音乐有什么不一样？

杭天：首先是重音，它让音乐有了一种扭动感。我刚开始听布鲁斯那会儿想得特别多，认真研究了一下歌词，就觉得里面说的事都特别生活化，那会儿很多人对布鲁斯的理解是往爵士上靠，理解成小资咖啡馆那种氛围，但其实布鲁斯特别具象，流行音乐和摇滚都是抒情的，里面有很多虚的成分、描写，布鲁斯的歌词都是故事，甚至是人的对话。我之前还写过像西北信天游的赋比兴式的歌词，在当时很多人觉得是一种低俗感的东西。但是我恰恰觉得，它是有文学性的、高明的，是叙述的，不是写意的，有时候，它就像电影的那种镜头，描述的时候、唱的时候都充满画面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写过一首歌叫《比比爸爸》，应该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有一定关系的吧？

杭天：其实跟现在“拼爹”的意思一样。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深有体会了，同学直接会互相打听彼此的父亲，这个孩子在大学里的地位，以及最后是否能留京，跟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的。我当时觉得自己有点怀才不遇，也就是在那时候有了这种不公平感。 音乐杭天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