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阿萨德政府为何溃败

编辑·徐菁菁攻陷大马士革的军事行动是从阿勒颇打响的。2024年11月27日，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和其他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团体向阿勒颇市区发起炮击。

反对派武装先是占领了阿勒颇省乡下的叙政府军基地和15个村庄，次日切断了该国M5公路以及M4、M5公路的交界处——M5公路连接了阿勒颇和首都大马士革，而M4公路连接了首都到叙政府军的重镇，也是阿萨德家族的家乡拉塔基亚（Latakia）。接下来四天里，反对派武装的炮弹击中了阿勒颇大学的宿舍、制造了两起汽车炸弹事件，并在11月30日占领了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增援叙利亚政府军的俄罗斯空军则在12月1日空袭了阿勒颇大学医院。

尽管如此，生活在大马士革的中文教师艾兰（Alaa Alahmad）告诉我，起初反对派向阿勒颇发起攻势时，她并没有当回事，“因为阿勒颇省本来就不稳定”。

2012年到2016年，阿勒颇市区曾发生过叙利亚内战期间最残酷、最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之一，2016年12月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重新占据阿勒颇市区后，却迟迟没能收回整个阿勒颇省的控制权。到2024年夏天，面积为181平方公里的阿勒颇省仍是叙利亚全境最为四分五裂的省份：从阿勒颇老城出发，向北7公里的谢赫马克苏德街区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SDF）控制；继续向北，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国民军”（SNA）在土叙边境地区盘踞；从市区向西，靠近伊德利卜省（Idlib）的村镇则活跃着另一反对派武装沙姆解放组织和其控制的“叙利亚救国政府”。

沙姆解放组织是叙利亚境内规模最大的反对派武装团体，也是这次进攻大马士革的领衔者。它前身为2012年成立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其领导人朱拉尼（Abu Mohammed al-Jolani）在青年时期因加入伊拉克“基地”组织而被关押在美国驻伊拉克的“布卡营”，与后来的“伊斯兰国”创始人巴格达迪是狱友。截至2024年底，沙姆解放组织仍被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列为恐怖组织。

这一次，反对派武装势如破竹。他们向南推进到了距离阿勒颇车程约两小时的哈马市（Hama），并于12月5日完全控制了哈马，又向南推进到中部城市霍姆斯（Homs）。

这下，艾兰紧张了起来，“这次好像是‘来真的’！”霍姆斯距离大马士革仅两小时车程，也扼守着通往重要军事阵地的要道。在地图上，M5公路连接大马士革与霍姆斯，M1公路则将霍姆斯与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相连——俄罗斯在这两地拥有空军和海军基地。

从那晚开始，艾兰就没有睡觉，一边在手机上查看叙政府和反对派武装发布的新闻，和家人、朋友交流局势进展。尽管有增援部队、俄罗斯空天军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守护霍姆斯市区和郊区的叙利亚政府军部队还是在12月8日凌晨失守霍姆斯。

此时，反对派武装已经对大马士革形成合围之势。早在沙姆解放组织从西北部发起攻势前，叙利亚南部德拉（Dera’a）、苏韦达（Sweida）、库奈特拉（Quneitra）等地的反对派团体发布联合公告，以“戈兰高地东部的革命者与自由之人”署名，宣布与北部反对派团体协调军事行动，向大马士革发起钳形攻势。12月6日，叙利亚南部25个反对派成立了“南方作战室”（SOR），次日和北部反对派团体双向包围了大马士革。

12月7日晚上，连着两夜没睡的艾兰没能忍住困意睡着了，却在凌晨被母亲叫醒。艾兰的妈妈听到了窗外街上有人在大喊大叫，拿起手机一看，在英国的哥哥发消息，说：“阿萨德倒台了。”艾兰听到街上有人在喊“自由”（hurriya），只觉得好像身处电影里。

攻下大马士革，反对派武装几乎不费一兵一卒。12月8日凌晨，“南方作战室”进入大马士革。《卫报》引用其指挥官阿布·哈姆泽（Abu Hamza）的话说，“南方作战室”指挥官原本应等到霍姆斯沦陷后再投入大马士革的战斗，但由于太兴奋，他们提前发动了进攻。当晚，“南方作战室”发表声明，鼓励叙利亚政府军放下武器投降，并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哈姆泽说，7日晚上他们就接到了5000个想要投降的士兵的电话。与此同时，大马士革街头的许多政府军士兵和警察部队主动脱下了制服。8日黎明时分。“南方作战室”攻占了国家电视台，宣读了阿萨德政权宣告结束的消息，并在演播室里挂上了象征着叙利亚反对派的绿、白、黑相间的三星旗。

而时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已于前一天晚上逃离了叙利亚。路透社采访的十几名叙政府官员和阿萨德助手透露了阿萨德在叙利亚的“最后时刻”：总统在12月7日晚下班时就已决定出逃，但没有告诉他的助手、官员甚至亲戚；离开叙利亚几小时前，阿萨德还在国防部向大约30名军方和安全部门领导保证，俄军的军事支持“在路上了”，地面部队应坚守阵地；他的媒体顾问布赛娜·沙班（Bouthaina Shaaban）被要求去阿萨德家里为他撰写演讲稿，她赶到时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周六下班后，阿萨德告诉总统办公室主任说他要回家，他却前往机场，先飞抵拉塔基亚，随后逃亡俄罗斯。他走得如此仓促，连他的弟弟、叙利亚陆军精锐部队第4装甲师的指挥官马希尔·阿萨德都没有带走，后者是乘坐直升机前往伊拉克后再飞往俄罗斯的。失落的阿萨德政府

阿萨德的仓皇出走让哈菲兹·阿萨德和巴沙尔父子长达54年的统治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结束。就连反对他的人也感到错愕。许多叙利亚人认为，直到“沙姆解放组织”逼近霍姆斯以前，他们都没料到阿萨德政府真的走到了“垮台”的边缘。

但事实上，政权的崩塌并不是毫无征兆。“阿萨德垮台前的叙利亚仍然处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危机’的状态里。"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员阿尔曼·马赫茂迪安（Arman Mahmoudian）告诉我。

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随后演变成巴沙尔支持者与反对派等多股势力间武装冲突。内战进行到2019年时，叙利亚全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已基本结束：2018年3月，叙政府军在长达5年的围城战后，与盘踞在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Eastern Ghouta）的反对派武装团体达成停战协议，后者放弃东古塔前往叙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在那里继续与政府军作战；2019年3月，以库尔德人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军（SDF）在国际联军的空中支持下瓦解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反恐战争”也告一段落。那两年，国际社会与叙利亚政府开始在采访中正式地谈论“重建”事宜，邻国黎巴嫩和土耳其也从2019年起开始限制给予叙利亚难民支持性的政策。所有的信号都表示：叙利亚内战进入尾声，难民将要回归，国家即将重建。

然而，叙利亚的战后重建计划从未实现。今年夏天，我曾经走访叙利亚。阿勒颇老城屋子的石头外墙上遍布弹孔，随处可见被炮击后垮塌的楼板与墙壁，上面长出了一层一层的青草——考虑到2023年2月发生在土叙边境的两次大地震，废墟是战争还是地震导致的已经难以分辨。大城市如此，更勿论小地方。生活在大马士革南郊萨赫那亚市的友人艾伊汉·瓦特费（Ayham Watfa）带我从大马士革市区驾车前往萨赫那亚。30分钟的车程中，我们经过了一座小镇——达拉雅（Darayya），那里是叙利亚革命初期民众和军队起义爆发的地方。尽管当地的反对派武装在2016年已与政府军停火并撤退至西北部，时至今日，8年过去，街道两旁的房屋依然留有战争的痕迹：低矮的“火柴盒”式小楼外墙上满是拳头大的弹孔，许多被炸毁的房屋依旧残破不堪。而公路上的检查站里，政府军士兵尽职尽责。当艾伊汉将我的护照递给他们检查时，他的手心里悄悄塞了一张小额叙利亚镑纸币，那是叙利亚人和士兵之间的一种默契。

盛夏时分，我们在艾伊汉如庄园一般的乡间住宅里吃西瓜避暑，空调却突然断电了。那是当今叙利亚的日常：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年发布的报告，叙利亚在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量仅有2010年的15%，全国51%的社区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学校、路灯等公共设施）的电力少于8小时，另有33%的社区少于2小时。电力短缺的原因是，叙利亚13个主要发电厂中有两座在战争中被完全摧毁，6座被部分破坏，2020年爆发的燃料危机和物价上涨也进一步削弱了发电能力。这样的情况下，民用电需各凭本事：父亲经商、母亲曾在卫生部和医院工作的艾伊汉家里拥有政府电、私营电和太阳能等三套电力系统。艾伊汉带我走到门厅，熟练地切换电闸，“嘀”的一声，空调风重新吹了起来。

阿萨德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推动重建。即使在2010年，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有613.9亿美元。战前叙利亚的两大支柱是农业和石油，两者合计占GDP的一半。马赫茂迪安说，尽管叙利亚政府军在2019年后重新控制了全国约75%的国土，但并没有控制能源、矿产、淡水和农业等关键部门，其重要创收部门农业和石油都掌握在东部的库尔德人手中。

阿萨德政府也无法从国际社会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叙利亚的主要盟友俄罗斯从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开始遭遇国际社会制裁，2022年更是开启了一场全面战争；另一盟友伊朗也常年遭到西方制裁；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于借款给叙利亚重建的条件，是要求阿萨德进行政治改革。对此，阿萨德2018年的一次表态非常典型，“叙利亚将会‘自己重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即使重建花费高达4000亿美元，他也认为能够从“友好国家、叙利亚侨民和国库”中借出这笔钱。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垄断和深层腐败都让经济复苏变得异常艰难。阿萨德家族和亲信们依然主导着经济命脉，包括银行、石油、建筑等关键行业。这些事实都让民众在日常生活里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人们把叙利亚称为“阿萨德的叙利亚”（Sūriyā al-Asad）。在叙利亚的时候，艾兰和艾伊汉都不约而同地和我抱怨过手机通信。目前在叙利亚占据主导地位的电信公司Syriatel，曾由巴沙尔的堂兄拉米·马赫卢夫（Rami Makhlouf）控制。艾兰和艾伊汉说，Syriatel公司对每一部联网两个月后的进口新手机征收与手机价格等额的“海关税”，意味着人们需要支付两倍的价格才能使用手机。于是，作为对策，大部分叙利亚人有两部手机：用旧手机联网，用作热点，再拿新的智能手机来上网。

对抗和不安的情绪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空气里。艾兰笑称她能分辨每一位为政府工作的安全人员——她家附近的小卖部老板便是其中之一，“每次去买东西，他总会和蔼地问你：‘最近怎么样？物价上涨了，还适应吗？’这一次阿萨德下台后，他们家再也没有开过门。”

许多叙利亚人认为，内战几近平息的2019年是叙利亚过去几年里最“繁荣”的一年。同年底，邻国黎巴嫩发生现金危机、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都进一步冲击了叙利亚的经济。到2021年，叙利亚GDP缩水至89.8亿美元，而叙利亚镑自内战至今已贬值了99%以上。2024年2月，阿萨德提高了叙利亚公共部门雇员的最低月薪，即278910叙镑（按当时的汇率约合20美元）。政府部门的低薪让办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低效和腐败：2022年从国外回到叙利亚的艾兰，原本计划用约旦大学中文系的文凭开办一家中文培训中心。她告诉我，两年过去了，她的父亲先后向政府掮客支付了共4000美元的“贿赂”，但手续仍停留在学历认证阶段。

现在，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下了最后一块。“政府管理不善直接打击了叙政府军的士气。”马赫茂迪安认为，这也解释了他们在面对反政府武装的进攻时缺乏反击意愿，甚至不战而败，“比如你在2019年不能指望国家能立刻重建，2020年、2021年也不指望，但到了2024年，你应该期待一些什么”。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的兼职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Dr. James Dorsey）则向我分析说，叙利亚政府军之所以此次未能给反对派制造阻碍，除了俄军实力在乌克兰的牵制、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过去一年多的战争和“定点清除”中损失惨重以外，“这三方盟友都知道，如果叙利亚没有一支有能力、有意愿保卫政权的战斗部队，作为一支外部力量，你能做的不多”。许多叙利亚男性是天生的政治演说家。在叙利亚与人交谈时，他们常常穿梭于各种话题之间，细数外部大国对叙利亚乃至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谈论美国、俄罗斯、伊朗，阿拉维派与什叶派，殖民主义遗产以及阵营对抗，而他们谈话的养分无外乎从祖辈到他们自己见证的动荡、革命与战争。“我们国家注定是要失败的。”我和阿米尔·代伊拉万（Amir Dayrawan）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聊天，他用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作为我们政论的结尾。

在叙利亚这块土地上，交织着太多冲突与对抗。我和代伊拉万喝咖啡的街区遍布着法国托管时期建造的米黄色石头建筑，是许多外国使馆、国际组织驻叙代表处所在地。奥斯曼帝国解体前，英法两国的外交官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就已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划进了法国势力范围。法国托管当局为了制衡占当地多数人口的逊尼派穆斯林而扶持了阿拉维派政治领袖，将后者招募进军队和安全机构。叙利亚独立后，阿拉维派军官在建国前期的动荡年代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权力。1970年政变中，阿拉维派军官哈菲兹·阿萨德上台，成为叙利亚的权力核心。

也正是英法殖民者划分的政治遗产给日后的叙利亚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在一颗心脏般的叙利亚版图中，沿海地区居住着阿拉维派，南方边界地区是德鲁兹派和基督教、东正教社群，东部居住着被国境线分散在四个国家的库尔德人，北部则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等多民族宗教的混居地。

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是占人口74%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中间暗藏着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伊斯兰主义政治潜流。“二战”结束后成立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在民间发展不到20年后，就被1963年政变上台的叙利亚复兴党所查禁。支持泛阿拉伯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复兴党（Ba’ath Party）反对穆兄会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思潮，而拥有草根基础的叙利亚穆兄会则反对复兴党政治精英的威权统治，尤其是其对逊尼派宗教政治势力的边缘化和打压。

1976年起，穆兄会在叙利亚各地领导了起义，通过伊斯兰教育或武装斗争、暗杀的方式来反对老阿萨德政权，艾兰的叔叔和舅舅们也积极参与了穆兄会的活动。“当时任何一个加入穆兄会的人都会被逮捕。所以在1980年前后，叔叔、舅舅们都离开了叙利亚，一辈子都没有回来过。”艾兰说。直到1982年哈马爆发起义，老阿萨德派兵镇压，造成数万人死亡、三分之二的哈马市区被摧毁，长达6年的伊斯兰主义叛乱才得以平息。

而针对阿萨德家族“少数统治多数”的不满，一直与深藏于民间的政治伊斯兰思潮紧密关联。2011年3月，原本是响应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叙利亚民众要求改善政府的腐败和更大的政治自由的一场抗议，很快蔓延到了叙利亚各地，并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和21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在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权力真空中，当世俗反对派自由军的力量减弱时，各类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层出不穷，在卡塔尔、沙特和土耳其等中东地缘力量的支持下，在德拉、东古塔、阿勒颇和伊德利卜等地与政府军、库尔德人甚至其他反对派武装捉对厮杀。

更极端的力量也在其中涌现。美国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2012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准确地预判了未来。他写道：“活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逊尼派圣战者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正是叙利亚——他们视阿拉维派政权为宿敌，

认为它‘集专制、世俗和异端于一身’；叙利亚是21 世纪初在伊拉克进行的‘圣战’活动的后勤补给线；更重要的是，即使叙利亚国内的宗派主义的水‘并不深’，但只要‘大开杀戒’，人们长期压抑的宗派属性就会复苏。”该书出版两年后，“伊斯兰国”正式宣布自己作为一个“哈里发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叙利亚变成了外国势力的角斗场，土耳其、伊朗、美国、俄罗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以色列乃至雇佣兵都加入了进来，为各自的利益而出战，或武装自己的代理人：土耳其为了削弱阿萨德政权、扼制库尔德人越境传播的政治议程和“恐怖袭击”，从而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甚至是直接入侵叙利亚北部。

伊朗为了维护什叶派新月地带和反对以色列的“抵抗轴心”，将叙利亚国土变成了自己的武器库和战场——在M5公路沿线，伊德利卜省那些早被政府军收复的废弃城镇里，我总是能看到红白绿相间的伊朗国旗。

为了控制叙利亚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打击恐怖主义，美军一度在叙东部进驻了4000余名士兵。

而俄罗斯为了维护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也不惜亲身加入战场。内战正酣时，数十个武装派别和他们背后的大国同时存在于这片1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域外力量的不断加盟和撤退，不同的武装派别会在某个时期结盟，又在某个时期反目，最终造成了一场约60万人死亡、1400多万人流离失所或沦为难民的惨剧。

在叙利亚翻开新一页时，这个“心脏”国家处在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旋涡里：以色列入侵了戈兰高地的缓冲区，并开始以“去军事化”为由空袭叙利亚政府军设施，那是1974年后以军50年来首次越过叙利亚的边境围栏；驻大马士革伊朗大使馆被洗劫，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霍梅尼的画像散落在地板上，伊朗军事人员匆匆离开——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是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和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补给线中的重要一环。剧变两周后，在土叙边境上，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在土耳其空军的掩护下，向库尔德人的“人民保卫部队”（YPG）发起进攻。

12月10日，曾驻扎在伊德利卜省的“叙利亚救国政府”总理穆罕默德·巴希尔（Muhammed al-Bashir）被任命为国家临时总理，并在接下来的数周内组建了新内阁。

在占领大马士革的四天前，“沙姆解放组织”曾宣布尊重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多尔西认为，“沙姆解放组织”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友好的宣言带来的是“好的迹象和新的问题”，“少数民族和妇女是否会被囊括进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中？新政府是否制定了选举的时间表？对于一个仅成立两周多的政府，我们还需要再观望”。

面对未来，人们的内心里兴奋和恐惧交织。“如果闭上眼睛和沙姆解放组织的武装人员交谈，你会觉得他们温和且专业，”艾伊汉说，“但睁开眼睛，他们的胡须和着装还是会让你联想到极端分子。”

在艾伊汉居住的基督徒社区，牧师因恐惧取消了圣诞弥撒。对艾伊汉这样的世俗派而言，过去，沙姆解放组织盘踞的伊德利卜省虽然距离大马士革仅六小时的车程，却像是“另一个世界”，宗教保守的印象挥之不去。现在，伊德利卜与叙利亚其他地方的割据状态画上了句号，艾伊汉决定亲自前往那里，看看这个曾让他充满疑虑的地方，试图理解国家的未来。 叙利亚阿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