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之阁

大约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四子胤禛在畅春园附近得到一块赐地，开始兴建私家园林，渐成12景，以牡丹台为著，父皇玄烨曾多次前来观赏。六十一年春天，心力交瘁的康熙帝两番驾临该园，见到聪慧知礼的阳光少年弘历，顿觉眼前一亮，带回宫中养育教导，寄望甚殷。那年十一月玄烨辞世，遗命由胤禛继承皇位，于是便有了父亲沾了儿子的光之类说法。这一决策确保了国家和政局的稳定，使得清王朝进一步走向兴盛，而圆明园也被胤禛父子视为吉祥之地，经过雍乾两朝的持续营建，在京师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弘历下旨在这里营建文源阁，收藏四库全书，自是顺理成章。

通常的说法，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动工，四十年夏完成的。其依据是弘历此际撰作了两首御制诗，并题写“文源阁”“玲峰”二匾，理由看上去很充分。而读《题文源阁》“四库搜罗书浩繁，构成层阁待诸园”，似隐含书阁未成之义。切莫忽略这位大皇帝的好事和性急，凡事用心，习惯于一竿子插到底。三十九年十一月末，兴建文渊等三阁的旨意下达未久，弘历就忍不住要撰写和亲书题记了，而且是连写三篇，命交苏州织造舒文负责制成屏风。据内务府档案：

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御笔藏经纸《文渊阁记》围屏本文十二张，随围屏画纸样一张；御笔藏经纸《文源阁记》围屏本文十张，随围屏画纸样一张；御笔藏经纸《文津阁记》围屏本文十张，随围屏画纸样一张。传旨：著发往苏州，交舒文照新送到《白塔山记》木金字围屏一样成做围屏三架，各随须泥座，得时将本文蓑衣裱册页，其对文不必裱册页……

藏经纸是一种名贵纸张，初产于宋代，以楮树皮为原料，加蜡加砑，复用黄药濡染，质地厚重，细腻莹洁，早期专供寺院写经之用，故名。弘历特别选用此纸，并依照制作围屏的需要一一书写大字，自系意欲传之久远。数日后又有谕旨，对三座围屏的边框、背板、绦环等样式再作指示，足见重视。四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弘历又用宣纸为文津阁和文源阁题匾，“著做一块玉黑漆铜字匾二面，各随托钉挺钩”。有人以此作为文源阁已建成的证据，不可，一则此时只是交办，再则文中有小字注“澹泊宁静”，应是要求做好后先放在相距不远的澹泊宁静殿。而就在10天前，内务府总管还对“文源阁宫门闪裂”提出问责方案，一个大门都会如此，书阁主楼的麻烦事应更多。

至于御制《题文源阁》诸诗，作于乾隆四十年六月初，弘历并非身在现场，而是正在前往避暑山庄的途中。推测是闻知文源阁主体架构已成，弘历心情愉悦，就忙不迭地赋诗抒怀了。换言之，乾隆四十年六月该阁充其量是泥木工活大致告竣，而外檐、门窗和阁内装饰，书格、御座、屏风等项布置尚在进行中。当年的不少钦定工程，今天的多数房地产项目，都是这个套路，有个大模样就宣布落成，广而告之，然后继续做内外装修等事。查相关文献，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该阁还在安装东南间隔扇的窗户玻璃，增添楠木栓杆，二层槛墙糊饰粉红绢，并在阁前月台上安设铜鼎、铜鹿各一对；至于那座由苏州织造监制的御笔金字《文源阁记》大围屏，直到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才造成运京，安放在御座之后。后来在盛京营建文溯阁，要为次年的乾隆东巡赶工期，仍耗时约一年半，也可供参考。

文源阁是在旧有四达亭之基上兴建的，南接水木明瑟，西邻柳浪闻莺，极是个清幽的读书处。此处位于圆明园北方坎位，以水为象，可知选址之用心。书阁和碑亭的形制应与文渊阁略同，又因位于疏朗且河淖纵横的御园，阁前之月台、月台前之池塘，皆显得阔大许多。那片水简直就像一个小湖，假山三面环绕，水中有一巨型湖石突兀而起，高约六七米，洞孔繁密又玲珑剔透，叩之音色如铜，其上镌刻御笔“玲峰”二字。该石产于京郊房山，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才运至圆明园，成为文源阁特有的一宝。乾隆四十年六月，弘历就写了一首七言排律《玲峰歌》，“大孔小穴尽灵透，凸突凹窳仍蹇产。春风秋月几阅历，海水桑田任迁转。故土那忆埋黄沙，素质奚碍皴苍藓。一峰峙我文源阁，育秀通虚映万卷”，没完没了地夸赞，透出心底的喜欢。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初十，弘历陪着母亲由紫禁城回到圆明园，这次大约是身临其境，触景生情，一气写成四首：如与去年同名的《题文源阁》，有“触目资深造，澄怀得妙思。文源端在此，讵谓骋妍辞”，可知基本落成了；如《再作玲峰歌》，仍与米芾的青芝岫作比较，发抒获得奇石的意外之喜，写着写着笔锋一转，检讨挖掘运输之艰辛，“岂其出于不测渊，岂毁桥梁凿城阃，所幸在兹愧在兹，作歌箴过非颂善”。毕竟弘历读书多而深明事理，开心地吟诵一番，也能把话头拽回来，扮演一个具有反省意识的明君角色。

三阁的题记，弘历应在接近的时间写成于圆明园，以《文源阁记》为第一篇，故其叙写与天一阁之渊源甚详：“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曰文源阁……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缘此，《文渊阁记》不再涉及仿写天一阁的经过，仅在文末提了一句，“而其详则见于御园文源阁之记”。至于《文津阁记》，干脆提也不提了。

文源阁本，又被称作“第三分全书”。《题文源阁》诗注称“癸卯第三分书成，弆此御园之文源阁”，此癸卯为乾隆四十八年，于是就有了第三分书成于该年的说法。而那年八月间，军机大臣（很可能就是和珅）还在统计“夏季所进第三分全书错误记过次数”，开列：总校官何思钧记过1114次，仓圣脉记过424次，孙溶记过318次，徐以坤记过288次，潘有为记过236次；分校官罗修源记过112次，庄通敏记过90次，陈昌齐记过69次，王中地记过64次，王庆长记过54次，郭祚炽记过52次，叶兰、胡敏各记过48次……这个记过名单很长，恕不全录。笔者想说的是，文源阁本在年底全书告竣的可能性较小，只能是部分或大部分入阁排架。目前未见到当日运送第三分书入阁的记载，参照后来的档案，应是在紫禁城武英殿装订入匣，由内务府选派宫中杂役分批抬送到圆明园，核收登记后贮藏文源阁。而对于乾隆皇帝，只要第一拨全书入阁，自也就可喜可贺了。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