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检到尹嘉铨

父子相接，仕宦传承，在历代官场皆属常见，至乾隆中期变得更为突出。究其原因，一则是承平日久，社会阶层相对固化；一则是弘历格外看重世谊，一旦发现故臣之子可能有出息，即会刻意培养。本节写到的两位，都属于世臣。

黄检出身汉军镶红旗，有云骑尉世职，曾祖黄秉中仕至福建巡抚，祖父黄廷桂深得乾隆帝器重，历任两江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封三等忠勤伯，卒谥“文襄”。弘历曾赋怀旧诗《五督臣》，以黄廷桂列在首位。廷桂仅一子先卒，三个孙子中以黄检最为干练，三十八年十二月的戎英献书案，就是交给他查办的。那时的黄检身任山西按察使，仅一年多就升为布政使，四十三年七月调福建布政使，甫一抵任又升福建巡抚。黄检生于乾隆四年，监生，捐纳同知，先在广西任职，三十三年春升山东省东昌知府，进京引见，得到乾隆的赏识，在其履历单上朱批：“黄廷桂之孙，竟可出息。年尚少，不宜骤用。”而有了皇上这句话，黄检仅十年就升至巡抚，不可谓不骤。福建因海岸线较长，又有管辖台湾之责，一向简任能员，选中了不到40岁的黄检，亦能见出皇上的信赖期待，没想到几个月后就出事了——

还记得前面写过的太监高云从案吧，只因兵部侍郎高朴一段含含糊糊的面奏，高云从被处死，枢阁重臣于敏中、舒赫德被处分，一批卿贰大臣被降革。弘历的复杂帝王心态也由此显现：接见臣子时希望得到一些信息，可又从心底看不上告密者，是以对“小人多事”的高朴并未重用。不久后高朴在叶尔羌盗挖倒卖玉石案发，弘历即命审明处死，同时传谕查抄其在京师的家，未料竟抄出一套《黄廷桂奏疏》来。此乃这位已故重臣在职期间的奏折，涉及朝廷机密甚多，还包括雍正、乾隆一些不宜公开的朱批，皆予刊印。弘历“深为骇异”，翻阅了一遍，又让军机大臣与原档核对，发现凡属嘉奖类文字皆保存，对那些训饬的话就删去了，随即降谕：

因思皇考朱批，久经钦定选择刊行；而朕临御后朱批之折，从未选刻，岂臣下所得私镌？况朕向曾降旨，凡臣工奏折奉有朱批者，概不准其引入章疏，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理应如是。则凡朱批事件，更非臣下所宜宣露。且其所刊多系嘉奖之语，其或奉有训饬，即未载入，尤为失实。……自系黄检逞其高兴之见，专务虚名，而不度事理，辄为刊刻。不意黄检荒唐，竟至于此！

文中也说到一个朝廷的规矩：如雍正朱批奏折已经整理刊行，臣子不得妄自加减；而乾隆朱批未经编发，臣子即便想要刻印，也必须经过批准，岂可擅自刻印送人！

弘历说父皇与自己重用黄廷桂，皆因其有办事之才，足任封疆，并非因章奏写得好，在其身后给予世袭伯爵，加恩于黄廷桂不为不厚；也说自己本希望黄检能有出息，看来也沾染了“汉人好名恶习”。就这样，黄检被解职，命来京候旨，“其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并著即行查明解京销毁”。同时谕令“各省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一场动作不算太小的清查开始了：军机处以六百里急递向黄检转达上谕，要求奏明该书印制和赠送详情，并将板片和余书“即速解京销毁”；以五百里急件向山西巡抚巴延三寄发谕旨，命在山西清查搜缴该书，并斥责其对此麻木不仁，视同泛常；同时传询承袭伯爵的黄廷桂曾孙黄文璟，要他交代该书的刊刻情况，孰知文璟一头雾水，诉说从未见过此书，亦不知刻于何地。黄文璟不敢怠慢，回家即向曾祖母报告，家祠中未见陈列，老太太也不知此事，只知那些奏折被叔叔回家取走了。黄检于三月初五接奉谕旨，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承认自己一时愚昧无知，照祖父原本刻印20部，分送上司、同僚及下属。此人满脑子功利念头，刻了祖父的书，却没想到送给祖母和家人。他的哥哥黄模为镇筸总兵，辗转借得一部，“照抄二十四本”，闻知出事赶紧上缴。黄检至京后即被革职，对其家兄弟子侄未予追究。

此案一出，那些刊刻过类似奏章的官员皆有些着慌，其中有一位是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赶紧将所刻乃父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吏部侍郎）的奏疏及板片呈出，奏请销毁。军机大臣奉旨先作审核，对不妥处各加浮签，建议“令尹嘉铨将不应刊刻各折撤去”。弘历详加批阅，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认为不在应毁之列，命将原书及板片发还。此事让尹嘉铨备感鼓舞，自觉在皇上那里很有面子，接下来便惹出了大麻烦。

那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皇上返程中经过保定，尹嘉铨遣儿子到行宫迎驾，代呈二折。其一是为乃父请谥，引用弘历赐尹会一的御制诗，表示自己出于一片孝心。皇上即加批驳：“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再看第二折，弘历更是怒不可遏，斥曰：

次阅伊为父请从祀孔庙一折，更为肆无忌惮，愚而好自用矣。从祀宫墙，非人品学问纯粹无疵、久经论定者，孰敢轻议！是以国朝从祀寥寥，宁缺无滥。今尹嘉铨乃奏请欲为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并请从祀，而厕以伊父，谬妄殊甚。……且尹嘉铨托于行孝，为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为其父求谥、求入祀孔庙，亦可行乎？否则为不孝，即得罪仍托于为父，则朝政不至于大紊乎？

痛斥尹嘉铨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命革去顶带，拿交刑部治罪，同时派员到其原籍和京宅搜查抄检。

尹嘉铨的确格调不高，早在山东布政使任上，就曾借召见之机恳求赏戴花翎，并对皇上模仿其妻之言，说如果得不到赏赐，即无颜面与妻妾相见。弘历对这种毫不知耻的行径很惊讶，忆曰：“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而尹氏书香传家，藏书甚多，尹嘉铨又喜欢著述，连编带写整了80多种，抄家时成为一大罪过。此类审查一般由军机大臣负责，从四库馆臣中挑选踏实细心者审读，发现不少犯忌文字，如称大学士为相国、对朋党乱发议论等等，最为严重的，应是当今圣上70岁之后自称“古稀天子”，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尹嘉铨竟也大胆自号“古稀老人”。此类文字审核历来是宁严毋宽的，有点儿上纲上线、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将加恩从宽留给皇上。而弘历认为“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如此一来，老尹可就性命难保了。大学士九卿拟为凌迟之罪，皇恩浩荡，命将尹嘉铨减两等绞立决，并赦免他的家人。

对于黄检，弘历以“其罪尚不至终于废弃”，仅过几天就给了个正定知府，至十一月升直隶按察使，很快又升布政使。到底还是喜欢啊。孰知这小子又飘了，让幕友精心撰写了一道谢恩折，说什么“如天而更高，如地而弥厚”，读得皇上心头火起，又是一通臭骂，警告他“莫再高兴，勉之慎之”。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