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胎竹编：千丝扣的执念

很难想象，一根根看上去粗壮的竹子竟可以做到如此的薄和细。这是当谭代明给我拿出她保存了20多年的一把竹丝时，我的第一反应。这些直径不过1毫米的竹丝呈深棕色，摸起来十分光滑细腻，像是在触摸一种冰凉的肌肤。它也十分柔韧，能自如地弯曲，仿佛一把被染过的发丝。

67岁的谭代明是瓷胎竹编的省级传承人，在成都西门的送仙桥古玩市场开了一家门店。瓷胎竹编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是竹编技艺里最高也是最难的一门手艺，又称竹丝扣瓷。顾名思义，它是要把细如头发的竹丝，编织在作为胎体的瓷器上，白瓷为胎，竹丝作衣。这种技法极为复杂，千丝万缕，经纬交织，做出来的竹编外形优雅，极富立体感，看不到任何接头，也摸不到丁点毛刺。谭代明的门店里，摆满了大小不一的茶杯茶碗和花瓶盘子，有些是国礼级别，一套能卖到上万元。

11月末一个下午，谭代明穿着薄羽绒服，戴一副老花镜，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一盏台灯下对着一个瓷杯做收尾工作，三根0.5毫米粗的竹丝纬线被她用镊子轻巧地按压摆弄，不时蘸一下水。有时候，一根竹丝有所弯折了，她就要立马换另一根，再用技巧将其隐藏在竹丝编织的网格内。“瓷胎有弧度，变化不一，这就要求竹丝有很好的柔韧度，还要够长。”谭代明说。一个茶碗通常是由杯底编起，杯底到杯身的直径由小变大，所以要在编到一定高度时加经线，怎么加、怎么藏是一门学问。杯底也有凹槽，上千根竹丝要紧扣凹槽，这也是难点。从设计到成品，一套茶具（两杯一壶）谭代明要编上一个多月。她前后带过100多个徒弟，大部分都在这些难点上放弃了。这是一项精湛的手艺，原料也是要经多重精细加工的。那些纤细至1毫米以下的竹丝，都来自成都市下辖的邛崃市平乐古镇。这里地处成都平原以西，有一条清净的岷江支流流经，绿意盎然的丘陵山沟沿河排布，是一个盛夏时凉爽的避暑胜地。在平乐镇有山涧流水经过的山阴处，盛产一种慈竹，竹节能长约65厘米，是一般竹节的两三倍，质地光滑游刃，是做瓷胎竹编的绝佳原料。这种大自然的馈赠，让平乐镇自明清以来就是周边著名的竹编古镇。

年近40岁的罗勇是一位竹编二代，是镇上不多的竹丝原料供应商——谭代明的竹丝也是由他供应的。他告诉我，瓷胎竹编对竹子要求很高，一般是他们去山里选用两至三年的上等慈竹，竹面要光滑无斑。一根精挑细选的竹子能用来做竹丝的，只有不到1/5。砍下竹子后，把竹子成捆抬下山的中途不能着地，“不然磕碰了容易断，不能做竹丝”，一个人因而最多能抬10根左右。罗勇解释，竹丝都是由竹子表层下第二层做成的，竹子运回家后，他们要刮去外表青皮，用刀将其剖为一块块的竹片，再进行数天晾晒，“直到晾干了变色了为止”。11月下旬的平乐古镇已有些寒冷，罗勇的父亲在自家农院，把一根根竹子放在身前，整个一下午都在刮青，罗勇则是帮手。

下一步工序更为复杂。晾干后的竹片要用火烤，烤得泛红，剖得更窄，用机器剖离出多余部分，放在石灰水里浸泡一周固色。此后，罗勇会拿着刀子在竹片上划刀刻痕，剥出一层竹皮，再用锋利的刀刃上“冲头”将竹皮揉出一根根竹丝，最后从一个由两片刀刃组成的“匀刀”中一根根抽出，每一根竹丝就这样粗细一致了。有当地人统计过，在经历了如此繁多的步骤后，100斤竹子最后只能抽出八两竹丝，即“百斤原竹，抽丝八两”。一两竹丝，一般能有1000多根。视规格不同，这样的竹丝一斤能卖上几百到1000多元钱。竹子越做越细，大概也是源于手工艺人的一种执念。四川自古产竹，有竹子100多种，农村里随处可见竹子编的桌子、椅子和背篓，是乡村生活中的必备品。清朝末年，一位叫张国正的手艺人不满足于这些粗丝竹编，将竹篾越做越细——直至成为难以自主成型的竹丝。他就以漆器、瓷器为底胎，编织竹丝在其上，形成竹丝扣瓷。这类成品工艺精美，兼具装饰和防烫防滑的实用性。1915年太平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瓷胎竹编拿到了银奖，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

不过正如那个年代的很多工艺品一样，它制作成本很高，最初是作为皇室贡品，在民间出现极少，鲜有老百姓能享用。或许正因为此，张国正收了50多名弟子，最后出师从业的寥寥无几——这门手艺一度像它所依仗的纤细竹丝一样，路子越走越窄，有濒临失传的危险。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只有一位叫林绍清的二代弟子在坚持。

林绍清来自广汉。为了生存，他一度跑回了家乡种地，心里还是放不下这门手艺，就在成都开了一家店铺，半年做竹编，半年回家种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发掘民间工艺，林绍清的坚守有了回报。1953年12月，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举行，他通过报名参赛让瓷胎竹编一举闻名，这门技艺从此有了传承。成都和邛崃，都成立了竹编厂去做竹编量产，在上世纪70年代多次被选为国礼赠予外宾。1979年夏天，林绍清作为全国百名手工艺人的代表之一，受邀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合影，赢得了一个手艺人的最高礼遇。

那时候的林绍清已经70多岁，还经常亲自到邛崃的平乐古镇选竹，也借此将手艺传给了当地从事竹编的乡亲们。这位前辈几十年前播下的火种，直到今天还燃烧在这个川西小镇上。2008年后，爱马仕的中国子品牌“上下”走进了平乐一家瓷胎竹编厂，打造了一款名为“桥”的“竹丝扣瓷”系列，畅销市场。2014年，由广州设计师创立的原创品牌“自然家”也来到这里，跟平乐的作坊合作推出竹节杯，一个“双11”就能爆卖3000多套。

如今在平乐镇上，从事瓷胎竹编的有100～200多人，囊括原料竹丝到编织的各个工序，但相比最热闹的时候的数千人，已大幅减少了，像罗勇这样40岁以下的从业者更是微乎其微。“它需要心平气和与很大的耐心，这跟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是有冲突的。我最早回来的时候也是静不下心，做得很粗糙。刚好经过了三年疫情，自己在家没事就天天练，技术才勉强算可以了。”罗勇说。谭代明给我展示的那一把把竹丝，原产自邛崃平乐，但也可以说他们来自成都。那是2003年成都竹编厂破产倒闭时，作为工人的谭代明从厂里紧急收购过来的。这接下的一批原料，她一用就是20多年，到现在还没用完，“编精品的时候会用”。

成都竹编厂成立于1956年，是林绍清在全国展示瓷胎竹编后被政府所重视的结果。它跟成都漆器厂、玉器厂、刺绣厂一样，同样隶属于成都工艺美术公司，做出口创汇。竹编厂也是一个技艺传承的平台，林绍清在这里亲自传授技艺，培养了许多竹编能手，谭代明的师傅叶桂珍就是其中之一。

谭代明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她受母亲影响，从小就喜欢刺绣，热爱本地传承千年的蜀绣蜀锦。1975年，谭代明考入成都工艺美术公司，心仪刺绣厂却被分配到玉器厂，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丈夫结婚成家。1985年，玉器厂业绩下滑，她又被调入竹编厂。那时候的她年近30岁，对竹编一无所知，却要从零开始学。“我们这代人不好找工作，认定了一门技艺就只晓得闷头做，哪怕工资不高，想法也不会太多。”谭代明性格内敛，能在编织台上稳坐良久。她悟性也高，经常得到师傅表扬，没几年就掌握了这门技艺，“竹编很复杂，做这个能静心，我就越做越喜欢”。

那是成都竹编厂最辉煌的年代。谭代明记得，竹编厂的产品是直卖给计划经济时代的外贸公司的，哪怕是粗丝编出的茶碗，订单也很好。后来竹编厂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新产品组，负责研发制作更精致的产品，她被分到了这个小组。竹编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展示性，工人们搬个凳子就能现场编，这成为当时工厂的一个卖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车车的外国旅游团会来厂里直接选购。到了90年代，瓷胎竹编作为成都的旅游纪念品蓬勃发展，遍布各大景点和商场，竹编厂也在离杜甫草堂、青羊宫不远的送仙桥古玩市场开设了一家门市。谭代明主动申请调了过去，一边做销售，一边现场编，“那时候我们工资才300元/月，在门市能加工一些产品出来，能再涨200元”。邛崃的平乐镇也是在竹编厂的带动下从事这门手艺的。自1975年林绍清把技艺传授给当地的乡亲们后，邛崃也成立了竹编厂作为成都厂分厂。在此之前，乡亲们只会用竹子来粗编一些生活用具。

“为什么那时候要传给我们？因为成都要工业化了，这个就没人学了。”游伟生于1975年，是镇上的一位竹编省级传承人。他的记忆中小时候就是在帮父母编背篓、茶包中度过的。父母一般会提前编好大件的大头，他每天放学回家后得编10个收尾工作，才能去做作业，“我听老一辈人说，那时候成都还只有东西两个城区，每个区都是几百人在编，发货是一天一卡车往外发。后来成都有了工业化的工厂了，需要很多工人，学这个的人少了，就交给了我们。”1993年，游伟进入本地的万家竹编厂做学徒，师傅正是林绍清的传人李万东。

相较于一个发展中的省城成都，平乐镇更适合瓷胎竹编的批量生产。遍山的万亩慈竹之下是当地数千名农民。最火热的时候，整个平乐镇有竹编厂五六家，涉及从业人员2000多人。跟游伟一批进厂的学徒有100多人，几乎都是同龄人。因为人多，师傅也没耐心教。游伟被分配从最难编的胎体编起，光是一个茶杯就琢磨了一个月。不久后，厂子就接到了一笔来自南方航空的订单，是上万个小花瓶，折合产值能有十多万元，是一笔不菲的大订单。

当时农村能挣钱的路子不多，竹编是按件计算，一天下来能挣上3～5元工资。“那时候农村里一个月能挣100元钱就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游伟回忆，厂子里一共两三百人，每人每天编上三五个，从上午八九点一直编到夜深，没有蜡烛就点开煤油灯编，花了好几个月才交付。后来，他们又接到了国航、深圳某连锁酒店的数万件订单。

火红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制造业和城市崛起带来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方式。进入2000年后，从事竹编的人就开始大量减少——比如罗勇，作为一名竹编二代，他中学毕业后没有追随父亲的路子，去了成都做一名建筑业的水电工，奔波在城市不断新建的楼盘中。“我那会儿年轻，喜欢到处跑，每天做完活儿之后和几个朋友喝点小酒，感觉挺好，所以后面刚回来的时候有点毛躁。”这一波浪潮中，很多本地工厂停产，包括游伟师傅的万家竹编厂。作为老大的成都竹编厂也未能幸免，在2003年倒闭。那一年，正值游伟学习瓷胎竹编的第十年。他只上过小学，对这一个让他谋生的技能有很大感情，于是决定在厂子解散后保留这门技能。他拿出自己编织的一批好货，去成都竹编厂换回了一批上等原料和特色的竹编纪念品，包括竹编的花瓶、平面国画等等，也开始从周边匠人手里寻觅和收购好作品。

2005年，游伟创办双溪河竹编厂，在古镇里开了一家店铺，生意并不好。2008年汶川地震更是给了他沉重一击。那时候，房子受损严重，恰逢平乐古镇被评为4A级景区，游客变得多了起来，镇上的人大量开起了民宿客栈致富，专心竹编的人就更少了。游伟不得已，也像多数人那样，借着盖新房的机会做起了客栈。此时的竹编成了一门副业，他只是在业余时间编一编，兼职去中小学里讲课，做一些竹编普及。

谭代明是一直坚持下来的那个人。成都竹编厂倒闭后，她成了一名下岗工人，那一年她46岁，女儿刚刚上大学，正是要用钱的时候。作为一个生活半径很少超出成都一环路的人，谭代明没有其他技能，就想拉几个师兄一起开一个工作室，但没人响应。一位师兄高呼着厂子终于倒了，还有一位师兄直接说，自己宁愿去“喊街”（做交通秩序志愿者），也不愿意碰竹编了。

谭代明对时代快速的迭代感到无所适从。无奈之下，她也开始找其他工作。一位朋友给她介绍了一家咖啡馆，她跟对方谈好了去做些打杂和收银工作，工资几百块一个月。这时候，是在玉器厂时认识的老公站了出来劝她，还是继续干这个吧，“别的你也干不来”。于是，谭代明拿着两万块的下岗补偿在送仙桥古玩市场租了一个店铺。市场免了几个月租金，但她内心还是充满了巨大的迷茫：那么大的一个厂子都倒了，我光靠自己能坚持下来吗？

店铺租在了市场的二楼，当时除了她的门店还什么都没有。最初的日子很是艰难，谭代明要学着像一个采购一样，去平乐镇进原料，去市场挑瓷胎。她不会营销和包装，白天只闷头在店里编，客人来了就招待一下，晚上回家就和老公一起做设计。老公用自己的国画功底，帮她设计了竹编的创新纹路，熊猫、花草、山川以及汉代的车马人像等等。为了区别于传统，谭代明给工作室命名为“成都新派竹编”。

不久后，成都市文化局到送仙桥考察，准备选送一些本地特色手艺去参加香港大庙会展览，谭代明的瓷胎竹编被一眼选中。2005年后，她又先后通过官方受邀去了瑞士、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参展。每一次，她都带一个大箱子背上精心挑选的作品，每一次几乎都能卖光，连演示用的作品也会在完工后被买走。这让谭代明感到欣慰：不光是因为手艺受到了认可，而是自己“好像终于有人管了”。谭代明的工作室客流不算多，在11月底的一个下午，难得见到一个人。这家店面不大，是两个小房间打通的。周围都是古玩字画店，客流量都比她多。她在休息时跟来往巡视的保安自嘲，“就当混时间了”。店里还有一些定制的客户订单，但竹编费眼睛，她年龄大了，一个人编不了太多，赚的钱刚够交一年几万块的房租。她不会别的，每天公交车往返两小时来此。因为可以现场表演，她也经常像个吉祥物一样被请到各大场合做展示，最近刚刚去了一趟开发中的新区。连续的奔波让年近70岁的她不适应，“坐车坐得脑壳疼”。

偌大的成都城区，谭代明是少有还在坚持这门手艺的人。2008年后，瓷胎竹编成为国家级“非遗”，她成了省级传承人，一位纪录片导演顺着名录找来。不善表达的她最开始是拒绝，让对方去拍成都更知名的蜀锦蜀绣，对方说就要拍小众的手艺，这一拍就是一个月。纪录片记录了谭代明从邛崃选竹到市场选瓷胎的全过程，提出“竹丝扣瓷”的别名。2013年春天，片子在央视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人找来，向谭代明买走了上万元的茶具，还有人专程从上海赶来，跟她定制花瓶和摆件。找上门的学徒也更多了，每年都有好几个。

对技艺返璞归真的坚守，在此时开始被慢慢看见。也是2013年前后，平乐镇做客栈的人越来越多了，竞争变得激烈，游伟就退出了经营，重新将竹编作为主业，成为本地唯二的竹编厂。2012年，一对来自广东的设计师夫妇在考察平乐镇的民宿业务时，接触到了当地的竹编手艺，第一次来拜访了游伟。那时候他的店里摆满了各类传统竹编，几乎无人问津，这对设计师夫妇买走了一个茶罐做纪念。两年后，他们又出现在了游伟的店里，提出想要跟他合作。游伟有些欣喜，“那时候已经没什么人做了”。

这对夫妇是谭雪娇和易春友。谭雪娇后来回忆，她先后两次造访平乐时发现，当地做竹编的人数在快速衰退，从70多人减少至30多人。一次聊天的间隙，游伟对她感叹，“做竹子的人，做久了，越做越空”。

谭雪娇来自广东肇庆，家乡也盛产竹子和竹编，对这门手艺很有感情，于是就思考如何能挽救这门手艺。她认为，那时的瓷胎竹编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市场。在平乐古镇里，竹编裹着粗粝的瓷胎，刷着俗艳的油漆，成了一种图案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还有的品牌创始人后来对媒体回忆，她竟看到有竹编匠人用发丝般的竹丝编一头大象，“真的有人会使用这个大象吗？……手工艺真正的价值完全被浪费了”。谭雪娇夫妇在广州创立“自然家”品牌，就想要将这种精细手艺与现代设计理念做融合。为了创新，他们以竹节为灵感，设计了一款下厚上窄的竹节杯，专门跑到景德镇选了最好的高岭土烧制。瓷胎出来后，他们反复和游伟沟通打样。游伟对我回忆，那是他的传统观念受到极大冲击的过程。“技术上不难，主要就是编得多高多矮这些细节。但我第一次知道了对瓷有这么多讲究。”游伟说，最后烧制的瓷胎摸起来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磨砂感，他们还被要求用德国进口的食用级木蜡油作保护涂料，“以前我们哪里知道这些”。

与此同时，爱马仕的子品牌“上下”也与平乐最大的华美竹编厂达成进一步长期合作。这项合作源于2008年后，最初找到的是眉山青神县的竹编匠人，但那时候当地有批量加工能力的厂子不多，就经介绍来到了平乐——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竹编匠人已然算多了。“我们当时特别兴奋，就想一定要拿下这次的合作。”负责人黄星回忆，对方要求严苛，其他客户的通过率有99%，但他们第一批只有90%。黄星就让工人放慢速度，研究新的手法，才慢慢达到99%。2015年后，双方达成了长期的合作，进一步扩展产品序列。

市场开始给予回报。2015年，自然家发起众筹，主推游伟和师傅们编的竹节杯。竹编匠人的坚持故事打动了不少网友，1000个竹节杯的众筹很快完成。紧接着在“双11”，竹节杯爆卖3000多个，自然家不得不紧急关闭订单页面。“怕我们加工不过来。”游伟说。这些合作的订单，吸引了一部分人重回竹编行业。当地很多人一边务农、做客栈或带孩子，一边就在家做编织，赚上几千块的外快。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能编1000个，对应300～400个工人。竹编二代罗勇，也在2017年后被父亲喊了回来，“那时候已经忙不过来了”。对于这种外来的认可，当地人保持着一份质朴的审慎。游伟说，爆卖的竹节杯在网上卖368元一个，而他们的加工费只有几十元一个。最忙的时候，谭雪娇夫妇曾善意地提醒过他，可以适当提高一点工费，但游伟婉拒了——他考虑得更长远，在内心深处依然担心着这一波火热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如果他们（自然家）后面不做了，但竹编工费又被抬高了，那以后做竹编的人只会更少。”游伟觉得，“我们吃点亏没什么，最重要的是能跟他们学一点东西。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人，竹编肯定是救不活了。”谈到此处，游伟指了指店铺顶上挂的一盏日式木制吊灯，“你看，连这一盏灯，都是他们设计的。我们就没什么文化。”

游伟的担心不无道理。2017年后没几年，市场上的竹编产品就变多了，品质参差不一。面对这种情况，自然家也调整策略，将重心从C端（消费端）调整到B端（企业端）。游伟开始给雷克萨斯、互联网大厂等一些知名企业做一些竹编礼品，客户也有了更多扩展。如今，他的工厂每年打样的产品都有好几百个，量产两三万件，产值在百万级的水平，镇里的竹编工人现在也稳定在100～200个。相比低潮时期，这已是大幅提升。

不过游伟告诉我，这些工人很多都是跟他同一批的，年纪偏大，年轻人学这个的很少，“他们现在的选择和诱惑太多了”。这门技艺仍有失传的可能性——比如，早年间他的师傅李万东那一辈人还能用竹丝对花瓶进行封口，到他们这一辈人时已经不会了。也因为此，游伟一直构想着推动建一个官方的竹编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技能。

2020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洪水加速了这个进程。当年8月，穿城而过的岷江支流在暴雨后水位大涨，镇上几乎所有门店被淹，游伟的店铺进水1米多高，很多竹编产品被浸泡损毁。这场天灾之后，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就在洪水退去后花了几万块找设计师，将家中二层楼建成了一个私人的竹编博物馆。这个馆内珍藏着他近几年的产品，也有从成都竹编厂收来的70年代的一把把竹丝，还有师傅那一辈人能封口的精致大花瓶——上面的一些纹路，已经在多年的抚摸后被人抠烂了。

游伟说，他还有好些收集的好藏品，为了做好保护，都暂时没拿出来。有大老板跟他开几万十几万买，他都不卖，“我就等着以后真正的博物馆建好了，一起捐给博物馆，这样流传下去”。 瓷胎竹编竹编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