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壮观君知否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一直有这样的故事。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家住北京锡拉胡同，光绪二十五年（1899）深秋，患上疟疾，家人去宣武门外鹤年堂药店抓药，有一味药是“龙骨”，王懿荣发现“龙骨”上有字。精通铜器铭文之学的王懿荣见“龙骨”上的字非籀非篆，遂开始收集甲骨。这个故事不太可信。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古文字学》教材上是这样说的，1876年前后，河南安阳小屯村村民发现了甲骨，混在龙骨中卖给中药店。后来山东的古董商人范维卿看到“龙骨”，猜测上面是古代契刻文字，1899年，范维卿进京，见山东老乡王懿荣。王懿荣断定，这是刻字的龟板，第一次就购入12板，每板二两银子。到1900年，王懿荣购得1300多板。1900年，庚子大乱，王懿荣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和义和团一起迎战八国联军，北京失陷，王懿荣投井自杀，时年56岁。他的儿子将王懿荣生前所收藏的甲骨，卖给了刘鹗。刘鹗在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古文字学》的主编萧圣中老师告诉我，刘鹗出版《铁云藏龟》时，并不认识几个甲骨文，但罗振玉鼓励他影印出版，方便其他学者来研究。晚清学者孙诒让读到《铁云藏龟》，他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翫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重者参互审绎，乃略通其文字。”

1900年5月20日，北京的大街小巷贴出要屠杀外国人的告示。各国外交使臣开会商讨对策。但除了法国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外，大家都反对派遣欧洲的军队来保护在京的外国人。一周后，总理衙门向各国保证义和团的屠杀活动将会被镇压。当时法国使馆内住着一位年仅21岁的学者，他刚获得印度支那研究会寄宿生的资格，这位考古学家叫伯希和。整个动乱期间，伯希和都待在北京，他记录下来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从6月20日开始，直到8月13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伯希和用铅笔将他所观察到的事情记录在纸片上，纸片正好能放进他的上衣口袋。这些资料保存在法兰西学院，1975年被编辑为《伯希和北京日记》出版。北京闹义和团时，刘鹗住在上海，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全城缺粮，浙江商人陆树藩进京赈灾，刘鹗在农历十月初到北京，住在东城大甜水井胡同。1901年，刘鹗以低价购买俄国兵占据的一处粮仓的粮食用以赈灾，后来他被控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流放新疆。不过，1901年，刘鹗出入李鸿章、王文韶门下，与人洽谈各种生意，办矿、办自来水公司，甚至有办银行的动议，他不知来日大难。1901年春天，刘鹗接到罗振玉从湖北发来的信件，说在湖北见到圣教序的唐代拓本，500块钱，太贵了。初夏，又收到罗振玉的信，说买到了《圣教序》的北宋拓本，300块。这个北宋《圣教序》拓本，是罗振玉代刘鹗所买，从湖北寄到了北京。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北京城内经此浩劫，权贵人家遭劫掠或者变卖家产，市面上有不少珍贵物件流传。刘鹗购得宋刊《史记》一套、元代《唐文粹》、元刊《宋文鉴》等珍贵图书，购得若干古器物及名画。那套《史记》于1940年重现书摊，索价800元，据说后来被燕京大学收购。罗振玉曾对刘鹗的孙子说，辛丑年北京古器物充斥市面，“你爷爷无意收购，如果有意收购，用两三万的本钱，能收1000万的东西”。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属于日本住友财团。该博古馆收藏大量中国青铜器，其中商周青铜器199件，最为著名的两件是商代“夔神鼓”和“虎食人卣”。“虎食人卣”，其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这件青铜器曾在罗振玉的《俑庐日札》中出现，记录中说它原是皇族爱新觉罗·盛昱的收藏。1899年盛昱死后，此件珍贵青铜器辗转流入日本。罗振玉在北京任学部参事时，写《俑庐日札》，记录其收藏界的见闻。盛昱收藏有大量宋版书。

1900年6月22日，北京城里，伯希和听到枪声和炮声，他记录，“目前有四个使馆被烧毁：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及荷兰。紧邻英国使馆的房屋也起火了”。同一天，2000公里外，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清理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这个7平方米的窟室中堆满书卷。1906～1909年

罗振玉《俑庐日札》写于1906年到1908年间，这两年，伯希和在中国西部考古。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考察团离开巴黎，前往俄国。8月从伊尔凯什坦越过俄中边界，9月1日到达喀什。这是他在新疆考古的第一站。1907年10月到12月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逗留，他和载澜有过交往，载澜被八国联军指为庚子年“首祸诸臣”之一，被朝廷发配到新疆，他在新疆喜欢上了摄影。

1908年2月14日，伯希和一行到达敦煌，制定了考察提纲，找到了王道士。3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他称之为“至圣所”。5月28日，他在敦煌度过30岁生日。他的考察笔记后来整理为《敦煌石窟笔记》。8月，伯希和一行经兰州到达西安，他的老师沙畹完成了对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考察。10月2日，伯希和到郑州火车站，10月5日到北京，随后又到南京，见两江总督端方，拍摄端方的收藏品。伯希和还在北京和上海购买了大量中文书。12月，伯希和回到越南。

1909年8月中旬，伯希和再度回到北京，已担任直隶总督的端方得知伯希和在敦煌拿到大量写本，端方说，此乃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此时，伯希和还有秘籍未运往法国，北京学者纷纷前往拜访，还在六国饭店宴请伯希和。

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说：“宣统元年，法国大学教授伯希和博士赁宅于京师苏州胡同，将启行回国，所得敦煌鸣沙石室古卷轴已先运归，尚有在行箧者。博士托其友为介，欲见予，乃以中秋晨驱车往，博士出示其所得唐人写本及石刻，诧为奇宝，乃与商影照十余种。”伯希和说，石室中尚有卷轴八千，罗振玉后来请学部运回北京保存。此次伯希和在京逗留，认识了王国维，不过那时王国维的兴趣还在词与戏曲。罗振玉搜集外文资料，请人翻译，1910年编辑出版《流沙访古记》，介绍伯希和、斯坦因、沙畹等人的考古。有学者评价说，罗振玉与伯希和等三人建立联系，不仅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也出于其使命感，要让中国学术的生命延续。

刘鹗1908年在南京陷入一起地皮纠纷，被告发。1909年，清廷判刘鹗“私售仓粟”罪，“违法罔利，怙恶不悛，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刘鹗在乌鲁木齐狱中重读医书，8月23日脑溢血去世。1911年

1910年冬天，罗振常到北京，投奔哥哥罗振玉，他在北京过了春节。

1911年，宣统三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阴，有一位古董商人到罗家拜访，兜售甲骨，索价甚昂。这位商人走了之后，罗振玉对弟弟罗振常说：“古人占卜用龟骨，辅之以兽骨，骨大龟小，商人总拿大的来买卖，不要龟甲，实际上龟甲上也有异字，应该都收。去年范兆昌到彰德，买了不少，但只要龟甲上字多的，字少的就没收。我是走不开，我要是能去河南彰德，必定把那里的龟甲全部收干净，一点儿龟毛也不剩。”这番直接引语，出自罗振常所著《洹洛访古游记》，原本是浅文言，我用比较市井的语言复述。其中彰德就是安阳，范兆昌是罗振玉的妻弟。罗振常听了哥哥的话，立即表态，“我跟范兆昌一起去一趟，必按照哥哥的意思办”。二月十六日，北京下雪，北风怒号。罗振玉下班回家，跟弟弟说：“跟龟甲一起出土的，必有夏商周的古物，尊彝戈剑这类的，别人都抢着要，但肯定还有些东西别人不要，你到了河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古物，都买回来。”罗振常当晚在家收拾行李，把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及几本考古书都放到行李箱里。二月十七日凌晨起床，范兆昌来了，吃了早饭，乘骡车从宣武门象坊桥家里出发，奔前门火车站，到候车室休息片刻，登上京汉线火车，大地白茫茫。晚上到了安阳，住进了旅馆。罗振常记录，北方旅店待客之殷，远甚南方。惟“地方污秽，天井甚大，仅为土地，不布砖石，牲畜矢溺，随处撒布”，则南方所无。南方人罗振常嫌北方脏，嫌晚饭里有葱醋二味，吃完饭，范兆昌让掌柜的给小屯村民送信儿，买“带字骨头”的商人来了。

二月十八日一早，村民拿着“带字骨头”来了。罗振常注意到，这里没有大宗买卖，每个人都拿着自己挖出来的骨头，即便一家人，兄弟姐妹各自的龟甲也分得很清楚。自《殷商贞卜文字考》出版，龟甲的价格上涨，除罗振玉外，端方和传教士明义士等人也大量收购龟甲。到二月二十三日，村民不再前来卖货，范兆昌说，肯定另外有古董商来收购了。罗振常是很好的观察者，他记下在彰德的见闻，农民平日种田、种棉花，冬闲时挖骨头，出骨之地，多非村民自有。出骨最多的那块地，属于一位田姓地主，一开始挖掘时，地主并不过问，后来和村民商量，要从村民所得中抽成，村民不同意，地主就禁止村民挖掘，自己雇人挖，村民夜里盗挖，地主就请人监守，双方发生过争斗，有两个人脑袋打开了花，这起斗殴案一直在诉讼中。彰德城内有古玩店，有日本杂货店，织布机大都是大阪生产的。

二月二十五日，罗振常和范兆昌去往小屯村，二人事先商量好，范收甲骨，罗收古物，彼此帮腔，一定要让村民把全部宝贝都拿出来。这一天收获颇丰。二月二十六日，罗振常收拾前一天所得，计有石刀、骨簪、古镜等，一一记录并绘图，写信向罗振玉汇报。下午再去小屯村。二月二十九日，范兆昌登上回北京的火车，共得龟甲6700余块，悉数运回。罗振常留在安阳，对照考古书，检点自己收购的古物。“北方风沙重，连日至乡间，尘垢积体。询知城外有浴池，晚往就浴，所谓盆汤，乃是木桶。然浴后甚爽适，惟人少热度不大，天寒不免着凉。”

罗振常的笔记详细，但不提具体的花费。他说，范兆昌回北京，只拿了车费，收购款留给他在安阳继续买。三月初三，罗振常收到罗振玉的信，说看到了范兆昌带回北京的东西，范兆昌过两天会再带着一笔钱回安阳继续买。范兆昌回安阳后，二人继续收购，罗振常还按照哥哥的意思，打听安阳田产的价格，想在安阳买地。三月十七日，范兆昌再回北京，二人核对账目，龟甲兽骨两次运到北京，“大小共一万二千五百余块，可云大观”。三月十九日，收到北京来信，“运物无损”，罗振常下午依旧去小屯，这一天又买了550块龟甲。他贯彻了哥哥的指示，“龟屑不留”。接下来数日，罗振常还会去买古物，在笔记中写下对古物的初步考证、绘图，和人接洽购买地产的可能。三月二十六日，范从北京回来，说罗振玉正在研究带回去的龟甲，期待买地的事能有个着落。三月二十九日，罗振常收到哥哥的信，说买地的事不好办，先作罢。随后，罗振常去洛阳访古。

罗振常这份笔记，应该是1911年所记，村民、旅店老板等各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对古物及龟甲的记录细致认真。但这本笔记到1936年才由罗振常自印出版，198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后未见到新版本。陈鸿祥先生在1984年版本中写前言，讲罗振常、范兆昌此次收购的学术价值，直接引用王国维的文章，《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的文章讲甲骨文的发现及收藏，说1906年罗振玉在北京做官之后，“复令估人大搜之”，得到甲骨约两三万片。罗振玉著录的图书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铁云藏龟之余》，“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古文字学》主编萧圣中老师告诉我，“罗振玉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把整句整句的甲骨文读通顺了，以前大家都是零星地认字，连不成句子，从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出版，其他学者才有依托进一步做释字、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一般情况下，看影印的甲骨图片就可以做研究，但实物的价值也很重要，有些东西只能目验才能解决，比如个别线条到底是刻的笔画，还是龟板或骨板上本来就有的裂纹，只有目验才能解决”。

我读《洹洛访古游记》，有一感触是罗振玉知人善用，妻弟范兆昌能去收购甲骨，自己的弟弟罗振常也能做收购，能商量买田产，但王国维不能去干这样的事，王国维是做学问的人。

罗振常河南之行是在1911年春天。1911年5月，清廷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两条铁路本来已经商用，清廷收回国有，想以此办借款，不料引起极大动荡。是为“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领导人，成都数万人赴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30余人。随后同盟会联合四川哥老会起事。端方时任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率军入川，发布安民告示，“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端方留在资阳，进退失据。11月27日，军队哗变，端方及弟弟端锦被杀。12月22日，赵尔丰死于公审大会。端方及弟弟端锦的首级被割下来，放在煤油桶中，送到武昌。1912年，王国维作长诗《蜀道难》，这是献给端方的挽诗，其中几句是：“蜀江委蛇几千折，峰峦十二烟云间。中有千愁与万冤，南山北山啼杜鹃。”端方是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主张立宪，同时他是一位收藏家，懂金石之学，对考古和书画都有研究，还主张设立公共图书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湖南图书馆，就是端方担任湖南巡抚时奠定基础的。端方还有几本学术著作，《陶斋吉金录》《壬寅消夏记》等，这些学术著作当然不是官老爷自己写的，而是靠他幕府中的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尚小明教授著有《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书中说端方幕府是清代最后一个重要的学人幕府，也是清代最重要的一个幕主为满族官员的学人幕府。当时在端方幕府中的重要学者有劳乃宣、缪荃孙、刘师培、况周颐等，罗振玉也曾出入其间。清代大官的幕府可以当作是一个学术机构。张尔田《近代词人逸事》中说况周颐比较有个性，端方对周围人说过，“我知道况周颐将来必饿死，但我不能看其饿死”。况周颐听了，非常感动，“至于涕下”。

尚小明教授给我解释，“清代前中期直至晚清咸丰以前，幕府不属于官僚系统，没有成文的规定，只遵循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幕宾由官员私人聘请、由官员私人支付幕宾酬金、主宾平等、幕宾合则留不合则去。幕宾（师爷）的职能主要是协助幕主办理刑名、钱粮、笔札，阅卷、编书、著书等。幕宾能拿多少酬金，并不是很清楚，这取决于幕主的经济状况、幕宾的声望及职责、聘请幕宾的数量等多种因素。幕宾酬金的支付方式也不一定，有一次性预先支付的，也有定期支付的。读书人能否做幕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掌握有某种为幕主所需要的专门技能，特别是刑名、钱粮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靠师徒传授获得，因此进入圈子很重要。而要充当笔札、阅卷、编书、著书的幕宾，往往更强调其文字功夫或学术才华。对读书人而言，首先追求入仕；若不能入仕，那么耕读传家，或充当私塾先生、书院教师，最符合其特性。士人从商情况在清代较多，但主要存在于普通士人阶层。学者更多受儒家思想束缚，往往耻与人争利，因此极少从商。学者更倾向游幕，因为幕主须以宾礼相待，游幕不致降低其学者的身份，如能遇到合适的幕主，游幕也能发挥其所长。”

张之洞、端方死后，学者叶德辉给缪荃孙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南皮骑箕，浭阳罢镇，一时文章之道，黯然无光。”南皮是张之洞，骑箕就是仙去了，浭阳是端方的出生地，代指端方，罢镇大概也是死了的意思，这二人死了，知识分子就不灵了。“此二公虽不能上望毕、阮，然并此而无之，则读书种子几乎绝矣，可不长叹息乎！”毕是指毕沅，乾隆年间的官，做到过湖广总督，在幕府文人的帮助下，著有《关中金石记》《续资治通鉴》等书；阮是指阮元，也做过两广总督，著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叶德辉说，张之洞、端方虽比不上毕沅和阮元，但没这两个大官，读书种子就没了。叶德辉说他“于二公未得一分束修，未得一分润笔”，所以对二人的评价是公允的。1911年11月27日，督办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坐）受命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前与湖北军政要人合影（视觉中国 供图）

读书人要当官，当不了官，就当学者，当学者可以给当官的做幕宾，表面上看很平等，但以我今天粗俗的眼光来看，也觉得很别扭。多年前我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看到一段话，抄在下面，“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罗振玉和王国维。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北京，罗振玉和王国维商量，“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据陈鸿祥《国学与王朝》一书讲，有个日本和尚，去新帘子胡同拜访罗振玉，和尚自称是本愿寺的，受本愿寺的主持大谷光瑞派遣，邀请罗振玉去日本避难。大谷光瑞曾到中国考古探险，劫掠过许多珍贵文物。罗振玉未见过大谷，但彼此都是久仰的了。罗振玉说自己得知这邀请后，又收到京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人的来信，邀请他去京都。

罗家，罗的女婿刘季英一家（刘季英是刘鹗的儿子，罗和刘是亲家），王国维一家，一共20多人到天津，在大沽口登上“温州丸”。11月17日到达神户。他们离京时，北洋军打下了汉阳，还没有攻打武昌。罗振玉幻想着事态能平稳，所以对清廷大员说，把家眷安顿下来，就回北京。到日本停留三天，罗振玉搭商船回大连，陆路返回北京，王国维有诗云，“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罗振玉到北京发现，大势已去，袁世凯掌握了大权（两年前，正是袁世凯办了亲家刘鹗）。罗振玉再次乘船去日本。他后来记录说，辛亥年他有“图书长物百余箧，运之月余乃竟”，他的大批文物及书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运到日本，还放弃了一些难以运输的大件，那么他一个月内两次东渡日本，或许有监督运输的可能性。

有传记文章称，罗振玉带家人东渡日本，由天津至神户，带了书籍50万卷，青铜器1000多件，拓片碑铭数千以及龟甲3万余片，“是数个学术单位的规模”。这些数字可能来自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说他到日本后，劝王国维放弃文艺研究，专心于国学，“予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之前，罗振玉要在京都举办画展，展出他收藏的名画并出售，已经运画至日本。他的这些宝贝怎么运送到日本的，我没看到记载。网上能查到经罗振玉手流入日本的名画目录。卖书画是他在京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神户迎接罗振玉的，有东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首次向中国学者披露敦煌经卷，田中有幸参与其间，是日本最早获知并目睹敦煌经卷的人。他的文求堂是近代日本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书字画书店。

辛亥革命给士人阶层带来极大冲击，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中写道：“湖北兵变，湖南江西应之，山西陕西应之，天下大乱。全家窜上海。九月复交新编善本书目八卷即乞长假回上海寄寓，江宁亦于十月失陷。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逊位于民国。南北合同。国破家亡，生不如死。”缪荃孙1909年受聘创办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他的日记停在辛亥年，有绝笔之意。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朱祖谋写了一首《浪淘沙慢》，“恨肠寸折。明镜前，掇取中心如月”。这是表明自己的忠诚仍如明月。他描写帝制终结这一巨变，“却划连峰平于垤。黄尘拥，巨川顿竭。怒雷起，玄冬还夏雪。更千岁，倚杵天摧，厚地坼，深盟会与缠绵绝”。山塌了，河干了，冬天打雷夏天飘雪，天裂了，地陷了，这是化用乐府诗《上邪》中的语句来表达一个遗民与皇帝的“深盟”。

辛亥革命之后，况周颐来到上海，在梅福里附近居住，没了收入，开始变卖自己的藏书，开了一个小书摊，赵尊岳的《蕙风词史》中说：“然先生因不工市侩，朋从至，道姓名，辄以书奉赠，举手辄尽。既乃弃去，移居东有恒路。时朱彊村侍郎即居德裕里，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得之。”后来况周颐在寓所门口挂了一副对联，“吾惟钱是视，民以食为天”，以词换钱，上门求寿词、挽词、婚庆词的，都要谈好价钱。

王国维在《彊村校词图序》中描述当年的场景，“风俗人心之变，由都邑而乡聚，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近年以来，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则天津，南则上海”，“辛亥以后，通都小邑，桴鼓时鸣，恒不可以居”。桴鼓，意思是军队的战鼓，地方动荡，于是遗老们都住到天津、上海。王国维说这两个地方低洼狭小，“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鳞萃鸟集，妖言巫风，胥于是乎出”，天津和上海没什么山川美景可欣赏，也就是几个朋友能有诗词上的往来唱和。朱祖谋的词作中有这样的句子，“干戈满目生悲事”，“旧江南，怕湖山劫换，倚声无地”。况周颐的词是，“念欢事少，忧心悄，吾衰早”，“金粉改，江山在”。王国维在日本写了《颐和园词》，全诗九十一韵，从咸丰驾崩写到宣统退位，说慈禧是“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说袁世凯“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这是一首献给大清的挽歌，1913年2月，隆裕太后去世，王国维又写了一首挽诗哀悼，《隆裕太后挽歌辞》五言排律九十韵。大清之亡激发了他的“忠”。

罗振常的女儿罗庄这样描绘他们在京都的居住环境，“西京四面皆山，旧称山城国。初居田中村，再移神乐冈。其地风景优胜，气候适中，小楼一楹，仅勘容膝，而纤尘不染。席地凭几，犹然古风。窗外山光岚气，朝晖夕阴，奇瑰不可名状。绕屋则溪流如带，日夜潺湲”。罗振常家与刘季英家、王国维家比邻而居，“隔篱呼答，悉作乡音，颇不岑寂”，罗振玉家也住附近，“故乡俶扰，不见不闻，堪称世外桃源矣”。王国维后来说：“自辛亥十月寓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

罗振玉说他到京都后，劝王国维放弃哲学及文艺研究，专研国学，“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按照罗的记述，王国维听了这番劝说，把《静安文集》全部烧掉，开始读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王国维年谱长编》中说，先生这番转变，也不是全然被动，其内心或以为研究历史及考据，其对象为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历史事实，均远离现实人生，也是一种解脱。

中国海洋大学陈琳琳老师，在日本关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王国维学问世界的变化——以中日欧学者交流为中心》，陈老师对我说，王国维起先对哲学产生兴趣，是受东文学社的老师藤田丰八及田冈岭云的影响，他到学部任职后，开始研究词学和戏曲，受到了那些科举出身的学者的影响，包括袁嘉谷和缪荃孙。1909年11月，《朝日新闻》发表多篇文章报道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情况。11月27日，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会议上就展示了罗振玉寄来的图片，陈老师解释，“日本人对敦煌有极高的热情，他们曾向唐朝学习过很多东西，而敦煌又保留了大量唐代遗物，所以日本学人对敦煌有一种故乡的感情”。

陈老师引《录鬼簿校注》序言中的几句话来讲王国维视学术为生命的担当，王国维是这么说的——“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此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于暴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为愈也。”陈老师解释，辛亥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传统学术，对西学发生兴趣，王国维是很幻灭的，他想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振兴传统学术，“你看他写的《西胡考》《西域井渠考》，都是西方学术论文的范式，除了是用文言文写的，跟现代的论文没什么区别”。

我在《王国维全集》中找到这两篇论文，看不懂。但我找到沈曾植1912年写下的一段话，沈曾植专治辽、金、元三史，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后来王国维对音韵学的研究受到沈曾植的帮助。1912年，沈曾植写了一篇中国佛学院缘起的小文章，希望佛学能帮助世道动乱中的众生。这篇文章的开头是，“天发杀机，芸生劫劫。政治学，杀机也；经济学，杀机也；文学、哲学，杀机也。分析此时代人心原质，一话言，一思想，一动作，一合会，无不挟贪嗔痴三业以俱来”。传统学术的捍卫者对新学问不以为然。1917年张勋复辟时，沈曾植出任学部尚书，这看起来像是逆历史潮流的可笑之举，可所谓逆历史潮流，换句话说就是坚守传统。

1913年，王国维完成《宋元戏曲考》。1914年，斯坦因将他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废墟发现的汉简以及在尼雅及古楼兰遗址得到的魏晋木简交由法兰西学院沙畹教授研究，沙畹将其所撰的《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书的校本寄给罗振玉，王国维与罗振玉自沙畹书中选取部分材料，编撰《流沙坠简》三卷。1915年，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撰《三代地理小记》《古胡服考》《古礼器略说》等文章。陈琳琳说：“罗王二人的一大优势在于占有大量材料，罗振玉有各种版本的古籍，也有甲骨、青铜器等众多实物，可以对照研究，他长袖善舞，不断向伯希和及沙畹索要影印资料，罗王二人与日欧学者之间频繁互动，在学术空间中处于中心地位。”1916年1月23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名流在圆山春云楼雅集，这一天是苏轼的生辰，是为“寿苏会”。寿苏会上，展出了陈洪绶所画的东坡像，陆恢的《山坞云归图》、山本竟山所藏的东坡书画拓本。山本竟山和罗振玉是故交，刘鹗《铁云藏龟》封面四个字就是山本题写。1913年兰亭会，山本托人从绍兴兰亭取水，装在啤酒瓶子里运回日本。日本汉学家时有兰亭集、赤壁集等聚会，纪念中国传统的文化事件。罗王二人参加了1916年的寿苏会，此时王国维已打算回国，他在京都的收入依靠罗振玉，日本物价上涨，罗振玉经济状况吃紧。2月3日大年初一，王国维去罗振玉家拜年，第二天启程回国。

王国维回到上海，是应犹太商人哈同之邀，出任《学术丛编》的编辑。哈同及夫人在哈同花园内建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另有《仓圣大学杂志》，由况周颐编辑。王国维和况周颐成了同事。哈同花园又称爱俪园，就在上海展览中心那一片地方。王国维对这个环境并不满意，但留在哈园，可以有生活保障，也有时间做学术研究。仓圣明智大学只有小学部和初中，开学要向仓颉像及哈同夫妇及教师行跪拜礼，王国维为这所学校的章程写了序言，其中说，“举世竞言新，独我学校以旧名于天下。有以质余者，余对曰，余不知新旧，知是非而已”。

1916年，王国维和罗振玉有大量书信来往，讨论学问之外也常常谈到书画买卖的事情。

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老师有一篇论文叫《王国维生计问题及经济观念考论》。彭老师说，罗振玉非常看重王国维的学问，也深知王国维“平生之志不在温饱”，他对王国维的生计问题提出了“狡兔三窟”的方案：第一是在哈园维持一份工作，第二是帮助南浔富商刘承干写书编书，第三是做书画生意。罗振玉给刘承干写过一封推荐信，说王国维是今日的亭林、梨洲，来日肯定大成其学。但刘承干婉谢了罗的推荐，选择况周颐为他编纂《历代词人考略》一书。彭老师说，是朱祖谋向刘承干推荐了况周颐，在清遗民那个圈子里，况周颐是出了名的穷人。清末，南浔镇因丝绸业而富裕，镇上的首富叫刘墉，他儿子修建了刘家的私人园林小莲庄，他孙子刘承干建了一栋藏书楼，叫嘉业藏书楼，曾是江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如今到南浔旅游，小莲庄和嘉业藏书楼还是古镇上的重要景点，藏书楼中堆满古旧的雕版。抗日战争时期，刘家开始败落，但在民国初年，刘承干意气风发，时常在上海与沈曾植等遗老聚会，展示其收藏的宋元珍本图书。看《况周颐年谱》，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来源，他的词作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随笔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他售卖自己的藏书，也会写词祝贺他人新婚或寿诞。况周颐还时常向缪荃孙借钱，五块十块十二块，《艺风老人日记》记录着借给况周颐的每一笔钱。朱祖谋的收入有一项是“题主”，那时的人办丧事，在木牌上写下死者的名字，先用墨笔写“某某之神王”，出殡前再请有名望的人用朱笔在“王”字上加一点变成“主”，这个仪式叫“题主”或者“点主”。朱祖谋和况周颐虽然清贫，但也不是那种底层的贫困。1916年农历八月十五，朱况及友人在愚园聚会，庆祝朱的六十大寿。十月，梅兰芳到上海演出，朱况前去看戏，写了几十首词，集为《修梅清课》，他们努力维持着风雅的生活。况周颐为刘承干写《历代词人考略》，刘承干要名，况周颐要钱。清遗民有一项道德准则是“不食民国粒粟”，晚清官员曾习经在清帝逊位前一日辞官，他对家人说，“能于国变之先引去，大节无亏，差可自慰，节操二字不可不慎也”。袁世凯曾邀请曾习经出任财政部长，但被拒绝。曾习经在天津买了一块盐碱地，躬耕垄亩，生活越来越拮据。郑孝胥是清遗民中比较富裕的一个，1912年7月，他开始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上班，每天三小时，每月领100块。后来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郑孝胥1916年卖字的收入是2000块以上，1920年卖字的收入超过7000元，现在我们看到的“交通银行”四个大字就出自郑孝胥之手。不从民国政府那里拿钱，这一道德准则有一个模糊地带，那就是在大学里教书，张尔田就在北大做了教授。1917年8月，北大第一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周明之在《清遗老的精神世界》一书中说，这个时间距张勋复辟失败仅隔三个月，所以王国维断然拒绝了。自1917年8月至1922年初，北大发出多次邀请，王国维坚持了五年，才答应做北大的通讯导师，而这五年中，王国维的收入状况不佳，他与罗振玉的通信中曾反复讨论该如何面对北大的聘任。周明之分析其中的潜台词，认为王国维拒绝北大，是一个不理智的决定。王国维在哈同花园纠结磨叽多年，面对北大的聘请，总说自己在上海住惯了，不愿意北上。但在1923年4月，奉召入宫做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两个月内就动身。

1917年6月，张勋进京。7月1日，宣布恢复清室。12日，张勋兵败，潜入荷兰使馆，复辟像一场闹剧一样结束。王国维早在一年前就听闻复辟的传言，罗振玉也希望“春雷启蛰，一扫沉闷”，但二人并未参与复辟行动。1917年夏日一天，王国维照例去沈宅拜访，沈家仆人告诉他，老爷子去苏州了。实则沈曾植正冒着酷暑进北京。彭玉平老师说，沈曾植和王国维在学问的切磋上往来密切，但沈知道王国维不是搞政治的人，复辟一事不会和王国维谈。陈曾寿的弟弟在《丁巳复辟记》中说，升允、郑孝胥、陈曾寿等人讨论复辟大计之时，总是在沈曾植家聚会，沈曾植“高年多感，每事机不顺，无所借手，辄涕泗横颐，满座凄惶，不能仰视”。沈曾植确认张勋带兵进京的消息后，草拟《复位奏稿》《第一月行政大略》《第一诏书》。这三份稿子寄给复辟同人，《第一月行政大略》只有300字，沈曾植附言，“灯下书此，目眵神疲，不及详委。公是解人，阅一而知十也”。张勋是带兵进京，沈曾植是带病进京，其年谱中说他“客中无一日得离汤药”，复辟失败，“旋又赴天津，淹流北地，乃至两月，常以不得死所为恨”。

7月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说张勋难以支撑，“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14日，丁巳复辟已彻底失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预计升允、劳乃宣将“以死谢国”，说北上支持复辟的清遗民如果“腼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8月间，王国维探究古韵今韵的转变，可惜沈老不在上海，“无由共证此说。此老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王国维希望沈老羞答答地回来，一起探讨学问。光绪十一年（1885），广州官员梁星海罢官回乡，沈曾植写了一篇赠言给他，其中说：“吾尝病世之学者，习道德之言，以成利禄之业，又推利禄之意，以迫隘道德之言，好静而恶动，衷利害而外论是非，彼固各有所谓也。而托之厚貌重言以相市，不察其实，几乎不丧其所守以从之矣。”他寄语同辈学人，“记览之精详，辞章之伟隽，经术之赅洽，专门绝学之绍远而造微，皆君子所以自文其身，随所取而皆有以自乐者也”。

作为学者，王国维很少有道德之言与利禄之意，学问步步精进，他在1917年写完《殷周制度论》，他认为周代的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写完这篇论文，他写信给罗振玉，说此文有经世之意，也就是说有现实意义。陈梦家曾评价《殷周制度论》，说此文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来维护清朝的制度。后来也有学者说，王国维写这篇文章时，张勋复辟已失败了两个月，但王国维“仍念念不忘张勋复辟通电，并从学术上证明之，阐发之，赞美之，足见中封建文化毒之深，足见对封建制度复辟抱多大的希望”，其他遗老做的复辟文章是时论，王国维这一篇是史论。1923年4月16日，溥仪颁谕旨，令王国维、杨钟羲等四人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南斋之命，惶悚无地”，他让罗振玉的儿子给刻个戳儿，朱文方印“文学侍从”。他拿到五品俸禄，1924年初又得到“紫禁城骑马”之赏，王国维说，这在以前，二品大员都拿不到，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特别的恩典。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居住在天津。王国维能入南书房行走，是他和升允在背后运作的结果。但这个南书房行走是个虚职，王国维入宫几次，发现无事可做，后来确定下的工作内容是每六天入值一次，随意向皇上讲点儿文史知识。此外要清点景阳宫等处书籍。有材料说，王国维入宫后每月薪酬是600块，后来在清华，月薪400块，终于宽裕一些了。张勋复辟时，溥仪只有12岁，此后慢慢长大，结婚，亲政，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1924年初，溥仪派郑孝胥在懋勤殿行走，赏戴花翎，赏罗振玉“紫禁城骑马”，而后也派在南书房行走。围绕在溥仪身边的诸位，各有各的心思，罗振玉想让皇上建图书馆、博物馆，掌握文物的支配权，庄士敦鼓励皇上出国留学，郑孝胥想清理财政。紫禁城内依旧用宣统年号来纪年，皇上也要懂驭人之术，有一位叫金梁的臣子在1924年3月上过一道奏折，说皇上垂询人才，臣子殷殷访问，略举所知，择其确有可取者，分为用其心、用其人、用其名三等，升允、铁良等四人是赤胆忠心级别，可用其心。下面是可用其人的18个人，包括罗振玉、刘承干、林纾等。再下面可用其名的8个人，有梁启超、蔡元培等。每个人后面都有十来个字的评语，罗振玉获得的评语是“忠贞自矢，坚定不移，十年来毁家纾难……通今博古，中外知名”，梁启超的评语是“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靡然从之，实能左右舆论”。金梁列出这30人，然后说：“愿我皇上分别选择，或用其心，或用其人，或用其名，或则定期陆续延见，或则派员先与接洽。以文化、古物、慈善、教育为名，筹备讨论，不涉政治。”金梁说，要注意舆论，先去阻力，徐图进行，务使人人皆为我用。结尾是，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我是在吴景洲《故宫五年记》一书的附录中看到这份奏折的，这份名单里没有王国维，内务府大臣耆龄认为王国维是个“村学究”，想来这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

周明之在《清遗老的精神世界》一书中分析王国维和罗振玉这一阶段的通信，认为二人的关系在王国维入宫之后就逐渐产生了裂痕。王国维入宫两个月后就想请假，但罗振玉力劝王国维不能请假，他让王国维写奏折请溥仪建图书馆博物馆，并给出草稿，“凡文内诸语皆经千思百虑而后出之，但可润色辞藻，不可删节”。王国维意见和罗振玉不一致时，罗振玉的信中会说，“长安居者见地自与草野不同”，王入了南书房，就是居长安者了，他提醒王国维“受恩欠债，须偿补也”。王国维为宫中事情担忧而失眠，罗振玉说，“天下事，义之所在，但有勇往赴之，水火刀锯在前，不复顾也”。周明之先生做分析时保持学者的谨慎，我读这些信件时，总觉得罗振玉是精神控制的高手，他会流露自己的失望和愤怨，好像也会替王国维着想，“早一日奏上出，则公早了一公案”，接着又会煽情，“哀莫大于心死，弟亦将跳出迷梦，收束一切，休息之期，计已不远，不忍目击横流矣”。1924年6月，王国维写信说，“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他对宫中事多有不满，而宫中的陈宝琛等人也早把王国维看成是罗振玉的同党。周明之分析，入宫之前，罗王二人对宫廷及复辟都是观望者，意见不一致也不妨碍二人的关系，靠近皇上之后，罗更为积极主动，王的个性与之不同，他看到宫中种种明争暗斗，又要承受来自罗振玉的压力。

1924年5月18日，王国维上了一道奏折，“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紫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王国维另有一篇《论政学疏》呈上，其中说，“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盖与民休息之术，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他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结论终于有机会讲给皇上听了。

1924年11月4日，鹿钟麟以统一军权维持治安为名，解除清宫及景山内1200余名士兵的武装，调驻北苑听候改编，11月5日上午9点，派出军队至神武门，解除神武门护城河400余名警察的武装，遂派员与内务府大臣接洽，请废帝宣统即日迁出皇宫，并派员检点宫内各项物品。双方磋商三个小时，鹿钟麟方坚持溥仪必须即日出宫。而后溥仪给每个太监发十块大洋，宫女发八块大洋，宫内计有太监470余人，宫女100余人。遣散太监宫女之后，御前会议决定移居德胜桥醇王府。溥仪与各贵妃一行于下午四时十分出宫，乘汽车至醇王府。北京《社会日报》报道，出宫时，警卫司令鹿钟麟坐第一辆车为先导，溥仪及随从坐第二辆车，溥仪的夫人及亲属坐第三辆车，警察总监张璧坐第四辆车，内务府大臣绍英坐最后一辆车。王国维给日本学者狩野直喜的信中说，“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年谱中说王国维此后一个月“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也有材料说，王国维和罗振玉、柯劭忞此时约定一起殉清。而罗振玉、柯劭忞后来没有自杀，是背弃了朋友。11月7日，鹿钟麟、张璧及清室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长李石曾带一名记者前往醇王府拜会溥仪，而后在景山西街内务府中与清室代表会谈。罗振玉是清室代表之一，会议商谈如何处理宫中遗留人员及溥仪之私人物品，会谈结束后，众人往交泰殿点验玉玺，《社会日报》报道，殿中冷落阴森，左有大时钟，右有铜漏，正中悬一匾，是乾隆御笔“无为”二字。此后一个月，报纸连续报道清室查封及物品清点状况，清内务府曾致信到访北京的孙中山，问辛亥年的优待条件为何不能履行，孙中山秘书处回信历数清室种种违反协定的情况，是张勋复辟使优待条件“完全毁弃”。据说秘书处这封回信出自汪精卫手笔。国民党大员吴稚晖撰文《危哉溥仪先生》骂清遗民蚕食清室，其中说道“至于罗振玉，不但专贩国粹，假造古董，为东洋巨骗”，说陈宝琛、王国维“终免不了一个变形的鼠窃”。吴稚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从这篇文章来看，用白话文骂人可比文言生动活泼。这位前清举人写道：“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到了民国还闹什么遗老。遗老两字实是最肉麻不过的揶揄名词，但是遗老既老书本上有这个废物名称，遗老便让他去遗老。民国之大，何奇不有？有这种怪物供给游戏文章里嘲弄嘲弄，亦无不可。”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内举行开幕典礼，李石曾报告了博物院筹备过程。故宫对外开放参观。据《老北京公园开放记》记载，1914年5月，颐和园对外开放，门票1元2角，排云殿、谐趣园等景点另外购票，游船最低价为1元，最高10元。此时，颐和园还是清室的财产，游览颐和园比逛北海公园要贵出许多。1924年5月，溥仪派庄士敦管理颐和园。11月，溥仪被逐出故宫，冯玉祥国民军进驻颐和园。1926年，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将颐和园交还清室。从法律层面说，1912年至1928年，颐和园仍是清皇室私产，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7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颐和园，8月交北京市政府管理，颐和园才脱离皇家管理，正式成为公园。照此说来，1927年6月2日，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是选择在清皇室的地方自杀。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工具书使用法”，我听老师讲了两个月，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工具书，后来有一位同学，要找一篇白行简的《大乐赋》，我们就到图书馆，查阅工具书。在古籍阅览室里找到了《双梅景暗丛书》，在其中看到了各种奇妙的诗文，我记住了这本书编辑者的名字叫叶德辉。工作之后，也会翻翻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了解古旧图书的知识。1917年秋天，叶德辉住在上海，某日去茶馆闲坐，见一白发老人，拿着手杖，一婢女搀扶着坐到一旁，两人互道姓名，那白发老人是词人郑文焯。叶德辉和郑文焯在茶馆里聊天，而后郑告辞，叶德辉看着那婢女对邻座说，此姜白石诗中低唱之小红，亦词料也，一坐莞然。姜夔心中有暗恋的歌女，所以才写出温婉动人的词，叶德辉吐槽词人郑文焯也把婢女当成灵感。他把这段写到《大鹤山人遗书序》中，可见是个大嘴巴。叶德辉死后，墓碑前有一副对联，“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1927年，革命运动风卷湖南。4月11日，农工商学各界在长沙召开公审大会，判叶德辉死刑，罪名是“封建余孽、豪绅领袖”，而后叶德辉在城外的识字岭被枪决。他的儿子在给日本人松崎柔甫的信中记述叶德辉被杀的过程：“今将先父遇难被害各情节，涕泣陈之。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送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遂遭惨死。呜呼，痛哉！是日，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离子散，惶惧万分。家中所有藏书，以及金石字画、古铜遗稿、应用金银珠玉、衣服器具等要件，均被彼等抢劫一空。家中仅存少数书籍、碑帖、书版，充为中山图书馆所有。现恳友人疏通，故未搬移他处。住宅充为馆址，并设办事处管理，有人闻有散失。家藏宋元及善本书籍，计存无几。现事仍未解严，棘人合家大小，男女人丁，至今隐逸，逃往四方，仍未团聚。霎时家败人亡，不知所犯何律。先严近撰《观古堂藏书记》、年谱、诗稿、经学各书，均被没充。”有材料说，叶德辉之所以被杀，还是因为大嘴巴。他写了一副对联，“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还有个横批是“斌尖卡傀”，仔细看这四个字，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一个藏书家，被杀的地方叫识字岭。

关于王国维为什么自杀，有一种说法是畏惧革命。当时报纸刊过一篇《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上面就有王国维的名字。1927年1月，梁启超给孩子的信中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3月，梁启超信中说，“将来北方怕要重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王国维自杀后，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1925年2月，王国维接受清华学校聘书。3月，给藏书家蒋汝藻的信中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现主人在津”，主人指溥仪，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王国维曾给蒋家编撰藏书目录，后来蒋家败落，其藏书大多售予商务印书馆涵芬楼。4月18日，王国维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9月9日，清华工字厅举办研究院师生茶话会及拜师礼。王国维在第一学期讲《古史新证》《尚书》及《说文》，在《古史新证》的总论中，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1926年9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去世，遗孀罗曼华年仅24岁，罗曼华是罗振玉的女儿，罗王已成儿女亲家。此前，王国维遭遇多次家人去世，1923年4月，第二任妻子潘氏的母亲去世，5月死了一个侄子，一个9个月大的女儿早夭。1924年，死了一个孙女。1925年，又死了一个孙女。

罗王二人都到上海料理后事，随后罗振玉带女儿返回天津。王国维回京后，给罗振玉写信说，儿子留下的钱，“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罗振玉回信说，女儿不要这笔钱。王国维回信说，“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1926年11月26日，罗振玉写信说，女儿还是不会要这笔钱，“小女在此，以鬻书之资一部分给之，不至饥寒，其昆季尚非甚凉薄者，日后当不至休戚不相顾也”。罗振玉说，可以卖书养女儿，儿女们彼此不甚凉薄，以后也会互相照顾。罗王二人之间留下的通信一共有974封，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通信。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回忆，1927年正月，溥仪生日，王国维到天津祝寿，遇到罗振玉，“两下碰面，未交一言”。

关于王国维为什么自杀，另有一种说法是逼债说，即王国维欠罗振玉一笔巨款，罗振玉逼他还钱，王国维遂自杀。这一说法可以在郭沫若的文章中看到。

罗继祖1994年在台湾出版《王国维之死》一书，1999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发行简体字版。罗继祖在书中说，逼债一说，出自郑孝胥，而郑孝胥素与罗振玉不和。《王国维之死》一书包括王国维的传略，自沉经过的各种记述和悼词，此外还有一部分是“王氏身后种种不同评论之驳正”。王国维死后，许多人对罗振玉表示不满，顾颉刚撰文说，罗振玉“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这个环境中难以自脱，成了“遗而不老”的遗老。傅斯年对罗振玉的称呼一直是“罗贼”“上虞老贼”等等，他认定《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不是罗振玉写的，而是王国维代笔，“罗氏老贼于南北史两唐书甚习，故考证碑志每有见地，若夫古文字学固懵然无知”。罗继祖在书中摘录这些文字，一一写出自己的编者按语，为祖父辩白。这本书开头有一张照片，是1916年，罗振玉牵着三岁的孙子罗继祖，在京都一草坪漫步。后记落款处，是“十不全老人罗继祖书于大连新四不斋，时年八十有七”。顺便说一句，参与故宫博物院创建的吴景洲，他的儿子叫吴祖光。况周颐的女婿是陈巨来，篆刻家，后来作《安持人物琐忆》，大讲民国掌故。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写文章悼念父亲——清晨天微亮，每每见母亲立于父亲身后，手中拿着只发篦，仔仔细细地为他顺着发，再编结起来。有次母亲忍不住道：“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父亲不吭气儿，过了好一会儿冷冷地回答：“留着便是留着了。”儿子王贞明回忆——父亲去世那一天上午，我去打网球，中午回家吃饭，不见父亲从学校回来，家人正觉奇怪，清华大学派人来报讯：“先生在颐和园跳湖了！”事出意外，家人莫不惊慌。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清华园门外叫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付车钱后，让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漫步长廊，在鱼藻轩抽了一支烟，大约11点投湖。有清道夫目睹此景，下水抢救，但王国维头部埋入淤泥，窒息而亡，据说其内衣还未全部打湿。下午3点，巡警与园外的车夫回清华园报信，晚上7点，清华师生大多听到了王国维自尽的消息。第二天早上，王国维夫人潘氏带孩子入园收敛尸体。而后，验尸官在死者口袋中搜出一封遗嘱——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二日，父字。

遗嘱全文120余字，最为人熟知的是开头前16个字，结尾20多字，爸爸跟儿子谈到了钱。

1904年1月，王国维从南通返回海宁，路经上海时，遇到了一起盗窃，他给王乃誉写信说，“船停浦东，因嘱长春栈接客将行李等运至该栈。迨至码头检视行李，则箱锁已断，衣裘尽湿。细行查验，失去整包英洋壹佰元及纸卷等物”。这是王国维写给父亲现在仅存的一封信，藏于上海图书馆。

1927年6月4日，罗振玉在天津得知王国维的死讯，草拟了一份遗折，由儿子用王国维笔迹誊写，在第二天递呈溥仪。溥仪当即给王国维赐了谥号，忠悫公，赏银元两千。6月19日，在天津公祭。罗振玉7月入京操办王国维的丧事，回天津后即着手编辑王国维遗作，到1928年春天出版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安葬于清华园外西柳村七间房墓地，清华校长曹云祥带十余名教职工送葬。9月20日，清华研究院开学，梁启超带学生到幕前拜奠，并发表《王静安先生墓前致辞》。

学者杨浪著有《墓地的发现》一书，他说，王国维1960年1月迁坟于北京福田公墓，墓地周边的树木砍伐后售卖，支付了迁坟的费用。清华大学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的那段碑文最为大家熟悉。但王国维的墓志铭是清朝遗老的手笔，1927年埋入地下前曾有拓印，开头几行是——“诰授奉政大夫、赏食五品俸、南书行走、特谥忠悫王公墓志铭。赐进士出身、赏食三品俸、紫禁城骑马、南书房行走、前江南江宁府知府、翰林院编修辽阳杨钟羲撰文。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赏食二品俸、紫禁城骑马、赏穿戴膆貂袿、南书房行走、前翰林院侍讲、宛平袁励准书丹并篆盖”。杨浪说，“这是带着官衔的宫里的老哥们儿给他写的，埋掉的是大清的王国维”。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挽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十七年家国云云，说的正是大清亡了十七年。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有一篇论文叫《试析陈寅恪的超越观念》，分析了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一副挽联和四首诗文，王老师说，挽联把王国维自沉描述为“殉清之举”，但挽诗中有一句“文化神州丧一身”，已经提示出一个新的论述方向。

1927年10月，《国学月报》发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有这样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接下来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1929年，王国维自沉两年之后，清华大学在校园内竖立纪念碑，今日去清华大学，还能在工字厅附近看到这座纪念碑，读到陈寅恪撰写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东杰教授说，陈寅恪从不用“忠悫”这个谥号来称呼王国维，而是用静安或者观堂，这篇碑文不再讲“纲纪”，而是讲“独立”和“自由”。我问王老师，碑文中所说的“一姓之兴亡”，是指爱新觉罗氏的兴亡，“一人之恩怨”何所指？难道是跟罗振玉之间的恩怨吗？王老师回应说，“一人之恩怨”应有指罗振玉之义。他让我看《挽词并序》中的那一句，“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是汉代人物，用这个典故就是指出卖朋友的人，鲍叔指管鲍之交的鲍叔牙，你有一个郦寄那样的朋友，但还是像好朋友一样对待他，这句话也在说罗王二人的关系。

1934年，王国维弟子编辑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出版，陈寅恪又写了一篇序言，他概述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之后，写了这样一段：“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以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这一段文字实在太漂亮了，其中有点儿“伤心人别有怀抱”的诗意。关于王国维之死，有“殉清说”，有“殉文化说”，陈寅恪的“殉文化说”传播甚广，其缘由可能就在文字的力量。陈寅恪后来用行动注释其文字。1953年，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有这样一句：“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他还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王国维也有一段话可以佐证“殉文化说”，1919年，在给沈曾植写的《七十寿序》中，王国维这样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王国维说沈曾植是文化托命之人，陈寅恪说王国维是文化托命之人，“文化托命”这个说法来自胡先骕所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文化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此等人笃信天命而能克己，凭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陈寅恪自己也是文化托命之人，他在给王国维的挽诗中有这样一句，“吾侪所学关天意”。上一段频繁引用陈寅恪，可以得见文字的力量。但图片的力量也很大，2022年8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民国的痛苦：王国维与绝望的1927》，作者李建民把罗振玉的照片放在第一页，那是罗振玉1936年在伪满洲国的照片，71岁，身披绶带，挂着日本人赠予的勋章。罗振玉和郑孝胥拥戴溥仪到了伪满洲国，郑孝胥当了总理，罗振玉只得到一个参议官的职位。他坚辞不就，后来担任过监察院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罗振玉早年间就对孙子罗继祖说过，他要去民国当官，怎么也能当个教育总长，范源濂算什么东西？看着罗振玉这张照片，再看清华校史馆收藏的那张王国维照片，嘴微张，眼略凸，似乎沉浸在学问中，对人世多有不屑和不解。学者胡文辉著有《现代学林点将录》，按水浒一百零八将排现代学者座次，尊胡适为带头大哥宋江，说王国维是卢俊义，给王国维写了首短评，“境界三重独上楼，卜辞证史溯殷周。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

李建民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疫情之中，写了《民国的痛苦》这本书，他写王国维内心的苦闷，身体上的痛苦，写外在环境的危亡之感，也探究罗王二人的危险关系。他说，罗振玉对王国维施以恩惠，这形成了两人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二人的差别在于痛苦感的不同，追求权力的人有积极的痛苦，而王国维是一种内在的空虚的痛苦。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到京都，实际上是“学术助理”的角色，他依赖罗振玉的材料，也依赖他的金钱，这是否扭曲了自我，恐难以确认。但形成了二人的债务契约，就像郭沫若所说，王国维一生受到罗振玉这位伪君子的束缚。

李建民分析1926年11月3日罗振玉写给王国维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弟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罗振玉先说二人之间30年的交谊，然后说自己是博爱之人，像墨子；你过于自爱，像杨朱。杨朱的处世之道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李建民说，罗振玉是在强调一种财产感，潜台词是王国维对他是亏欠的。中国式的悲剧往往由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相互关系造成，人与人的沟通存在权力关系。王国维对天天都在发生的悲剧有深刻的认识。中国戏剧的所谓悲，是好人遭遇磨难，未能在现世好报。李建民引用一句英语格言，since we are not，in fact，but could not live without the conviction that we are，what are we to do? 这句话可以翻译为，我们活下去需要自由的信念，事实上我们不得自由，怎么办？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个人面对生计的痛苦，他需要在能够逃跑的幻想中，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余英时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中说，王国维是近代对自我有追求且有成就的极少数人之一，只可惜他的自我在周遭的意义世界中无法存在，因而整体崩溃。

那么，王国维有无可能不依赖罗振玉呢？独自凭学问走向成功？李建民引许地山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学术的支离破碎，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学问”的过度讲究，社交学问就是在社会上博名誉占地位。在国学领域，学者各榜门派自命传统，要你“学有师承”或“家学渊源”。另一原因是学人的无出路，非有钱有闲搞不了学问，因为生活没有保障。

2024年12月16日到17日，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办“王国维学术工作坊”，十多位学者发表演讲，题目有“世界汉学潮流中的王国维与中国文学史”“王国维与哲学”“王国维1911年后的学术转向”等等，李建民也讲了“王国维与1927”。2024年12月10日，河南大学教授关爱和在广州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为“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沉事件后的思想升华”。2025年，彭玉平教授所著《王国维自湛昆明湖之诗史研究》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列举以上演讲及著作，是想说王国维的学术和王国维的自杀依旧是今日的话题，而且问题可以放大。比如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传统知识分子将道德交付给政治，很少有人能冲破伦理-政治的政教结构，而总屈从于皇家权力和纲常秩序中，以谋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和人情世故关系极为严重，始终缺乏独立的近代人格观念。”再比如林志宏在《民国乃敌国也》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治学的目标是追求完美政治的终极理念，即钱穆所说的学治。但是20世纪以来，道德精神无法经由学术包装起来，和政治不再存有依附关系，而政治理念也无需披上道德的外衣。从王国维自沉之后众人讨论之例来看，时代环境和氛围影响人们的处境和活动，甚至包括如何评价人物行为，而人们也借由各种评价所衍生的概念，进而改变或充实原先的内涵。道德政治化在民国的没落，至少说明政治取向里，道德已经失去它本来的光芒。新的知识分子不再将追求崇高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串联在一起，士的理想似乎也将终告结束。”

将道德交付给政治，以前我理解得并不深。但郑孝胥后来在伪满洲的王道学说，将“学治”这件事推向一个荒谬的程度，倒是让我对“道德交付给政治”有了更深的理解。郑孝胥说，爱国就是排外，要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博爱就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人道不明，于是谋国者各营其私，利己损人，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此兵祸之所以日亟，人类所以日残也。”他提出万国弭兵并且认为弭兵要由中国皇帝来主张，“立国于今世，果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必归之矣”。他说：“今满洲国既兴，若仍以教战为立国之本旨，则世界更增一战斗之民族，恐不为天道所容。故今日之行王道，即欲消灭种族国际之恶念而已。”他讲仁义，讲五千年东亚道德，讲孔子，讲伦常纲纪。1936年6月1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开学典礼上说，“王道者，乃道德与政治合一之学说”，他号召学生读儒家经典。我读郑孝胥的这些话，能感觉出来，他要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具体化，甚至认定自己在这世上正在做好事，但我脑子里一直回响小时候看电影听到的台词，“皇军不杀人，不抢粮食，皇军是建立王道乐土来的”。终于，我找到老电影《平原游击队》，看到方化演的日本军官松井用鬼子腔调说，“我们来建立王道乐土和新秩序”。而我党坚定的区干部，指着日本人烧杀抢掠的场景质问松井：“这就是你说的王道乐土？这就是你说的新秩序？”

我没想到我对王国维自杀的探究竟然走到了《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那里。稍微扯回来一些吧。邵盈午先生有一本书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书中说：“在清朝遗老看来，人生最大的失意就在于被剥夺了谋其政的权利，他们情感世界的愤懑抑郁几乎全集中在这方面，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清朝遗老为何将全部心力都沉潜于学问，从而让他们的身心浸入一种虚拟的在其位谋其政。”书中说，“为圣之道”对中国士人影响甚大。在晚清遗老身上，为士之道与为圣之道已胶结难分，“得位行道”无法独立于权势之外进行，它必须与君王国家等实体联系在一起，一旦这样的实体不复存在，士人所拥有的理念也就不复存在。邵盈午先生说：“传统的力量恰恰是在毫无道理的强制性中显示出不容置疑的道理来。这种盲目的无理性的理性才是传统的最深厚的无意识根源。”

好了，我这篇读书笔记要结束了。我该怎么收尾呢？以我老牌文学青年的趣味，很想以王国维的一句诗来结尾：侧身天地苦拘孪。沈曾植死于1922年，况周颐死于1926年，朱祖谋死于1931年，罗振玉死于1940年。王国维有一篇文章叫《人间嗜好之研究》，其中说，“人生者，自观之者言之，则为一喜剧；自感之者言之，则又为一悲剧也。自吾人思之，则人生之运命固无以异于悲剧，然人当演此悲剧时，亦俯首杜口，或故示整暇，汶汶而过耳。”但这几句话不能表达旁观者的忧伤，还是他的一首词更具悲悯意味，一个人站在楼上，打量行人，就像打量历史中的过客，但观看的人和被看的人，都在红尘中老去。这首《蝶恋花》全文如下：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罗振玉国学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