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雅男：我的叫卖我的团

  深秋时分的雾霾依然弥漫在北京的上空，即使在远离城区的大兴区安定镇佟家务村，影影绰绰的林木之间，雾气依然浓重。在北京大兴中华耕织文化园的老北京风情一条街上，几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农民刚刚在叫卖声中送走了一大批前来参观的学生。在这条由两段折街组成的街道上，以行商和坐贾为分区，散落着老北京五行八作的各色门脸与老物件，装扮好的买卖人从旁叫卖介绍：“磨剪子咧，戗菜刀”“又解渴来，又败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弄碗儿尝，酸梅汤来，不一味儿”“石板缸盖”……一声声或悠扬或简短的叫卖声，恍然让人置身于老北京的胡同街巷。

  两年前，佟家务村的土地多被流转。这些闲在家中上了年纪的农民，在半年前学习了已被列为北京市“非遗”传承项目的老北京叫卖艺术，加入老北京叫卖艺术团。在文化园的工作既是谋生，也是找乐。他们共同的老师，就是老北京叫卖艺术的第三代传承人，也是艺术团团长的孟雅男。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年轻团长时，他看起来比节目中似乎更加消瘦，比起一旁的耕织文化园园长侯立宽，孟雅男话也很少，完全不能想象他最初是一名相声演员，与高晓攀等人同为中国戏曲学院相声大专班2002级的学员。可一旦说起叫卖，孟雅男却停不下来，谈话间随口穿插的吆喝，更显得韵味十足，神采飞扬。

  虽然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多数人像我一样，对吆喝并不陌生。那些声音段落，随相声与京味电视剧、文字一起，早已成为老北京精神气韵的一部分。京城风物，向称繁华，无论王公贵族抑或平民百姓，对饮食起居都讲求应时应节，再加上当年遍布城区的胡同深院，叫卖便成为小商小贩们不可或缺的广告宣传手段。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过去的市声，像北京的城墙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的回响。上世纪80年代，当臧鸿、张振元、张桂兰、卢志冬等一些民间艺人将老北京叫卖作为一种艺术表演加以恢复时，孟雅男还是一个小孩子，不曾想到日后以此为志业，为一个艺术团的存活，苦苦坚持十余载。

  从相声到叫卖

  出生于北京，跟爷爷奶奶待到7岁，孟雅男跟随父亲去包头上学，6年之后才返回北京。孟雅男从小喜欢唱歌，青春期变嗓后，开始跟着磁带广播自学马三立的相声。“那时为了学习一个段子，我经常把买来的马先生的录音磁带反复听上好几遍，甚至逐字逐句地记录。为了背段子，我经常要到夜里一两点钟才睡。”经过刻苦的练习，孟雅男在读小学时，就受邀到北京电台经济台表演相声段子。中学时，他又跟同学学习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在校广播电台和戏剧表演小组得到更多锻炼机会，成为同学们口中的“三立”。

  职高毕业后，孟雅男被分配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在新东安的老北京一条街，他被老艺人表演的双簧、太平歌词还有大鼓和单弦深深吸引，产生了拜师的念头。1999年，孟雅男拜相声快板表演艺术家王学智为师，正式学习相声。在北京的一些商场又工作了几年，孟雅男在2002年进入中国戏曲学院相声大专班学习，两年后毕业进入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工作。

  其时，孟雅男一边在电视台工作，一边还和师兄弟们去一些茶座饭馆表演相声。2005年3月，被北京《法制晚报》上一则“女叫卖大王欲收徒”的新闻所吸引，热爱民间艺术的孟雅男决定学习叫卖艺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很快拜“女叫卖大王”张桂兰为师。

  据圈内公认的说法，张桂兰的母亲李张氏为老北京叫卖的第一代传承人。作为落魄旗人的后代，家庭贫困的李张氏早年走街串巷，以叫卖“破烂换取灯（火柴）”为生。因跟着母亲跑来跑去，张桂兰小时候还叫卖过豆纸（厕纸）：“谁买豆纸，谁买豆纸，一大枚八张。”上世纪80年代，从煤气用具厂退休后，张桂兰便经常去天坛公园锻炼身体，不经意间开始练习吆喝，很快被一起锻炼的人们称为“京城女叫卖大王”。拜师之后，孟雅男每天跟着师父，在天坛公园练习叫卖。

  老北京叫卖韵味绵长，讲究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辙有韵。过去做小买卖的人多数来自天南海北，因为吆喝得好，买卖红火后，相应的叫卖遂为业内公认，也正因此，各行叫卖口音多有不同，除北京话外，河北、山东口音也很常见。师父在教孟雅男的时候，往往给他讲些老北京的故事及民间传说。由于有扎实的相声基础，孟雅男学得很快。但两周之后，他开始觉得那些叫卖吆喝枯燥无味，渐渐产生了放弃学习的念头。但之后的事情改变了他，也让他从此与叫卖结下不解之缘。

  一次练习中，孟雅男提议为师父录制叫卖CD，为师父留存珍贵记录的同时，他也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以后听录音就行，不用再每天跟着学。就这样，向父母借了1万元钱，孟雅男带着师父走进了录音棚，一个下午便录制了82段老北京吆喝叫卖。为了省钱，孟雅男利用在电视台学习的知识，每晚夜深人静之际，将老师的吆喝音频导入软件，逐字逐句地听，听破音找毛病，并加入各种叫卖响器的配音，做录音的后期处理。

  所谓响器，是过去买卖人在吆喝时为了增加声音韵味配合使用的器具，按发音性质分为敲击、吹鸣、弹拉几大类，达50余种之多。比如磨剪子磨刀小贩所用的响器，由一个木把、五六片串在一起的铁片组成，名为“惊闺”，意谓惊动闺房小姐的意思。卖冷饮所用的响器叫“冰盏儿”，由两个直径三四寸的小铜碗在食指间上下一掂，而发出清脆悦耳的铜音。另有一些不便叫卖的行当，比如剃头匠，则以发出清脆颤巍长音的响器——“唤头”，作为招揽。

  整整两个月，每天从晚上10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孟雅男在深夜一遍遍听着师父的叫卖声。那些韵味悠扬的声音，渐渐进入他的内心，在寂静无声的深夜，配合着当啷作响的响器，老北京的一幅幅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出来，令他心驰神往。听录音的过程，让他对叫卖有了更深的理解。两个月之后，功力大涨的孟雅男，已可以随心大声吆喝，他辞掉北京电视台的工作，决心自此全心传承吆喝叫卖。

  坚守艺术团

  跟师父学了一段时间，孟雅男和师父商量，拉上师父的一些老朋友，一起组建艺术团，将叫卖吆喝搬上舞台。前期的筹备异常艰难，没有服装，大家凑钱买布，由几位老人轮流缝制。没有道具，一起出材料自己制作。而排练的场地，起初更多时候则在张桂兰老人的家中，或者小区的地下车库和天坛公园。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排练，2005年10月2日，首场叫卖艺术专场演出《老北京文化演绎》，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的风尚剧场上演。为丰富演出内容，孟雅男邀请当年戏曲学院的同学，在演出上半部分表演京韵大鼓、快板、相声等传统曲艺，下半场则为张桂兰、张振元、赵荣祥等著名叫卖艺人带领20多人表演的《老北京风俗画》。大幕拉开，各式商贩伴随浓浓的京味儿背景乐，或吆喝或敲打手中响器从舞台两侧走出来，在一幅动态的旧京商贩买卖图中，宛如置身碧水蓝天、鸽哨悠悠的老北京胡同街巷之中。

  除了资金与训练场地，艺术团最初的困难还在于叫卖艺人互相瞧不上眼的旧江湖习气。当时的北京，除了张桂兰，另有“京城叫卖真人”之称的张振元与号称“京城叫卖大王”的臧鸿，山头林立，互不服气。张振元本是二商局的国家干部，幼年跟随父亲学过箍桶手艺，由于对叫卖情有独钟，退休后仔细琢磨叫卖，主持中式婚礼，逐渐闯出名堂。臧鸿自幼贫苦，谙熟叫卖吆喝，后来还给电影《伤逝》《开国大典》《四世同堂》等几十部影视剧配音，更因1993年在南来顺小吃店开业时，为胡絜青即席吆喝一段“高庄的柿子”，而获得“京城叫卖大王”的封号。张桂兰与张振元素来不睦，为了演出成功，孟雅男冒着得罪师父的风险，专程前往张振元家中拜访，最终撮合几人一起来团演出。

  2006年，在孟雅男的联系下，老北京叫卖艺术团得以进驻东城区第二文化馆，自此有了固定的训练场地。在张振元的鼓动下，京城一大批耍中幡、拉洋片、变戏法、唱京韵大鼓、唱单弦、唱北京琴书的民间艺人纷纷响应，成员一度达到80多人，臧鸿也在此时闻讯赶来。势力大增的艺术团，自此开始每年在龙潭春节庙会演出。而在文化馆的支持下，老北京叫卖艺术团也成为北京市优秀文艺表演品牌团队，而叫卖艺术也获批北京市第二批“非遗”项目。

  然而，苦恼随之而来。就在艺术团进驻文化馆之后，孟雅男发现了师父的变化，面对团员规模扩大，张桂兰不满于自己对艺术团失去掌控，“老小孩脾气发作”，多次阻挠演出。另一方面，国家“非遗”项目的资金迟迟无法到位，外出演出的费用极低，一般只有每人每天100元的劳务费，更多的时候则为义演，艺术团的运作陷入困难。而几年来不断往里贴钱的孟雅男，面临养家的生存压力。2008年9月，孟雅男宣布退出艺术团。

  退团当晚，他接到张振元的电话。老人问他：你还想做叫卖吗？孟雅男回答：“我一定会坚持下去，您等我信，工作找好后联系。”不久，孟雅男在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一份编务的工作，同时他开始免费培训叫卖学员，年底绕开师父，与张振元再度联手，负责艺术团的排练与演出。面对师父接下来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无可奈何的孟雅男最终在2009年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她断绝了师徒关系。

  另一方面，张振元、臧鸿、赵荣祥、武绪增、杨长河等老叫卖艺人，不但成为艺术团的核心骨干，也成为孟雅男学习叫卖的老师。赵荣祥告诉他：“雅男，你不能跟一个人死学，那就学死了。所有这些老师的吆喝，哪段好听你一定都要记住。”自此，孟雅男每听到好听的吆喝段子，都会用录音设备记录下来，并将其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去再翻阅可靠的资料加以验证，演出时只演记录在册的老段子。

  有时候，他与张振元之间也会闹点小矛盾。有时忍不住评点师父的一些段子是编的，老人会不高兴，几天不理他，但转过脸，很快又和好如初。2010、2012年，张振元、臧鸿两位老艺人先后离世，留给孟雅男更多的是温暖的回忆。他记得，张振元在病情恶化前，下楼反复摩挲叫卖响器，去世后又将所有老物件留给自己。而直到臧鸿去世，他才知道老人为什么演出时从不喝水，原来他很早便得了膀胱癌。老艺人的离去让他神伤，但也给了他力量：“一看到那些东西，就想到他们，这也是我这些年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老北京的市声

  在北京大兴中华耕织文化园的风情街上，74岁的杨喜魁是众多吆喝者中年岁最长的一位。坐在木凳上，他一面吆喝，一面晃动着手中的惊闺，一脸快活。午饭时分，这些业余的艺术团成员，纷纷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到距此不远的家中吃饭。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老北京叫卖艺术团多数团员的生存状态，有演出的时候凑在一起排练，没演出的时候则各忙各的。今年年初，孟雅男将艺术团搬到中华耕织文化园，除了供他们表演叫卖的风情街，这座占地100多亩的文化园还是耕织博物馆、扎染、蜡染、京剧脸谱、桑皮纸制作等多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学习所在地。

  除了表演叫卖，孟雅男还以老艺人的生活为原型，编排了《老北京那人那事》《什刹海轶事》《北新桥的故事》等多出话剧。系统研究叫卖艺术，则为他日后出版著作做着准备。

  老北京叫卖，早在商业繁盛的明清之际便有记载。明人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记载：京城五月，辐凑佳蔬名果，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何人担市也。而在清人蔡省吾编辑的《金台杂俎》一书“一岁货声”卷中，便收集了当时北京街市上小贩的诸多吆喝。对于那些曾居北京的文人而言，叫卖似乎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梁实秋在去台湾之后，在《北平的零食小贩》一文中对此做过绘声绘色的描写：“清脆婉转、抑扬顿挫，我不知道这与评剧有无关系，其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又有的清脆如生旦，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

  孟雅男随口而发的吆喝段子，则正如京味作家萧乾在《吆喝》中所写，叫卖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地回响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一大早，先是叫卖大米粥、油炸果（鬼），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都唱出来”，接着是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的展销。晚上“馄饨喂——开锅！”则是给夜行人准备的夜宵。当然，还有唱话匣子、打灵卦的叫卖。而单听叫卖，住在深宅大院中的人也能知道季节的变换。春天一到，卖的是大小金鱼、蛤蟆骨朵（蝌蚪）；夏天刚到，西瓜和雪花落就上市了；秋天吆喝的则是海棠和柿子；一到冬天，冰糖葫芦和烤白薯便上场了。

  孟雅男仔细研究每位叫卖老艺人的特点，融会贯通之后自成一路，每遇到懂行的人指出他的某段吆喝是受了谁的影响，他都特别高兴。张桂兰的吆喝声音绵长，富有韵味，最擅长的吆喝是酸梅汤和水萝卜：“又解渴来，又败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弄碗儿尝，酸梅汤来，不一味儿”，“又不糠来又不辣，五捆儿萝卜一边大，直不直来自个瞧，五捆萝卜卖一毛儿”。张振元的吆喝则带着乐，像讲笑话，代表作是吆喝西瓜：“斗大的西瓜，船大的块儿咧，沙口甜来，两个大来，吃来呗，闹块尝。”臧鸿的特点是大嗓门，穿透力强，赵荣祥的高音则特别高，杨长河会学日本人说话，上了年纪的武绪增走路喘气，吆喝出来带着自然的断口。

  暮色时分，我和孟雅男坐地铁回家。从耕织文化园到家，他每天要花在路上两个半小时。晚上，在家中听着孟雅男录制的叫卖声，那种感觉，正像他在2008年创刊的《老北京叫卖特刊》卷首语中所写的：“于繁华深处，聆听这座古老城池的心跳。” 叫卖北京演出曲艺相声北京相声孟雅男老北京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