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恒大”退出联赛

自2021年恒大集团“暴雷”以来，有关广州足球俱乐部的命运就一直是足坛关注的焦点。这支曾用名为广州恒大的足球俱乐部是恒大集团控股子公司，在“金元时代”拿下了中国足坛有史以来最多的奖杯。但在集团身背巨额负债、无力输血的情况下，他们的境遇一落千丈，2022年从中超降级到中甲后勉力支撑了两年多。2024年，广州队靠着一帮20岁出头的恒大足球学校学员、搭配着3名外援，在中甲赛场表现优异，截至最后一轮都还有重返中超的希望，最后遗憾名列第三。这让很多球迷的内心再次燃起了重现辉煌的希望。

于是，在2025年新赛季开幕前，广州队和球迷们又开启了一场大自救——为了解决足坛历久弥深的欠薪顽疾，中国足协在2018年后施行联赛准入制度，要求所有俱乐部在核准的规定时间段内无欠薪、无纠纷裁决，才有资格参加新赛季。2023年底，广州队一度命悬一线，靠着俱乐部紧急直播带货、大批球迷倾囊相助、与过往成员积极达成偿还协议等才过关。让步的成员中包括了金球奖得主、意大利国家队功勋队长法比奥·卡纳瓦罗（Fabio Cannavaro）。他在广州恒大的鼎盛时期曾两度担任主教练，被欠薪100万欧元，在准入时做出了大让步，仅让俱乐部先支付了20万元人民币。

2024年底，广州队未能如期出现在足协的第一批清欠名单上，命运再次变得危急起来。为了拯救球队，球队在广州闪电熊足球公园展开了一场线下大特卖，售卖起了一切有关球队光辉历史的奖牌和纪念品，中超冠军奖牌6666元、中甲季军奖牌2024元、一个C罗签名足球7777元等等。就像一年前一样，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但并不妨碍球迷们再次踊跃地付出真金白银。他们不光买，还义务捐，不少球迷把珍藏的球衣都拿出来做义卖，现场近百件球衣高挂，形成了一面壮观的球衣墙。有老球迷把刚买的球衣放下就走，还有年轻的大学生球迷骑着共享单车往返6小时做志愿者，一些无法来到现场的球迷就让跑腿代购。过程中，本地凉茶品牌黎雪珍也加入其中，当地主持人、已退役的前广州队球员冯俊彦也纷纷现身支持，广州队现役的年轻球员们则一整天都待在现场，配合球迷们一切的签名合影需求。

这些来自各方的努力都指向了一个目的：希望能为球队增加一点收入，跨过中国足协的准入门槛。球迷们在现场做出海报高喊：“我哋嘅球队自己救！”（我们的球队自己救）。这场大自救也感动了其他地区的球迷，线上的直播间里，充满着来自其他城市的订单。一位上海申花球迷捐款了上万元，山东媒体《新黄河》则撰文表示：顺境看企业，绝境看球迷，“当一切浮华褪去之时，只有球迷们的热爱最为纯粹热忱”。这些场景，让俱乐部董事长刘倩甚为感动。在义卖现场，她不禁哽咽落泪：“不管再难，我们一定要挺过去，一定要明年带着所有广州队的球迷回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球队和球迷的双向奔赴。形势也一度是向好的。12月17日，临近提交准入材料的节点，广州队的最后一条国际转会禁令正式解除，有业内媒体放出消息：“广州队基本活了，一些人付出了很多。”12月20日，中国足协公示了第二批完成清欠的俱乐部名单，此前未能在首批名单中的广州俱乐部名列其中。这意味着，他们已向中国足协提交了债务清偿的相关材料。

但很快，名单就在网上引起了质疑。当天傍晚，现役国脚韦世豪直接在社交媒体质问中国足协：“广州队怎么过的准入（完成清欠）？”此后，杨立瑜、严鼎皓等球员也站出来表示疑问，事情一度闹上了热搜。这三名球员都在恒大“暴雷”后在广州队效力至2023年春，有不少欠薪未能兑现。舆论发酵的同时，相关投诉材料也很快提交到中国足协。

据媒体披露，为了安抚韦世豪等球员，广州队曾在他们发出质疑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试图以借贷的方式申请一笔费用、与这些球员达成短期内的和解。俱乐部董事长刘倩此前就曾表示，只要广州队能过准入，她会考虑一切办法，包括售卖球员、提前售卖2025赛季套票，以及最极端的情况——借钱。

然而这种清偿方式，很快引起了中国足协的警觉。“金元时代”落幕后，通过借贷去偿还或者满足部分被欠薪者的需求，本质上仍是一种“债转债”的死循环，只会让债务越滚越大。考虑到广州队母公司深陷泥潭、历史债务太深，无论各方如何努力，这支球队的未来都近乎一个看不见希望的“黑洞”。一个不断被援引的数字是：除了对球员、教练的千万级欠薪之外，广州队还身背恒大集团高达约80亿元的天价债务。

2025年1月6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25赛季职业联赛准入资格，广州队未能在列。与它一起退出的，还有中超球队沧州雄狮、中乙球队湖南湘涛。中国足协解释，三家俱乐部未获准入有三大原因：第一，对于此前欠薪、纠纷的支付比例严重不足；第二，未解决债权人的合理投诉债务；第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能自证有继续经营、应对风险或债务偿还能力。有业内声音解读，如果说前两点原因是三家俱乐部共有的话，那第三点就像是专门为广州队量身定做的。这一纸公告直接拔掉了最后的“呼吸闸门”，宣告这家在中国足坛留了下深刻烙印的老牌球队就此告别职业联赛。

曾经熊熊燃烧的火炬正式熄灭了。球迷们难以相信，一支拿下两个亚冠冠军、八个中超冠军、两个足协杯冠军、四个超级杯冠军的球队，会这样唏嘘地告别足坛。公告发出后，广州球迷表达了大量不满：“我们明明一直东拼西凑还钱，为什么非要一棍子打死？”一家球迷组织发文质问足协：广州队一直在努力清偿债务，一度满足准入要求，“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清欠大旗保护球员利益，但却置积极自救并努力偿还欠薪的广州队等球队于死地？”然而在规则与律令面前，这些微弱的发声连带着自救时的努力，最终都成了一场无济于事的徒劳。广州队后来发布公告称：“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债务，所筹得资金不足以清偿，最终未能获得准入，对此我们充满遗憾。”

“这世界轰然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也许英国诗人艾略特在1925年写下的《空心人》诗句，可以用来描述这支辉煌球队的最后日子：那不是一种突然从尖峰跌落的心碎，而是一种漫长哀莫难熬的终结。广州队和曾经不可一世的广州恒大队，就此寿终正寝，成为历史。它让“恒大”二字所指的“恒久远大”的寓意，变得讽刺而唏嘘。它也将带着“金元时代”所有的经验与教训，一起深埋进泥土里。而中国足球，则又开始了另一次重启。关于广州恒大，很多中国球迷都有着一个属于集体记忆般的仪式场景：2013年11月9日，广州恒大队在天河体育场参加亚冠决赛次回合比赛，数万球迷身着红衣，在球场一起高歌Beyond的经典作品《海阔天空》。在全场的助威下，球队势如破竹，拿下当年的亚冠冠军。

这是中国男子足球职业化多年来的第一个洲际冠军，也是恒大王朝的开启序幕。天河体育场涌入6万球迷、创纪录的5500万元球票收入，都成为人们关于广州恒大队最美好的记忆。而夺冠那一天，距恒大入主球队时老板许家印夸下的“五年亚冠”的目标，只过去了三年。

2010年，恒大地产强势入主广州足球。在此之前，他们以广东开发商的身份小范围闻名。受2009～2010年足坛“打黑风暴”影响，彼时的中国足球处在历史最低谷，不少球员、官员锒铛入狱。恒大队的前身是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广州医药足球队，正是在那次反黑风暴中被查出打假球、受罚降入甲级。刮骨疗毒后的足坛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急需要外界注入一针“鸡血”。

恒大入主球队后，开始展现出强势豪横的一面。他们靠自由转会谈判拿下国足队长郑智，进而是500万元转会费拿下国脚郜林。对内，他们风卷残云，以极快的速度囤积起一批国脚，对外则一掷千金，以天价签下当打之年的南美外援。首场比赛，他们就花费近千万元，邀请全国各地记者来到广州，只为观看一场次级别联赛的开幕式。

这是与往日投资者完全不同的风格。作为一项国民常年关注的运动，中国足球从来不缺乏投资者和“抄底者”，却很少有人有如此大的手笔；中国的俱乐部也通常是与地方足协牢牢绑在一起的，带着一定的行政化色彩——但恒大入主后就出手阔绰，以一种专业和市场化的运营打破了行政上的桎梏，让俱乐部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崛起，奠定下了让球队日后取得巨大竞技成功的基础。记录了广州恒大队快速崛起历程的《单刀：直击恒大足球王朝》披露，最开始广州足协也提了要求，首年的管理权要在地方足协手中。不过恒大入主仅25天之后就打破了这一规则：在未告知足协的情况下，他们先斩后奏，签下了熟谙中国足球的韩国教练李章洙做主教练，取代了广州足球名宿彭伟国。这是恒大式的行事风格，秉承的是一种极度市场化逻辑下的雷厉风行。这让俱乐部即使成本巨大，也至少能把钱花在刀刃上。一帮职业经理人以一种企业化的思维，在运营俱乐部的市场开发和后勤，多位高管此前从没有足球经验，甚至不是球迷。当时就有人问许家印，为什么不找内行来管理？许家印直言不讳，“中国足球有什么成功经验？有经验为什么搞成这样？”具体到竞技层面，他们相信专业人士，提出“董事长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三顾茅庐请来了意大利功勋名帅马塞洛·里皮（Marcello Lippi），后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深厚的经验以及中国职业球队的第一个亚冠冠军。对于当时濒临休克的足坛来说，市场化、专业化力量的入场，宛若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迅速催活了大病后的市场。升入中超第一个赛季，恒大走到哪儿，球市就跟到哪儿，天河体育场成了一片红色海洋。2012年，他们在南京客场与江苏舜天的争冠战，创下中超观赛纪录之最，超6万人涌入球场。红蓝球迷高歌对峙，南京奥体水泄不通，让球迷仿佛梦回到2002年一般。对于横空出世的恒大，球迷们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与恨铁不成钢的国家队相比，恒大至少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以不菲的代价汇聚国内中坚力量于一体，配以即战力强大的外援与外教团队，能去冲击那些我们原本触不可及的荣耀。两次夺得亚冠冠军是2002年中国首进世界杯以来最大的喜讯。恒大队代表亚洲与巅峰巴萨、拜仁鏖战的场景，更像是一场遥远的艳遇，不时被人们津津乐道。

这种短期内的现象级成功，迅速激发了市场。2011年后，中国足坛涌入众多资本，有富力、华夏幸福这样的地产商，也有天津权健这样主营传销和保健品的投机者，像是一场中国足球版的“淘金热”。在极端金元的堆砌之下，正常的市场规律被一步步打破。除了价格通胀之外，还有业内最基本的运转规则。比如当权健买下国脚孙可后，因合作方天津泰达不同意，索性直接买下了另一支球队天津松江，重新打造一支名为天津权健的球队。河北华夏幸福则开启了在市场上“强挖”先河，许以8000万元的签字费邀请国脚任航加盟。

如果说恒大在入主之初还在按规律办事的话，那在此后几年里，市场已变得浮夸而紊乱。当初500万元能买下郜林，仅两年后于大宝就要卖3000万元，再四年后一个张呈栋就达到惊人的1.5亿元。六年间，中国球员标王的身价暴涨几十倍。球员薪资也水涨船高，百万千万级成了普遍。不少后来者也模仿恒大，提出中甲、中超、亚冠、世俱杯“四步走”战略以及做百年俱乐部的目标，日后锒铛入狱的老板束昱辉甚至夸下海口，称梅西团队报价21亿元人民币，“不排除以后我们会做”。

泡沫堆积，越吹越大。中国足球本身基础薄弱、优质资源稀缺，因而纵使后来者豪掷千金，也只能分得市场的残羹冷炙。盲目投入的边际效应在大幅递减，由此造成了无尽的资源浪费。当联赛的话语权长久被先行者广州恒大垄断，多支球队只能为了零星的成绩而大肆烧钱。华夏幸福、天津权健几十亿的投入像是石沉大海，丝毫没有收获。恒大“暴雷”之前，只有2018年的上海上港和2020年的江苏苏宁能从他们手中抢得一座联赛冠军。而代价也是巨大的，江苏苏宁夺冠之后不久即宣告解散，至今欠债，成为世界足坛的罕见案例。泡沫的背后：投机与借款

无节制烧钱催生出的泡沫，终究很难持续。因为中国的足球市场并不成熟，很难依靠足球本身实现盈利。

欧陆豪门的常青得益于百年积累，具有成熟土壤和品牌效应，电视转播、球员转会、球票收入、商业赞助都是收益；但在中国，电视转播和商业赞助未成气候，球票收入微乎其微，中超球队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中超公司分红，一年从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但一位地方足协负责人指出，中超联赛前三球队，2019年每年投入不低于10亿元，保级球队投入也在四五亿元。恒大的财报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广州恒大亏损总额达70多亿元，平均每年近10亿元，数额巨大。

但更多的人喜欢“算大账”。对于恒大等企业的入场，舆论场像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心照不宣。作为最初还处在第二梯队的民营地产，他们需要借助足球的影响力在地产上行期来博取更好的曝光率。《单刀》记载，2011年中超开幕式前，许家印就坦言投资足球是一种营销策略，数额只不过是恒大集团“年销售额的零头的零头”。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央视打广告一秒钟大概15万元，但一场中超开幕式就有25家电视台现场直播、有300多家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了“恒大”两字的背心。“你说是不是很值钱？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做广告要多少钱？”许家印说。

足球也是许家印博取政商关系的重要砝码。2012年3月，恒大初登亚冠赛场，在客场5∶1击溃了卫冕冠军全北现代。比赛时许家印正在北京参加“两会”，当即决定开出“为国争光奖”。也是在那一年“两会”上，他戴着爱马仕皮带，笑逐颜开地在广场上奔跑的镜头，成了一个有关中国足球的时代注脚。

至少在足球领域，恒大还是押中了。他们赌对了经济大势的红利，在不断攀升的房价中节节高升，靠着无节制的举债扩张至全国楼市。后来蜂拥到足坛的资本中，房地产业占了多数。从2011年到2021年的10年中超里，多数球队股东的主营业务都是房地产，后者高周转、大资金、见效快的行业风格也刚好契合足球的高投入。疯狂而无节制的投资，很快引起了主管单位的警觉。2017年，中国足协开始征收引援调节费——恒大上缴了4亿元。2019年后，足协要求所有俱乐部控制单年总支出，规定了转会费与球员薪酬上限，降幅巨大，同时实施“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去掉关联的企业、商号与品牌名，广州恒大也从此时更名为广州队。中性化更名阻断了借足球做品牌营销的道路。恰逢新冠疫情突来、房地产经济下行。泡沫一挤，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就开启了。

进入2020年后，以中超的天津天海（权健）为首，短短100天内有14支职业联赛球队宣布解散或退出——中超1支、中甲4支、中乙9支，另有8支中冠球队放弃了中乙资格准入。潮水退却后，人们恍然发现，原来过去多年来无节制地“烧钱”，已近乎重创了中国足球的根基，低级别联赛的成本水涨船高、入不敷出。从2019年到2024年，有超过35支职业联赛球队或解散或退出。2020年中超联赛参赛的16支球队中，如今只有6家还存活。

无节制的烧钱不仅透支了行业元气，也截断了这些球队日后的所有活路。消失的30多支球队中，很多并非没有企业愿意接收，但球队的转让会严重受困于过去的投资方式——精明的商人们在投资足球时，并非是单向度的付出，母公司在支援俱乐部时通常是以“借款”的名义进行拨款，以至于不少俱乐部债台高筑。仅以广州队为例，十多年来累积下母公司的债务接近80亿元——这让任何自救措施都显得杯水车薪。从这种意义上讲，从恒大集团“暴雷”那一天开始，这支球队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广州队彻底无缘准入后，母公司“借款”支持俱乐部的方式也引起了大量的争议和讨论。一方面，它是母公司粉饰财务报表的一种方式，如果直接拨款支援会被算为广告、赞助等营销费用，不仅会缴纳更多税费，也会影响母公司的利润表现，而借款则属于应收债权，不影响母公司的利润，也能少缴税，且名义上还存在收回来的可能；另一方面，这种方式的回款比较方便、破产清偿时优先度高，也是当前多数企业的运营方式之一，国际上很多足球俱乐部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但问题在于，俱乐部以“借款”之名的债务是否有一个上限？以及当母公司遇到资金困难、有下家愿意接手俱乐部时，这笔常年累积下的天价债务是否有打折甚至是免除的可能？

来自欧洲足坛的先进经验是，对俱乐部的借款规模施行严格限制，借款无法连续累积，一旦俱乐部债务达到规定的额度或比例，就可能无法注册本国联赛或者注册新球员，比如法甲、西甲联赛都在这方面有严格的财务规定。同时，一些投资人在转让俱乐部的时候也会对债务进行免除，比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英超豪门切尔西（Chelsea F.C）的俄罗斯老板罗曼·阿布拉西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在制裁下不得不出售俱乐部时，就免除了俱乐部总计超15亿英镑的巨额债务，不要求偿还。

相比之下，中国俱乐部的债务累积没有上限，原投资方在转让时也通常不愿免除这笔债务——似乎还在幻想着能找到人“接盘”。解散的球队中，多数都是因债台高筑、无法找到新投资人而亡，如重庆两江竞技、广州城（前广州富力）、深圳队等。一位深圳队官员对本刊透露，2023年底球队解散前的一两年，他们就知道“球队要死了”，因为投资方佳兆业集团“把什么烂账都往俱乐部身上推”，最后累积历史负债近10亿元。而最知名的例子莫过于2020年解散的江苏苏宁，这支球队在刚刚拿到中超冠军后即遭遇资金危机，苏宁集团在与下家对接时不愿免除5年来超50亿元的巨额债务，这直接导致了球队无人敢接，最终出现了夺冠即解散的悲剧。苏宁集团的张近东父子也因此被江苏球迷唾骂至今。

对于广州队而言，来自恒大集团的80亿元借款彻底断绝了球队在困境中所有的出路。2021年恒大集团“暴雷”后，广州本地国企广药集团曾一度有意接手广州队，这个恒大入主之前的广州队投资方与恒大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提出4亿元打包俱乐部与恒大足校，许家印因嫌弃报价太低而表示拒绝。这或许是整个过程中广州队唯一的一丝生机——许家印在尚能免除俱乐部债务的时候，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机。后来他身陷囹圄，恒大集团也因深陷2万亿负债的巨大泥潭，失去了免除这笔债务的合法性。按照法律，在恒大集团破产清算前，广州队都无法与之切割，要永远背着这一座近乎无解的80亿元“大山”。

恒大“暴雷”后不久，许家印还曾提出过一年1500万元运营费的方案。但实际情况是，恒大集团从那之后就不再注资。2021年，还未落马的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给落难中的广州队退还了4亿元调解费中的20%（约8000万元），但这一笔款根本没进入广州队主账户，而被恒大集团给直接划走了——这直接断绝了足协再退还另外80%的可能，球队只有靠自己去挣扎求生。命运也是在此时就写好了剧本。当这支球队和球迷不断努力自救，渐渐汇集起了一丝希望时，却不得不遭遇一次注定的死亡。足球回归公共

恒大集团高达80亿元的债务，让政府也束手无策。2023年3月，由广汽集团牵头，广州本地的越秀集团、广药集团等另外6家国企，以“国资联合体”的方式共同出资组建了广州影豹（后更名为广东广州豹）俱乐部，从最低级别的联赛打起。这是在广州队近乎无解的巨额债务之下，广州市相关部门的一次另起炉灶、近乎完全推倒重来的举措，也是对中国足协提出的“股改”倡议的响应。

“股改”即股份制改革。2021年，当多家俱乐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深陷资金困境、主打房地产的民营企业相继退出，中国足协开始引导更多企业、社会团体，以股份制改革的方式参与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运营，尤其是地方国企。在中国经济的调整周期，后者不仅资金相对稳定，也兼具一定的社会责任。

在金元足球猛烈退潮之际，这像是官方对“恒大模式”的一次拨乱反正。“恒大模式”严重依赖母公司自上而下的输血，在一个行业上行期或许无可厚非，甚至也能用极端市场化的高昂代价砸出不菲的成绩。但一旦进入经济调整期，重注的投资将很难持续。资本和足球的本性也是相违背的，资本利己，对利润的追求是周期越短越好，而足球却有着很强的社会公共属性，需要自下而上地一步步耕耘和一种细水长流的自我造血。从青训人才的培养到市场环境的培育，无一不需要时间。

从这种意义上说，2021年恒大的“暴雷”和多位投资者相继退出，也是中国足球一个重启的契机。在一个具备较强的社会公共属性却本身积贫积弱难以盈利的行业里，将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或组织们联合起来，可能是唯一的解法。很多球队都是在遇到资金困难后靠政府牵头的“股改”活了过来，如天津津门虎、浙江、河南等队。如今的中超联赛，已经成了一个多元国资主导的联赛。

恒大的投入也并非一无是处，在退场之际仍然留下了一些积极遗产。2012年，他们在广东清远投资打造了恒大足球学校，将资金投向了中国足球众所周知最薄弱的地方——青训。这座被吉尼斯认定的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学校，投资近30亿元，以“振兴中国足球、培养足球明星”为目的。学校也采用了公司化独立运营，对优秀学员进行了学费的减免。十多年的投入下，足校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还引进了一批具备专业水平的教练，正在结出一批批果实。成立12年来，恒大足校累计有825人次入选各级国字号队伍。这座学校的存在，也是恒大与其他金元足球投资者的最大不同。目前，恒大足校已能实现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广州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刘倩也身兼恒大足校校长。她透露，恒大足校员工100多人，一年仅工资支出就要3000多万元，还不算队员们外出比赛的吃住行费用。这种情况下，学校摸索着利用自身软硬件去“造血”。他们把一些闲置校区外租，积极主办承办各种类型的赛事、培训、夏令营、研学以及进行一系列的商务合作等来创收，足校也鼓励内部创业、自主运营创收。“我们现在是多条腿走路，经营项目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完全打破限制。我们现在不仅做足球行业的运营，其他体育行业，比如飞盘、橄榄球等系列，包括非体育类的，我们都愿意尝试，尽量将我们的资源盘活，全面发力。”刘倩在2023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努力创收，最后这些费用会回到我们的落脚点——培养我们的队员。”

2022年后，当恒大集团深陷危机，是恒大足校的孩子们在赛场上撑起了广州队。他们从2022年的中超降级、2023年的中甲第十二名一路打到了2024年的中甲第三。而做到这些的球员们是惊人的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0.3岁。这也成了很多广州球迷倾力救队的动力之一。球队解散后，这些球员星散天涯，很快被其他俱乐部纷纷挖走。据披露，这些球员在广州队的最高年薪仅为30多万元，一转会后就能拿到70万至80万元。但临别之际，球员们都表达了对广州队和恒大足校的不舍。

24岁的新疆球员阿卜杜瓦哈普说，自己12岁时来到恒大足校，7年下来没交过一分钱，却一直获得悉心培养，足校曾包几十辆大巴带学生去看恒大队比赛，并在2015年将他送到西班牙深造。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看到前辈们问鼎亚冠，跟场上前辈们一样兴奋。23岁的队长侯煜说，自己2011年中超开幕式作为小球员参加，被现场的气氛所震撼，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不会忘记几万人在天河体育场高唱《海阔天空》的场景……更不会忘记在闪电熊的拼尽全力”。

广州队退出后，恒大足校也面临球员出路的问题。因为有这支职业球队的存在，足校培养的孩子才有锻炼的窗口，人才的培养输送链条才得以完善。广州队无缘职业联赛后，恒大足校的血脉未来将何以延续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一个负债完全无解、有着深重历史包袱的俱乐部的终结，也许正好是一次解脱，能给俱乐部原班人马一次重新组队来过、从低级别打起的机会。

事实上，很早就有人这样建议过刘倩：让广州队解散，这样债务能一并消除，恒大足校也就能轻装上阵、组队从最低级别联赛打起，这也算是另一种一脉相承。刘倩拒绝了这个建议，她考虑得更多：这支球队过往所凝聚起的人气和底蕴，同样是一笔无法割舍的珍贵财富。“这几年这么难大家还在坚持是为什么，是因为‘广州队’三个字。没有了这三个字，人们不会再聚拢在一起了。”刘倩说。

这也是很多球迷如此珍视广州队的原因之一。连续自救的这两年里，很多人将球队历史往上追溯至1954年由中南体院成立的中南白队，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市级专业足球队，后来成为甲A联赛元年创始球队广州太阳神的前身。因此他们所要救的，不仅是恒大时期的无上荣誉，也有广州队传承几十年的历史。在延续多年后的今天，连续两年的市场化自救、俱乐部灵活的商业运营，已经让外界看到了这支球队在广州城内积攒下的不菲底蕴。

广州队退出后，要将这些球迷和文化底蕴重新聚拢，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24年，国资联合体的广东广州豹已连续两年升级，一路从业余的中冠联赛打上了中甲联赛——与广州队站在了同一级别。这让这座城市在未来几年内，不会面临没球可看的尴尬。但很多球迷表示，将永远不会支持这个同城球队，因为他们不是广州队。

2025年1月11日后，广州队准入未过的消息一周后，球员们已各奔天涯，俱乐部在忙着最后的善后，但仍有不少球迷自发跑到广州队的基地，他们高举“一生一队”“不灭信仰”的标语，在栏杆上写上对这支球队的爱意和忠诚，然后一次次高唱着一首助威歌曲。那首歌曲的名字叫《广州只有广州队》。

（参考资料：白国华著，《单刀：直击恒大足球王朝》，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足球恒大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