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樟柯:告别一个时代
作者:孙雅兰
如果说,贾樟柯以往的作品还维持着故事片的常规框架,《风流一代》则显示出他进一步远离工业制作的决心。这一次,他不再执着于对故事的阐述,也有意模糊了客观记录和虚构叙事的界限,如同当代艺术家对综合材料的运用一般,他试图进入一种更自由随性的表达。
影片中前三分之二的内容拍摄于2001年至2022年,来源于贾樟柯发起的一个大型制作计划“持数码摄影机的人”。2001年,数码摄影机刚刚开始流行,让随手拍摄成为一种可能,时代也正经历世纪之交的新旧更替,整个社会迸发出活跃多变的气息,这让贾樟柯产生了拍摄身边生活的强烈愿望,除了客观记录所见所闻,他也带着演员们在任意场景中即兴表演。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说:“那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年代,人人都是那么的蠢蠢欲动,这让我很想拍。”
22年的持续拍摄积累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这期间贾樟柯一直没想好怎么利用这些素材,直到疫情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觉得一个时代可能就此落幕了,社会氛围从一种无序但充满能量的状态,过渡到了充满规则和紧张的状态。”他想拍一部电影来结束这段历程,海量的旧素材成为创作的起点,目的是看看从千禧年游历到今天,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什么,丢失了什么,要如何理解今天的生活。在贾樟柯看来,这样的创作手法也是由影片本身的题材所决定的,“我们也可以用三个月来拍摄这个跨越22年的故事,那样不过是复制出一个时代,但这个电影的魅力在于它是复活了一个时代,我们真的那样生活过,也那样实际拍摄过。”
为了梳理出一条叙事主线,贾樟柯和剪辑师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最终在千头万绪的线索中确立了巧巧和斌哥的感情故事,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曾经相爱的年轻人,如何在剧烈的生活变动中逐渐走散。不同于贾樟柯以往作品中清晰连贯的情节设置,《风流一代》对时代氛围的铺陈显得更加重视,拼贴式的电影语言让整部影片流露出一种极其散漫的气质。于是,在男女主角的感情故事之外,观众总是看见镜头被移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千禧年之初,是人们腰间响起的BB机、迪厅里摇头蹦迪的年轻人、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街头游行;2006年,是建设中的三峡大坝和迁移中的三峡居民,以及各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行为;再到2022年,随处可见疫情在生活中的痕迹,还有科技发展带给不同人的影响。看起来零落散漫的影像拼贴,通过后期剪辑的蒙太奇效果,最终成为跨越22年的时空长卷,这既是男女主角生活的背景,也是主宰他们命运的无形之手,人物的相聚离散、沉浮起落,都不过是时代大河里翻滚着的浪花。
时代变迁成了整个影片的主角,个人故事退居其后成为时代的注解,这种非常规的叙事手法,无疑形成了很大的观影挑战。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被其对时代氛围的捕捉打动,深刻共情于影片对社会变迁的记录;感到不适的观众则认为这样的创作流于抽象和符号堆砌,过于追求宏大叙事而失去了平衡。
这是贾樟柯身为创作者的一次“反叛”,他不再满足于完整讲述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试图去捕捉更抽象的关联。他说:“电影发展100多年,大概有4/5的时间在重复一样的叙事模式,无论是顺叙、倒叙还是插叙,都是在强调内在的因与果,但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因果联系,它的内在秩序是一种更加隐秘的关联。”电影于11月22日公映后,票房并不理想,贾樟柯对此并非没有心理准备,“我希望有勇气去做出一些尝试和改变,至于成不成功没有关系。”影片在拍摄之初,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在边拍边写的过程中,才有了以巧巧的视角展开叙事的想法。对贾樟柯来说,巧巧的故事是随着时间自然流淌出来的,她的成长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革新”。一开始,她是个依赖感情的女人,和男友推推搡搡互相伤害,还远赴奉节千里寻人。在社会变革造成个人生活分崩离析后,她只能选择从过去的感情中走出。直到年华老去,社会人情关系逐渐淡薄,她也开始安于独来独往地生活。“在拍摄的过程中,随着我们自身意识的变化,不知不觉就拍出了这样一个女性觉醒的过程。她的变化非常打动我。”贾樟柯说。
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逐渐走向自信、独立和强大的女性,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三峡好人》中的沈红也曾从大同远赴奉节,那时她的自主意识仅仅体现在要亲口跟丈夫提出离婚。《山河故人》中的沈涛经历了离婚,拥有自己的事业,但她在独居生活中的状态并未完全展露。到了《江湖儿女》中的巧巧,则完整走完了一个女人独当一面的历程,成为比男人更能承担道义的角色。相比之下,《风流一代》中的巧巧更加平凡,但也更加贴近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普通面孔。贾樟柯解释,巧巧是他电影里面女性角色的同一个“母体”的不同化身,她们是中小城市中经历过时代变革的女性。
在过去22年的旧素材里,赵涛出镜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巧巧的角色理所当然再次落在她头上。在赵涛看来,虽然那些自己曾经饰演过的女性都是彼此独立的存在,但当她将这一路走来的历程串联起来看时,第一次意识到女性对自身命运的主动选择,而并非只是困在某个局面中。
在重新补拍巧巧在当代的戏份时,赵涛一度对巧巧的情感落点有些拿捏不准,不确定她在经历了个人境遇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困局后,面对生活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到她再次见到了饰演斌哥的李竺斌。这是两人在连续合作了四部作品后,时隔多年再次见面。站在赵涛面前的李竺斌苍老了许多,行动也有些不便,这是一场大病的结果。赵涛内心十分惊讶,但仍然忍住没有过问他的遭遇,转身回到餐厅吃饭时,终于控制不住地痛哭。她将这种感受保留到了戏中,巧巧与斌哥重逢时的心情,就是她与李竺斌重逢时的心情,“当他站在你面前,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就知道这些年他过得也不容易。巧巧对斌哥的接受,不是男女情感上的接受,而是对同类的接受”。
时隔多年的重逢,是让赵涛感到最难演的一场戏。斌哥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抬眼一看,收银员是巧巧,两人都已年过半百,相顾无言。下班后,巧巧回到更衣室,拿出准备好的包子当晚餐,此时她所有压抑的情感都涌上心头,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却流不下来,只是一口一口缓慢地、艰难地咽下包子,仿佛咽下的是一块石头或是一根刺。赵涛说,那时候她脑子里闪过的,全都是巧巧前20多年的经历,对她感到强烈的心疼,“她不像现在的女孩,可以约上几个好友,打开一瓶红酒,骂几句人释放一下。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不允许她这样”。
沉默失语,是《风流一代》中巧巧最重要的人物特质。这种角色设计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拍摄《江湖儿女》时在三峡渡轮上有一场戏,由于机船轰鸣声太大,赵涛说话的声音被完全盖住了,她索性建议导演,不要让人物开口了。这一次,巧巧的沉默不是一场戏,而是贯穿了《风流一代》的始终,偶尔几句台词也用字幕来代替。超市收银员的身份,让她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愈加形单影只。当突然到来的疫情全面阻断了人的联系后,巧巧的沉默似乎成了一种必然。当被告知这个人物将彻底保持缄默时,赵涛完全能理解导演的意图,“巧巧在这个世界就如同一粒尘埃,谁都看不到她,也不关心她,她找不到能够交流的人”。
巧巧就这样一直沉默地隐忍到了最后,赵涛感到胸中积了一口气,越来越憋屈。到了结尾那场戏,巧巧告别斌哥,加入夜跑的人群,拍了几条后,贾樟柯让赵涛随意发挥,但就是不能哭,她忍不住呐喊了一声:哈!“其实是人物在带动我,到了最后一刻,我就想大喊一声,释放一下。喊完这一声,我觉得对巧巧有了一个交代,也对自己有了交代。”赵涛说。最终,整部电影在这一声呐喊中戛然而止。
演完《风流一代》,赵涛有种强烈的感觉,“我把巧巧的故事讲完了,也把自己20多年的故事讲完了,我可能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我可能不会再演巧巧这样的女性,但还会去演其他更多的中国女性。”相比《风流一代》的中文片名,其英文片名Caught by the Tides的指向更加直观——曾经意气风发的逐浪者,最终也被浪潮所困。相较于在困境中表现出韧性的女性角色,片中的男性显得更加脆弱。他们与贾樟柯一样,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70后”一代。
新世纪之初,斌哥离开大同来到奉节,临走前他给巧巧发短信:“我想走,出去闯闯。”“我安顿好,就接你出去。”绿皮火车上,形形色色的乘客如同斌哥一样,正踏上一段段未知的旅程。斌哥加入了房地产浪潮,在三峡的大拆大建中游走于灰色地带,直到承包商卷钱跑路,他还指望用街头火并那一套来解决问题。随着时代更迭,斌哥进了小额贷款公司,干着干着,光景又变差了。2022年,他到珠海投奔朋友,人已经老态毕现,依然想找点事干。然而面对遍地开花的短视频浪潮,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大同。2022年的大同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崭新的街道上霓虹灯耀眼地闪烁,然而一种巨大的静默也正在无声地蔓延。
在梳理旧素材时,贾樟柯花了很多精力去构思影片的开头,试图找到能奠定整个影片基调的第一场戏。当他看到一群中年女人挤在一间小破屋里,互相起着哄唱着歌的镜头时,心想,就是它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甜蜜的关系,在今天可能不常见了,如今的城市对陌生人有足够的包容,但人与人之间也很难走近”。确立了这样的基调,接下来的剧情一幕幕顺下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逐渐走向淡薄的过程,这成了影片中一条不易觉察的暗线。斌哥到了奉节,傍上富有的厦门大姐,将巧巧抛在脑后。巧巧一个人生活在大同,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她加入夜跑的人群,仿佛为自己找了个组织,只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彼此之间也并不交流。
当旧的时代过去,新的时代将会把人带向哪里?片中有这样一幕,巧巧在超市里遇到一个人形机器人,拥有可爱的外形和稚嫩的声音,巧巧逗它玩起来,全然不似她在工作中沉闷的模样,机器人成为她在全片中唯一的交流对象。演这场戏之前,赵涛向贾樟柯提出过一个问题:“这个机器人对巧巧来说,是人还是机器?”贾樟柯的回答是:“人。”巧巧面对人工智能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是贾樟柯的态度,“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定会带来文明的更替,我的态度就是审慎地迎接,它究竟能带来什么是不可测的,但拒绝它也一点用都没有。”
如同赵涛在演完《风流一代》后决定告别巧巧,贾樟柯完成这部影片后,也有一种向过去告别的心情。这么多年里,他着迷于关于时间流逝和时代变迁的故事,一遍遍拍摄那些从1979年延展至当下的题材,但现在,他觉得这样的故事已经讲够了,“我可能轻易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了”。 风流一代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