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我的主角恰好是“她”
作者：肖楚舟
由于事先知道郑宝拉是以书写怪异故事知名的小说家，我差点没有认出她。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连锁咖啡馆，她悄无声息地在我面前坐下。背着双肩包，身穿运动服，头发捋到脑后扎成马尾，好像随时准备出发。她身上没有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和窗外路过的上班族比起来，甚至因为打扮朴素而显得有些黯淡。2022年，郑宝拉凭借短篇小说集《诅咒兔》入围布克奖短名单。这是一本充满怪谈、传说故事和科幻的小说集，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来统领全书。彻夜啃食纸张、人的生命和精神，诅咒人至死的兔子；马桶里由排泄物变成的、会说话和长大的“头”；没有性生活就怀孕，四处给孩子找爸爸的女大学生；让儿子啃食女儿，用女儿的血变成的金子发财的父亲；被村庄献祭锁在山洞里，日复一日被巨鸟啃食骨髓的少年。还有一个徘徊在波兰克拉科夫街头的留学生，目睹一个鬼魂般的老人瘸着腿飞快地、无休止地穿过广场。
郑宝拉是90年代的大学生。韩国政治制度民主转型后，金泳三提出“去发展型国家化”，社会经济进入新自由主义改革。1991年苏联解体，教授俄语专业的大学在韩国从4所扩张到50多所，郑宝拉成为俄语文学系的学生，又远赴波兰留学，回国后谋了一份教职。
韩国人几乎对俄语文学一无所知，突然开放的陌生的世界让人感到新奇，韩国甚至掀起过一阵子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旅行热，虽然很快就消退了。郑宝拉却被斯拉夫语的文学世界深深吸引，“虽然苏联崩溃了，但曾经信任革命的人们在文学中表达出的希望和热情让我非常喜欢，因为那是我在韩国没有见过的”。
在东欧留学对于一个东亚女性来说是非常有颠覆性的体验。她提到米沃什的《诗的见证》。在一个东欧人笔下，故乡的边界不断变动，一切被建立又很快摧毁。相似的是被裹挟其中的人，他们的生活被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资本制度等巨大之物不断地抛起、重构、再摧毁。从遥远的地方回望自己的生活，她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在她成长的地方，一种信仰被完全抹除痕迹，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同样的信仰被奉为希望。“人们的观念完全相反，但压迫的结构却是相同的。”
我感到奇怪，在斯拉夫语文学丰富的现实主义传统中，郑宝拉偏偏对俄罗斯民间文学家、结构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神奇故事公式”如数家珍，以普拉东诺夫怪诞的小说《切文古尔镇》为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翻译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与舒尔茨的《鳄鱼街》。在她喜欢的俄语作家里，还有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这位“来自首都酒店”的女孩，生下来就被宣布为“国家敌人”的父亲抛弃，吃百家饭长大，出过一本小说集叫《从前有一个想杀死她邻居孩子的女人》。“她描绘的是女性如何在不公平的社会中挣扎，她笔下的女性和所有人类一样，有力量也有弱点，有缺陷、希望和绝望。”郑宝拉曾这样解释喜欢她的理由。
郑宝拉在大学课堂上和学生读东欧和俄罗斯的民间故事。那些故事天然地令人感到亲近熟悉，有一套通用的底层逻辑，一个无名的主角突然或者意外地被卷入不切实际的情境或者神奇的冒险，这几乎是每个文化中都有的民间故事模式。“只不过在我的故事中，主角恰好是以为生活在现代的亚洲女性罢了。”她这样说过。
她特别向我提起，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里，普罗普总结了各种古代故事及它们产生的历史根源。郑宝拉故事里的许多元素和普罗普提及的神奇故事要素重合：转赠的神秘物品、幽深的森林、大房子、被囚禁的孩子、断指、给人永久富裕的物件。当然，重点不在于形式上的相似，而在于它们如何巧妙地与现实缝合。现代社会、古老的仪式、说故事的人和吃孩子的野兽消失了，但旧的冲突转入新的关系，秩序更迭、权力转交仍在不断地持续。像普罗普说的：“资本主义不会产生神奇故事，当然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用故事来反映。”
1998年，郑宝拉在大学校报上发表了她的代表作《头》。一个女人在平凡的日子里上完厕所，发现马桶里出现了一个对着她喊“妈妈”的头。这个由她的排泄物组成的“头”不断地长大，随着她结婚、生子，固执地出现在马桶里。她一次次把“头”冲进下水道，每次它回来的时候，就会多一个鼻子、耳朵或者长出一部分躯干，又变得更像人形一点。
在这颗头诡异的成长史中，一个普通的“她”再平常不过的人生匆匆地展开。她来月经，那颗土黄色的头就变得有点红。她因为不敢在公司上厕所辞职了，家人顺理成章地劝她结婚。她去相亲，因为不敢上厕所而显得不知所措，对方很喜欢她害羞的样子。她就这样和知名贸易公司的普通职员结婚了，生下了孩子，过了好几年普通的家庭生活。
比起那个絮絮叨叨追着她喊“妈妈”的头，恐怖的其实是旁人对这颗头的熟视无睹。郑宝拉擅长控制节奏轻重，制造出无声的恐怖。故事里的她努力隐瞒了许久，最后不得不对丈夫坦白“头”的事情，丈夫却说：“听上去也不是什么大事嘛，就让它待着吧。它又不会跑出来，在家里乱逛，也不会产卵，不是吗？”孩子几岁大的时候，头又出现了，她惊慌失措地把头一次次冲进下水道，结果孩子却自然而然地和头聊起天来。直到有一天，她老了，“头”爬出了马桶，完全是年轻时她的样子，然后把她冲进了下水道。
如果不考虑马桶里的那颗头，那些关于“她”的描写能让你想起很多个韩国作家笔下的女性生活。她们平淡如水地、顺理成章地过着日子，如果没有马桶里的头，她也可以是《素食者》里那个“在世上挑了又挑，再平凡不过的女子”，或者1982年4月1日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的金智英。很多时候，就连她自己也忘了那个从自己身体里延伸出来的，无人可说、无法可解的肮脏秘密。在不经意之处，生活里被视而不见的异常之事会慢慢地膨胀，最后将人吞噬。
“在韩国文学中，对现实主义的重视非常强烈，大家都觉得现实主义是更重要的，很少有人把神鬼之事写进文学作品，但我觉得这些故事非常有趣，和那些‘真正的文学比起来’，这些故事反而离我的日常生活更近。”她对我说。
郑宝拉和韩江一样，都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差六岁，但两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已经截然不同。“孔枝泳作家、韩江作家上大学的时候，学生运动仍然非常活跃，她们是在那时的社会氛围下开始写作的，作品中自然反映出那种社会氛围。我当时已经错过了学生运动，韩国的军事独裁也在90年代初结束，年轻人对政治和现实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少，互联网爆炸式发展，产生了自由和幻想的氛围。”
在压缩式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巨变带来新鲜感与辉煌成就之外，还遍布来不及处理的茫然和孤独。郑宝拉上大学时的俄语热很快过去，现在，韩国又只剩下不到20所教授俄语的大学。她在小说里调侃过自己的专业，故事里，女主角的相亲对象听到她说自己学的是“俄语文学”，便很佩服地说：“很特别的专业啊。咱们国家学习挪威文学的人没有多少吧？”
这句话插在一个关于月经不调、避孕药和怀孕的故事里。一个从没有过性生活的女大学生，因为月经不调去看医生，吃了几周避孕药，居然被告知怀孕了。医生、家人开始催着她给孩子找爸爸。在经历了被家人登报征婚、被不知名的男子打电话追求等一连串闹剧后，她竟感觉最初见的这一位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临产时叫来救护车，她发现男人就是急救员，她急得朝他大喊：“求求你，成为孩子的爸爸吧！”
从头到尾，没有人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深究过，为什么一个没有性生活的女大学生会怀孕呢？为什么怀孕了就要进入结婚的流程呢？
“从我小时候开始，我觉得韩国社会一直是这样对待女性的。女性经历了一些特有的事情，却没有人认真倾听，只是说‘你太敏感了’‘这是哪个国家都会发生的事’‘你在歇斯底里’，等等，轻描淡写地打发掉。但实际上，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特别是涉及性犯罪的事情，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感到现实像是被撕裂了一样，但即便如此，大家仍然过着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的生活，于是自己也不得不假装无所谓。这种奇怪的双重态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觉察是何时发生的？“没有一个所谓的觉醒时刻。”郑宝拉谈论生活里的异常之事就好像吃饭喝水，“女性从小就学会通过别人的视角看待自己，一定程度上总是带着那种从他人视角评判自己的批判性观点。”
郑宝拉没有化妆。她的皮肤不算白皙，笑容一夸张，眼角就露出自然的鱼尾纹。上午的咖啡店，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来，她也没有遮挡的动作。“我也曾经试着染发，但是头发脱落得厉害，所以只试了一次就再也没染过。我的一个朋友在化妆后会长很严重的痘痘，为了掩盖痘痘就化更浓的妆，结果皮肤更差了。这种压力在20多岁，最应该健康的年纪最为强烈。那时候周围所有人，包括朋友、母亲甚至男性朋友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化妆。他们问我，不化妆怎么交男朋友？怎么找工作？”
《月经》的灵感就来自她28岁的经历。郑宝拉发现自己得了卵巢囊肿，连续来了两周月经，几乎站不起来了。她去看了妇科医生，顺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没结婚。你不能自己去看妇科医生。”
郑宝拉曾经评论这段经历，“这感觉很奇怪，但那很亚洲，很韩国。不幸的是，我认为这种耻辱感至今仍然存在。我的医生很善良。她很友好，我拿到了处方。我的卵巢囊肿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但如果不去看医生，后果可能非常非常严重。这就是发生在你身体上的一件事而已，就像牙痛一样。没有人会说因为你还没结婚，你不能去看牙医。但由于涉及怀孕的问题，社会就给你的器官赋予了各种奇怪的含义。我想，好吧，我要写一个关于它的故事。”
女性的身体处于不断被改造、被操纵、被外力控制的境地中，却没有人问一句为什么。“女性的身体被不断改造，与自然的变化对抗，但女性也是大自然的产物，人会变老，这是自然规律。她们从小学会用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透过镜子审视自己的身影，反复确认自己是否苗条美丽，对自己进行无休止的审视和监控，现在由于互联网和视觉信息的发展，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了。”
部分人的经验与体会被轻视，许多罪恶的事情不了了之，这令郑宝拉不满。“从过去到现在，韩国女性都在社会家庭的重叠领域扛下了双重责任，既是家庭生活的支柱，又要挣钱承担社会责任。这不只发生在韩国，也发生在整个亚洲，但这些事实往往得不到承认。在正式场合，人们往往说父亲是家庭的支柱。因此，尽管女性了解更多细节的信息，但那些官方、正式的消息通常只告诉男性，男性总在政治和其他事务中担任主角，而女性处理幕后事务。”
互联网为女性提供了相互联结的可能性，因而产生改变的力量。2018年，韩国女性发起了“逃离束身衣”运动，郑宝拉觉得由衷欣慰。在那场运动中，21岁的视频博主裴莉娜在镜头前摘下了假睫毛，擦掉了樱桃红色的口红。超过500万人观看了她的视频，数千人点赞，但是也有人给她发去死亡威胁。“女孩子们参加读书会，互相交流感想，相互支持。但那种通过互联网建立的联盟也是脆弱的。”
今年夏天，韩国爆出“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事件，韩国网民在通信软件“电报”（Telegram）上发现大量聊天群，其中有成员创建和分享利用人工智能换脸技术制作的“深度伪造”色情图片，甚至涉及未成年女孩。事件发生之后，郑宝拉感觉关于女性主义的交流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没有孩子，但我的朋友的孩子正在上中学，女孩子们还是要去上学，学校里可能就有施害者，甚至有些男生会在社交软件传播Deepfake生成的视频，学校虽然进行了调查，却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即使发生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大家也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每当女性开始批判，男性就会说难道我们都是犯人吗？女人会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是因何而起。交流因此难以继续。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犯罪的特殊性，政府也很难彻底调查。而那些受到侵害的孩子们仍然要去上学，普通人也无能为力。”
说到底，如果说女性作家在写作中有什么不同的视角，那也是关于广泛、深入的生活真相的一部分。“并不是存在什么只有女性才能看到的特定现实，而是女性总是能看到更广泛、更细致的部分，因为她们承接了所有责任。”郑宝拉用自己奶奶的葬礼举例，接待客人的是男性亲属，包括她的父亲。但丧葬费用，丧仪事宜，选定奶奶的寿衣、棺材和墓地的却是女性讨论的话题。“我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墓碑多少钱、棺材多少钱、奶奶穿着什么衣服下葬的，这些事情都是女性在处理。”
《我的快乐之家》里面，有句一闪而过的话。“那老太太也是个可怜人。丈夫早早就死了，只留下一个儿子，那个孩子说要帮忙养家，骑摩托车送货时出了事故，伤了脑袋……正是大好的年纪，老婆都还没娶呢，哎哟……”
郑宝拉对我激愤地谈到外卖平台的劳工权益问题时，我脑子里闪过了这句话。郑宝拉还在投入地与我谈论劳工权益问题，“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但在韩国，最大的外卖平台‘外卖的民族’与外卖员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不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很多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送外卖，因为车祸瘫痪在床，他们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是怎么聊到这里的？我试着回想。我们在聊女性的不安，聊她自己生活里的不安稳。留学归国后，郑宝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但只是临时雇佣的教员。现代社会中，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普遍的吗？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命运吗？在那种不安中生活是什么感觉？
郑宝拉发表《头》的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派遣劳工保护法》正式实施，非正式职规模迅速扩大，半年到一年的短期雇佣合同变成普遍状况。郑宝拉告诉我，后来韩国政府更改了法律，如果工作超过两年，企业就要将临时员工转正，于是一年零八个月后被随意解雇的员工遍地都是。“这不只是大学讲师的处境，实际上是韩国劳动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故事里年轻的外卖员的不幸被处理得很不起眼，跟他们在现实中所受的关注类似。郑宝拉喜欢使用短句。她曾在一次采访里将这个特点归为学习波兰语的后遗症。因为波兰语太难，她难以写出很长的句子，这种精悍渐渐影响了她的写作。另一个理由听起来更可靠，“我只写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而不写他们的情感。”
生活的艰苦在郑宝拉的故事里往往用简短的语句概括，简短得残忍。那个失去儿子的老太太是一栋四层小楼的前房东，现在这栋房子属于一个普通又愁苦的女人。婚后她与丈夫还了七年房贷，银行每个月扣一次钱，“她每月都要伤心一次”。好不容易熬完这段周期性的伤心，她和丈夫将公寓出售，加上家人补贴，才换来这栋“快乐之家”，打算一边收房租，一边在宽敞的房屋里养育孩子。但中介、房东、租客，每个人都在欺骗他们。地板下面涌出无数蟑螂。为了抓住蟑螂而拍打地板和墙面，又窜出一群老鼠。打电话给前房东，只招来一场恶骂。楼下店铺的老板娘劝她忍忍，不忍还能怎么样呢？
她的努力只换来生活的嘲讽。买下这栋房子，为了把空置的楼层租出去，要花更多钱装修。丈夫借口请校友来设计装修，结果趁机出轨。而租下房子的丈夫的朋友，骗了他们2000万韩元。到头来，丈夫所谓被骗走的钱其实是给了情人。她唯一的安慰只有孩子。一直在地下室玩耍的、不愿意出门的孩子。
每当有棘手的事情，她就陪着孩子走进地下室。每次在孩子面前露出不安，事情就会突然地、以一种机械降神的方式被解决。欺负他们的邻居被车门夹得半死。一楼索要高额权利金的血肠汤老板死在了汤锅里。出轨的丈夫和情人死在出游的路上。房子里只剩下女人和她的孩子，妈妈打来电话，絮絮叨叨地说“你一个人怎么生活……”。从来没有什么孩子，那个想象中的孩子是她自己的鬼魂。她亲手完成了对生活的复仇，“孩子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回头看故事的起点，她是再普通不过的女人，对别人眼里“像样”的人生不感兴趣，想要的是安静且平和的生活。丈夫追求“不受资本主义支配”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她认为丈夫追求的人生方向和自己的很相符，所以一毕业就结婚了。他们齐心协力地往别人都说好的方向奋力攀爬，不贪心也不懈怠，结果呢？
郑宝拉对她的白描不再显得无聊，而是透出刺骨的寒意，因为她太像我们每一个人了。
即使最微末的个体的特殊经验和情感，都不应该因为被归类为“私人的”或者“平凡的”，从而贬损它们的价值。乔安娜·拉斯在谈论女性的私人叙事如何被轻视时，引用了一句美国女性主义者琼·贝克·米勒的话：“被主流群体视而不见的某些生活经历……可以投射到所有弱势群体身上……但其他的一些经历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它们投射到很远的地方。你必须接受它们的存在，即使你仍不打算承认拥有它们。”
三年前，因为家人生病，郑宝拉辞去了学校的职务。她对自己的困境一带而过，很快转向所有人共同经历的不安，“气候变化，战争频发，不安定的状况不断出现。有什么稳定的应对方式吗？我认为很难。我现在关注气候变化和战争，也对所有不安定的现实、动荡的局势感兴趣”。
“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拥有一生稳定的职业和财务自由，已经不可能再有了，这就是当前最大的焦虑。”我们谈起在中国也引起热议的、韩国年轻女性的“6B4T”口号，“那不算社会运动，只是因为不安而进行的合理选择。女人的生活不稳定，男人的生活也不稳定。如果生了孩子，一家人流落街头，谁能来养活我呢？政府无法解决这种不安，社会也没有系统性的政策缓解不安。还不如等收入高一点、生活稳定一点再考虑生育。因为不安，但也不得不活下去，所以抱着希望等一等罢了。在不安的社会中，只能这样抱着希望活下去。”
见到郑宝拉之前，我们在首尔合井站附近的咖啡馆先拜访了郑宝拉的编辑崔智夤。崔智夤入行15年，在知名的文学出版社“文学与知性社”工作了十余年，做过诗集的出版工作，也负责过出版社的刊物《文学与社会》的编辑工作，转到类型文学出版是前两年的事情。
《诅咒兔》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前，崔智夤就在科幻杂志上读过郑宝拉的作品，这给她一种新鲜的感觉。“她的小说并不柔美精致，而比较粗鲁，但不失深度，带着诡异和奇幻的气息。”广阔的题材之下，包含的愤怒让人欲罢不能，“《诅咒兔》和《头》这样的恐怖小说，不仅有故事本身带来的惊悚刺激，还让人感受到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矛盾的批判所带来的快感。而在我个人看来，像《重逢》这样捕捉历史创伤延续为个人伤痛的小说更让我久久难忘。无论是喜欢像小时候奶奶讲述的恐怖故事那样亲切又有趣的小说的读者，还是关心劳工、女性、残疾人、酷儿、气候等当代社会问题的读者，都无法不爱上郑宝拉的作品。”
了解郑宝拉的人，都告诉我她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跟郑宝拉约定见面地点的时候，我说想看看跟她日常生活相关、经常活动的地方，她选了光化门，还告诉我附近的市厅地铁站附近经常有游行。一位熟悉她的翻译开玩笑说，“平时很难看到她，但在游行队伍里，你不小心就会碰到她”。我立刻想起《请回答1988》里走上街头的成宝拉，也想到《关于女儿》里那个为被开除的性少数群体同事站台的女儿。
“我不是一开始就参加社会运动的。”郑宝拉告诉我，她是因为“世越号”事件走上街头的。那场惨剧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巨大愤怒与哀恸，她在那些运动中认识了自己的丈夫。郑宝拉习惯于将自己的写作“降格”，不用多么宏大的词汇去形容它们，在采访里用黑色幽默躲闪过于高深的问题。她描述自己写一个故事的起因，总是听起来非常实诚，毫无故弄玄虚的成分。当布克奖采访她为何写下《诅咒兔》的时候，她的答案是为一个网络杂志Mirror的新年征稿写的，当时主办方给出了一系列动物，轮到她选的时候只剩下了兔子和羊，“我对羊一无所知，所以选了兔子”。
大多数时候，郑宝拉都保持着自己在写作中的口吻，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用她自己的说法，她的故事是借用了民间故事的结构，加入一点点“韩国的现实，一些我见过或听过的事情，再来点魔法”。
那只用啃食的方式来复仇的兔子很符合她的描述。拥有一点点魔法的主角、心思单纯的好人、贪得无厌的坏人，人物的设定遵循着自古以来的套路。只不过这里的好人是制作传统粮食酒的诚实商人，坏人是靠着低劣产品发家的资本家，会魔法的主角制作的是一只能诅咒别人的兔子。诅咒的方式是啃食——一点也不刺激，还有点弱。那只兔子被爷爷送进无良资本家的酒厂里，每个夜晚都啃食着身边的纸张，啃掉了资本家的账本、合同，又被坏人的孙子看中带回家，啃掉了孩子的精神和身体，最终完成了“复仇”。但因为兔子的诅咒卷入了无辜的人，爷爷有一天走出门去，再也没有回来，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她在《诅咒兔》后记里称自己收到出版社的意见时，虽然感谢但是非常惊讶。出版社说“在这个不公蔓延的时代，他们很喜欢这些为遭受不正当对待的弱者复仇的故事，所以决定出版这本小说集”，这个理由和布克奖的入围颁奖词类似，“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非常真实的恐怖与残酷”。而她写的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她想传达的是“凄凉”。
郑宝拉说过一句话，“我越愤怒，就写得越怪异”，她遗憾自己不如20多岁的时候愤怒了。生活中的抗争与写作中的抗争相互交织，这种感觉让我想起许多韩国女性的作品。我与郑宝拉和崔智夤都聊起这个问题：是否因为韩国女性的处境更为艰难，所以她们的声音如此强烈？她们对社会中其他弱势群体的处境，为何有如此深刻的体察？
郑宝拉向我提起第一次读到韩国作家朴婉绪的作品的感受。这位作家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70年代到2000年，她写战争的惨状、中产阶层的意识、现代人的虚伪，每一步都踏在她生活的时代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写作都不被重视。”郑宝拉记得朴婉绪写了1931年自己的母亲在日本空袭时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场景，母亲病了，脑子里开始产生幻觉，看到日本军人在追捕她，于是哭泣着从床上醒来。“这些内容虽然非常私人，却也有很强的历史性和创伤性。她的作品非常女性化，同时也充满力量。但韩国媒体常常说她的作品只是有趣的故事。”
“我看到许多女性作家都在写治愈的故事，而韩国媒体评价她们的作品时，如果是个人化的、温柔的故事，就会轻视这些内容。作为女性作家，写作本来就很不容易，因此可能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问题意识吧：为什么女性的写作那么辛苦？”
崔智夤给出了她的答案，“大概因为文学就是与世界的不和吧。”崔智夤觉得很难说这种抗争精神是韩国女作家独有的特性，但她们确实善于从切身的经历出发来写作，“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经历以各自的方式积累，并反映在她们的创作中。我想这涉及‘主体性’的问题。女性作家基于自己作为社会少数群体的经验进行创作，正是因为这种基于个人身份的创作，使她们的作品更加真诚。虽然有人争论这种真诚是否在文学上有效，但无论如何，读者能够感受到她们基于少数群体身份发出的声音，并因此产生共鸣，给予支持。因此，她们的声音才显得格外有力吧。”
抗争与抗争带来的无力感同时缠绕着郑宝拉。那些关于错位的复仇、因果循环和神秘之事的故事被总结为“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用她的话说，“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经常是负面的，比起相爱或感到高兴，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挫折、绝望、愤怒、渴望、孤军奋战、背叛与被背叛、杀害与被杀害等方式，与他人产生联结，与这世界进行交流”。
她写这些凄凉的故事是为了给予人们安慰，但安慰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那些坏事，那些痛苦，从最开始没有发生就好了。”她对我说。
崔智夤觉得正是对社会现实的参与感和在场感，让郑宝拉的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作为一名大学讲师、劳动者、研究者以及亚洲女性，她积极发声，参与社会问题的斗争现场，这使得她小说的内容令人感到真切而可信。”
不久前，郑宝拉参加了一场维护劳工权益的抗议。一家位于韩国庆尚北道的日本公司非法解雇了大批职员，200人的工厂只剩下7个人，其中两个女性员工要进行高空抗议，她去了那里。就在与我们见面的那天下午，她还要去梨泰院附近参加一场性少数群体的集会。
午饭后即将去参加集会的郑宝拉并没有向我积极地介绍他们的集会主题，带着清晰的边界感与克制感。或许她在体谅我这个外国人不方便出现在社会运动现场，或者是犹豫我到底是否能理解她所主张的理念，也可能是另一种包容和理解的体现。“你也可以来。”她确认过我的意愿，在我的手机上敲下地址。
首尔中心的街道开阔平整。周六下午，街道和广场被摇旗呐喊的人群占领，你得扯着嗓子才能与身边的人说话。游行队伍里，中老年男性为主，他们带着固执的神情，举着小旗或者写满口号的纸板，目不斜视地走过我们身边。另一股人流，大多是游客，朝着光化门和景福宫前进，那边有穿着韩服的表演者定时演出。我们从震耳欲聋的音乐中穿过，历史的伤痛与当下的茫然如此鲜明地交叠存在。
包括郑宝拉在内的韩国作家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是一个多种因素杂糅的过程。在崔智夤眼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2016年韩江获得布克奖。“我们突然意识到韩国文学也能在国外引起关注，这也对出版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候起，很多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哪怕只是短篇，也能获得关注。”
她举例，比如金英夏的作品《杀人者的记忆法》，这本书在电影上映之前很久就出版了，因为电影的成功又变成了畅销书。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也通过电影，产生了更广泛共鸣。“在女权主义复兴运动之后，许多作家突然开始谈论女性话题，不是因为这类话题有更大的需求，而是女性话题被重新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发现，过去被视为私人话题的女性故事，实际上是在批判社会中的父权结构。这使得这些作品的文学意义得到了重新发现。不只是女性话题，关注残障人群、离散人群的文学，这些曾经被忽视的边缘话题，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
郑宝拉在文学圈的历程与女性书写所受的待遇形成有趣的对照。1998年发表《头》以后，她一直在写作，但用她自己的话说，“不在大众视野内”。《诅咒兔》的译者安东·许（Anton Hur）曾在采访中有些无奈地提到，韩国文坛存在严格的类型划分意识，郑宝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类型小说作家，以至于在2022年她入围布克奖后，一位记者称她之前是“不知名的作家”，可是，“一旦她获得布克奖提名，她就神奇地从一位边缘科幻小说作家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文学小说作家了。在韩国的每一家书店里，你都能看到《诅咒兔》与主流文学小说一起陈列，而不是被归类到类型文学”。
借着女性的眼睛，世界的另一面被看见了，同时关于她们作品文学性与话题性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崔智夤承认，“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活跃，但并无定论。我们可以将文学性定义为某种艺术技巧吗？比如赵南柱的作品简洁清晰，没有华丽的技巧，这是否就意味着她的作品不具备文学性呢？文学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让我想到朱莉娅·佩内洛普的讽刺，“一些作品……使评论家的功能被淘汰。读者能够马上读懂作品，不需要评论家作为引导者或阐释者介入。这让评论家们很恼火。”谁又有权来定义，什么话题在文学中是更高级的，什么是更有创造性的呢？或者更“重要的”呢？
崔智夤觉得，过去文学界的一些标准正在被重新审视，“被称为‘文坛’的空间里存在性别不平等和‘强奸文化’”。“以文学之名实施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性。那么，只让语言本身发挥作用的美学主义者呢？如果他们的诗中没有针对女性角色的厌女描写，这些作品仍然具有美感吗？在讨论社会议题的文学时，我们如何评判它的艺术价值？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对立，反而是相互交织的。”
崔智夤最近与一位作家聊天，对方提到，以前一些有暴力倾向的描写曾被视为艺术特色，但这种行为现在已经不再被接受了，“但文学的质量并没有因此下降。过去那些奇怪的行为并不代表文学的价值。文学性依然是无法被明确界定的东西，《82年生的金智英》这样的作品，有人可能认为它缺乏文学性，但我们现在能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在挑战传统的文学性定义”。
我们要做的不是肯定所有女性的写作，那是另一种偏见。要做的恰恰是摒除性别、流派、题材这类贴标签式的标准，让所有文本并置在同一列书架上，只不过当下看来，它更多地表现为把应有的位置还给女性作家。
郑宝拉感慨，文学出道的方式正在改变。“过去，作家们要通过在每年元旦各大报刊的‘新春文艺’栏目上发表作品，或者获得出版社举办的文学奖来正式出道。现在，金草叶或者金宝英这样的作家，并不是通过正统的文学奖出道，而是通过科幻、恐怖等类型文学奖项出道。因为不用顾忌评判，反而能写出更自由的作品，虽然这种渠道的正式性、文学性没有那么强，但她们让这种出道方式逐渐变成了正式的渠道。”郑宝拉说。
越来越多女性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股浪潮中。崔智夤和郑宝拉都对我提到，2017年以后，版权代理行业的运行方式也灵活起来。过去只有大公司会设置单独的海外版权部门，而且以引进外文书为主，现在大大小小的版权代理出现了，开始积极地向外推荐各类韩国作家的小说。
文学奖项和随之而来的商业价值推动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郑宝拉觉得这一点是肯定的。“得益于《82年生的金智英》这样的作品在全世界的热卖，韩江等作家获得国际奖项，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提高，开始意识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可能变成赚钱的生意，于是出版代理这个职业也广为人知起来。过去海外出版商只和公司对接，现在新成立的小型代理公司多了起来，而且从业者多数是女性，她们真的给了我很多帮助。”书籍获奖、得到读者欢迎、证明产业的商业价值、吸引更多从业者加入，韩国文学兴起的背后形成一套完整的正向反馈链条。
10月底，郑宝拉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了一场文学论坛。当时韩江刚刚获奖，主办方请她谈谈韩国女性的写作。“我当时领悟到了一件事，文学和女性紧密相连。我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文化的创造者、消费者、销售者、翻译者、交流者，都是女性。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各个国家，女性的作品都在流行，这些浪潮像流水一样此起彼伏。当时我脑中慢慢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文学就像女性，文学就是女性的代名词。”
下午3点，天气预报里说的雨真的下了起来。郑宝拉给我们的集会地址在梨泰院附近的绿沙坪，从光化门抵达这里要坐半小时地铁。站在地铁站出口的天桥上，能看见不远处的南山塔和山坡上的解放村。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解放村曾经是战争造就的难民们的聚居地，山坡上搭满了高低错落的木板房。十几年前，这片山坡被纳入了城市更新的计划，将它改建为艺术村，解放村经历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进程，原本聚集低收入人群的旧区，因为重建地价及租金上涨，引来较高收入人群，取代了原有的低收入人群，现在，它成为一个新的city walk胜地。
雨渐渐大了起来，我们迟到了半小时。跟光化门前的群情激昂比起来，这里的气氛显得温柔内敛许多。我在人群里寻找她，郑宝拉从背后窜出来，一把抓住我，拿一把有些破损的小雨伞举在我们头上。我道歉来晚了，她反过来关心我，“我没想到你会来。你参加这类活动没关系吧？不用勉强自己留在这里。”
台上不断有性少数群体的表演，唱着表达热烈爱情的外语歌曲。表演间隙，小小的舞台上，主持人领着大家喊口号。郑宝拉也捏着拳头喊起来，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他们在喊“不要歧视要平权”，以及争取设立中性卫生间。
我们站在人群后排顶着大雨朝前看。她不断地给我介绍身边的人。一位年轻男士是大学教授，每次都来支持他的学生们。一把蓝色的雨伞下面，是不久前在平权运动中获得一点小小胜利的代表人物。她自己呢？她并不严格地属于这个群体，也不站在前排。
“我们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待遇。”她对我说，“当我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学生里有三代四代的斯拉夫移民后裔，他们在韩国依然受到歧视。这个社会里，歧视无所不在。我当时就想，我不能让我的学生过得那么艰难。你看前面几个年轻人穿的裤子，这种裤子叫佛系裤，来参加集会的年轻人经常穿这样的裤子。因为佛祖提倡众生平等。”
“参加完这些活动，你会感到轻松一点吗？”
“一点也不。”
（参考资料：周晓蕾，《韩国：近代转型、民族认同与社会变迁》；乔安娜·拉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韩国郑宝拉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