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谁难

（文 / 邵宁）

每到年终岁尾，考核便成为很多单位的主题。考核本属正常，但谈及考核指标的数字化，如工商局要求下属一年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不能少于多少件、公安局规定抓捕小偷不能低于多少人等等，却批评之声居多。毕竟，如果辖区内工作平时做得好，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厂家或小偷存在，难不成到年底为了完成指标还要造假？所以不少专家建议取消数字化考核指标。但我的朋友阿辉，却对数字化指标另有一番理解。

阿辉是一名村医。他说专家们的批评虽有道理，但却精于批判，疏于建设，严重脱离实际。以他所在村为例，全村只有不到300口人，去年因肝病去世的就有5人之多，而如果放眼全县，村里的情况并非孤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癌症高发地。究其原因，很大部分在于当地民风尚酒，加上县里遍布小酒厂、小作坊，所产白酒的质量又大多低劣，结果造成当地以饮酒过量为诱因的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对于这些小酒厂、小作坊，村里人一直都希望工商、质检等部门能够给予查处，不过虽然举报不断，但这么多年下来，情况丝毫未见好转。有限的几次查处，阿辉说，与其说是因为举报奏效，还不如说是因为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而不得不行动。所以，阿辉叹了一口气说，如果连考核指标都取消了的话，那有限的几次查处估计今后都见不到了。

与大城市不同，县里往往仍然保留着传统熟人社会的色彩，人情味浓厚，对于基层执法者来说，他们的确要面临更多的人情压力。但无论如何，正常工作总要开展吧，更何况，小酒厂泛滥，执法者及其亲属本身也是受害者呀。阿辉见我有所怀疑，便给我讲了发生在前不久的一件小事。阿辉说村子旁边有一家小酒坊，生产时发出的噪音以及晾晒低劣酒糟的味道都让村里人不堪其扰。阿辉便不停地举报，最终，县里出面对小酒厂进行了查处。行动当晚，光生产好的白酒就拉走了两大卡车，看着被拉走的白酒以及被查封的厂房，在一旁观看的阿辉兴奋不已。不过阿辉的兴奋劲并没持续太久，他就听到现场行动负责人对小酒坊业主说，你也别怪我们，我们也不想来，不过你们村里有人隔三岔五老打电话，我们不来也不行呀。说完，负责人满脸无辜地走开了，现场旋即响起了小酒坊业主的高声谩骂。

几天后，气不过的阿辉托人去追问现场负责人，为何要把举报的事情说出来？负责人却一脸委屈地说，我也难呀，我算什么负责人呀，只是一个副手，现场负责人本来是我们局长，可他一有查处行动都是往后站，到了小酒厂门口就让我带队进去，他在门口等候。查出了成绩，说是他带队指挥的，出了问题或者有人责怪，他又说自己当时没在现场。什么雷都是我顶，他是领导还如此，我干吗就不能撇清自己呀？阿辉说他听了这番言论，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像对方作为副手，也不容易，如此一来也不好再去责难他。可阿辉转念一想，我等作为普通百姓，就容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