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深度求索”的建筑师刘家琨

与过往十几届普利兹克奖得主相比，刘家琨的建筑求索之旅并不让我感到陌生。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波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刘家琨跟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历史够长，我在2001年在柏林的“土木：中国的年轻建筑师”展览现场就已关注到他。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是成都画家何多苓1984年创作的那幅有名的画《第三代人》，年轻的建筑师站在C位红衣女子（翟永明）的左边——素来与画家和作家相熟，意气风发地走进了时代的画面，刘家琨的简历一开始更像是个文艺青年。

围绕着刘家琨作品的热议之一，可能将是建筑设计评价标准的问题，也可能是建筑学到底在社会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甚至建筑和城市的根本关系该是怎样的。时至今日，专业建筑师和公众、决策者和用户，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太多共识——在职业世界中，已获世界性名声的一些建筑师却在同行中引来了嘘声，分歧在于“建筑之为建筑”的东西，随年代不同，可能是审美、结构力学、实用功能、建构、参数化……这些标准可能源自学院、企业、大工程……分别是不同年代建筑业的主流。拿这些标准的尺子量一量，都是房子，却有完全不同的“设计”。

20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上邂逅了刘家琨，听他讲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2002年，成都新民镇）的故事。这之前，建筑师已经在设计院有过建成项目，甚至还到西藏、新疆去蹲了现场。独特的是，在“体制外”的个人创作里，他却重新谈起了接地气的“施工条件”。如今我自己也设计了些小建筑，也有了建筑工地的甘苦，不禁常想到当年刘家琨谈论的“发明”——那既不是“高技术”，也不是“低技术”，而是本地才有的“适宜技术”。

工人不会浇精细的清水混凝土，那么干脆先砌他们拿手的砖墙，把砖墙当成模板的一部分，混凝土成型了再拆模板。这种“野路子”的混合结构，不管是混凝土混砖，还是砖混砌块，后来都成为建筑师常用的手法之一。他的早期作品里就有了“简便易行”的法门，它只是“不正规”，灵机一动的“不寻常”，对于普遍简陋的工作条件来说，这种现象绝不罕见——后来，有机会和诗人馆长钟鸣一起现场拜访鹿野苑博物馆，游走在小展馆进进出出的展线中，面积不大，观展体验却是丰富的。一些地方，让我想起卡洛·斯卡帕在维罗那的古堡博物馆，也是室内室外，栈桥游廊。相同的是展品和环境都融为一体，不是现代美术馆那般肃杀和寡淡；不太相似的地方，是鹿野苑远没那般讲究。斯卡帕的细节是精心雕琢的，鹿野苑却是“凑合”而松弛的，构造中，你可以看到好多显然不对路的接缝，这些大缝小缝干脆成了设计的一部分。佛像的陈列布光，因此谈不上博物馆黑盒子那般“标准”。好在植被茂密，抵消了混凝土本身的粗糙，夏日炎炎，树荫过滤了的光线，从各种角度泻进室内，成为空间体验不可分割的部分。时至今日这地方都还是城乡接合部，一切看起来如此的“自然”。建筑师大多数项目都在浓郁乡土气息包裹的巴蜀地方。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2004年，重庆），我早年就去过，算是大体量的城市建筑了，它紧紧嵌在九龙坡区黄桷坪的地形中，建筑物的上层向外悬挑，给你一个努力和环境亲近的印象；建筑也在地面错动，形成微小的出入空间，里里外外。那一刻黄桷坪飘着秋雨，淋漓在建筑肌理丰富的表皮上，你在一个自成一体的环境里，仿佛看不见的手合抱着你，脑海里不太有“这是一幢新建大楼”的念头。这是中国建筑特有的一种“接地气”的境遇。类似境遇，另一些中国建筑师会刻意地突出材质的表现性。美院雕塑系的这幢大楼也有特色的铁灰色锈蚀铝板，版画系的师生加入制备，让它们着实有艺术美感。

但更多时候，刘家琨喜欢让建材直接袒露其真面目，类似“粗野主义”。建筑材料的粗犷并不只是视觉效果，而是和时间赛跑过程中效能和代价的平衡。上述建筑的外墙抹灰时间久了易裂，建筑师发现是本地河沙颗粒太细缺乏黏合力，于是用山沙代替河沙，又在山沙中掺进更耐久的铁红代替涂料。大楼建成十多年后，它就达到了理想的现状，适度的风化后建筑更有岁月的味道，但是外墙并没有开裂。

普奖委员会解释说，真材实料无须矫饰或维护。事实上，喜欢绘画的刘家琨，从建筑生涯一开始就很少谈论美学或风格。现代主义大师莱特的名言是“我喜爱风格，但不是某一种风格”，铝灰和铁红仅仅是建筑策略最终的产出，评论家看到建筑师“所首倡的是一项策略而非某种风格”。我则想到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用“谋略”来讨论包括艺术在内的中国文化：“中国人从不建造一个理想形式、原型或纯粹本质的世界”。他暗示，中国人不会相信这些形式、原型、本质可以隔绝于现实，却能与现实声息相通。

相对于一些打形象牌的建筑师，刘家琨的设计“应变、扩展和可复制”。在他身处的中国西部，这可能，也必须是一种出路。不光是技术条件，还有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建筑实践中特有的人情世故。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正如玉米一样“……在中部结穗。这样它就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对待建筑师不可能脱俗的“业务”经营，他也有这么很四川人的一套：“打不赢就入伙”，“乙（方）而优则甲（方）”。融合日常的谋略，根植地方的建造

以上哲学需要依托一个具体的环境。这座城市当然就是成都。它简直不要太合适刘家琨希望营造的世界，关键是他自己也生活在其中，家琨建筑事务所就选址在如今一首通俗歌曲的歌词里，“玉林路的尽头……小酒馆的门口”。这一带如今已是标准的网红打卡地，不过最初它只是一个普通并安静的居民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像鹿野苑那样“野生”的建筑物，也会无惧岁月流逝而引起的衰败感，因为社区是“活”的，比起一眼可以看透的当代开发，它们是深邃的，有着体内丰厚的“集体记忆”。

第一个关键词是“日常”。在成都，我不止一次去过1980年代开发建设的玉林，不像如今超大园区常与城市隔绝，它是一个与城市融合的开放社区，去的时候连门卫都没有。几幢多层住宅组成的楼盘组团间，街巷宽窄各异，从20米、16米、9米到6米都有，就像一个经过演化而成的传统城市的缩影。尽管老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户型设计相对简单，比起今日的高度和尺度，它还算让人亲近，空间布局紧凑实用。毕竟那时一切尚未规划完熟，街区甚至还留下了某些“漏洞”，让未来的城市更新可资利用，“老破小”奇迹般成了新经济的出发点。

刘家琨的注意点不大是略嫌平庸的建筑自身，而是它容纳的生活方式。一位当代艺术家评论说“（建筑）不是一个壳子”：普奖则说“他首创了既独立又共享的全新共同生活方式，其中密度不再是系统开放性的对立面”。

地点，或者说，地方，是第二个关键词。这是社会学家王笛书写的有茶馆的成都，也是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的空间之恋的载体。在人口稠密、开阔空间稀缺的城市里，刘家琨有意识地“挖”出了内隐的公共，稠密的居住不寻常地带来了开放的空间——寻常，这些表述都是自我矛盾的——墙院深深，建筑师反要求索一种“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

从城市共生的角度，建筑师重新审视了密度的建筑学定义。各种相互矛盾的需求：里外，公共私人，开放和隐匿，都需要新的手段去平衡。由此诞生了刘家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西村大院”（2015年，成都），一个覆盖了整个街区的五层环形建筑，它曾获得2020年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公共空间奖。与周边的中高层建筑相比它的体量适度，但显然也不是“老成都”。它的集中布置符合当代城市密度要求，同时也内含了新城才会有的大面积的公共绿化。通过改良建筑类型，建筑师试图纾解类似新建筑的弊病，整体上它是一个巨型的内向“院落”，隔绝了外面更大尺度的“现代”。沿着向内的一圈，刘家琨设想了前所未见的空中“宽窄巷子”，集成了各色文化、体育、娱乐、公务和商业活动，进而设置回环的坡度小径，和立体的“巷子”平行或分叉，让骑行者和行人有更多的动静选择。这一类新型开发近年来并不少见，建筑环境和自然产生里外编织的拓扑关系，制造人工地形，嵌合基础设施——但走近了坐在茶座和牌桌旁的人们，闻到熟悉的火锅味儿，空间的气息又回到了本地，是成都的。

一部分外国评论家，可能愿意从刘家琨的作品中找到中国经典建筑学的现代诠释，比如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的平檐（2016年，苏州）和白鹭湾生态湿地揽翠阁（2013年，成都）的窗墙“阁”。就连诺华上海园区C6楼（2014年，上海）的层叠阳台也是“阁”。更不用说，鹿野苑里的宗教主题，中国传统园林，水和石……坦率说，那不是我看到这些建筑的本能反应。

四川人确实也保有这些中国的传统，但在成都传统又必须是具象的：是文化、历史，也是情感和社会——“城市倾向于将不同的功能分区规划，但刘家琨反其道而行之，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在一起，并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评委会主席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这么评论。他也曾是我的老师，素以本地营造的低技创新知名，做过那种随时间生长的建筑，房子可以先建够用的，再添补空白。

刘家琨在四川的上述建筑，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种和时间有关的、能生长的建筑，它不仅是自然因素还有人事，超越了一般说的建筑/景观的区分。四川深藏在中国的腹地，去那里你感到的传统就是“日常”——同时是空间和时间。空间让人感受到中国南方独有的东西，附带着时间相关的“气候”“气味”：比如无处不在的湿，建筑需要防潮，冬季有难挨的寒凉；植被茂密，几乎不需要刻意灌溉，如果不是防水保温里外绝缘做得好，现代技术的新房子很快就会开裂长霉，但是本地人不情愿关着门窗，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窗通风。在四川，你可以清晰体验到，建筑敏感的风格、材料和自然环境是共生的。“建筑和植物一样，要落地生根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刘家琨的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2021年，泸州），就融于天宝山郁郁葱葱的悬崖景观中。他的所有作品都凸显着本地和野生的景观，建筑/自然一体。例如砖块倒置铺设，好让小草穿透砖块茁壮成长；新建地点，往往种植竹林快速成景。更不用说，大多数建筑，小到地板和天花板，大到建筑群落，都留出开口和缝隙，气候变化可以渗透其中。

人文的“建筑景观”同理，处处都是“建筑与时间”。建筑师不喜欢成品建材和规范做法，更倾向于“未完成”，从鹿野苑就开始的混合砌筑、四川美院雕塑楼砂浆抹灰时原始手工艺的细节、西村大院的乱筋和缝隙处理，它们“以诚实的态度展现了纹理材料和加工工艺的本质”，“未完成”其实是“有待完成”，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圆满。这种态度从建筑设计手法延伸到建筑设计和城市的关系，建筑师接近了更核心的“本地营造”思路，建筑的经济性和环境友好才是真正“为社区而建，由社区来建”。

如果说，1993年去上海观摩同学汤桦的个展，是促使他真正投身建筑事业的起点，2008年汶川地震的废墟，则让刘家琨更深刻地思考“日常建筑”“本地建筑”的定义。建筑师不可能独自对抗整个世界，日常和普通本身存在滞后的因素。即使刘家琨早年也曾致力于高完成度的商业项目，落成后的建筑，依然不可避免地覆盖上了城市的喧嚣、不曾预料和不甚悦目的广告招贴，加上各色各样的胡改乱造，都让意欲完美的建筑似是而非。这些都促使刘家琨思考，能否在设计的一开始，就可以考虑和平衡各方的不同诉求，让后来人施加的好坏影响成为“建筑与时间”的一部分？从汶川地震开始的“再生砖”计划从底层开始，复活废墟中的材料，使之品质更优，经济性更佳，更是复活过去日常生活的正面价值。“普通”经由创新也可以有意义。建筑师的项目是一个个前赴后继的故事，他本人也写下好多个故事。网评刘家琨的《明月构想》是“强烈理想主义气质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建筑师“欧阳江山”要建立一座“明月新城”，伟大建筑可以重塑人们的灵魂，是为“明月构想”。小说描写了这个异想天开计划的失败，而“……失败比他的成功更有意义”。故事不能不让人想起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更著名的畅销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首版于1943年）。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坚持理想、拒绝妥协却行走世俗间的建筑师。但是，兰德和刘家琨的思想大相径庭。刘家琨的自我妥善地保藏在玉林的深处，而兰德认为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至高无上。建筑师大多喜欢兰德的小说，秉持着个体创造者的原则的他们，往往与不得不面对的传统和集体发生冲突。在小说《光环及享乐主义平原》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已经退了火、不急不躁的刘家琨，正如他曾对自己写作的评价：“素质可以，工力欠火，懒、慢，态度严肃。”

建筑师的日常和普通其实包含着对立面：作家的理想和一个“业务人”顺应现实的策略。你不好简单说它们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刘家琨从一开始就领悟到，建筑设计的要旨不仅仅是建筑设计——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建筑师既有风光的一面，也易产生类似刘家琨的困惑：在2009年，他问自己，一个建筑师“处理现实”……是处理现实还是被现实处理？

时间中的“再生”最终还得是“共生”，共生带来了新生。建筑师不仅把他的创造物看成客体还要生活在其中。“共生”的思想带来一系列具体的建筑创新：比如多孔空心砖达到通风和立面肌理的双佳，室内外建筑元素的一体化设计，垂直绿化融入建筑立面，无法改变的规范和“意外”同时存在，乃至于社区和商业、艺术和餐饮，都是“共生”。

“刘家琨接纳而非抵制反乌托邦/乌托邦二元论，他向我们展示了建筑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主义之间达到协调。”评审辞中写道。乌托邦与日常生活、历史与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等看似对立的事物，在他这里，是编织在一起难分彼此的。建筑的深度求索

“建筑应该揭示一些东西——”概括优秀建筑实践的颁奖辞每年都差不多。在刘家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区、内在品质、行为、氛围、同情心和仁爱、人文关怀、人类精神、超越性力量，还有动词：概括、凝练和展示、激发、升华，还有形容词：宁静、诗意……

但是，脱离他和他的城市，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真正“深入”。就像DeepSeek现象一样，深度求索的建筑凸显了三个问题：其一，仍需挖掘的还得是人的潜能，物质投入和外部环境只是影响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其二，所有战术同时也是战略，对于建筑而言，它的技术首先还得是思想；其三，在这个时代，战略问题只有变成战术问题，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喜欢的建筑往往需要一些具体的故事。

“建筑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以刘家琨为代表的西南建筑师那里，早就具象化成了故事。在这个建筑师大多设立了自己视频号的时代，传播不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玉林的熙熙攘攘中，你既感叹于建筑的潜力，也被生活本身所感染。从“上层建筑”等名词，可见空间思维依然是社会顶层架构的起点。与此同时，如我们在成都这样的城市中所目击的，它也是当代社会基层组织的起点。

建筑的话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扩大了。设计创新并不是“当代”这座大厦的全部内容，但是一个醒目的广告牌。这里已经人满为患。最终，未来的中国建筑师们得为城市找到一个新的入口，就像刘家琨在成都玉林做的那样。

 ——专访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琨

 

文·唐克扬

三联生活周刊：从职业生涯早期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始，你就采取了一种非常接地气的设计路线来配合不尽如人意的施工状况。如今又一轮建设大潮过去了，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吗？

刘家琨：鹿野苑主要是用了非正式的混凝土浇筑工艺，因为当时的工人还不太会浇筑现浇混凝土，尤其是清水混凝土外墙，他们浇不直，所以我就让工人先砌砖，等砖的灰浆凝固以后，以砖为模，再浇外层的混凝土，形成一个砖和混凝土的复合墙。就现代主义的做法来说，这似乎有点不正规，但是我得面对实际工艺的难处把房子盖起来。

中国的施工在那个年代比较粗放，不像日本、德国那样事先策划完备，灯和插座的位置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建筑在施工，馆里的展陈还没有做策划。这种内砖外混凝土的复合墙体，也便于应对后期装修修改的问题。

另外，其实在物理性能上，复合墙体比纯粹的混凝土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更好。这个事情后来在学术圈引发了“关于保持建构纯粹性”的讨论，我觉得能保持“纯粹性”当然好，如果做不到纯粹性，我也可以坦然接受，关键在于解决了哪些现实问题。

20年过去了，施工技术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浇混凝土不算问题了。但什么事都会有两面性。当年我们跟这个小施工队做鹿野苑的时候，他们因为不会做，态度特别敬畏，会想很多办法，反而做得特别好。现在因为施工队普遍都有流水线一样的成熟流程，有时我想做一些新尝试，就变得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事务所在成都的玉林，一个完全沉入居民区的工作空间。玉林现在变得十分“网红”，你怎么看建筑学和网红建筑的关系？获奖之后，对工作氛围会有新的规划吗？

刘家琨：我在玉林，从成立事务所到现在差不多25年了。当时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的朋友在这里开发居民区，条件优惠。20多年来，因为城市不断发展，这里不再是城市边缘的一个新修的居民区，变成一个老居民区了。

玉林曾经一度很衰败，那时我们甚至考虑过搬家，因为潜在客户来访后印象很不好。然而风水轮转，现在小街区成为大城市里面一个比较好的肌理形态，小街区的保护后来也提上了日程，玉林也越来越时尚。这个时尚有依托，因为这边的居民特别多，街区里时尚的一般都是小店，它们要接受左邻右舍老街坊的“检验”，玉林因而变得特别有生活气息。去其他地方做事务所也考虑过，但是玉林特别方便，我又非常熟悉，想搬都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地方。

我在玉林待了好多年，看见这个地方的独特魅力，在十来年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玉林颂》，有点像《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中国的映射。一年多前，我们隔壁单元一个不大的空间空出来了，我们觉得应该把这里开放出来，大家都可以来做交流，宗旨是做成一个大设计类的交流平台，顺理成章就用了“玉林颂”这个名字。

三联生活周刊：成都城市的巨大变化，对你的建筑构思有具体的影响吗？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城市化形成了一种土地财政依赖，如今正在经历快速转型的阵痛，你认为城市新的动力可能来自哪方面？

刘家琨：成都的城市面貌和中国其他城市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底层运营逻辑也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人。人间烟火、休闲、“巴适”，就是这种人的节奏，人的草根性、平民性、随意性，我觉得才是成都的魅力。人是关键。

如果说有什么动力，我觉得至少在成都这样一个地方，这些更新旧改、民间经济的自生自灭，还有政府支持的包容性，还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对“人”的乐观占第一位。“人”有可能倒过来会颠覆“物”的逻辑。

刘家琨：我觉得有可能。比如有一次外地朋友到成都来，说他们也要搞“夜间经济”“八九点经济”……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八九点结束。那不是加班吗？成都这边，夜生活八九点才开始呀！真正可以改变硬件的，是风土人情和生活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川渝地区的市民生活得益于可贵的人间“烟火气”。今天“整存整取”的大商业空间会威胁这种气息吗？

刘家琨：我也经常会去一个大商场集中购物和吃饭，但是要说这种模式就能统治整座城市，我觉得不一定。成都烟火气还是很浓的，地摊经济、苍蝇馆子、小摊贩，仍然是蓬蓬勃勃的。

你描述的更多是新区和老区的差别。我是在老区。在新区的某些地方，比如干道背面一些区域，其实密度还是挺高的。新区去的更多是年轻人，那样的地方就变成一个密度很高、年轻人很多、消费人气很旺的地方，那么关键其实还是密度。

所以城市要成熟，肯定要有一个好的密度控制很多事情。多出来一些毛细血管的层次，有些事情才会发生。你可能不会看见一个传统的磨刀匠在大马路旁边走，但是在玉林还可以看见。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在合适的肌理和密度的区域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谈谈在重庆的早年生活对你建筑观的影响吗？

刘家琨：我大学在重庆待了四年。从城市形态上讲，重庆是“立起来的”，成都是“躺平”。从历史上讲，重庆是巴国，成都是蜀国，地形地貌和生存方式的不同，让两个地方的民俗和性格都很不一样。大山大河孕育的自然就是猎人，平原水系是渔人和农人的地盘。

我对重庆的生猛其实非常有好感。它有一种原创性，粗粝一些、单纯一些，成都要温存一些、细腻一些，内在的区别蛮大的。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重庆有它新旧杂陈的“超现实”景观，头顶上有轻轨在开，台阶上还有棒棒，一个镜头里，同时有新大厦和老吊脚楼，建筑物可以跨越好几个时代。有些外国摄影师朋友到成都来，让我推荐哪些地方拍照比较好，我就推荐到重庆去，他们一般回来都要感谢我，说这个地方前所未见，挺给劲的。

但是近年重庆的内在气质有点被“驯化”了，我有这种感觉。其实什么事儿都要有清醒一点的认识，然后保住自己的特点。如果做过了，一味求新，有时反而会失去自己原生特质的魅力。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建筑思想中还有超出地域主义、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要点吗？

刘家琨：地域主义、日常生活，是别人说我，我自己没有故意要这么贴标签。比如刚才说我的工作室来历，就是因为朋友开发玉林，让我到这儿，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建筑跟植物一样，要生根落地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我们当然也面对国际化与地方性冲突这样的主题，但我在成都，是在一个地方，你在波士顿，也是在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质，如果要把它抹平，其实世界会变得没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地方的具体”提供的丰富性，所有的“国际”也很空虚和贫乏。比如说我到新疆去，那个尺度感和苏州的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苏州对比新疆，饮食上是小盘小碟对大盘鸡；环境上是山川戈壁对小桥流水，这些差别，其实都可以构成作品合适的尺度、密度和气质。把不同地方各自的特点，好好发挥，拿出来分享，这才是一个建筑师该做的事情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了很多非建筑类的事，像是画画、写作之类。这些貌似“不务正业”的爱好和实践，是否会影响乃至参与到你的建筑创作中？

刘家琨：并不是要把一个平常的喜好直接转换为建筑的某个手法，也并不现实。建筑学是很独特的学科。画画当然对设计很重要，但作为建筑师没必要画得很好，只要你的手能随心表达自己的意图就足够。关键还是审美。在“手随心”的时候，长一点短一点，你能意识到各自不同的意味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越画越差，但是我另外的能力，随着我做了这么多年建筑增长了。比如“尺度感”，你跟我说尺寸，我能马上浮现很多很具体的东西。这个尺寸大了一点、那个尺寸小了一点，这样的判断，倒不一定要靠当年用的绘图板丁字尺去画出来了，这是经验带来的。画画、写作，我觉得都应该作为素养，可能在这个艺术里很有魅力的方法，在另一种艺术里就显得非常笨拙。

说我“不务正业”，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建筑设计系统是从苏联那套来的，而你看西方的建筑师，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素养，我反而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反驳一下，我这个才是正规的，你那个反而太单一，不正规。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20年，你个人会更倾向于某个类型的项目吗？

刘家琨：我们一个小的民营事务所，其实并没那么多选择的机会。有机会我还是要选一选项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业主。如果业主跟我志同道合，信任支持我，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类型的项目，鸡窝狗窝都能做得很有意思，这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也有我熟悉的项目类型。我一上手就在做各种小型的文化类建筑。当你做得还不错，传播效应就开始发生，就会有同类的项目找到你，如此往复，你就会对特定项目熟悉一些。但是，我也并没有要圈定某种类型作为主要选择。我没有先在脑子里装一个念头——我非要干这个，然后就满世界去找这个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大多数普利兹克奖得主，哪怕原来很本土，后来都有了跨国的作品，你也会这么做吗？如果有个这样的机会，最希望在哪里，什么样的类型？

刘家琨：我很少站在国外某个城市，自己设想在这儿盖个房子，我好像不是这样想法的人。有时候觉得这是某种妄想。如果有机会，首先得有人找我去做真实的项目，我才会真实去思考。

不管在什么地方，方法论的底层逻辑是差不多的。我在我熟悉的地方，研究它的地方性，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仍然可以去了解、沟通、挖掘它的特质。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才是我们这个古老传统里的“人文主义城市”？

刘家琨：颂扬人的世间生活。一座城市“人文主义”与否，要看是不是在这方面给出了空间。如果一座城市，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之外，有一些宽松的空间，那么个人会更活跃一些，想法实现的可能就会多一些。这种小小的自下而上的积累，会有利于我所理解的人文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刘家琨建筑普利兹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