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的底本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九日，也就是在于敏中病逝的两天后，董诰升为军机大臣，入参机务，有旨命王杰接任武英殿总裁。

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一再要求封疆大吏搜罗世间遗书，各省纷纷设立书局，四出访购，大量珍稀古本源源运送京师，主要存放于武英殿校勘处。早在征书之初，弘历就承诺编纂完竣会物归原主，并要经办者妥善登记保存，以确保及时璧还；而对于督抚采购的图书，还有大小臣工捐献的秘本，则由朝廷收藏。四十二年八月，他再一次谈到此事，强调各地藏书家所呈书籍，于全书办完后即行发还；在京大臣等呈进的所有书籍，也一律还付本家；至于各省督抚选购呈进的书籍，则汇交至武英殿另行陈设收贮。而做好这些的前提，是四库收掌的严格管理，需要认真进行分类登记和及时清查盘点。

接管武英殿事务之初，王杰向前任总裁董诰请教，问询急需办理的事项有哪些。董诰告知：近几年为赶办《四库荟要》，没能及时清查各地呈送的图书底本，现在《荟要》已竣工，应抓紧清点。其实弘历在三月间已有过旨意，说四库馆的大量图书缺少查核，“全书卷帙浩繁，不可不设法稽考”，指令没有阅稿任务的总裁福隆安、英廉和金简负责查核督催，以期迅速完成此事。而此类书籍的清理极为麻烦，又因四库纂修仍处于紧张的抄录核校过程中，底本散在各个环节，福隆安等三人各兼要职，手头都有一摊子或几摊子事，大概是觉得无从下手，也就不了了之。

王杰生性严谨，做事从来一丝不苟，立刻从纂修分校中选派翰林王尔烈、项家达、戴均元、谷际岐四员，按经、史、子、集分工，一面清点，一面暂管发书收书。当时馆中传闻底本遗失甚多，为了掩盖，就让誊录设法购买捐献，王杰询问负责此事的总校陆费墀，这位陆费兄显然不太配合，支支吾吾，总也不拿出管理的登记档册。他只好向另外两位总纂纪昀、陆赐熊询问，拿到“送书印档及历年各种册籍”，查明各省分130批、缴进图书3100余种，而现在钤有翰林院印的成部书只有1400余种。王杰令人再三核实，将正在缮写、审核、校对流程中的底本逐一登记，再剔除那些例不用印的丛书和库本，仍短少约500种。

发生这种情况，与经管者的不严谨相关，更与经手人员趁机窃取、偷换相关。其实乾隆早就防着这一点，开馆时就下旨：各地进书先由翰林院盖印，派总纂和纂修加以审核，造册登记，然后移送武英殿抄录，办完后及时发还藏书之家，不许丝毫损失。王杰梳理了整个发抄审校流程，发现诸多潦草松懈、不合情理处，而要害还在于底本的流失。四十五年三月初九，王杰上疏指出底本丢失的严重性，以及“北四阁”一起发抄带来的混乱，参奏总提调陆费墀等人：“该提调陆费墀系开馆以来经手之人，乃办理毫无章程，贻误至此，若不严加根究、勒限追缴，功课必至迟误。续添提调编修刘种之虽接办在后，而扶同蒙混，咎亦难辞，相应一并参奏。”他建议将二人调离，另选两名翰林接管此事。

王杰的着重点在于如何解决问题，同日所上还有两折：一是说武英殿全书处事务繁重，提调负责进呈书籍，检查装潢，又经管补缺、议叙、定稿、行文等事，头绪纷杂，难以兼顾底本的收发核检，奏请按经、史、子、集增设提调和收掌各四员；二是举例说明底本的复杂情形，提议由总纂纪昀等对照《四库总目提要》，细加复核。

弘历时在南巡的返程中，接到此奏已是三月十六日，阅后即命将陆费墀解职查办，谕曰：

陆费墀专司提调，前后数年，事出一手。其从前倚恃大学士于敏中优待，假借声势，朕非不知之，是以总司书局三员内，纪昀、陆锡熊均经升用，而陆费墀则久未迁擢。现据王杰查出伊短少底本拖延掩饰缘由，则不可不严行查办。陆费墀著解任，交与英廉、胡季堂、金简、曹文埴秉公审讯。

此事涉及甚广，不独陆费墀和刘种之，四库馆相关总裁、武英殿前任总裁都会跟着吃挂落，王杰不会想不到，职责所在，加上对有些人趁机侵占古本的义愤，还是毅然上疏弹劾。

就在阅批王杰奏折的前两天，三月十四日，乾隆帝行至石门镇驻跸，有旨将浙江学政彭元瑞调往江苏，命王杰接任。次日又有谕旨：“王杰已简放浙江学政，本年系庚子正科乡试，所有科举录遗事务未便稽迟。王杰接奉谕旨，著即驰驿前赴浙江任事。”驰驿，即使用官方驿站车马人役，由此也证明通常的学政赴任，是不得乘用驿站车马和入住驿馆的。特命驰驿，理由是很快就要举行乡试，事务紧急，王杰接旨后自是很快交代手头事务，离京赴任去也。

对陆费墀的审讯，由刑部尚书胡季堂主持，领衔的则是原武英殿总裁，现任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四库馆总裁英廉。弘历也认为他对此负有责任，又点名让他参与。而馆臣和誊录多爱书之人，原想乘机沾点儿便宜，见朝廷动了真章，遂赶紧将隐匿的底本交回，并找出种种理由解释弥缝。两个多月后，此案审理结束，呈上一份详细的奏折，不光分析案情，也涉及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数据，很有价值，兹分项略作介绍——

（一）底本的用印和无印。凡各省呈送的征购书籍，按规定先交翰林院审核登记，加盖翰林院官印，再将选定者移送武英殿抄录。刑部查明翰林院移交底本3172种，而在武英殿查到有印者2120种，加上出自丛书例不用印者458种，还有无印底本557种，与王杰所奏之数相符。经总纂纪昀、陆锡熊逐一与《四库总目提要》核对，认定确系原书者210种，不能确认为原书但册数、卷数均与提要相符者346种。这556种底本为何不用翰林院印，没有解释。

（二）全缺与缺册。查明遗失全部者5种，每部有缺册者33种，合计38种。此处特别说明王杰劾奏的是约数，立案后“纷纷呈缴者无日无之，迄今两月之久方得清查到底，所有续缴之书俱在王杰所查之外”。对于这些书是谁搞丢的，负有责任的不仅陆费墀，也涉及提调、誊录、分校、总校、总纂、总裁，“实因书籍浩繁，人数又众，收发匆忙之际遗漏登记，自所不免。现在短少各书，实不能指出系何人领去，无从着落追寻”，表示愿意受处罚。

（三）誊录捐书。王杰奏称很多底本是誊录自购捐献的，外间议论纷纷，认为“如遗失底本，勒令捐书，滋弊尤大”。陆费墀对此的解释是底本不够用，誊录又有每日字数的定额，故自愿买捐。审案官也表示为赶进度，不宜等办完“头分全书”再办二分、三分、四分，理应陆续发抄，捐书也就势在必行。“如必俟头分写毕，再将二、三、四分挨次续发，则千余名誊录必致旷功，而底本既不敷发缮，则正本写出之数亦不能多，是捐书一节实为赶写正本，并无借此弥补遗失底本情弊，似属可信。”

最后，审案者也指出“陆费墀不能悉心妥办，随时清查，其咎实无可辞”，应交与吏部严加议处；编修刘种之“于陆费墀遗失底本不能帮同清理”，应交部议处；前任总裁董诰“虽与王杰商同派员查对底本，但未能及早清查”，亦应一并交部议处。得旨：陆费墀从宽恢复原职，但要对丢失的底本购买赔补，刘种之和董诰均免予处分。

对于此事，远在浙江的王杰未提出异议。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