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如何改变了我们观看的方式?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是尖锐的艺术评论家。1972年，他以BBC播放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进入了大众视野。这部教人如何观看艺术作品的系列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观看艺术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在BBC播出《观看之道》之前，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1969年撰写的《文明》已经被视为经典。为了拍摄《文明》这部长达13个小时的巨作，BBC团队曾经旅行4万公里，访问过14个国家，探讨了西方世界2000年来的视觉文化。而伯格的《观看之道》在伦敦西部制作完成，全长两小时，只相当于一部好莱坞影片的长度。出人意料的是：伯格的平民化的叙述方式比克拉克贵族化的高雅论调更受大众欢迎。这个通俗的文艺节目一举颠覆了一本正经的文化宣传片，使伯格成为一代文化英雄。

约翰·伯格著作《观看之道》

如果说克拉克的《文明》显示了达尔文式的艺术进步观，伯格的《观看之道》看重的则是艺术的社会角色。两者的分歧明显地体现在“如何看待裸体”这个有关审美的核心问题上。在《观看之道》第二集中，伯格用他典型的举重若轻的语气犀利地指出：“肯尼斯·克拉克区分了裸露（naked）和裸体（nude）。在他看来，裸露只是不穿衣服,而裸体则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我要换一种方式来说：裸露是对个人而言，而裸体是别人的看法，在裸体的表现中，自我得不到认可。裸体必须被看成一种客观对象才能称之为裸体。”换句话说，裸体这个概念是被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代表欧洲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的、白人男性的眼光，女性在艺术史中只是被观看的客体，她们被剥夺了主体意识，没有发言权。

伯格不仅仅观看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而且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现代摄影和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他选取的画面让观众看到：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绘画到当今广告中的图像，女性的形象一直是被当作客观对象来看待的。在“文明”的演进中，视觉图像制约了人们对女性身份的理解，规范了女性的生活方式，把女性当成了附属品。

“如何看”是《观看之道》提出的关键问题，整个系列片始终贯穿着“我们看什么？怎样看？也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这样的问题。跟随着伯格的目光，我们不仅仅看到女性的被动地位，还有其他处于边缘政治地位的“他者”。图像的背后总是隐藏着阶层、种族和性别的各种不平等。在哪里看、在什么时间看，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

在电视片播出之后，伯格把《观看之道》编写成书出版。他混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感知和个性化的理解，写作风格感性而又细腻。在描绘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时，伯格写道，因车祸导致脊柱裂开的痛苦，使卡洛对所有鲜活的事物——树木、水果、水、鸟，以及男人和女人都充满了兴致。伯格对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艺术大师卡拉瓦乔也有独特见解。一般艺术史都认定卡拉瓦乔属于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画法，而伯格却认为，卡拉瓦乔的画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古典主义者批评他的画缺少与观众之间应有的距离感。在伯格看来，卡拉瓦乔的主观性不仅仅体现为巴洛克时期艺术共有的戏剧性特点，也不仅仅为了寻求艺术语言或者精神世界的真实，而且代表了一种追求平等的哲学立场。尽管卡拉瓦乔用写实手法为教会创作《圣经》故事画，但是他在骨子里并不为他人创作，他所描绘的其实是他自己眼中的世界，只是通过图像分享给大家而已。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伯格一直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吸收了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被认为是视觉文化研究方法的鼻祖；而另一方面，他的艺术史评论被认为过于简单化，有时因为过于强调政治立场而忽略了历史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在伯格与荷兰学者斯莱夫（Seymour Slive）对荷兰画家哈尔斯（Frans Hals）晚年绘画研究的分歧上。《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男女管理员群像》是哈尔斯创作的最后两幅肖像画。斯莱夫观察到，这两幅画在技术上表现得格外细腻，与晚年贫穷的哈尔斯自己也在这个老年救济院接受慈善补贴有关。但是，伯格认为斯莱夫的分析只停留于技术层面，并没有说出实质。在他看来，哈尔斯的画呈现的是贫困艺术家和管理者们的阶级隔阂。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斯莱夫的分析尽管过于偏重绘画的美学价值，却更接近事实。哈尔斯在这两幅画上确实细致、公平地画出了这些老人们的真实状态，同时也富有同情地、毫无保留地画出了他们面对生命流逝的无可奈何。这种暮年忧郁不仅属于画面上的老人，也属于哈尔斯自己，应该与阶级斗争无关。

《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男管理员》（1641年）。约翰·伯格对哈尔斯这幅名画及另一幅他同年创作的女管理员群像的带有阶级观点的分析，也被评价为“过于简单化”

伯格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的艺术批评远比《观看之道》还要尖锐。他曾经为这个杂志写过10余年的专栏，不断地以“这是谁？”这样的题目发掘新的艺术家，提出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主张。60年代，他把《新政治家》杂志上的艺术批评集合成书，原本想用的题目是“艺术家选择永恒之红”，一语双关地突出其中的左翼色彩，而美国的出版社最终将题目改为《走向现实：观看的论文集》（Toward Reality：Essays in Seeing）。在这本书中，他运用“挣扎的艺术家”“击败困难的艺术家”这类题目，相当激进地把当时如日中天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加博（Naum Gabo）、克利（Paul Klee）和杜布菲（Jean Dubuffet）等抽象艺术大师的作品归为“装饰画”一类，而他所推崇的除亨利·摩尔（Henry Moore）之外，大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对抗西方主流观念的前卫艺术家。

伯格过激的左翼社会学思想还体现于他1965年出版的艺术论著《毕加索的失败》（Failure of Picasso，1965）和《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Ernst Neizvestny and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the USSR，1969）。这两本书并没有得到艺术界的好评，伯格对毕加索后期的艺术批评有失公允，而他对俄国年轻前卫艺术家的赞赏又言过其实。

尽管如此，伯格最大的优点也在于他批评的直率与思路的清晰。作为艺术评论家、电视解说者，他充满了热情和说服力，大胆地提出艺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观看之道》中，他提出警告：轻便的油画恰好出现于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可以与同时出现的摄影一起被用于商业和政治宣传。直到2017年1月2日以90岁的高龄去世前，伯格还在充满活力地反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公正。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使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约翰·伯格用批评的态度看待社会，但从来没有失去对社会的信心；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事物的有力武器，但是并不把它看成治疗世界上一切问题的良方。在最近的论文集《闲谈录》（Confabulation）中，伯格总结道：“促使我这些年一直写作的原因是：有些事需要被说出来，如果我不去说出来，那么它就有不被说出来的危险。”这大概就是他的观看之道：把自己看到的说出来，让大家都看到，把更多不可见的变得可见。

（邵亦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史论系博士，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之后》《穿越后现代》《西方美术史——从17世纪到当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