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西江串起来的两个“广”

一个赤日炎炎的中午，我来到了广西的梧州，一个据说产生粤语的城市。我破天荒地带上遮阳伞，拿了瓶冰水，闯入西江和桂江交汇地带骑楼古城。骑楼城靠山面水，街道如棋盘排列，建筑虽是百年前老建筑，却座座雕花，窗扇精致，透露出这里曾经的富贵和有序。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四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北京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逐渐发展成为珠江流域著名的商埠，骑楼建筑于是西风东渐，在此地兴起。

可一进古城，立时觉得自己“非比寻常”的装备未免幼稚，骑楼下店铺林立，隔三差五就是凉茶铺，而骑楼的走廊里过堂风阵阵吹拂，外界的灼热被独特的遮阳遮雨的连廊屏蔽了。梧州城，一座山中的小城，南洋特色的骑楼街道提醒着游人它与东南亚热带人民的连接，想必清朝末民初这里也是思想交汇、中西文化交融之所，中国第一座中山纪念堂就是在李济深先生的倡议下在梧州修建的。

可我，却是受到另一个信息的吸引才来到这里，那是一本写传教士利玛窦的著作《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作为第一代来华传教士，他们是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内陆的。利玛窦从澳门来到当时两广总督驻地肇庆已经非常幸运了，那位总督不幸歿于任上，继任者感觉不吉利干脆把总督府搬到了梧州。使我好奇的是，今日南方沿海最为繁荣的广州，明末还不是两广的军政中心，反而是偏居大湾区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峰丛背后，西江畔的肇庆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广西的梧州，大山更深处的一座江边小城，仅因桂江在这里注入西江，居然在明朝初期是十几任两广总督的驻地。更让人好奇的是，那时的总督居然有权利改换总督府驻地。

我找寻的是两广总督府的驻地，坐落在骑楼城的尽头，是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坡上的雕梁画栋的多层进深的大院子，那里是没有遮荫连廊的。穿过骑楼城，来到施工中的总督府，热浪便劈头盖脸而来，燥热的感觉回来了，遮阳伞和矿泉水立时派上了用场。我也就突然明白，所谓的总督府，是新建设的旅游景区，明代的总督府是不应该依山而建的，或应该建在三河交汇的河岸上，也就是骑楼城的位置。历史总是一层层地覆盖，清代梧州的繁华，覆盖的是明朝的繁盛。10月底整个珠江水系都进入了枯水期，江面颇低，水位离大堤顶有几层楼高。堤坝上还建有一两层楼高的阻水墙，保护着骑楼城不被水淹，这让人联想到汛期的滔滔洪水，“船在楼上行”的情景。江面上一艘艘货船鱼贯而行，码头上还停泊着很多船只。听当地人讲，夏天涨水，梧州城西江的水位足有20多米高，可到了枯水期这里的水位不过三四米，最低的时候两米多，一年中能差上20米。枯水期航道非常浅，来往于珠三角与梧州间的船只往往需要排队，排上十天八天都是常有的事。而梧州水道上已修建了大坝抬高水位，上游即便是枯水期也行船无虞，难就难在了下游。

梧州到广州，航程超过300公里，在这众山包围的、连机场都是削平山头修建出来的地方，宽阔的西江，水位最低时居然和海平面相近，也难怪就水上交通而言，早在古代梧州便和珠三角一体化，成为山和海交接的枢纽。

两广的地势，正如整个东南丘陵地区丘陵山脉的散乱分布，其实很难理出脉络，其形状的打磨大多靠流水。在广西，西江水系在内陆汇聚，再向东流，于是在内陆的盆地间形成了连片的平原，如横跨贵港和桂平两地的浔江平原和郁江平原，两大平原都位于贵港地区，所以又合称为浔郁平原，是广西最大的平原。农耕时代广西的精华区域是在内陆，人员交流货物运输也系于西江，就连土地资源也随着流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珠三角。广西于是和广东，凭借着一条江水紧密地联系起来。两座沿海省份，其海上联系反而不若河流的作用，西江沿线的梧州、肇庆和广州，由陆及海，勾勒出了两广城市的主要脉络。

有明一代，广州是被边缘化的土地，整个两广也只能算化外之地。总督这一职位，本来是临时设立的。随着疆域的扩大和政务的繁杂，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协调区域间的事务，朝廷设立了总督一职。明代最早的总督是在云贵川处理土司叛乱的。在岭南，瑶民、僮民不堪朝廷官员的盘剥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两广总督也因此而设立。不过，初期的两广总督是应对战事的临时性建制，府署随着征讨战事而移驻。那时的总督，和我们后来熟知的封疆大吏还有所区别，但到了明代后期，总督渐成常设官职，具有统辖两广民政事务的大权，总督的官阶也高于管理一省行政事务的布政使。两广总督的官署在肇庆和梧州之间轮换，足见沿海地区的地位没有后来那样具有战略意义。到了清初，两广的管理分分合合，时而设总督以统管两省事务，时而撤销，总督府也是在广州和肇庆之间迁移。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两广总督府迁驻广州，直至清朝结束。

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间，岭南岭北的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了200多起瑶人以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了600年。值得一提的是，梧州毗邻的贺州，在大山更深处，明朝时还出过一位皇太后，她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生母——孝穆皇太后，她也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瑶族皇太后。可她也很不幸，明宪宗专宠万妃，后宫生子多被万妃害死，她生的皇子是偷偷养大的。而她贵为皇太后，最初入宫却是宪宗征讨蛮族时抓获的俘虏，她的家乡也在征讨中被摧毁。

明代的两广总督制度下，瑶乱终得平息，为汉族移民深入两广腹地扫除了障碍，清代两广人口暴涨，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两广总督府旅游区之上，山顶上有一座铜像熠熠闪光，那是全国最高的、38米高的龙母铜像。龙母是百越民族女首领，被后世尊为西江河神崇拜。沿着西江建有多座龙母庙，梧州的龙母太庙始建于北宋初年，数度重修，是粤港澳乃至东南亚的祈福圣地。

梧州人的古代祖先为楚越人，越人信巫，多神崇拜，因此到处建寺、庙、庵、堂、坛、社。不过，在岭南寺庙虽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无所不在的宗祠，到海边小镇有祠堂，大城市的街面上有祠堂，城中村里有祠堂，全国祠堂最多的地方并不在历史文化厚重的中原，反而是在开发相对晚近的南方，且是清代才突然崛起的广州最多。据广州市政府公布的信息，广州有1300座古祠堂，CnOpenData推出中国祠堂地理分布数据，包含祠堂、宗祠、氏祠、祖厅、家庙等，广东省的数量一骑绝尘，以9500座远超过排在第二名的四川的4800座。

祠堂的保护和兴建与当地人的宗族观念息息相关，传统中国是宗法社会，祠堂是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可偏偏教化晚开的南方祠社众多，远超过中原腹地。有一种说法，明清两代，南方经济发达，科举取士者多。祠堂这种光宗耀祖的产物，获得了大量经济支持，而北方地区在明清时代相对比较贫困。还有一种解释，北方地区战乱频繁，游牧民族和汉人政权长期逐鹿中原，战乱中祠堂建筑大量损毁。最可信服的解释是儒家文化世俗化或者说平民化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理学的兴旺发展推动了民间宗族的发展和凝聚力。而宋明理学主要发生在南方。诚如斯言，中国人的家祭礼仪模式产生于宋代，“礼下庶人”之后，庶民才获得了祭祖的文化权利。

但在南方，尤其是广东，宗族文化或来自于严峻的生存环境和激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利玛窦来中国的1582年，距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有90年，距离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航路有80余年，距离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则有60年。60年看似时间不长，尤其放在生活节奏异常缓慢的农耕时代，但其间的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为借口长期驻扎在澳门。随着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海上贸易热络起来，海盗和民间私自泛海者充斥中国沿海，朝廷税收流失得厉害，嘉靖朝廷财政拮据到难以应对，到了隆庆当朝，有了扭转太祖“片板不能入海”的“隆庆开关”，开放对外贸易，但是，明朝仅开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口岸，且只允许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对外贸易。

隆庆开关于1567年，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之时，不久西班牙人还开辟了太平洋上连接墨西哥和中国的长途航路，菲律宾吕宋岛上的马尼拉因为中转站的位置而繁荣起来，中国人乘舟渡海到马尼拉讨生活的人如过江之鲫。在16世纪后30年里，马尼拉的华人从150人攀升到了3万多人，还酿成了一场祸患。

中国与海外贸易往来的“烈火烹油”，却要等到明清鼎革之后了。即便清兵大举南下，消灭了南明势力，但因为郑成功退守台湾，清廷颁布了野蛮的迁海令，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内迁30～50里。同时，严禁商民船只私自下海贸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决，货物交给官府。清廷之恶毒，还在于发动百姓互相监视，怂恿百姓互相告发，犯人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一时间沿海各地风声鹤唳，百姓舍家弃业流离失所。迁海令执行了20余年才“复界”，有了康熙朝廷开放海禁，内陆居民才涌向沿海。如深圳成为特区前的宝安县，本地村民中讲客家语的客家人占了六成左右，这里的客家人被称为“滨海客家”，就是复界后从山区而来。面对着一大片荒芜的田地，可以想见的是唯有聚族而居才能在安全上获得保障。事实上，很多客家人一迁到海滨，首先要做的是建设堡垒式的围屋以自保，接下来，各大家族就会定时进行酬神、安龙、打醮、造社等活动以加强宗族之相互联系。村内皆自建神厅用作祭祖，实为祠堂。

那时候的珠三角，外国轮船停泊贸易、大家巨族珠江口筑坝开垦沙田、资源日渐紧张，广府人和客家人不断陷入纷争，农人经商、疍民上岸、手工业者分工合作，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图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可国家的治理能力还停止在简单粗暴的方式，皇权无法下县。人们借助宗族力量，以团体的方式报团取暖，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历史学家麦哲维（Steven B. Miles）的《上游之旅：人口流动与明清的华南经略》讲了一个心酸的故事。19世纪30年代末，一位名叫招健升的年老文人踏上了从广州到梧州的旅程，他要替同族的两位子侄收尸。西江的河面上经常挤满了船只，旌旗飘扬的官座船以及为其护航的炮艇、运粮船，还有满载木柴和火折子的驳船、海关船，以及载着土妓的小艇。西江江面的繁忙景象，昭示着梧州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

在16～19世纪的明清中国，西江流域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流寓人群，他们来自广东珠三角低地，沿着西江向上游高地迁移，或做官或求财，向着大山深处讨生活，他们在上下游流动间努力维持着与珠三角分居家庭和宗族的联系，这种联系为上游移民提供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又为下游宗族增添名声和实利。广东移民的流动把粤商网络向上游扩散，把下游沿海与上游的深山密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增加了上游部落民众的国家认同。

当这个网络变得越来越紧密的时候，上下游变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于是有了联动，开始相互作用。

我的这次旅行是从南宁到梧州，正是从上游而奔赴下游。火车喇叭报出了桂平两个字的时候，突然想起，这难道不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地方？赶忙向一位要下车的小伙子打听洪秀全的家乡金田村是处于平原上还是山地，小伙子不知，旁边的老者告诉我那里是平原。平原难道不是富裕的地方吗？今日之桂平，是广西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我国华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粮仓，算得上是鱼米之乡了，南方人从那里举事，发动了古代最成功的向北方的征讨，难道是遭逢天灾？我在脑子里快速梳理了拜上帝会最早的行迹，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屡试不第，他的“顿悟”并非发生在广西。洪秀全在广东的传道开始也不顺利，才辗转到广西发展教众。有那么几年时间，他和冯云山多次奔波于广东广西之间，盘缠充足时也是坐船的。

他们在广州发展到的教众不多，倒是冯云山在桂平的紫荆山扎下根，1847年发展到约2000教民。按照时间线，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五个年头，《条约》规定了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和广州“五口”通商。五口通商后上海凭借身处中国经济中心、长江龙头的地理优势迅速崛起，很快便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的外贸港口。而广州人也不得不迁徙，1857年已经有数万粤人在上海，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对外贸易积累的经验，异地经商。其实从十三行积极向朝廷捐款，用于和英国军队战争这一点，也不难揣测他们的利益所在。一口通商变五口通商，广州的贸易不再是独家生意，其地位也难免一落千丈。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地少人多的广东便有大批人丁从土地劳作中被驱赶出来成为“流民”，他们要么行商，要么外出佣工、入山采茶、聚众开矿、伐木，行船、为货船拉纤更是大有人在。1842年开始的五口通商，不久便反映在广州的产业变化上，很多人没有了生计。没了生计的广东人开始举家迁往广西，这正是客家人，所谓“东方犹太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选择，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又加剧了广西土地上的紧张关系。

到了1851年太平天国于金田村举事的时候，已经有数万人的队伍，正是这几年，五口通商对广州的影响愈加显现出来，广州的海外贸易以及围绕贸易的手工业加速衰落。连带着广西，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

一个事实是，太平天国最初的骨干很多是来自广西的烧炭工，最初封王的五人中杨秀清和萧朝贵都是种山烧炭之人。广西的烧炭业服务的正是广东的手工业（陶瓷和冶金），桂平除了河谷盆地，金田村背后还是莽莽大山，烧炭人伐薪烧炭，顺西江而下，参与到了国际市场的大循环。广州及其周边的手工业受到打击而衰落，广西的炭滞销了、烧炭工人失业。与此同时，广东的客家人与广府人在对土地的争斗中落下风而远走广西，这片土地危机重重，才有了太平天国在广西的燎原大火。

一口通关的广州体系，造成了广州乃至岭南的百年繁盛，也为闭关锁国的清廷埋下了颠覆性的火种。  梧州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