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岭到海湾：等高线上的岭南地理

中国地形的第三级台阶，即东部的沿海地区，在北方以平原为主，南方则是丘陵山地。长江以北，从北向南依次排列的是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原是河流堆积的产物，这里的地质条件是沉降的。过了长江地势起起伏伏，从长江到东海南海，这是一片广阔的丘陵山地，是中国最大的一片丘陵——东南丘陵。

如果是坐火车，火车很少像深入云贵川那样频繁穿越隧道，而是经常会在两边土石坡夹住的“槽子”内穿行。更多的时候，从土石“槽”钻出行进于缓坡之上，你望见缓坡浅谷上的层层梯田，当然，远处也趴伏着黛色的远山。

东南丘陵不乏秀美灵动的名山，黄山、庐山、衡山、武夷山，却少有绝巘巍峨的大山。造化神工，这里远离地质时期最为磅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但它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由海变陆的、更为古老的历史。比如广西2/5的土地是喀斯特地貌，昭示着这里曾被海洋淹没，浅海的环境中生活了大量的造礁生物，沉积了数百甚至数千米厚的碳酸盐岩。而广东韶关附近则多丹霞——丹霞地貌就是以韶关市仁化县的丹霞山命名的——那里曾是一个巨大的内陆盆地，周边的沙石土壤被流水冲入盆地层层沉积，在南方强侵蚀环境下土壤里较轻的硅质物质流失，较重的铁质更多地留下来，使得沙石呈现铁锈般的猩红色。后来盆地发生了多次间歇上升，在流水的侵蚀下，丹霞盆地的红色沉积层被切割成一片片红色的山群，在一片葱茏的南方大地上凸显着独特的色彩。我们脚下的土地，就如同拼贴图一般，曾经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如今拼贴在一起。南方的土地也是在漫长的地质时期拼贴而成的。而当东南丘陵的土地合而为一，太平洋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的挤压，这里的山脉基本为东北—西南走向。气候也在塑造这片土地，暴露在南方无穷无尽的雨水下，一列列葱茏峻峭的山岭和一串串红岩盆地及谷地相嵌分布，翠冈红岩，山色壮丽。

山体走势既定，水流于是也有了方向，这里的地形地貌、江河奔流，及至我们先民在其间的定居垦殖、交通交往，都受制于山川形势，也得益于大地为我们准备好的基底。而南方湿热的气候，从春天下到秋天的雨水，不仅把这里的低地堆积得更为平整，还带来了充沛的流水、宽广的大河，数百米上千米宽的河面为行舟泛船的水上生活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饭稻羹鱼的生活和北方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截然不同了。

在远离中原的南方，东南丘陵的山岭之间的河流却是与长江黄河的走向垂直的，沿河而行，中原人找到了深入南方的捷径。尤其是洞庭湖和鄱阳湖，这两座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调节水流的“蓄水池”，都分布在长江南岸。它们的支流向南探寻，探寻到了东南丘陵的中央高地，也就是南岭所在的地区，于是北来的旅人有了溯河而上，直入南方腹地的路径。南岭

一片山地之中，哪里是最为高仰之地？东南丘陵的“屋脊”不难寻找，南方两大河流，中国水量最多的长江和珠江之间的分水岭，勾勒出这片土地的脊梁。这便是高低错落、像波浪一样起伏的南岭山地。

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到珠江口的香港，这片土地横跨8个纬度，气候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南岭高峻的地形又加大了纬度带来的冷暖湿度差别。岭南和岭北，一边向阳一边背阴，因而在气候环境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岭南是亚热带气候，岭北只能称为暖温带气候。一道山岭之隔，两边的人民对气候的感知大不相同。尤其到了冬天，岭南的冬日短暂、稍纵即逝；岭北的山谷、盆地和平原，敞口向着北方，被寒冷的空气“摧残”，就漫长而难熬了。也因为此，南岭复杂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为动植物的生活提供了多样性的条件，成为多种珍惜动植物的家园。

东南丘陵中部这些山脉，之所以被冠之以南岭的称谓，来自古人的感知与想象。这里比楚国更为遥远，秦汉多次征伐，南下行军路线中五个战略要地被标记出来，称为“五岭”。五岭的五座山脉基本为东北—西南走向，平行错落，从西到东分别为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分散的山脉，它们或屹立于湘桂间，或盘踞在湘南、赣粤间，其东西跨度600公里，在中国的山脉中并不算宽广，又因为山脉并不相连，只是孤立地存在，也只在人文意义上被“强”捏在一起。广义的南岭还包括猫儿山、海洋山、九嶷山、香花岭、瑶山、九连山等。越城岭附近的猫儿山海拔2141.5米，为华南第一峰。广东省最高的山大瑶山的石坑崆，海拔1902米。

自然，将五岭称为东南丘陵的中央高地，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概念，毕竟这片高地分水岭的最低处——湖南和广西交界的湘桂通道海拔不过200米。正因为这里碳酸盐的地质基底，流水侵蚀出碳酸盐的峰丛和孤峰，侵蚀、堆积、重塑出平缓的地表，还在地下打磨出岩洞和暗河。一个巨大的基准平面的存在，长江的一级支流湘江与珠江的二级支流漓江得以在一个近乎等高的区域“错开身”流向相反的方向，秦人于是“四两拨千斤”，巧妙地修造了灵渠，连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而连接赣江和北江的梅关古道，地质基底却是花岗岩，水流再努力，分水岭——梅关所在山岭，也比山下高出300多米。唐朝开元四年（716年），从岭南韶州曲江走出来、逆袭成为帝国宰相的张九龄，说服唐玄宗开凿一条宽一丈、长十多公里的岭道。这条上千年来沟通南北的官道在大庾岭只能建在山坳里，离开分水岭后便可舟行于宽阔的河流。自此更为古远的西京古道，一条主要以陆路形式连通南北的道路被水陆联运，这个更为高效的交通方式取代。

北来的客人与货物沿着赣江而上，入赣江支流章水，在大余要下船转陆路，翻过梅岭后再在南雄的浈江码头上船，直入珠江的三大支流之一北江。在南雄古城，我向一位老者打探，他告诉我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码头上还挤满了船只，机动船还可以逆水再上行。他小时候经常在水边看到赶排人在江上放木排、放竹排，木排顺激流而下穿山越岭，浪涛拍岸，惊心动魄。

南雄城内的浈水堤岸还保留一段古城墙，夜晚的霓虹灯照射在城墙上，现代与古代交织，让人联想起唐宋之际汉人对浙赣闽粤腹地的开发。南雄古城还是宋皇祐四年（1052年）兴建，城墙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已毁，只保留有1500多米沿河的城墙和几座水门。而在南岭之北，章水和贡水相汇而成的赣江所在的赣州，保留着更为原汁原味的宋代古城墙，那是全国留存最完好的宋代城墙，是宋代嘉祐年间（1056～1063年）赣州知府孔宗翰组织客家窑工烧制城砖，以砖包夯土建筑的城墙，而中国的砖制城墙绝大多数是明朝改建的。

至今贡江上还漂浮着长约400米的古浮桥，浮桥由100多只小舟板并列，束之以缆绳相连而成，始建于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已有800多年历史。南方河流水深江阔，水路运输繁忙，桥梁的建造比北方样式繁多。古代的拱桥技术做不到超大跨度，为行舟很多大河以浮桥的形式沟通两岸。潮州韩江上的广济桥，虽有东西二段石梁桥伸入江中，中间仍留出近百米的宽度以浮桥连通，每日定期打开以方便过往船只通行。当汉人被北方民族挤压来到长江以南的山岭丘地时，他们开始了对这片化外之地更为精心的开发。也是那个时候，南迁的汉人更多地跨越南岭，向着更遥远的南方探寻生存的途径。行舟和走马，是高峻的大庾岭和梅岭坚硬的岩石摆在古人面前的难题。在水力畜力运输时代，舟楫的运载量大，行舟省力，人们轻易不会弃舟登岸。为翻越梅岭古人不得不在古道上行走、歇息、贸易货物。翻过梅岭后，前路是广阔的岭南世界，来到岭南的第一个小镇珠玑巷因此繁荣起来，后来被广府人当作故乡寻根溯源。

来到珠玑巷测了海拔高度，160米。不管你作何感想，大庾岭山脚下的坡地地带与珠江口狮子洋的垂直高差已经如此之小了，到了南雄的河谷，海拔120米；沿江而下到了韶关，海拔则只“剩”50余米了，这也是北京城的海拔高度。南方丘陵之于交通的魅力，就在于它低平的盆地河谷，沿着河流几乎是一马平川毫无挂碍。

谷岭相间，大河流淌，给了南来北往的人们交通相对的自由。可在大河绕开的地方则是完全不同的图景，广东省最高峰石坑崆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西部70多公里的群山中，是广东和湖南相交的界山所在，那里也是广州人自驾游胜地，通往山顶的公路全长38公里，800多个弯道，仿佛永远拐不完，号称广东天路，行尽天路的奖赏是山顶绝美的云海。而在深圳，这座海滨城市，同时也是一线城市里市域面积最小、仅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它的最高峰梧桐山竟有943.7米。阴天的时节，深圳人爬上山顶，很大概率能看到脚下云海翻腾，海上日出和云海日出，都是习见素闻的景象。在岭南，云彩不是永远得仰望的，而是随着你的走动或抬头或平视或俯瞰，岭南人与水的距离是立体的，接触也是全方位的。一年中从早春的回南天到雨季，尤其是迥异于北方的双汛期——前汛期和后汛期，更是让岭南人一年的大半时间都被湿气包围着，因之也有了瘴气的说法。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有了别样的生活状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风俗习惯，生长出不同的风土文化，南方的红色土壤和翠色山岭中，居住着多样的民族。翻过五岭来到岭南，一片背山面海的、更为湿热的亚热带土地，其差异化的人文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当大湾区一座座国际化的大城市拔地而起，只要走出不远的距离，在云海茫茫的山腰山顶，便是完全不同的人文风景。广州西北150公里，坐落在海拔800余米山腰之上的千年瑶寨始建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如果觉得千年瑶寨旅游气息浓，不妨再向大山更深处进发，那里有一个尚未开发、保留着更为原始特色的油岭瑶寨。这里的瑶寨多为吊脚楼，依附于山势成行排列，排排相叠，满山遍野。如今，年轻人多外出务工，瑶寨内多是留守的老年人，房屋里有火塘，室内灰暗，让人联想到古时瑶族人在山顶艰辛耕作的生活。

在书写东南亚的地域和人文特征的时候，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曾引用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感悟——如果不是从高空气球上看赞米亚（Zomia），这片东南亚的高地地区，而是水平地看，也就是从地形学的侧切面看，就可以看到秩序。我想，这就是等高线的视角，沿着等高线闭合形成的曲线区域，居住在相同高度的人们通常有些相似的生活习俗，而距离更近的人们，如果所处高度不同，则他们生活习惯的差异远比处于同一等高线上的居民之间习俗的差异更明显。

地理学上，这是垂直地带性带来的气候、植物和动物种群的差异。在人文领域，昭示的是背后激烈的土地争夺。古代，肥沃易于耕种的平地、腹地，都被强势的团体占领，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只好迁移到不好耕种的深山里。比如苗族，传说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到了明清国家对边疆的统治“改土归流”，即废除部族首领的世袭统领，用流动性的、外派的官员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这一过程中苗族的土地被侵占，引发了多次苗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许多苗族人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继续向更偏远的山区迁徙。

民间就有一个说法：“汉族住平地，壮族住水头，瑶族住山腰，苗族住山头。”五岭大山里还有一种“过山瑶”，他们在解放前每三五年即迁徙一次，能够最终定居下来的已经算非常强健了。在南岭及其周边的大山里，我经常看到那种有着防御性质的城堡式建筑，大庾岭脚下的始兴县即有围楼之乡的声誉。所谓围楼，外形如碉堡或碉楼，围合着房舍，围楼的外墙由花岗石鹅卵石砌成，最厚有8米，薄的也有几十厘米。房子高大，数层楼高，顶部则呈尖峰状或锅盖状，覆盖青瓦，活脱脱地团成一团的穿山甲，让猎食者无处下口。围楼的居民，则是一族一姓的客家人，他们长途迁居而来，却又常遭遇兵匪、山贼的侵扰，甚至还要遭受当地土著的欺负。兴建围楼的首要目的是防御，关上大门，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在冷兵器时代土枪、土炮是攻不下来的。

岭南一带，非止始兴县有围楼，客家人客居四方，客家民居中较早建造的多为“围楼”和“围龙屋”。在不同地区这些城堡式房屋又有不同的俗称，如在江西称为“土围子”，在福建称为“土楼”，在粤北称 “四角楼”“角楼”或“围”，在粤东称 “围龙屋”“四角楼”，在深圳与香港一带称其为“围”或“世居”，在台湾称其为“伙房”“围屋”“转龙屋”或“客家围屋”等等，别称实在太多，但都是碉堡样貌的防御性民居。相比于中原的城堡式村落，客家的围楼建筑得更为紧凑，不是以城墙为防御屏障，而是以房屋外墙直接面对外敌的袭扰，客家人的警惕性和戒备心理，由此可见一斑。地质变动留给岭南的最大馈赠是珠三角地区深入内陆的半圆形的三角洲平原。从澳门到珠海，再到中山到广州，坐着高铁飞速驶过，我看到的是一条条宽阔的河渠自西北而东南静伏在大地上。大地上遍布着池塘、稻田和厂房，远方那些跨海大桥的斜拉塔从天际线“冒”出来。远处还有“浮漂”在地平线上的孤立的山丘，那些小山“遗落”在海里，便是伶仃洋上的海岛，落在田野，成了珠三角一众城市的“靠山”。广州城外的白云山，虽只有300多米高，孤立于大湾之中，却也有白云缭绕，白云山余脉越秀山则被先民“拿”来，做了广州城的“靠山”。可从广州再向北，我仿佛还没有回过神来，连绵起伏的大山便挡在了眼前，火车转瞬间钻进了隧道里。

在珠三角，无论向北、向东还是向西，走不出几十公里都会“撞墙”，一个半圆形的盆地凹陷在群山之中。盆地仿佛镶嵌在大地边缘，山与海之间，而珠江的三大支流西江、北江、东江从群山奔流而来，潭江、绥江、流溪河、增江等小河流也汇聚于此，因为盆地区域甚广，河流也就没必要汇于一条干流河道，于是在珠江河口湾内堆积而成了异常复杂的复合三角洲。河流纵横交错，把陆地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网格。三角洲的形成，沉降环境与河流堆积缺一不可，只是珠三角的沉降环境颇为独特，半圆形盆地镶嵌于山海之间，给予珠江一点点堆叠河沙尤为宽泛的施展空间。江面宽阔，沙洲也是范围广大，坐轮渡在广州城的江心岛屿与河岸城区穿行，不由得你不由衷感叹大自然留给这里绝佳的交通条件。

广州正位于三江将汇未聚之地，所谓“背山朝海，襟带三江”，西江与北江在广州的西边散开流向伶仃洋和大海，北江则在广州之东注入狮子洋。比较而言，潮汕平原包裹着的内海湾海域面积要小得多，潮汕平原的河流韩江和榕江的来水量也远不及珠江。珠江三角洲汇聚了岭南的商业和制造业精华，是大自然打下了基础，人类才有了施展空间。

珠江之注入大海，也因为独特的复合三角洲环境，有了“三江汇集，八口分流”的说法。所谓“八口”，也称为“八门”，即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这八门均匀分布在珠江三角洲自东至西长达450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前四门位于东部，注入伶仃洋，又称“东四门”，后四个位于西部，注入南海，亦称“西四门”。但总体看，除了东江和部分北江汇入伶仃洋又由虎门出海，其余七门均是在大湾区西部，水流多来自西江，彰显了西江浩浩水势对三角洲的塑造作用。

河流的堆积以及海岸的进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放在几万年的时间尺度上珠江口就曾数度海侵海退，即便到了清初期珠江入海口门还只有“六门”：“东三门”（虎门、蕉门和横门）和“西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随着泥沙淤积，又出现新的口门洪奇门和鸡啼门，才形成如今的珠江“八门”。而在更遥远的秦汉时期，这里的大片土地还沉埋在海底。

在成为商业中心之前，三角洲平展的土地和肥沃的土壤又是农耕的绝佳环境。当农人们聚集而来，每一片新生土地的出现都带来了争夺，也促生了和解机制，繁荣和纷扰并发着。

正如清代《顺德县志》一段评论：“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蕃焉。”  岭南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