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此地闻天语

1931年11月19日晚，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演讲，主题是中国的皇城建筑，演讲结尾，她预告下一讲是宗教建筑。她说：“我想给诸位读一首我的朋友写的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这首诗所反映的宗教情感与宗教建筑的美是浑然天成的。”诗的作者是徐志摩。当天早上，徐志摩搭邮政飞机从南京起飞，要赶来听林徽因的演讲，飞机在济南开山坠毁。第二天，徐志摩遇难的消息才得以确认。《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开头两句是，“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诗人有时候会感受到更高的存在，此乃一种宗教体验。1905年，徐志摩的同乡王国维作过一首《踏莎行·绝顶无云》，上半阕是：“绝顶无云，昨宵有雨，我来此地闻天语。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晨钟在山间回响，一个僧人渡过一条溪流，这就是“意境”。按照《王国维传》作者陈鸿祥先生的注释，所谓“天语”就是“梵天之语”，是僧人念的佛经。

天宁寺位于常州市中心，20年前建起一座13层的宝塔，游客可乘电梯上塔参观，夏天，这座宝塔会有灯光秀。寺庙外一处街角，有一座徐志摩雕像，边上有诗碑，刻着《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的全文。雕像侧后方有一面影壁，上面有一首诗叫《题常州天宁寺》：“山僧不解数甲子，一炷清香自永日。人生百岁如梦寐，万事千般皆泡影。”墙上写着，作者苏轼。人终有一死，这会让人感到虚无和绝望，但苏轼有更好的表达，他有《满庭芳·蜗角虚名》一词：“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董梅教授跟我说，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会用儒家来回应社会观，用道家来回应自然观，用佛学来看待生死，他的“三观”清晰稳固，所以古典文学不讨论这些问题，不承载太多根本性的困惑，而更多是情感的世界。社科院哲学所的张郁乎老师说，对生命抱一种悲观看法，是中西方文化共有的，庄子和禅宗都在应对人生有限这个问题。张老师提出一种说法叫“悲观主义三境界”，第一境界是否弃人生，第二境界是深情哀乐，第三境界是宁静致远。张郁乎说，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会将深情由自我扩大到身外的一切，用陶然的眼光打量世间万物，陶渊明和苏轼都是这样的悲观主义者。《满庭芳·蜗角虚名》那首词就是“宁静致远”的境界。张老师的这一解释，让我对“宁静致远”这四个字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往，它是书法作品中常见的四个字，被张老师一解释，就有了一层克尔凯郭尔的意思，“绝望是这样一种病症，得到它是一种上帝所赐之福”。面对有限的人生，会感到一种宁静的绝望。

张郁乎用悲观主义三境界这说法来分析王国维的人生，年轻时的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这一阶段，王国维的兴趣是哲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与王国维的悲观情绪一拍即合。《红楼梦评论》写于这个“否弃人生”的阶段。王国维30岁前后，放弃哲学而治文学，想从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完成于这个“深情哀乐”期间。在人生最后十来年，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以经史考据为主，艺术方面则以古画欣赏鉴定为主，这位悲观主义者走向“宁静致远”的境界，其文字在古朴中有清灵之气，但早期哲学论文中的盘旋意气和中期文学批评的热烈飞动，都已经杳无踪迹。

在去浙江海宁王国维的家乡之前，我先到了江苏常州。来此目的有二，其一是苏东坡终老于常州，他一生到常州14次，在这里留下70余篇诗词。常州市内有苏东坡纪念馆，还有一座东坡公园。东坡公园建在古运河边上，其中有一面“苏子墙”，刻着东坡诗句。1073年冬，苏轼奉命到常州一带赈灾，除夕夜写了两首诗，《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东坡公园的苏子墙上刻着其中一首，全诗如下：“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冬夜霜重，盖了好几床被子依然感到寒冷，头发稀疏，年岁渐长，冷寂愁苦之中，有孤灯相伴。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有这样几句话，“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他接着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常州苏东坡纪念馆，未必真是苏轼辞世的地方，洗砚池也未必真是苏轼写字的地方，但“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这句诗传递的羁旅行役之感是真实的，在这首诗完成的950年后依然真实。同样，东坡公园中那些亭子未必是古迹，苏轼未必在这地方舣舟上岸，但问月亭中那副化自东坡诗词的对联所传递的情感是真的，“明月揽怀中，问几次阴晴圆缺；长河流眼底，看如何离合悲欢”。

我到常州的第二个目的，是想看看此地是否还有常州词派的痕迹。我带着一本常州词派词选，书名叫《张惠言暨常州词派词传》，开头选的是洪亮吉的八首词，结尾是况周颐的36首词。这里面的作品，我都是第一次读到。常州东狮子巷有洪亮吉纪念馆，常州博物馆里有张惠言、恽敬等人的简短介绍。张惠言是乾嘉时期的词人，他提出的论词宗旨是“意内言外”，他研究《易经》，做的词倒是轻松可爱，“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的理论家有周济，还有陈廷焯写了《白雨斋词话》，以“沉郁”为词的审美标准，“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再后来，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是朱祖谋和况周颐。我翻阅这本词选，想对这个传承200年的词派有个粗浅认识。

张郁乎老师告诉我，这一派词学的脉络延续至今，吴梅先生自述其学术渊源，“游艺四方，诗得散原老人，词得强村遗民，曲得粟庐先生”，强村遗民指的就是朱祖谋，很多人看的《宋词三百首》就是朱祖谋编选的版本。吴梅在东南大学教书，最为得意的学生是唐圭璋，很多人家里买的宋词选，都是唐圭璋选注的。朱祖谋的弟子是龙榆生，龙榆生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多有批评，他编过一本《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只选了王国维的三首词。另一位词学大家夏承焘和龙榆生、朱祖谋讨论过学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述，朱祖谋编《沧海遗音集》，王国维那一卷是亲笔抄写。我年少时读《唐宋词选》，注释者夏承焘被称为“词学宗师”，不料想此宗师上面，还有这样一堆宗师及师承关系。清华大学中文系罗钢教授给我讲了文学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叫“阐释共同体”，指一群在文本解读和理解上采用相同或相似阐释策略的人，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为一个批评纲领，就形成了一个“阐释共同体”，王国维和他们不属于一个“阐释共同体”。罗钢著有一本《传统的幻象》，讲跨文化领域的王国维诗学，其中有两章专门讨论王国维与常州词派的关系。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都有大量游客来到海宁盐官镇，观看钱塘江潮。1923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徐志摩邀请胡适、陶行知等人到海宁观潮。他们在海宁斜桥镇会合，坐小船到盐官，徐志摩的日记中记载，船上拥挤，“满满的臂膀都掉不过来”，他们在船上吃了粉皮包头鱼、小白菜豆腐、大白肉等海宁土菜。如今，盐官观潮胜地公园里，树立着徐志摩及友人观潮塑像。徐志摩去世后，葬于海宁东山，后来坟墓被毁，1983年迁坟于西山公园。1931年，徐志摩去世时，吴梅曾经写过一副挽联，“行路本来难，况上青天，孤注全身轻一掷；作诗在通俗，雅近白傅，别裁伪体倘千秋”。原谅我在这篇谈论王国维的文章中一再提及徐志摩，王国维生于1877年，徐志摩生于1897年，两人相差20岁，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截然不同，徐志摩更近，王国维更远，在精神气质上，王国维离张惠言更近，甚至离苏轼更近，而离徐志摩很远。这种奇特的感觉从何而来？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肯定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肯定是精神世界的差异，徐志摩信奉三个词：爱、自由、美，清楚明白。王国维的精神世界，我不得其门而入。浙江海宁徐志摩故居（IC photo 供图）

王国维写过海宁的潮水，“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毛泽东也写过海宁的潮水。1957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八，毛泽东到海宁观潮，“是日，晴空如洗，江天寥廓。一时许，一线银潢自东而西奔腾凌袭，其声贯耳”。毛主席留下一首七绝：“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盐官观潮胜地公园中有主席诗碑亭，我站在诗碑亭里，能记起《人间词话》中有一则讲诗人之言和政治家之言，王国维说政治家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关于钱塘江潮的诗句，我还记得一位虚构人物的两句，那是《水浒传》里，鲁智深在杭州六和塔下圆寂之前，写下他的诗人之言——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海宁干河街，徐志摩故居一带正在建“志摩故里”，老房子修葺一新，要开咖啡店、文创店、书店，几位游客参观志摩故居中的展陈，赞叹“陆小曼还是蛮灵的”。王国维故居在盐官镇“潮乐之城国际旅游度假区”内，度假区大门富丽堂皇，门票60元，内部是一片酒店工地，卡车在仿古建筑中穿梭，故居中的讲解员向我保证，这所房子绝不是新建的。侧厅中设一影音室，播放央视出品的纪录片，讲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生平，片头引述梁启超和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评价，说梁启超是“戊戌七君子”之一，说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这两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片中旁白由一男中音念出，有一种对“学术”对“大师”极尊崇的情感，不读书的人很容易相信他的每一句话，而且能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没有大师了。大厅中有一块匾，写着“娱庐”二字，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曾以“娱庐”为号。1886年，王家从双仁巷搬到周家兜，从9岁到21岁，王国维一直生活在这里。王乃誉曾在溧阳县做幕僚，1887年，王国维祖父去世，王乃誉回乡奔丧，而后就居家不出，每天陪儿子写作业。王乃誉1891年日记中有记载：正月初一，“令静安出作文卷”；正月初九，“饬静（安）论朝考卷，一无佳处”；正月初十，“饬静（安）抄文学书，虽不惮烦，而启发迄不得其佳处，可知治学亦非愣然能进”，陪儿子读书，不能怕麻烦；正月十三日，“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正月十四日，“改静儿字”；五月初二，父亲“挈静儿出西门上海塘，观海”；到了冬天，阴历十一月十八日，“夜为静（儿）话为人处世之方”。爸爸认定科举是唯一的正途，等第二年儿子未能考中，爸爸总结说：“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王国维是个秀才，但17岁和21岁乡试不中，死后，有一篇祭文这样说，“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1894年甲午海战后，王国维始知世有所谓的新学，“每思自奋，但以家贫，不能游学，居恒怏怏”。

1896年9月，王国维辞去海宁的一个教职，王乃誉在日记中数落儿子，“不顾家贫而教辞之，前修已少，后望无着……况出行旅资，住下伙食，而不图谋先见及此，真是无筹算计，无识见无才用。大恨”。老父亲盘算儿子怎样才能成家立业，深夜不安。10月，王家卖出一处家产，得1000元，筹备王国维的婚事。11月，王国维结婚，妻子莫氏。王国维继续在海宁教书，时常拿着一份《时务报》回家看。王乃誉知道这份报纸是汪康年主办，梁启超主笔，“所陈通变论，颇洽时政”。

到这里我们要引出另一位人物，比王国维年长11岁的罗振玉，他也受到甲午海战的影响。大清战败之后，海内人心沸腾，淮安城里的秀才罗振玉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他找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洋著作，但罗振玉的妈妈对他说：“你读圣贤书还不够吗，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呢？我年幼时听老人们说五口通商这些事，至今愤痛，我实在不愿意你读这些书。”这段话出自罗振玉的《集蓼编》，这是罗振玉1931年写下的回忆录。妈妈操持着一个负债累累的家，罗振玉听妈妈的话，不再当着妈妈的面读这些西洋书，但“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时窃读焉”。甲午这一年，罗振玉在淮安教书之余，研究金石碑版之学，时常到淮安鲜鱼市口的一家碑帖店去。有一天散学之后，他又溜达到那家店里，看见一赤红脸的胖子，穿着一件短衣服，拿着一张拓片指手画脚地讲，旁边围着好几个人耸耳静听，罗振玉就向人打听，这胖子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地藏寺巷的刘二少爷。罗振玉上前通报姓名，二人互道仰慕。没过几天，刘二少爷就请罗振玉到家中教孩子读书。王国维故居

这位刘二少爷就是刘鹗，我起先只知道他是《老残游记》的作者，等看到他孙子编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才知道写小说不过是刘鹗偶尔游戏文字。他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后来又在扬州开医馆，在上海开出版社，这几个生意都倒闭了。1894年前后，刘鹗在山东帮着巡抚大人治河，能开平方、能测绘，喜欢收集古旧书籍。山东巡抚给刘鹗写过一份奏片，类似于推荐信，说他“向习算学河工，并谙机器、船械、水学、力学、电学等事，著有《勾股天元草》《弧三角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书”。再看他后来的事迹，在上海开过一家五层楼的大商场，是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在北京筹办过自来水公司，在山西办过合资公司开过煤矿，在南京搞过房地产。这些生意有的成了，有的败了，但刘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弄潮儿。

1896年夏天，刘鹗从济南到武汉，跟张之洞及盛宣怀商办卢汉铁路，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1896年春天，刘鹗的西席罗振玉离开江苏淮安，到上海，和几位朋友组织了农学社，设农报馆，聘人翻译欧美日本的农学书，罗振玉任笔削，也就是总编辑。他离开淮安的时候，或许会记起李白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很快，浙江海宁的教书先生王国维就要来到上海，碰到罗振玉，终其一生，与之缠绕在一起。1898年2月，王国维来到上海，他在《时务报》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月薪12元。3月，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学习。这是罗振玉办的一所语言学校，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做教师。王国维每天午后去学三个小时。7月，王国维因腿病回到海宁。《王乃誉日记》7月18日记载，“静沪回，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在海宁养病期间，王国维听到了“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消息。11月末，王国维再次离家赴沪，《时务报》已关门，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做庶务，为《农学报》做编译工作。据说罗振玉初识王国维，是看到他题写在扇面上的咏史七言一首，末句是“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遂认定王国维是个可造之才。年轻人写出自己的胸襟，总会得到年长者的赏识，况周颐11岁时跟着父亲登山，有两句诗，“举头天外烟云低，俯视大千无一物”，地方官见翁同龢，都会报告说，有个童子叫况周颐，诗赋可观。况周颐15岁再一次登山，又留下两句诗，“此时凭栏一望远，忽觉乐事都可哀”。1899年，王国维继续在东文学社学习，他跟着日本教师学英文，学数学，接触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到1900年庚子之乱，东文学社解散。罗振玉收到张之洞的邀请，去湖北就任农务局总理，王国维也跟去，参与译述农事书。1901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王国维做编辑。1902年2月，王国维至日本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但脚气病再次发作，夏天辍学，回到上海。此时，罗振玉出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王国维就到南洋公学工作，同时为《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撰述。罗王二人绑定在一起，王国维到上海住在罗家，去留学也受罗的资助。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回述这一段经历，“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格忧郁的王国维开始钻研哲学，希望借哲学解决往复于前的人生问题。他读康德读叔本华，读哲学史及哲学概论，用外来哲学观念谈中国哲学问题，他写《论性》，他写《释理》，“性”和“理”，这是中国哲学的两个重要命题，王国维的结论是：性善还是性恶，这是超乎吾人知识之外的；理由或者理性，只是行为之形式，不足为行为之标准。

我在宇文所安《只是一首歌》中看到这样的说法——苏轼把自传模式引入了词的世界。现当代出版的苏轼词集多是“编年”本，评论者会把苏轼的词作放进他详尽的生平记录中去阅读。苏词本身也常常在题目中点明具体的创作场景，或者附以长篇的序文，这进一步鼓励后人将他的作品与生平串联起来。王国维填词不喜欢起标题，更无序言，但研究者还是力图搞清楚他每一首诗词的写作背景。

如果知道作者在何时何地写了一首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当时的心情，甚至可以在历史的尘埃中看到一个鲜活的场景。1904年，王国维到南通师范学校教书，他写了一首诗《登狼山支云塔》，中间的两联是“槛底江流仍日夜，岩间海草未销沉。蓬莱自合今时浅，哀乐偏于我辈深”。狼山在南通，现在叫狼山风景区，山上有一座古塔。张郁乎在《春归合早》一书中分析这首诗，“岩间海草”喻沧桑之变，对比槛底的江流依旧，接着把世人浑浑噩噩的蓬莱自欺与自己对人生清醒沉痛的悲观意识作对比。王国维在南通待了一年，就应罗振玉之邀，到苏州师范学校任教。他在苏州写了一首诗，叫《欲觅》——“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栖鸦噪暮寒。”此诗提到沧浪亭，可知作于苏州。张郁乎分析这首诗说，王国维所寻觅的心是人之为人的最后依据，人性超乎人的知识之外。王国维在苏州还写过一首词《少年游·垂杨门外》，词中有这样几句，“紫陌霜浓，青松月冷，炬火散林鸦”。陈鸿祥先生说，某一天晚上，王国维和苏州师范学校同伴数人，酒醉经过沧浪亭，恰遇有人骑着马，手拿火炬迎面而来，沧浪亭外林木茂盛，林子栖息的鸟儿被惊动飞起，有同伴吟出杜甫的诗句，“炬火散林鸦”，王国维听了大喜，回到宿舍就写了这首《少年游·垂杨门外》，“跌宕歌辞，纵横书卷，不与遣年华”。王国维有一首词，写到“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这大概是1906年2月，罗振玉携家眷去北京，王国维同行，经过镇江所作，“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王国维去南通教书，签多长时间的合同，会听罗振玉的意见。罗振玉出任苏州师范学校校长，王国维跟着去苏州教书，罗振玉进京担任学部参事，王国维就跟着北上。《王乃誉日记》中记载，儿子写信来，说大清正在筹划将国子监、翰林院裁撤，成立学部，罗振玉有可能调入，王乃誉认为儿子也有“阶资之望”，“倘不一得功名，则虚此机矣”。陈鸿祥著有罗振玉传记《国学与王朝》，他说，罗振玉久负济世之志，16岁考中秀才时，就借用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表达自己入朝做官的志向。王国维到北京后住在罗家，“七月西风动地吹，黄埃和叶满城飞”，这是他写北京特有的风沙。“玉盘寸断葱芽嫩，鸾刀细割羊肩进。不敢厌腥臊，缘君亲手调”，这是吃了一顿涮羊肉。

1906年4月，王国维把近年填的词编辑为《人间词甲稿》。8月，王乃誉在海宁病逝，王国维奔丧，随即在家守制。到1907年3月，王国维再度到北京，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辑，父亲死后，儿子终于谋得一个公务员的职位。到7月，夫人莫氏病故，年仅34岁。

王国维对他的词作颇为自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人间词甲稿序》是王国维自己写的，但假托朋友樊志厚的名字，在这篇序言中，王国维说到对词人的好恶，“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这判断后来也见于《人间词话》。1904年7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开篇就说，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他说，生活之本质，就是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是痛苦。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这段话的意思来自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是这样说的：“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这一欲求一经满足也就完了；可是一面有一个愿望得到满足，另一面至少有十个不得满足。”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研究员李溪老师对我说，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是希望用叔本华的思想来阐释《红楼梦》，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人生与艺术观”，他要写一篇美学的奠基性的文字。这篇文章一万多字，读起来条理清晰，第一章即“人生与美术之概观”，他说“生活的本质何？欲而已矣”，他认为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生活的性质不外乎痛苦”，而美术可令人“超然于物外而忘记物我之关系”，这说法来自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说”，“壮美”与“优美”之区别也来自康德，现在这两个概念译作“崇高”与“优美”。王国维文章中所说的“美术”就是指艺术。

在第二章中，王国维以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为主旨来陈述《红楼梦》中各人物之悲剧，说《红楼梦》同世界各大宗教的目标一致，都是以“解脱为理想”。第三章谈《红楼梦》的美学价值，王国维提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且《桃花扇》是假解脱，《红楼梦》是真解脱。在他提出的悲剧类型中，《红楼梦》的悲剧是一种普通人在普通之境中由于人物之位置不得不然，故是“悲剧中的悲剧”，这个说法正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古希腊悲剧的看法。《红楼梦评论》的第四章，讲《红楼梦》伦理学上的价值，王国维认为叔本华哲学是所有解脱哲学之最深邃伟大者，但如果叔本华哲学为真，那么如何处置个体与整体人类的关系？如果个体或局部得到解脱，则于整体人类有何益处？

王国维说他的性格，“欲为哲学家则情感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照此说来，做文学评论正合适。《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哲学为立足点，偶尔引用歌德和比格尔的诗句，“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隔了120年，我读《红楼梦评论》没有太多障碍，时时有共鸣，但董梅教授告诉我，王国维这篇文章是失败的，他把曹雪芹当作叔本华的代言人，先有了一个结论，再用这个结论去套曹雪芹的创作初衷和创作手法。叶嘉莹著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书中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缺乏推理之思辨，不能建立严密的体系，王国维有两种工作要做：一是完全凭借西方既有的理论，将之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二是采纳西方的某些重要概念，将之融进中国文学的生命。《红楼梦评论》属于前一种尝试，《人间词话》属于后一种尝试。前一种尝试有不少因牵强附会而造成的错误，但其工作也是开创性的。

读《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让我发现，前者是论文，借用了西方理论，但读起来容易，后一种是词话，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形式，但读起来很费解。董梅教授写过“红楼梦讲义”，也讲过诗词课，她解答了我的困惑，“词话是读词的时候随手做的笔记，都是只言片语，合为一集就构成词话，诗话也是这样，都是随手做的读书笔记，不太讲谋篇布局，不太有体系，也不太有贯穿始终的结构，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文心雕龙》是很完整的批评体系，但这个方式没有延续下去。碎片的诗话词话更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因为词话和诗话本身就有某种创作性，反映作者主观的审美，你可以把诗话和词话当成作品来读，读的时候就有审美愉悦。你不要从概念上去理解什么叫神韵，作者也不是用它来立论，它是一种审美化的表达。像二十四诗品，假托司空图所做，实际上产生于明代，我们的传统审美已经非常成熟，从中提取出二十四种类型，并且以一种诗性的语言去概括和挖掘这些词汇所包含的审美意涵是什么，你不能用现在这种文学批评的眼光去读，而是要沉浸其中”。

我试着沉浸其中，王国维说“苏旷辛豪”，“旷”，是宽阔的意思吗？苏东坡给人的感觉更宽阔？豪，是豪迈的意思吗？“左牵黄，右擎苍，西北望，射天狼”，这不是也挺豪迈吗？“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不也挺宽阔的吗？诗话中经常能看到“气格”和“神韵”，这两个词可以说是文学概念，但又没有明确的定义，李溪老师这样向我解释——清初诗人王士禛，是清代“神韵”说的代表，他主张以唐诗为宗，纠正宋诗的流弊，“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神韵主要在“风调”，“于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这是他理想的诗境，也是神韵的标准。神是空廓的境界，王士禛说“神韵”要有超尘绝俗的韵致，有个性寓焉。所谓“气格”，即“气象”和“格调”加在一起。格调和诗的声调、文体、辞理关系密切，有格调也可以有性灵有神韵，只是侧重不同。用今天的话说，格调给人的印象是风格，神韵给人的印象是境界。当然，这些概念会有“堕入空寂”的问题。这主要原因在于，神韵从境界入手，且神韵“道可致而不可求”，没有方法可寻，自然让人有玄奥之感。

这番话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找到一本书叫《民国时期词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展开研究》，这本书像资料汇编，将一两百篇民国时期的词话分类研究。其中一章讲“词气论”，“气”是传统词论的重要范畴，在创作论方面，“气”与“兴”“情”“意”紧密相关，成为艺术创作的因素；在审美论方面，“气”与“味”“韵”“趣”“格”“境”紧密相关，用以概括词的艺术特征。试着读一段看看，“蕙风长调空灵，然不乏沉着之气。色泽不如强村浓厚，又不似大鹤枯槁，气韵流动，其笔势一以贯之，不事雕琢，亦自有佳处”。这句话里的“蕙风”是指况周颐，“强村”是指朱祖谋，“大鹤”是词人郑文焯，“浓厚、枯槁、气韵流动”，这些词不是很难懂，但读起来有点儿笼统含糊。有些词话的用语很费解，比如“大力盘旋”“放笔为直干”等，这些词跟“涵育其气，运行其气”有什么关系，我很难体会。然而，与具体作品相联系，我就能体会到传统的美学词汇有不可替代的准确性，比如“潜气内转”，这原来是用来形容声乐运气技巧的词汇，清代学者用这个词来评论书法和诗词，陈洵的《海绡说词》评论吴文英的《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第一段伤春起，却藏过伤别，留作第三段点睛”，这首词共四段，太长了，我就不抄了。240字，疏密有度，回环相生，颇具梦窗词“密丽”的特色，除了“潜气内转”，很难用一个文学批评的现成词汇来描述。读了这首词，再看况周颐怎么讲吴文英，“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雕璚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况周颐强调“重、大、拙”，他说：“重者，沉着之谓也。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悱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吴文英的词是好作品，况周颐的这段评论也是好作品。况周颐晚年教人填词，说学填词先学读词，学梦窗，要从密处入手，但要有“厚”的特征，要注重“骨干气息”，阅读、赏评、创作，在词的世界里是三位一体的。

我采访李溪老师，采访结束二人告别之时，李溪老师喃喃说道：“什么时候讲中国学术的时候，不提西方学术，可能谈起来更自如一些。你不觉得吗？有了西方的标准，我们自己就不太会说话了。”我当时无言以对，回家多读了几页词话之后，才隐约明白她的意思。北京大学的王风教授，读书时编辑过一本《追忆王国维》，后来他出了一本书谈论古琴，其中说道——最关键的是“语言”变了。就像五四时期由文言改行白话，语言系统变了。不只音乐，包括文学、绘画、中医等等，凡是本土的东西，有相类似的西方文化进来，“语言”都变了。王风老师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新文学”，“新文学”就是用新的书写语言来写作，跟古代文章不管是文言还是白话的，都不一样了。看到王风老师这番议论，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读《红楼梦评论》没什么障碍，读词话却总有障碍，因为我习惯论文这种表达方式，词话别属另一天地。我离那个传统太远了。190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上海的《国粹学报》上初次发表，共64则。1915年1月，《人间词话》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再次刊出，共31则。1926年2月，北京朴社出版俞平伯标点《国粹学报》发表本的单行本。王国维去世之后，赵万里等人对《人间词话》续有增补。世人始知《人间词话》手稿尚存于世。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将《人间词话》《人间词》两种手稿影印出版。2009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彭玉平教授到国家图书馆访王国维手稿，后来出版《人间词话疏证》，在绪论中，彭老师详细记述了手稿的状况。手稿中第一则原来是评论《诗经·蒹葭》，第三十一则是“词以境界为最上”，王国维发表之前改正词话的顺序，对此做出标记，起初以第七则“大家之作”为第一，后来将第三十一则放到第一，到发表时，我们看到的顺序是，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第二则“有造境有写境”，第三则“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到第八则“境界有大小”，第九则“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来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这九则可以看作王国维在建立一个批评体系。

彭玉平老师说：“我看他手稿修改的痕迹，到发表之前，王国维想到要把境界说推到前面，作为自己的一个理论标杆来写。但他写的时候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是把读词过程的一些片段感想，以及对历代词话诗话中相关理论的辨析，一一记录下来。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之前，编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编了《词录》，他有充足的准备，但一开始他对自己的期望没那么高，他不会想到要写一部20世纪的文学经典。他之前写了《文学小言》，评论戏曲和小说，《人间词话》中也有涉及戏曲和小说的地方。吴昌绶给王国维写过一封信，问他做了这么多文学研究，什么时候把《文学通论》写出来。所以王国维在北京时可能计划写一部《文学通论》，这是他努力的方向。《人间词话》并不是他讨论文学的终点，只是阶段性地谈谈诗论论词。王国维是中国最早一批写西式论文的人，论文写得很好，但他还是选择了词话这种传统的批评方式，结构看上去有些散漫，有些零碎，用这种方式来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一般人做不好。”

俞平伯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说，王国维所论“深辩甘苦”，“惬心贵当”，“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彭玉平说，王国维所胸罗的“万卷”是其词学的重要理论渊源。为了方便读者，《人间词话疏证》中将王国维对前人观点的引用及其所包含的态度列成一个表格，比如第四则，引用的人物是张惠言，引用其观点是评论温庭筠词“深美闳约”，王国维的态度是不赞成，认为冯延巳才堪当此四字。第四则引用了刘熙载，引用的观点是评论温庭筠词“精艳绝人”，王国维赞同这一说法。这个表格中涉及朱彝尊、周济、李渔、王士禛、龚自珍、陈子龙等几十位前辈，也包括叔本华。彭老师统计，在《人间词话》所引用或回应的词人中，六次提及周济，排在第一，因为王国维在1905年12月读了周济的《词辨》和《介存斋论词杂著》，对周济词论有推崇和吸取。彭玉平教授向我讲解，如何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人间词话》。他说，《人间词话》是以独立的姿态反对当时的词坛风气，王国维对面至少站着两个人——朱祖谋和况周颐。《人间词话》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时，况周颐的《玉梅词话》已经在上面连载到42期。《人间词话》的发表版中没有直接针对朱况二人的批评，但第三十九则，“北宋风流，渡江遂绝”，第四十三则，“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况周颐读到这样的句子应该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从王鹏运到朱祖谋到况周颐，都是以南宋词为圭臬，而《人间词话》是以五代北宋词来支撑“境界”之说。彭老师说：“在词话中直接的品评说这个词人好，那个词人不太好，是评论者个人趣味的体现，你奉若神明的在我这里是歪门邪道，诗无达诂，但背后也有理论支撑。王国维自己填词，以小令为主，他对长调慢词的认识是不足的，他对周邦彦和吴文英的评价不高，就是因为他对慢词的文体认知不到位。相比之下，况周颐的认知要更准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梦窗、中仙、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这句话又在贬低吴文英等词人，而吴文英是况周颐倍加推崇的。彭老师吟诵吴文英《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吴文英写得懵懵懂懂，他让你跟着他的思路来，慢慢体会。在一个远古的时代，天上掉下来一颗星星，这颗星星就是现在的灵岩山，意思很清楚，但吴文英要写得虚无缥缈。慢词就是要呈现一点意思，但是又掩藏一点意思，让你似乎明白，但是明白得又不那么透。王国维评价柳永的《八声甘州》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是伫兴之作，格高千古。这是不专业的评论，伫兴之作是奔涌而出的效果，但慢词讲究潜气内转。字数增多，必然结构更复杂，情感更丰富。”彭玉平著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及《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我把这两本书对照着读，挑其中的赏析，体会长调结构上的神妙，比如周邦彦的《六丑·落花》，很多人记得前几句，“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陈匪石评价这首词，“至其悱恻缠绵，沉郁顿挫，转折操纵，不使一直笔平笔，而用意皆透过一层，且觉言中有物”。彭老师对我说：“若论对词这一文体的认知，陈廷焯和况周颐都不在王国维之下，王国维对词的研究是几年的功夫，况周颐沉浸在词中是50年的时间。《白雨斋词话》和《蕙风词话》的影响都不及《人间词话》，《人间词话》破圈而出，这是通人之学，而不是专家之学。《蕙风词话》是专家之学，专家之学就始终在专家的范围内流通。通人之学是可以破圈的，可以为更多人所理解。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境界全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况周颐是不会讲这些的。”彭老师说，晚清民国词学有明流和暗流，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这一脉，是明流，王国维是暗流，但后来暗流成了明流，成了主流，这是时势造就的。

听了彭老师的解释，我才知道什么叫“潜气内转”，我才意识到我原来对《人间词话》的了解不过是从“三境界说”开始的，基本也就终结于“三境界说”。不管作者有多大学问，我们总希望他讲点儿容易理解的，讲讲人生，有点儿能摘抄的金句。我原来读的词太少了，读得也太浅了。更重要的是，我本来是打算重读《人间词话》的，却发现《蕙风词话》才是一个宝藏，况周颐讲该怎么读词，也讲该怎么填词，他说：“读前人雅词数百阕，令充积吾胸臆，先入而为主。吾性情为词所陶冶，与无情世事，日背道而驰。”他说：“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缈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可夺。三十年前，以此法为日课，养成不入时之性情。”他描述词境，“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瞑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他说，词有穆之一境，词境以深静为至。他所描述的词境，似乎也是我们喝茶、冥想、正念时想达到的境界。他讲创作中的灵感，“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洎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而此一念，方绵邈引演于吾词之外，而吾词不能殚陈，斯为不尽之妙”。他说，这像是书法中“无垂不缩”“无往不复”，我才意识到，有些创作心法，存在于书画之中，尽管人们很少像前人那样作诗填词了，但这些心法也能在写作中呈现。

美国作家娜塔莉·戈德堡（Natalie Goldberg）致力于书写疗愈，她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时髦个性之下，还藏着一个僻静的所在，与我们的呼吸、言语和死亡相连。我们总以可笑的方式掩饰恐惧，但那处僻静的所在与我们同在。最好的文字都来源于它。”戈德堡长年跟一位日本和尚学禅宗，她的写作建议也有点儿禅宗味——“我消化了多少，才能让我的句子以静默的方式出现？”还有一位诗人叫特雷西，在大学里学诗歌创作，老师把诗歌说得很神秘——诗歌是一种有觉知的事物，有自己的意愿，诗歌等着我们找到它，把它变成语言。诗歌引领你去向某处，可能和你的意愿背道而驰，你要屏蔽掉所有的噪声，才能听到诗歌在对你说什么。这说法很玄虚，却又相当准确。特雷西说：“我的诗是由我的词汇写成，出自我的想法和观察，但是，当一首诗完成时，它的确说出了一些我以前不曾感知的东西。我努力地去倾听我正在写的诗要跟我说的是什么，即便我探究的是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自我，我也需要捕捉那些漂浮在外的语言，就像那些虔诚的人努力辨明上帝的意愿。”戈德堡和特雷西所说的，正是况周颐所说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著有《传统的幻象》一书，简单说一下结论，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有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文，王国维提出的意境说，在几十年后，从一只毛茸茸的德国大狸猫，变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众望所归的太子。罗老师这本书，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讲清楚狸猫是怎么变成太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给“意境”下了定义：“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罗老师认为，这段话就是“境界说”的雏形，在《人间词话》中，“意境”为“境界”所代，“观物”和“观我”相应地改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境多于意”和“意多于境”则发展为“造境”和“写境”。王国维这个定义中，最重要的是“以其能观也”，正是这种“观”的有无和深浅，决定了境界的价值。

罗钢老师说，他对王国维的兴趣早在读博士时就有了，“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对吧？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都会说王国维是中国古代意境说的集大成者，但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问，王国维前期受到了德国哲学的影响，包括康德、叔本华、席勒、谷鲁斯等人。那么中国古代诗学和他接受的西方美学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想把王国维放在一种跨文化的领域中去研究。我还是要从第一手文献出发，先厘清他和西方思想的关系，然后清理他和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关系。”

王国维年轻时读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哲学概论》和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哲学史》，然后读康德读叔本华，一点点进入西方的形而上学，罗钢老师说：“他读的是佩恩的英译本，我做研究的时候，就找佩恩的译本读，就是当年王国维读的译本。做学术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用第一手文献去质疑推翻第二手文献。你说王国维是中国古代意境说的集大成者，我要质疑，我这本书50万字，就是要用第一手文献来证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观念，其实都有西方的来源。”罗钢老师说，“能观”意味什么？《人间词话》中有一对核心概念叫“隔”与“不隔”，在手稿第四十则，王国维写的是“语语都可直观，便是不隔”，后来他做了修改，“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王国维对叔本华的直观说非常了解，他早期的一篇文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就有许多句子来讲“直观”，比如，“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而无概念杂乎其间”。在《人间词话》中，不隔与真与直观这几个概念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来看看叔本华是怎么说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题为《论直观知识与抽象知识之关系》，其中说，“所有独创性的思想都是由画面和形象构成的，因而想象是思考的必要工具”，“天才的知识是一种独创和本质的知识，是直观的知识，天才通过画面和想象重现这种知识”。王国维没有采用“形象”来翻译image，但“语语都在目前”所表达的意思与之一致。《人间词话》中所推崇的诗句“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也都具有鲜明的视觉形象和画面感。

《人间词话》中有很多西方思想的印记，有些我们能一眼看出来，比如“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比如写实派和理想派，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但有些观念看起来很传统，比如王国维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引用宋代哲学家邵雍的观点，“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罗老师说，王国维是在用邵雍的话来印证叔本华的主张，叔本华在其美学中区分了两种认识主体，一种叫认识个体，一种叫纯粹认识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会自失于对象之中，忘记他的个体，忘记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说实话，如果“无我之境”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叔本华这句话最合适不过了。再比如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境界全出。为什么？这是在讲推敲？讲练字吗？罗老师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讲到席勒的“游戏说”，讲到谷鲁斯的“内模仿说”，认为王国维所说的“能以奴仆命风月，能与花鸟共忧乐”，其实就是谷鲁斯所说的“佯信”。

罗钢教授去清华大学任教之前，曾在北师大教书，我上过他的“西方文论”课，这次采访，他的桌子上摆着《传统的幻象》，还摆着一本《纯粹理性批判》，他给我讲康德和黑格尔怎么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讲德国美学在19世纪的变化。看出我没什么理论头脑和学术热情之后，他用更简单的语言给我讲：“王国维写《人间词话》，面对的是晚清的词坛。他并不是写给五四之后的现代知识分子看的，他要对王鹏运、朱祖谋这些人发言。中国传统词话一般是提一两个观念，如兴趣、神韵等等，这是中国人理解诗歌的方式，是要你浸淫在其中，熟读，深味，久而久之产生一种诗歌体验。它不是要从理论上给你弄出几条来，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对于诗歌的不同理解方式。真正对中国传统诗学有深刻体会和理解的那些人，他们对王国维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比如龙榆生、唐圭璋和饶宗颐。他们用的是一套中国的语言，如比兴寄托。而赞赏王国维的人，很多是像你们这样大学里读过文学概论和西方文论，然后戴着这副眼镜去读中国古诗词的人。唐圭璋和龙榆生是20世纪一流的词学家，饶宗颐是国学大师，他写的《人间词话平议》可不是随口说说的。”

饶宗颐说《人间词话》，“其以境界论词，虽有得简易之趣，而不免伤于质直，与意内言外之旨，辄复相乖”。这里的“意内言外”是常州词派的论词宗旨之一。罗钢老师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派逐步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人间词话》影响越来越大，来自中国诗学传统的批评自50年代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万云骏先生，与唐圭璋同为吴梅先生的门人，1987年，万云骏曾经在复旦大学讲词学，对《人间词话》做了系统的批驳。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写过文章，说万云骏的讲演，用二元对立的简练方式，把双方观点的分歧表达无遗，凡王氏所轻者皆为万氏一方的正面主张，万氏的观点与唐圭璋完全一致，甚至表达方式也相近，“所以，万先生的这次授课，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见解，甚至不只是唐、万两人的共同见解”，而是“前辈词人所未明言，或未畅言的见解”。前辈词人对《人间词话》的意见如下——王国维重显轻隐，重视鲜明之美，直觉的美，轻视朦胧之美，轻视品味型的美，具体表现为轻比兴贵赋体，轻密丽重疏淡，斥琢炼尚自然，贬“间隔”主直露。其结果为，扬韦庄抑温庭筠，尊后主李煜；扬欧秦苏辛，抑贺吴王张，于周邦彦前后矛盾；崇尚晚唐五代北宋，抑南宋。王国维独尊小令而贬抑长调；重炼句而忽视炼章；重词中有画，而忽视词中之“画中有诗”。王国维只取明白如话，不取惨淡经营；只取放笔直干，不取曲折回环；于爱国词，只取抗金恢复，不取黍离麦秀。贺吴王张是指贺铸、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王国维不喜欢这几位词人，但词中的“画中有诗”是什么意思？王水照文章说，这要参考叶燮的诗论。

罗老师看出来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化他的书，消化这些美学理论，便起身带我去吃生煎包，重叙30年未见的师生之谊，他宽慰我说：“读诗词，不需要理论的，没有人先读一大堆理论再去读诗词的。”我吃包子，吃馄饨，罗老师又说：“做媒体挺好，搞几个月就像是弄懂了似的，然后就再换一个题目。不像我，写这本书写了十年，确定了题目，中间是不能换的。”我想罗老师宅心仁厚，这句话并不全然是讽刺我的。再回到温庭筠的那首《菩萨蛮》，全词如下：“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张惠言说这首词，是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古人说词，不是只说一半，而是只说十分之一，他说，这里是《离骚》初服之意，就不往下聊了。好在我们现在有互联网，能迅速查到《离骚》的原文及相关解释，原文的两句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简单来说，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得不到你的赏识，却遭遇到谗毁，有了罪过，这样我就退回来，修吾之初服，修整我自己原来的那个洁白美好的衣服。初服代表清白美好的本质。张惠言说菩萨蛮有“初服”之意，是有“比兴寄托”的理论在后面，他相信这首词不只是描写了一个闺房场景，而是有更高的寄托。

以我粗浅的理解，我觉得这首词就是写了一个闺房场景，并没有什么“初服”之意。王国维也说张惠言的解释属于过度诠释。但是，王国维有一首《虞美人》，全词如下：“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我知道古代词人，写词给歌女唱，所以有时会做妇人语，当过宰相的晏殊、韦庄都写过这样的词，后来写词未必给歌女唱了，但这种表达方式还存在。王国维这首词是做妇人语，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我就对着镜子孤芳自赏了。这里面有没有《离骚》初服之意呢？王国维还有一首《清平乐》，是这样的——“斜行淡墨，袖得伊书迹。满纸相思容易说，只爱年年离别。罗衾独拥黄昏，春来几点啼痕。厚薄不关妾命，浅深只问君恩。”这也是做妇人语，得到远方爱人的来信，深深感恩你的爱。台湾学者李建民说，王国维这首《虞美人》是献给罗振玉的，这首词表露了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那种非常纠结的关系。我不太相信这首词是献给罗振玉的，但这种解释也说得通。也许做妇人语，就是在表达一种隐秘的情感。

1932年，徐志摩去世后的第一个中元节，林徽因写了一首诗，题为《莲灯》，“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诗人张定浩在《取瑟而歌》中说：“对林徽因而言，诗既非传达经验也非宣泄热情，诗是体验和辨识情感，并整理和消化自己的痛苦，是确认失去却企图从中夺回一点儿什么的挽歌。”《取瑟而歌》写了五位现代诗人，林徽因、穆旦、顾城、海子和马雁。张定浩还写了一本谈论古诗的书《既见君子》。2024年5月，他发表了一组诗，题为《姜夔的寂寞》，诗中有这样两句，“人群是幻影，道路是迷宫，你写信的手远在千山之外”。他告诉我，姜夔是一个专情的人，有20多年的时间，一直喜欢一位歌女，夏承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考证姜夔的合肥情事，姜夔的许多词看似玄虚，实则他有一种无法表达的隐秘感情。张定浩最早对诗歌感兴趣，源自初中时读徐志摩，《再别康桥》的韵律给人一种战栗感。而后他读柳永，读姜夔，他说宋词是长短句，新诗无非就是句子更加长一点，更加的错乱一点。律诗绝句有固定的起伏，词有错综复杂的顿挫，能锻炼人的语感。

张定浩在《既见君子》的扉页上引用了一句庄子做题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他解释说，野马尘埃就是风吹过的样子，大风吹过，人与人之间呼吸与共，气息在交流。读传统的诗话词话，就是看一位前人阅读诗词的感受，我们读诗词，很容易把自己投射进去，对某一个诗句产生感应，看一位前人讲一首诗词的精彩之处，有可能让我们注意到自己的盲点。张定浩说他读诗话词话得到的另一个营养是“增加词汇量”，“像二十四诗品中的那些形容词，它不光是形容词，它还会扩展为一个比喻。你可以学习古人是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他对诗歌的喜爱，这些词和比喻会把你拉到一个空间里，拉到诗词的意境中去。诗话词话还会采用比较的方法，这是评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有比较才会有判断，才能建立一个参照系。《人间词话》中有许多新鲜的比喻，《蕙风词话》会讲通过写作修炼自己，写词是一个内心情感的整理过程”。

张定浩的《既见君子》有一个略复杂的封套设计，在上海巨鹿路爱神花园的办公室，他拆开封套，给我看隐藏在封底的一句话，那是诗人马雁的一句话，“积极的读者可以使一本书不只是它自身，而是整个生命”。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和一位朋友的隐秘对话。张定浩说，现在的诗词赏析，是搞古典文学的普及版，把一首诗词拆成散文重新表述一下，把史料中的文言文改成白话文重新讲一遍，这些东西没有才华，没有写出自己的心得。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诗歌鉴赏还是要用诗歌的方式去映照诗歌，让诗呈现出诗意的东西。他说，《人间词话》是诗词欣赏的一个起点，而非高点。

我写这篇文章本来要重读《人间词话》，却发现了一个词学新天地，前人对诗词的鉴赏细致入微，而我原来的欣赏太粗糙了。我从龙榆生的一本小册子开始，重新开始读词。很多人读诗词的时候，会有身体上的反应，会有一种战栗感。词本来就是为歌所作，情感外露，我们现在不知道一首词的曲调，但单凭文字，也能读出音乐性。龙榆生在《词学十讲》中说，《六州歌头》本是鼓曲，前人依其声写吊古词，所以这个词牌适宜苍老激越的情感，其特点就是大量的三言短句，一气驱使，旋折直下，龙榆生举贺铸的“少年侠气”为例，这首词中有大量的三言短句，“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还有“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等等。龙榆生讲苏轼的那首《定风波》，就是两首完整的七绝，不过增加了六个字，谁怕，微冷，归去。这首词我背得烂熟，“莫听穿林打叶声”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却从来没想过可以把它看作是两首七绝。龙榆生这本小册子教我数字数，这好像是欣赏词的第一步。

辛弃疾的《水龙吟》我也背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龙榆生说，这一长调的整体结构是以17个四言偶句构成，上下阕各以三个偶句组成一个片段。我数了好几次，看这首词中到底有几个四言句，龙榆生说，“把”和“倩”这两个都是领字，领出下面四言句。于是我知道了一个概念——领字，《词学十讲》的第六讲是对偶，龙榆生讲一字领八字全拗的偶句，“念渚蒲汀柳，空归闲梦，风轮雨楫，终辜前约。”一字领八字全谐的偶句，“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缠绕，前度莓墙。”《词学十讲》是龙榆生1962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讲课的讲义，他讲词，也让学生学着填词，其中有一个学生叫沙叶新，年方二十三，填了一首菩萨蛮，“廿三随逝愁添岁，功名未立多心愧。何日为中华，剧坛呈艳葩”。沙叶新先生后来的确成为一个著名的剧作家。

掌故作家宋希於告诉我，龙榆生日占时期在汪伪政府里做过事，抗战胜利后被关入监狱，当时就曾心脏病发作。他所编辑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年出版，1958年3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本词选中收录了陈曾寿的词作，陈曾寿是清朝遗老，参与张勋复辟，后来又跑去伪满洲国做官。1962年再版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删去了陈曾寿的作品，当了三年多“右派”，刚刚摘帽的龙榆生在后记中说，“心缘物感，情随事迁，风气转移，胥关世运……喜见河清，境皆新辟”。龙榆生1966年11月18日因病去世，宋希於曾拜访万安公墓中的龙榆生墓地。

曾经有一段时间，龙榆生这个名字不能出现在唐宋词作品选中，也不能出现在他人的论著中，所以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如果我最初读《唐宋词选》背辛弃疾《水龙吟》的时候，能知道这首词的整体由17个四言句构成，那会省去很大的力气。当然，我也不知道谭献评价这首词有“裂竹之声”乃是“潜气内转”所致，周济说辛弃疾“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陈洵说“稼轩纵横豪宕，而笔笔能留，字字有脉络”，这些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诗词。 文化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