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被听见之后，大众文化如何改变？

在和崔至恩约采访地点的时候，她细心地列出了三个备选地点。其中两家咖啡馆都是出版社经营的：Comma咖啡馆属于“文学村”出版社，韩江在这里出版了《玄鹿》《失语者》和《不做告别》。另一家是“创作与批评”出版社的咖啡馆，他们出版过《少年来了》《素食者》。我们最后在Comma咖啡馆见到了崔至恩，坐在下午3点温暖的太阳底下，她给我留下一种有反差感的印象。和之前我读到的犀利言论不同，这位前文娱记者、现自由撰稿人留着利索的短发，语调沉稳，偶尔带着犹豫和谨慎。

2017年，崔至恩离开了她从业十年的文娱记者职位。她的离开始于对“韩男娱乐”的失望，导火索是2015年韩国搞笑艺人组合“山泉水”在节目中一系列贬低女性的发言。她曾留下一句在中文世界也广为流传的话：“我喜欢过的男偶像都塌成了一片废墟。”离职之后，崔至恩作为嘉宾参与了韩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孙希定主持的播客“乙们的驴耳”，揭穿大众文化界长期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后来播客的内容被制作成书籍《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也出了中文版。

崔至恩“觉醒”的那一年，也是后来被称为韩国“女权主义复兴”（feminism reboot）的运动的起点。它由一系列社会影响恶劣的“厌女”事件开启，起先是引发了女性在网络上的抗争活动，后来与一系列文化事件联系起来。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在这股浪潮里成为旗帜性的文学作品。

崔至恩为初版的《82年生的金智英》写了封底推荐语：“一点也不陌生，却莫名地涌上了泪水，真是奇怪的事。在那些无法忽视的统计数据与报道之间，以及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歧视与暴力之中，我和我这一代无数‘智英’们成长的生活，是一份平静却又令人悲伤的报告。反正幸福的结局是不会到来的。只是，我们这些幸运或偶然幸存下来的‘女孩’，只能这样留下记录罢了。”

现在回顾那场运动，崔至恩觉得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我们聊到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新兴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为恶意的蔓延提供了土壤。长期被压迫的边缘人群，也通过互联网获得了相互支持的机会。跳出性别框架看，每一个长期在不稳定的雇佣结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不公平的生活框架内挣扎的人，都在呼唤一种新的声音。从批评“韩男娱乐”开始，崔至恩不断在女性生活中挖掘新的话题和解释。2019年，她围绕“选择丁克的女性”进行了一系列访谈，集结为《成为母亲的自由》这本书。受访的17名女性是崔至恩为了写书新认识的朋友，她有意避开自己熟知的生活圈，想知道更广泛的生活场域中，人们如何做出决定，受到怎样的困扰，怎样活着。这本书不只关于一个人生不生孩子的决定，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与配偶的互动，与整个家族的协商，以及对于事业的重新思考。女人的问题，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袒露心声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崔至恩由衷地感谢自己的父母，“将一个人抚养长大是一件看不到尽头的劳动，是一场艰难的试验，是一个无法预判的课题，是一段特别的缘分”。但是，“尽管如此，我或许已经做出了不成为母亲的选择”。

采访结束，我们从咖啡馆前往地铁站，“创批”出版社就在地铁站附近。出版社一楼的咖啡馆外墙上，悬挂着韩江的巨幅海报，店内，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另外几位畅销作家的作品，包括金爱烂的《其中一个是谎言》、金锦姬的《大温室修理报告书》。告别的时候，崔至恩叮嘱我们可以去马路对面的望远市场看看，那里是首尔最知名的市集之一，很有生活气。三联生活周刊：能讲讲你之前的记者生涯吗？在那份工作中，女性的处境如何？

崔至恩：当时我签的不是固定职合同，只有PD（制作人）们是全职的，他们都是男性。在我的工作场所，许多同事都在工作中遭受过性暴力或者性骚扰。我想在一个没有这些困扰的地方，所以辞去了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女编辑，也是我的老板，我就和她一起在一家小公司工作。当然，这只是避开了工作中的性骚扰，但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是很难避免，尤其是在20岁后半段到30岁这段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强调这个年龄段？它有什么特殊之处？

崔至恩：任何年龄段都可能遭遇性犯罪，但我的感受是，在韩国，刚从学校毕业进入职场的女性，也就是20岁中后段的女性最可能遭遇性骚扰，尽管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虽然学校里也会有，但在职场这样一个等级秩序非常明确的空间里，面对男性上司或者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时候，听到让人不快的言论甚至被迫进行身体接触，女性很难应对，再加上很多加害者知道她们缺乏应对经验，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发生。

我在第一份工作中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朋友们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即使上司和自己年龄差距不大也会发生。所以不是我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广播行业有什么特殊性，而是整个社会对针对年轻女性的这些行为缺乏警觉。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了非正规职的问题。我们这次写到的作家们，很多都提到韩国职场的不稳定结构，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里因为结婚而离开职场的智英，以及作家郑宝拉自己也曾是被临时雇佣的大学讲师。这种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否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崔至恩：随着韩国非正规职工作数量的增加，这本身就成为所有职工的问题，这里面涉及的性别问题是，在就业状况不稳定的女性身上尤其成为可被利用的弱点。最近有一家韩国很有名的紫菜包饭专卖店就发生了董事长骚扰女员工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女员工是正式职工，但因为她的工作取决于加害者的权力，所以即使反抗也会遭遇很多不公。这对于生活本来就缺乏稳定性的女性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韩国女性的反抗会在2015年这个时间点集中爆发？

崔至恩：在90年代，我的感受是女性组织内部是分散的，没有形成合力。后来有了互联网，大家变得团结起来了。但之前也存在一种氛围，我们害怕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比如我自己，我是女大出身，我也是女性主义者，但是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去找人家这么说，就是这么个氛围。2015年，电视艺人“山泉水”组合发表了一系列贬低女性的言论，当女性抗议的时候，男性却觉得“不过是开个玩笑嘛”，甚至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性公开署名写了文章，扭曲了女性主义的定义，把女性主义比作恐怖组织。为了对抗这种现象，许多女性以及部分男性都意识到，需要站出来说“我是女性主义者”。大家开始在社交媒体不断发布带有相关话题的标签。

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2015年8月Megalia论坛的创立。这个论坛的名字来源于一本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伊加利亚的女儿们》。在此之前，韩国的女性社区大多以封闭的形式运营，为了防止男性进入发起网暴，设置了严格的身份认证机制。而男性社区可以开放地运营，因为他们不怎么害怕网暴的威胁。而Megalia是一个开放的社区，许多熟悉在线文化的、20岁到30岁的女性加入进来，坦率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想法，营造了可以广泛讨论相关话题的氛围。虽然这个论坛后来因为种种问题，存在不久就分裂了，但总之，到2015年的时候，女性尤其是40岁以下女性感受到的文化不平等已经非常严重，达到了临界点。所以这次运动主要是线上，也包括线下。由于网络世界的发展，它成为可能。女性发声之后，大众文化变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播客中，你对“韩男娱乐”进行了非常精到的分析。在那之后，韩国电视综艺里面的男女失衡状况有好转吗？近几年，大众文化领域的女性从业者创造了什么样的新内容？

崔至恩：在2015年之前，韩国的大型游戏节目里，女性的声音基本消失了。所以当时的女性观众会质疑，像《懂没神词》这样的知识类节目里为什么只有男性参加呢？过去几年，韩国的游戏节目出现的一个趋势是，有更多关于女性进行体育运动的节目出现了。

比如韩国知名综艺人金敏璟，她的代表作是一档三男一女的吃播节目。这样的组合过去很常见，女性在这种场合下是很难独自表达自己意见的，观众对她们是否搞笑的评判标准和对男艺人也不一样。但她自己制作了YouTube节目《玩的姐姐》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她和运动员们一起运动、旅行，我们能在节目中看到与之前不同的女性形象。过去韩国媒体展现的女性，需要遵循很多外形上的基本要求，她们的脸部、头发、身体都是标准化的。但是不同项目的运动员，体格不同、风格不同，性格也不同，能看到许多不同的女性。

还有一档女子足球节目《踢球的她们》值得一提。之前韩国对于女学生的体育教育是不够重视的，大家会说“女生不喜欢体育就不用学了”，但是这档节目开启了女生学习足球的热潮。这使得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电视综艺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循环。尽管除此之外，仍然是男性主题的节目占主导地位，但是事情开始有变化，女性观众开始更留意女性的存在。但是要产生长期的变化，还是要靠女性观众的不断督促，男性可以有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女性也要坚持看自己喜欢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播客节目中，主持人孙希定谈到过大众文化的话语权的问题。在你们讨论“韩男娱乐”的时候，孙希定提出当时主要是“386世代”（特指韩国在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长的30岁人士）掌管大众文化的话语权，所以他们不断地制作符合自己审美口味的节目。现在，话语权有转移吗？有新的力量出现，打破整个大众文化界的审美倾向吗？

崔至恩：现在“386世代”基本退居二线，如今活跃在台前和一线的制作人们，是那些四五十岁的男性。据我的了解，在制作人中，男女性别比约为6.5∶3.5，年长的男性仍然被公认为是经验丰富的。诚然，女性观众的声音变大了，女性嘉宾的比例也有增加，在电视节目方面，中年男性依然享有最大的决定权。

在大众文化领域，许多现象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比如电视越来越被认为是过时的，电视节目很难摆脱这个载体，不是说我们制作了20多岁的人爱看的节目，他们就会看电视。但是电视台也会对观众群体做一些预测，比如到2045年，20～40岁的女性会变成观众主体，以及她们的喜好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预测？因为电视台要考虑盈利。过去女性观众的喜好是不被考虑在内的，现在女性是重要的消费群体。2015年的运动过后，女性的声音被听见了，“PD们也开始看女人的脸色了”，大概有这么一种氛围吧。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还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偶像团体是“韩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女团开始走“girl crush”路线，在歌曲中表达独立女性的想法，但女团成员的劳动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崔至恩：过去业界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觉得女团应该表现出大众喜爱的妹妹形象或者明艳少女的样子。我不敢说和“女权主义复兴”有没有直接关系，但随着KPOP行业的高度发展，女团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一是要展示自己的才能，展现团体的专业美丽；二是女性支持女性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做男性偶像粉丝的经历让我们觉得受伤，喜欢的人反而造成不愉快的记忆的情况很多，而喜欢女团的风险较低。偶像团体的存续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娱乐公司也意识到做女团“塌房”的概率更低，同时，女性内部形成了互相支持的氛围，女粉丝更愿意支持女爱豆。所以公司也更愿意做女团，毕竟偶像团体的存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这毕竟可能是商业选择，有人称之为“市场女权主义”。如果问女团形象的改变是否会促进性别平等的思考，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大意义。女团成员自己的处境也仍然很难改变，她们需要保持苗条的身材、绝对完美的妆容，甚至接受整容，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成为产品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年轻女孩从十几岁开始就必须不断努力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正说明这是一个缺乏性别平等的社会。男团成员也很辛苦，但他们出道的年纪没有那么小，因为大众认为年轻的男人不那么有男子气概，对他们在年龄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最近女团New Jeans的案例也表明，即使是看似成功的女团也可能遭受剥削性的劳资关系和其他不公平的情况。文学的改变，与被改变的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中国集中引进了一批韩国作家的作品，包括韩江、孔枝泳、赵南柱、金爱烂、郑宝拉、金草叶等。其中有你比较熟悉的作家吗？她们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崔至恩：我第一次读到孔枝泳的小说是在十几岁上中学的时候，《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那几乎是第一本让我认识到女性生活更容易受到家庭内部不平等和暴力情况影响的小说。至于作家赵南柱，她是韩国非常畅销的小说家，我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初版写了推荐语，当时是出版社邀请我写的，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会如此出名。我是80年代出生的，所以对书里的故事非常感同身受，我这个年纪出生的人，生活很容易变成那样。尽管女性已经能够接受教育，能够和丈夫一样出去工作，但为什么女性在生活中受到侵犯的时候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只能无力地愤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如此细致地探讨了一个选择过普通美好生活的女人为何以及如何变得沮丧又绝望。这本书后来也成为“女权主义复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韩国，许多文学书籍的读者都是女性。我认为这就是为何人们对女性写的故事的兴趣有所增加的原因，这与“女权主义复兴”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不管是在大众文化界还是文学界，我们能听到韩国女性发出非常强烈的声音，在整个世界都引发共鸣。为何韩国女性有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意识，能够发出这样强烈的声音？

崔至恩：主要是社交网络的发展。在韩国，尽管女性仍然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网络欺凌，但是在网上可以匿名发言，所以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这在过去要困难得多，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机会来谈论这些事。而现在，我们可以不断确认与我想法相似的人，是否在某个地方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现在韩国文学圈，女性占据了主流吗？

崔至恩：韩国女性一直在坚持写作，比如70年代到2000年左右非常活跃的作家朴婉绪。女性作家是否占据主流我不敢说，如果有的话，也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过去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女性都没有占到很大的比重，同时她们的作品受到的评价也不高。

但现在，她们的作品里有读者想要看到的东西，比如对固有体制的反抗，比如新的生活方式。她们在拓展题材边界方面的尝试也更加积极。女性拥有打破现有体制的想象力，以及一种想要摆脱我们习惯的社会传统的渴望，这种渴望似乎在任何文学圈中都是女性更加强烈。这种想象力体现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可能正是因此才会对读者们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产生强烈的互动——这是我的想法。

要说为何女性能在文学圈获得重要地位，大概因为这个工作一个人做也可以吧。在韩国，社会地位越高的职业，男性占比越大。比如在中小学教师中，女性占多数，但大学教授还是男性为主。而文学圈，女性单枪匹马也能进入。

三联生活周刊：世界范围内“韩流”文化不断兴起，还有许多文学作品改编成了电影，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你觉得大众文化是否也推动了文学的传播？“韩流”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韩国文学崛起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崔至恩：像《82年生的金智英》这样被改编成电影，并传播到许多国家的作品其实不算太多。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情况，远不及网络漫画多，这可能与作品的类型特性有关。网络漫画优先追求趣味性，并会考虑市场潜力，会根据读者的反馈及时调整，因此有更适应影视化的创意。相比之下，文学作品并不是都适合改编。要将文学作品改编得好，展现作品的优点和魅力也非常困难。比如韩江的《素食者》也曾改编成电影，但是在完成度和票房上都表现一般。所以在大众文化市场中，文学作品的改编仍然很困难。不过最近像《大都市的爱情法》这样的作品，被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改编并公开播出。这本书的电影和电视剧版本几乎同时公开，这在韩国并不常见，尤其是像这样直面“酷儿”主题的作品，在大众媒体中鲜有出现。然而，这部剧能够展现出这些大胆的特质，很可能是因为它是在流媒体平台上播出的缘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媒体渠道与过去不同了，为这些类型的内容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韩国文学中，也有不少新一代作家提出了新颖的创意。例如，郑世朗的《灵能教师安恩英》就被改编成了Netflix的电视剧。这部作品本身非常独特，而由于故事是连载形式，拍摄成电影难度较大，但改编成电视剧却非常合适。由此可见，未来的新一代作家可能会在不同的平台上，凭借他们的创新性想象力，创造出更多新颖的故事，并向公众呈现这些作品。

（特别感谢《成为母亲的自由》中文版译者阚梓文对本文的帮助） 韩国崔至恩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