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体系：系于“一口通商”的繁荣

2020年，我在中山大学参加一个记者驻校计划的学习，中大的传播与设计学院位于中大的大学城校区，校区在广州城北面的江水环绕的岛屿上，岛屿的名字叫小谷围。此地的得名，源于岛屿周围水道如桶箍，箍住了水中的沙洲，“谷”与“箍”音接近；而“围”字，指的是围垦的土地。中大老校区则坐落在相邻的海珠岛上，两个校区直线距离10公里，坐地铁就得20余公里。

海珠岛上的中大，也不是在广州的老城区，而是隔着一条江，在白云山下广州老城的对面，约定俗成那里被称为中大南校区。今天中大的校区，无论小谷围的大学城校区还是深圳、珠海校区，都是在向南拓展。2024年，中大迎来百年校庆，学校的扩展正应和着百年来大湾区的建设开发，向着大海一路向南。

远在清代，海珠岛的名字也带有“南”字，它被称为河南岛，寓意大河（指珠江）之南的意思。民国时广州流行一句谚语“西关大小姐，东山少爷，小北的烂仔，河南的烂番茄”，讲的是围绕广州城西富东贵、南方是农田郊野的格局。广州西部之所以富，在于那里是十三行的所在。史景迁在他的历史著作《太平天国》开篇描述了广州城与河南道的交通，开埠的广州十三行里开有英国、西班牙、荷兰诸国的洋行，可洋人是不允许进入广州城的，十三行位于广州城西南，紧贴着城墙，毗邻着珠江。“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却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河岸停满了形状大小各异的船只，几乎看不到水面。有从上游来的货船、运送旅客的客船、以船为家的疍户、招揽嫖客的花船、浪迹天涯的算命先生、官府的巡艇、剃头匠的小船，以及贩卖吃食、玩具、布匹或家用杂货的船只。这些的吵嚷声此起彼落，往返于牡驴尖（Jackass point）码头和河南（指珠江以南）岛之间的摆渡船穿梭其间。河南岛上有茶园、园林和寺庙，洋人有时可获准到那儿散心。此处有80艘小渡船，每艘可载客八人，每人收两个铜板，如果不想跟人挤的话可包船，需16个铜板。还有很大的戏舫，沿途卖艺，戏子就在途中排练，戏船上还提供鸦片，出得起钱就有”。

今天，这个史景迁笔下“茶园、园林和寺庙”的岛屿，已经是高楼林立，每平方公里人口2万人的摩肩接踵之地，广州标志性的“小蛮腰”广州塔便矗立于岛上，隔着二沙岛与珠江新城遥望，构成广州城新的中轴线。

不坐地铁的时候，从宿舍出发，我会骑着共享单车过桥到附近的长洲岛上，在黄埔军校边的码头上船向北渡过珠江到黄埔港，沿着江岸向西去越秀山下的老城区。长洲岛上也有到海珠岛的轮渡，过了江，一座花园里的雕塑曾引我回忆这片水域曾经的荣景，那是哥德堡号纪念雕塑，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一号”便是从这里启程，满载700吨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物品，却在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触礁沉没。

黄埔曾经是“海舶所集之地”，江水流过海珠岛、小谷围和长洲岛后，水面上没了沙洲，江面骤然宽阔，不远处河流向南转向，即是珠江主航道和狮子洋。海船来广州，黄埔是最理想的泊地了，及至清政府允许外商通商，但规定外国人不得进入广州城，商船不准进内港，黄埔港也就成了此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的外港码头，也是千年以来中国唯一没有关闭过的对外通商口岸。今日这里还偶有农田，是半城半乡的景象，可彼时则是市肆林立喧闹异常的闹市图景。黄埔古港现在岸边仍保留一条“海傍街”，村民建房还不时挖出当时的木桩和桩基，附近散落着大量的石碑和外国海员、商人的墓碑，碑文非中文，而是多种外文。英国人威廉·希克1769年来过广州，他对此地的描述是：“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着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广州城的铺排拓展也只是这几十年的事情。而广州的古城到黄埔港，还曾经是弥望无际的稻田。

清代的广州城，北靠越秀山，南临珠江，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从清代的《广州城坊图》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广州城有18座城门，城内有衙署、庙宇、钟鼓楼、店铺和住宅等共700多座建筑。

自秦始皇派大军征伐南越，大将任嚣在白云山下筑城，背山面水的广州城2200多年城址未移、中心无改，堪称地理决定论在城市选址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白云山余脉越秀山脚，一座小山丘上，矗立着一座明代洪武年间的老建筑，五层的镇海楼，也称望海楼，如今这座广州城最古老的建筑被用作广州博物馆。可它明明对着大江，如何“望海”？原因在于古时除了白云山等高仰之区域，广州以南本是洲岛散落的海湾。珠江带来了用之不竭的淡水，高出水面的岛屿山地边缘于是吸引了人类定居聚居，先民开村建祠，繁衍后代；历经沧海桑田变迁，海岸线后退，平原不断显露，新田开垦，形成了如今依江傍海、河网密布的岭南水乡的人居景观。

最高海拔382米的白云山面海而立，无论海侵海退均是安全的，秦朝时期，其南部还未得到开发，均为大海。靠山面海，大江在此转弯，在此筑城不只交通更为方便，水源的保障也是获益良多。随后珠三角土地得到了开发，广州城离大海有逐渐远去的趋势，但珠江水大，沿城而流的珠江高程不变，还是海面的高度，海船在大湾内航行，溯水直抵广州，货物再换乘内河小船，广州衔接海陆的地理位置愈发彰显。

不过到了明初，海湾内中山、澳门等大型岛屿已与大陆连接在一起，广州城南部的陆地也深入了大海，望海楼之“望海”，或更多的是遥望的意境了。当然，在广州番禺以东的水域便被称为狮子洋，那已经是古人对海的称谓了，狮子洋出虎门，便是水面更为宽广的伶仃洋。

在中国古代海贸史上，第一大港口非泉即广。而广州的崛起又比泉州早很多，唐朝时已经是东方第一大港，是不折不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枢纽。广州之先于泉州成为东方大港，和唐王朝权力重心仍处于内陆有关系。唐之前广东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是西京古道，一条从广州到韶关的辗转长安的陆路道路，唐朝张九龄凿通大庾岭，形成了赣江—章水—梅关古道—浈水—北江的水陆联运，广州与中原的连接更为紧密。而那时泉州到内陆交通反而艰难。及至南宋建都临安，中国经济政治中心彻底移到江南，泉州才因为与长三角更靠近而发达。

只可惜，朱元璋得了天下后，最初还在广州设市舶司，设定了“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贸易路线，但很快又认定“倭患起于市舶”，绝了海外贸易，此后明清朝廷时而闭关锁国，时而有限开海，对外贸易政策左右摇摆。清初的迁海令还在海滨地带坚壁清野，严密的海禁下广州城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枢纽作用，明代和清初相当长的时间，广州虽有外贸优势，却发挥不出来。

明代的行政规划，是两京十三省的设置，广州为广东布政使的治所，在行政上其实也很重要，彼时城市的建设，强调的是行政和军事的职能，贸易经济的职能本不在朝廷的考虑之内。民间贸易兴盛

清代广州由明代仅有军政职能的城市幻化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最为富足的城市，起码有两个原因，两个原因还是环环相扣的。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探得了不经过陆路而到达印度的东方航路。循着这条路线西方贸易船只往来于亚洲与欧洲之间，中国沿海变得热闹起来。而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的探险队1522年完成了环球航行，大航海时代开启，太平洋上往来的贸易船只越来越多，明清朝廷虽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可来自民间贸易对利益的追求也在蚕食着朝廷铁板一块的海禁政策，海岸之内外暗流涌动，不由得官府不改变政策。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写冒险私运者，“私造大舡越贩日本者，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这或许是极个别现象，但按照厦门大学教授林仁川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中的计算，中国的生丝国内的卖价是每担60两白银，运到日本每百斤值五六百两，其价格最多相差10倍，获利是9倍。高额利润的诱惑，使得彼时很多富家大室私自造船，往来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私自出海被官府捉到虽可能毁家灭室，但巨大的利润还是不能禁止这种现象。而贸易的利润流入民间，国库却日渐干瘪，朝廷要银两供养日益繁衍而庞大的宗室，这直接导致了明后期的隆庆开关。不过，即便民间贸易合法化了，海外贩运的利润仍是丰厚的，概因为海上航行得造大船，还得冒很大的风险，非小民小户可以做，对日本的生丝贩运很快为亦商亦盗的集团垄断了。

濒临大海粤人自古就有泛海贸易的传统，在广州附近的海湾，按照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的描述，“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经商更能赚钱，人们弃农经商，下海贩运，按照美国汉学家穆黛安（Dian H. Murry）在《华南海盗》中的描述，广东沿海的大大小小的船只，不只贩运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附加值高的远洋贸易货物，贩卖生猪活牛和稻米的船只也往来如梭，在海湾和内河间绵延不断，而海盗也应运而生，那些海盗也非江洋大盗，很多是临时起意，纠集数个同党就开始海上抢劫，劫掠的也多是乡人贩运的日常用品。

来往船只川流不息，海盗集团也在珠三角做大。到了18世纪末，仿佛突然之间广东、广西沿海活动的海盗急剧增加，最大的一支海盗力量红旗帮拥有300多艘船、两万余部众，海盗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激战，劫掠远洋大船，葡萄牙人还一度求助于英国人，后来又与清军水师达成一致，共同对抗海盗帮派红旗帮。这场海盗大战最终以红旗帮投降落下帷幕，显示出清廷在珠江口统治的薄弱，为鸦片战争埋下伏笔。天子南库

大航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清廷也半遮半掩开启了海外贸易，但其运行方式也是以数十年为周期反复摇摆。起初，康熙朝廷的贸易开放是四口通商，在东南沿海正式设立四大海关：广州的粤海关、厦门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上海的江海关。可因为海途遥远，北方的海关少有外船去贸易。直到英国政府派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率领商船队直抵浙江宁波口岸。宁波虽然设有海关，但一向不是洋船贸易的聚集地，洪任辉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贸易，甚至在提高关税后还照常来贸易，这让大臣和皇帝都觉蹊跷，也紧张起来。最后，朝廷的应对便是干脆关闭了三个海关，只留粤海关一个关口。从这件事实来看，广州在清朝的蓬勃发展，似乎并不能完全归结为“一口通商”政策，而更多是其自身天时地利的结果。

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活络起来，英国人占据了印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相继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扼守珠三角出海口的广州，因处于连接东南亚和中国腹地的枢纽位置，自然而然地位凸显出来。当乾隆担心外国势力深入江浙等华夏文物礼教之乡、物产富庶之地，会对清廷统治不利而决定实行“一口通关”，又进一步催化了广州的勃发。全国外贸仅出于一地，且是完全的垄断生意，广州城西南江边的洋货行，也即“十三行”的财富便迅速膨胀了。

“十三行”的称谓，据称缘起明代隆庆开关的月港，当时形成的13种行当涵盖珠宝、棉布、瓷器、丝绸、箍（豆饼）、铸鼎、糖、丝线、鱼、纸、茶、造船等行业。清代的海外贸易的商品当然不止于此。每年五六月间，来自各国的商船泊靠于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到了九十月间这些商船再带着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乘风回归。据清宫档案，“一口通商”政策实施前三年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52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

十三行的商人，原本就是来广州私下贸易的粤商和闽商。通商后，面对来华的外船朝廷一时无措，便将商人召集起来，指定他们与洋船交易，连关税也是他们代理征缴。通过十三行，朝廷每年收取的税银，最初是五六十万两，到了鸦片战争前期已经上升到了200万两。

商人们的财富也快速聚敛起来，一度总商之首、怡和洋行的伍秉鉴拥有白银2600万两，被称为彼时的世界首富。道光二年（1822年），十三行所在的街道着起了大火，烈焰冲天，持续七个昼夜，各种奇珍异宝在超高温中剧烈燃烧，释放出五彩斑斓的火焰。据传，融化的银子流入水沟，凝固后的银“垢”长达一两里。这场大火焚毁了1.5万余户，洋行11家。洋行、夷馆与各色货物损失计值银4000余万两。放在乾隆年间这相当于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了。那场大火也留下了名句，“火烧十三行，越烧越排场”。

有了钱，商人们在广州城建豪宅建祠堂，搜集珍玩，衣饰华美，使奴唤婢，广州城的畸形繁荣无以复加。

十三行其实是半商半官的性质，他们后来还被迫成为政府的保商，意味着得为外国人的行为负责，一旦外国人犯罪，他们很可能要面对最高20万两白银的罚款。十三行的商人赚了钱，要想办法“孝敬”官府，不仅要为宫廷采办奇珍异宝，皇家的各种庆典商人们都得捐输银两。到了朝廷用钱的时候，十三行就是取之不尽的钱袋子，故而十三行也被称为“天子南库”。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十三行商人承担了三分之一的赎城费，即200万银元，其中伍秉鉴出资最多，为110万银元。

十三行的商人，虽赚了大钱，也如刀口上舔血。有人想金盆洗手，退出生意，却也得不到批准。在朝廷看来，十三行是替皇帝敛财，半官半商，生杀予夺是掌握在官府手上的。贸易的繁荣聚集起来的不只是直接从事贸易的商人和运输业的人员。除了茶叶大宗出口，缫丝、丝织、陶瓷、工艺品、金银器、棉织和造船业等手工业也被外贸带动，在广州一带繁盛起来，广州成为一个集贸易、手工业和文化于一体的城市，不仅吸引了广东的人口，也吸引了其他省份和国家的人口来到这里谋生。

贸易还改变了农业格局，生丝出口利润丰厚，蚕桑业的效益显著高于稻田种植，珠三角一带农民纷纷“废稻树桑”，将稻田改造成桑基鱼塘，逐渐形成了以佛山为中心的蚕桑产区。随着国际市场对丝织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丝价日益上涨，更多的农民加入到稻田改蚕桑的行列，至光绪末年，顺德桑基鱼塘遍布，禾田占耕地面积已不到十分之一。

其实早在一口通商之前，这片富庶的亚热带稻作区域，粮食已经不能自给。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奏报朝廷，声称即使丰年，广东生产的大米也仅够半年食用。

粮食供给不足，朝廷想到的办法是允许外商来华售米，并鼓励本国商人前往暹罗采购大米。雍正二年（1724年），暹罗米运到广东，清政府令地方政府按时价买卖，不许行户任意压价，压船随带货物，也一概免征税银。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重申“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乾隆初年又进一步规定“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后来，广东商民运米回粤，依据贩运米谷的数量，还可嘉奖职衔，当然是虚衔。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广州人口急剧膨胀，畸形繁荣也酝酿着惊天巨变。  广州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