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3岁的外卖员倒在街头

文·秦梓奕

编辑·王珊2024年8月19日，我在李江帆位于山西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张素琴。张素琴今年48岁，个子不高，身材娇小，弟弟、姐妹坐在她旁边安慰着，她脸色憔悴，胡乱地绑起长发。“今天是他23岁的生日。”说话时，她含泪的眼睛瞄向了一旁的闲置的缝纫机，上面是李江帆的遗像。黑白照片中，这个20岁出头的男孩身体宽胖，脸颊圆润，浓眉大眼，面相看着很温和。

李江帆是在一个多星期前因意外离世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深圳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了29天，医生的努力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最终没能留住他年轻的生命。死亡原因被登记为热射病。这是一种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患者核心温度会迅速升高，超过40摄氏度，还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病情凶险，若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热射病的病死率可高达80%。

李江帆是深圳市一名众包外卖员，7月10日出事时他刚送完手上的外卖准备回家。那天，深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湿度72%，又闷又热。在此之前，深圳已经连续5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气象台还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根据警方告诉家属的信息，当天，李江帆上午9点22分送出第一单，到12点32分，他送完第19单后，他跟室友说自己想回去休息。家属们在警方提供的监控录像里看到，12点40分左右，李江帆从深圳南山区前海桂湾三路拐入月亮湾大道时，倒在了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救护车出车单显示，12时57分，一位路人发现了李江帆，随后，120调度中心的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

李江帆的大哥李星是在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收到医院电话的。对方用的是李江帆的手机。接之前，他还有些吃惊，弟弟很少主动给家里打电话。说话的是一位护士，向他要弟弟姓名、医保账户、身份证号，说要办理住院。李星连忙通知了母亲。买不到票，一家人到市里租到车时已经入夜，李江帆的母亲张素琴、妹妹李偲、舅舅还有表弟一起开车前往，从太原到深圳2000多公里路，李江帆的舅舅和表弟轮流开车，一天一夜才到。几个人一路无话。

7月11日傍晚到了医院后，护士长告诉张素琴他们，李江帆中暑昏迷后在地表持续炙烤，加上自身体重又大，难以散热，送来时体表温度已达到41摄氏度，心脏、肾脏严重衰竭。病例显示，病人还有弥漫性脑肿胀和重症肺炎。这是来自农村的张素琴第一次听说“热射病”。只读了几天小学的她不太听得懂护士的解释，她更多的理解来自她的体感，当天，医院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高温高湿，正午水泥地面温度达到50摄氏度：她所在的县城今年夏天最高温三十七八摄氏度，也比深圳的三十四五摄氏度舒服。更何况，出事时李江帆体重有280斤，比普通人更加怕热。

晚上8点，医院就向张素琴等人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说李江帆病情危重，有猝死可能。本刊掌握的一份手术记录显示，在重症监护室的29天里，医院对李江帆进行了多次抢救。一份家属提供的医院费用清单显示，李江帆转入重症医学科后29天至出院的开销为171064.11元。加上急救等其他开销，张素琴说住院总开支超过22万元。儿子出事前，张素琴在一所学校的食堂打工，每个月工资2800元，家里还有债务要还，没有积蓄。她说自己向医院写下了12万元的欠条。为了省钱，一家人睡在了医院急诊楼层的走廊。张素琴买了口小锅，在儿子租住的出租屋里给自己煮点挂面、小米粥糊口。

也是到了深圳，张素琴才知道，儿子说下班后兼职送外卖其实是他的主业。张素琴的弟弟也试过跟李江帆出事前工作的外卖平台联系。他联系到了一家注册于河南驻马店的信息咨询公司的李姓负责人，李江帆与这里签订了平台工作的服务协议。对方告诉家属，先看病，再申请赔付，平台不垫付。他们只能根据对方提供的程序走流程。等待的过程中，张素琴感到愤怒、无力、绝望，“这么大一个人没了，给你们平台打工，一句慰问都不说，一个来关心的人都没有”。在她和家里人朴素的经验里，雇主总该给手下人先出了医药费。8月9号，在一次休克抢救后，在巨额的治疗和维持费用，以及渺茫的康复希望下，他们选择了放弃治疗。第二天，李江帆离世。

“是大人把娃娃害了，我是最大的罪人。”李江帆的母亲张素琴一遍遍说。张素琴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李江帆排行老二，自“经济犯”前夫2009年入狱后，这个背负着“夫妻共同债务”的女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在她看来，一直以来，孩子们太懂事了，也太苦了。大儿子16岁就出去打工贴补家用，李江帆辍学时也才初三。她忍不住想，如果自己有钱供他们读完书，让他们在老家找个工作，结果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沿着农村男孩李江帆的成长轨迹一路回溯，家庭、故乡、外出、疾病……每个环节并不紧密相扣，没有哪一个单一的答案能解释他的不幸去世。而一个月抢救的煎熬与他最终的死亡，却揭起了这个家庭更久远的伤疤。李江帆的老家在太原下面的一个县城，他生前曾住过的这套房子三室一厅，位于县城偏僻的位置，是继父买的安置房。房子里铺了地砖，也装了淋浴设备，但装修并不讲究，客厅吊着一颗白色大灯泡，大白墙上的唯一装饰是一张圣母像。阳台直接做了厨房，洗手间用的是老式半自动洗衣机。三个房间，一间张素琴和丈夫住，一间女儿住，剩下的一间房用墙柜隔了两个4平方米的小隔间，各摆着一张单人床，是李江帆与李星的“卧室”。这个外人看来简朴、完整的家的模样，其实才持续了不过两三年时间。

张素琴是2018年才与现在的丈夫结婚的。她很不愿意提起之前的往事。那是一段让全家人都陷入黑暗的记忆。那时，李星才12岁，读五年级。谈到这段经历，内心的痛苦让这个29岁的男人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不想提”。在2008年家里出事前，李星和弟弟妹妹有着很美好的童年。他们的父亲是个勤快灵活的人，倒卖二手车、旧手机、金货、二手房源，也跑出租车。他们一家住在县城繁华的大街上，有一个小超市，还去威海旅游过。当时，李星与弟弟李江帆念的都是县上比较好的学校，是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去的，毕业生里很多上了有名的大学。

但有一天，父亲突然消失了。那是2008年的隆冬天，李星记得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去太原附近找父亲，找到后父母两人还发生了争执。这之后不久，父亲就坐了牢。年幼的李星那时还不知道，他的父亲因为集资诈骗罪被判了无期徒刑。本刊拿到的2015年6月公布的再审民事判决书显示，李星的父亲在村里进行非法集资，将远近亲朋的钱吸纳到自己手里，然后再拿去投资、买房、还高利贷，涉案金额有几千万元。家里条件好的时候，仅张素琴的名下，就有好几套房子。在大人们的谈论中，李星听到，家里欠债“几百万”。当时，李星不到13岁，李江帆6岁，他们的妹妹李偲只有6个月大。对于张素琴而言，她从此背负的不仅是丈夫是个诈骗犯的污名，还要承担丈夫留下的债务。裁判文书网一份本地民事判决显示，2013年，一系列刑事程序后，张素琴与前夫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定需偿还借款231.8万元。这个金额在2014年再审改判后，仍包含15万元本金与7年利息，连本带利大概有42万元。到处都是来要债的人，几个孩子跟着母亲东躲西藏，在太原“这儿租房，那儿租房”“这儿待三天，那儿待三天”。再后来他们回到了姥姥家，由几个舅舅保护着，赶走上门打人的、恐吓的，学也不能上了，在姥姥家待了两三年。2013年前后，妹妹要读幼儿园，张素琴才带着三个孩子回到父亲村里的老房子。

“苦”是张素琴对于当时生活最直接的记忆。家里的亲戚几乎都是他们的债主，经常来家里要债，她一直抬不了头。孩子也受牵连，会遭到亲戚的责骂，村里人也不愿跟他们讲话。那时张素琴早上出去在餐厅端盘子，晚上六七点到家，给一家子弄上饭，再去另一个店家洗啤酒瓶子，凌晨4点再回来，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有时还要接孩子上下学。冬天有一次，她骑电动车带着他们上下学，摔倒在大雪地里，身上都是黑青的伤。如此的生活持续了10年。李星心疼母亲，回到老家没多久，刚入学的他就选择退学了，每天想着“出来怎么挣大钱”。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大车铆刹车片，活儿很枯燥，李星干了几天就走了，后来他又去洗煤厂开拖拉机，刮风、日晒、淋雨，每天累得不行。这之后，他在太原修过大车、在北京当过保安……他内向，在修车厂不懂主动向老师傅讨教技术，也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他对北京最深的记忆是，面一碗要20多块钱，“吃不饱”，“不是我们这种人待的地方”。2016年左右，他回到老家洗煤厂倒矸石、上煤。煤厂露天作业，每天10个多小时，一开始每个月只赚1000多块钱。后来他还去了别的厂子打工，但再也没离开过太原。

一直到2018年，张素琴改嫁，生活才开始有一点变化。这是李星第一次看见母亲停下凌晨4点结束的工作。三年后，他们搬入继父村里的安置房。但厄运很快再次降临这个家庭。2024年3月，张素琴改嫁的丈夫在一起突然的事故中失去了右臂，丧失了劳动能力。

这些过往有很多是李星向我讲述的。他穿宽大的黑色T恤和棉质系带黑色运动裤，一回家，便悄无声息地踱回自己的小隔间，坐在窄小的单人床里，闷热得受不了时，才掀起T恤宽松的下摆，露出一大圈汗涔涔的白肉。说话时语速慢，交谈中会发出缓慢的喘气声。

弟弟李江帆与他差不多体重。他们的舅舅说，三兄妹都遗传了生父的家族性肥胖，肥胖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这是他们人生的另一重阴影。李江帆大概从初中开始发胖。去深圳以后，同样来自山西的骑手工友对2023年7月的温度和工作强度两个月就适应了。但李江帆和母亲的聊天记录里，他描述深圳月月像夏天的信息持续到了11月。李江帆的发小记得，李江帆初中喜欢一个女生，但别人嫌他胖，不待见。2017年，李江帆的父亲在狱中因病去世后，张素琴对儿女的身体也有着担心。她指着女儿，这个16岁的女孩已经蹿到了一米六五以上，圆脸，尖下巴，身姿挺拔，体重看着还正常，“她现在也开始发胖了”。离家的二儿子

李星退学后，还在读书的李江帆成为家里最大的指望。李星说李江帆聪明，读书一直好，即使是在外躲债有两三年没有上学，回到学校后成绩也不比同学差。他一直是老师表扬的对象，“又考了年级前几”。让张素琴更欣慰的是，李江帆也很懂事。她现在还记得儿子初二时被老师表扬的那篇作文：“我妈妈跟别人家妈妈不一样，比同年龄人妈妈老多了，这么辛苦，那么辛苦，我要快点长大，快点挣钱……”回忆到这儿，她露出幸福又悲苦的表情。

但到了2015年初三上学期，李江帆突然跟张素琴提出，不想继续上学了。张素琴觉得李江帆是在学校里被欺负才不愿意继续读书，但李江帆的初中同学、发小陆明说，李江帆善良热心，与大家关系很好。他记得，老师还让他们去家里叫李江帆参加中考，“他就不去”。后来有一次，张素琴撞到李江帆在家里和奶奶吵着说，“要不是看见妈妈累，我能不知道读书好？”

辍学的李江帆出去打工，但是这个不满14岁的孩子初入社会的尝试很快遇到了挫折。他回到家里跟母亲说自己又想读书了。2016年，张素琴为儿子报名了太原一所职业烹饪技术学校。2017年，李江帆到北京实习。张素琴还记得儿子当时的高兴样：被厨师长推选去“大礼堂”参加活动，抽奖得到的干果不舍得自己吃，都带回家来；刚领了工资，就张罗着给母亲买衣服、给外公订县城300多元的“红玫瑰”蛋糕，吓得外公忙叫店里退掉……毕业后李江帆留在了北京，在后厨做小工、配菜一类的工作。

这份让家人欣喜过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太久。2017年的一天，在北京当保安的李星突然收到了李江帆要钱的消息，弟弟说使用了网购的洗发水后痛痒难忍，他找到弟弟，看见李江帆“脑袋上都破了，流着脓水”，医生将这诊断为一种过敏，说治好后不能长期沾油烟，否则就会反复，康复期半年。李星让弟弟回家休养。到现在，李江帆的微信头像仍是一个戴着厨师帽的胖厨师，搅拌一锅冒着热气的汤。如果没有这个不走运的疾病，李星觉得弟弟是希望继续做下去的。但在本刊采访中，李江帆的朋友告诉本刊，李江帆曾提起，自己离开烹饪行业不只是因为过敏，“他也想留，但人家不太要他这种”。他认为自己没关系，没熟人，发展不下去。

在这之后，李江帆像一颗螺丝钉，辗转在不同的工厂。2019年3月，18岁的他在苏州一家电子厂打工。赵刚是他的工友，他的印象中，李江帆靠谱、憨厚，不跟人打马虎眼。李江帆负责电视机屏幕的质检，他那时已经很胖，人高马大，屏幕又重又大，赵刚搬起来费力，李江帆却还好。赵刚说，他们每个月到手工资四五千块，两人都觉得赚不到钱，赵刚很快就走了，李江帆却留着干了一年多。之后，李江帆又去过山西的富士康，还在太原当过保安，被拖欠工钱。家里人记得，李江帆那时已经很少回家，回到家里“啥也不说”，在他们眼里，李江帆“天天都在换工作”。

张素琴说李江帆没有攒下什么钱，李江帆告诉她自己每个月能赚7000块，花3000块，但家里需要钱时，他只能转给家里200块。有时他还需要妈妈、哥哥、继父接济。2013年春节后离家打工前，他还向李星讨了几十元红包吃饭，一个多月后，又问哥哥借了几百元还支付宝、交房租。张素琴提到，家里也担心李江帆在外面的生活。几年前，张素琴改嫁的丈夫出了本钱，想让李江帆在本地开一个餐饮店，“东西都捯饬得好好的，就等他回来，他不回来，生气也没用”。张素琴和李星觉得李江帆总认为外面的钱更好赚，想干一番大事业。

这几年，与哥哥比较亲密的妹妹李偲觉得李江帆在外面越来越沉默了。从2022年以来，他没发过一条朋友圈。“也不跟我聊，不知道咋想的，估计觉得我小”。中考后，李偲进入本地职高，她告诉李江帆自己选了西点专业，李江帆只回复“嗯”。李偲实在不喜欢这所她眼里教学不严谨、乱收学费的学校，今年6月，对李江帆说不想读了。李江帆只说不行，“说什么都是不行”，李偲不再问了。李江帆出事后，李偲登录他的微信，她拉开哥哥的微信小程序，一排排都是小游戏，还在微信支付里，看见了网吧消费记录。

游戏是他们这些在外务工农村青年唯一的廉价娱乐，能让他们短暂地忘记现实的压力，从枯燥机械的工作里松一口气。“我们过年回家也就打个游戏，其他地方也不去。”发小陆明回忆，从初中起，李江帆便跟着大伙儿去网吧。在苏州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赵刚和李江帆的消遣也主要在网吧里。赵刚记得，那时李江帆的手机五六年没换，蓝色外壳已严重掉漆，他会用手机玩手机小游戏或者看修仙小说，有时休息日吃完午饭，他能在网吧待到晚上11点。就在出事前两天，李江帆还在熬夜看小说。成为外卖员

对于为何2023年去做外卖员，李江帆曾经跟发小陆明这样解释：这是能赚到同样多钱里最自由的工作了，除了这还能去哪里了？

李江帆是在2023年4月到深圳的，起初他也是在电子厂打工。这个工作每天要干12小时，赚五六千元。李江帆只干了几个月。曾经的工友赵刚在深圳跑外卖，是众包骑手。不同于签长期服务协议、受站点统一管理的专送骑手，普通众包骑手自愿抢单，和第三方公司签劳务合同，外卖平台官网介绍其为“自由接单”“灵活结算”，在骑手圈中被称为兼职，劳务协议一天一签。赵刚告诉李江帆，自己一个月能赚一万元以上。他评价自己是深圳外卖骑手中的“百分之一二”。但要达到每月一万元的收入并不是容易的事。赵刚说这意味着他每个月跑5000公里以上、一两千单，每天工作至少13个小时起。7月底，李江帆注册成为深圳市南山区美团平台众包骑手。

赵刚向李江帆传授自己跑外卖的经验，介绍哪个片区好跑单。新骑手在不熟悉路线、物业、小区，无法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佳送单路线的情况下，也容易超时，会被罚款。最初的李江帆，一天20单都跑不到。一位与李江帆同时期起步的山西工友回忆，前几个月里，他们一天只能赚100多块。赵刚说，新手最容易受伤。在李江帆与李星、张素琴、赵刚的聊天记录里，李江帆提到，2023年11月初，他没刹住车，与拐弯进小区的汽车相撞，电动车被摔坏，还向对方赔了修车钱；12月中旬，与一辆电动车相碰，两人都没刹住车；12月25日，电动车过了个上坡，突然不动了；到了4月，出了车祸，人没事，但车走了“大保险”。

在赵刚的眼里，李江帆一直“不算是多拼的”骑手。众包又分为畅跑、乐跑、同城等模式，根据李江帆今年3～5月的接单数据，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跑乐跑，骑手们称这是一种“团队玩法”，同一区域多人受同一队长调派跑单任务，每一周续签一次合作协议，如果数据能达到队里的要求，平均每单能比普通众包高1元以上，也不存在抢不到单的困难。但乐跑有每日30单左右基础量限制，还得根据队长调派完成每日10个班次中的3个，每个班次持续2～3小时，午、晚高峰（分别为10:30～13:30，17:30～20:00）往往必须要跑一个。

赵刚注意到，李江帆每天到点（即跑完3个班次的7～8个小时）就休息。他告诉赵刚山西人有午休的习惯，“他比较佛系”。许多时候，单价补贴最高的下雨天，李江帆也都待在家里，并不出去。赵刚说，因为达不到标准，李江帆经常会被从队伍里踢出来，只能跑一天签一次协议、单价低的普通众包。本刊在李江帆的骑手App（只显示今年3月以来跑单记录）内看到，2024年3～5月期间，李江帆每月单量约800单，每月大概跑1800公里，几乎都是赵刚标准的三分之一。

随着竞争增加，每单外卖费的金额也在下降，赵刚对挣钱充满焦虑。他也曾劝过李江帆多跑，但心里其实理解：蛮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就算想多努力，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零工经济研究中心2023年度调研显示，广东省半数网约配送员近3个月月均收入低于4000元，仅有不到20%月均收入高于6000元，其中，69%的配送员工作时间在8～12小时。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却不与单价同降。赵刚维持每顿饭二三十元、不出外游玩，算上房租每月开销也在三四千元以上。

陆明发现，在跑外卖后，李江帆越来越胖了。据他回忆，富士康打工时期，李江帆刚刚200斤出头。一米八几的个头，看起来并不是特别胖。到晕倒入院时，李江帆体重已接近300斤。志愿者毛竹等人在2023年4～10月针对上海57位骑手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骑手认为自己超重，因为在外高油高盐饮食，共13位在成为骑手后体重增加10斤以上。一位上海骑手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脱离了工厂严格的作息，兼职的骑手生活，一周甚至一天一发的工钱，往往让大伙更不规律、不自制了。

李江帆爱吃麻辣香锅——加了香肠、丸子、方便面，在赵刚看来属于“垃圾食品”，“不规律吃饭害死他，天天可乐都是大桶的”。陆明总劝李江帆减肥，但李江帆总操着乡音蒙混过去：“唉，这是福气，你们也没得。”肥胖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陆明观察到李江帆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他的体重，他开始出现疼痛。一份李江帆5月22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的检查显示，患者“胸腰椎多发许莫氏结节形成，胸12/腰1椎间盘突出病钙化，局部椎管狭窄”。或许因为身体的原因，他的单量也在下降，2023年3月，李江帆跑完895单，5月则下降到770单，转单扣款216元，几乎取消了40多单……他的月收入从5000多元下降到不足4000元。

6月起，李江帆不再跑单，每天睡觉，上网吧，陆明说他原本打算等房租到期，和陆明一起回老家再治病。7月8日，出事的前两天，赵刚就感到有些不对劲。李江帆发来消息，说空调坏了，需要借100块修理费。赵刚收到消息马上转钱，李江帆却没回复，“我就给他打电话，没人接，过一段时间给我回消息，我又打电话，又没接，后来跟我说又睡着了。就这种状态”。陆明曾提议换个工作，两人一起合计攒钱做个小生意，“他说他什么也不干”。

7月9日，李江帆又重新打开了外卖软件开始接单。这天，他只完成了5单，其中一单超时，另外取消了一单。第二天，他就出事了。10月17日，李江帆的家人终于等来了深圳人社局对于李江帆职伤认定的结果。外卖平台的职伤认定专员告诉他们，人社局认为热射病不在“新职伤”保障范围内，李江帆的死亡不能认定为新职业伤害，因此无法获得赔付。此时，距离李江帆离世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李江帆的三舅说，原本申请职伤认定，是为了凑李江帆的医药费。张素琴说，李江帆入院第一天，急救费用已接近3000元，这个钱和后续两万的押金都是家里人临时凑出来的。

7月11日，李江帆的工友为他联系到一家注册于河南驻马店的信息咨询公司的李姓负责人。李江帆在美团众包平台的劳务合同就是与这家公司签订的。李江帆7月9日重新跑单时，跑的是畅跑模式，合同一天一签，报酬当天到账，作为骑手，李江帆每天必须购买2.5元的“众包骑手意外险”。美团骑手App显示，这是一种“职业伤害保障险”，保险范围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发生职业伤害”，保险责任包括意外伤害/身故、猝死保险金、意外医疗、众包骑手造成他人伤害等等。李姓负责人说，李江帆的家人可以试着申请理赔。

7月12日，张素琴使用美团骑手App“一键报案”功能上报保险，但7月13日，李姓负责人给三舅直接发来消息：医院证明里，能不能不提到中暑，中暑不属于“意外”范围，直接说是摔伤导致，“这个非常重要”。负责人还提到，热射病只是环卫工的职业病，不是外卖员的。但医院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虚假证明。本刊向美团骑手热线后台查询后也得知，李江帆商业保险报案申请未获通过，原因为“告知疾病，无法报销，注销案件”。

后来，张素琴又申请了“水滴筹”大病筹款，至14日，416次捐赠为他们带来了7633元善款，这完全补不上窟窿。他们只好再次去联系公司，李姓负责人告诉李江帆三舅，他们不固定办公，不设站点，在家属一再要求下，才终于和他们见面。在几个家属的质问下，李姓负责人说向公司“申请”一下，最终许诺了2000元慰问金。7月15日，他们找到另一家能公开救助信息的基金会，但花4天完成登记审批等手续后，得知基金会后台病人太多，还要“慢慢排队”。

此时，张素琴还能指望的只有美团为骑手购买的职业伤害保险，即每位骑手的每一单订单平台会缴纳6分钱保费，这份保险会对“执行平台订单期间”（接受平台订单任务起至平台订单任务完成后一个小时内）发生的职业伤害，按统一的“新职伤”标准进行赔付。

这种职业伤害险源于全国人社部2021年12月底发布的一项新政。当时，人社部印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上海、广东等7省市，选择规模较大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平台企业进行“新职伤”试点。这套规定的实行，意味着，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在事故发生后不用经历劳动关系认定、工伤认定的漫长过程，也可以直接从工伤保险基金池内获得赔付。2024年9月，美团研究院披露的数据称，去年已促成约450万骑手加入了由国家推动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计划。

7月15日，美团“职伤专员陈先生”通过微信联系李江帆家属，他负责向深圳市人社局提交职伤认定的相关资料，与李江帆三舅确认事发的时间地点等细节。李江帆去世后，8月13日，美团职伤专员要求家属填写“职业伤害保障死亡待遇给付申请表”，补充了解中暑持续了多久、李江帆是否买过中暑药等问题。9月17日，专员告知家属，人社局完成职伤确认需要30个工作日。

在多家官方媒体报道里，骑手从申请“新职伤”到确认并获得医疗费用联网结算，只需要4天至几周的时间，广东省人社厅还介绍了“待遇免申即享”、工伤协议机构联网结算等服务，称能有效解决“垫资跑腿”难题。但抖音、小红书上，许多骑手分享自己的“新职伤认定”经历，一般要三个月或以上。

上海市政协委员、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童麟曾对“新职伤”政策的实施进行调研，他在2024年1月提到，据市人社局统计，“新职伤”保障制度施行一年半以来，共处理了4700起理赔，理赔的医药费总金额达到1亿元，覆盖全市90多万名快递外卖小哥。童麟说，尽管“新职伤”对保障外卖快递小哥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发现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问题。首先，“新职伤”缺乏医药费垫付机制，实际生活中外卖小哥的个人存款有限，遇到上万元的大额医药费，他会选择不治疗。其次，不提供意外受伤康复期间的生活补助，且理赔流程较长，一般需要40天左右。他曾呼吁缩短理赔的流程。

北京冠楠律师事务所律师郝正新曾为北京一位出了车祸的美团专送骑手提供“新职伤”认定案件的法律咨询，从事故到获赔历时5个月。她告诉本刊，“新职伤”以保障无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群体为主，而实践中职业病认定却基于劳动关系，非常依赖用人单位的定期健康检查，需要建立职业史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最终的认定需要依靠当地人社局的判定。她提供咨询的那起“新职伤”案件“虽然最后也成功了，但都很不明不白，每一步都要给人社局打电话”。她还提到，《广东省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三章第九条规定了应确定为“新职伤”的六种情形，没有明确将热射病或其他职业病规定在内，而且因此，热射病能否被认定是“新职伤”保障范围，还很难说。她知道的不少外卖骑手被认定职伤的案件都是摔伤骨折，不是热射病。

不管是李江帆自己购买的众包骑手意外险，还是平台为他提供的关于“新职伤”商业险，最终都没有为他的救助提供帮助。7月31日，在等待无望后，不堪重负的一家人商量着把李江帆送回太原。李江帆好像听懂了，第二天，他就醒了。“我说二哥，你认识我就转一下眼睛，他就使劲转。”张素琴提供的视频里，李江帆宽厚的大脸上，一双修长的眼睛拼命地睁大，清亮的眼珠子不停打转，虽然双手仍不能动，他肥大、皲裂、插着喉管的喉咙随着家人和护士的呼喊，呜咽出回应。母亲喜出望外，不停地喊，“江帆，江帆，江帆……”连续五天，张素琴每天下午4点准时进入病房，给儿子揉揉手、搓搓腿。医生甚至提出康复锻炼。但8月8日凌晨5点半，李江帆突发休克，抢救成功后再次陷入昏迷。“实在没有办法”，医生也建议“别耗着了”。8月9日下午5时，家人带着李江帆回了太原。第二天，他就离世了。

为了弟弟的葬礼，李星罕见地向现在工作的陶瓷厂请了几天假。11号晚上，在感谢宾客亲友的晚宴上，李星喝多了。主要是内疚。好像要把这么多年的心绪，都倒出来。他对三舅说，如果每次弟弟问他要钱他多给点，如果之前多主动关心点……他还跟妈妈说，“你不要担心我，我和我三舅喝完，明天会正常去上班”。在陶瓷厂干了5年，一周7日，有订单时全年无休。李星对这份提供三险一金、天冷时烧炉子的工作感到满意。每月，他能够固定将6000元工资交给母亲，还有多少债，具体怎么用，一律不过问。

李偲也想出去打工，暑假里，她在县城一家日化店做起服务员，如果做满一个月，能赚3000元，她觉得挺多。在采访中，她主动问起上海和北京的房租，知道“沪币”（社交媒体上针对上海市区高物价的戏称）和大城市里读国际学校的同龄人。她和哥哥们一样懂事，会帮妈妈炒好一盘青椒火腿鸡蛋，但到了县城，她也想买一瓶大品牌醇熟酸奶做甜品，去商业街看看水幕表演。她向我回忆起二哥李江帆，2023年3月，李江帆在家学驾照，李偲说想吃鱼香肉丝，第二天下了晚自习，就吃上了二哥的手艺。今年春节，二哥没回家过年，但还记得给她发了50元红包。

（文中张素琴、李星、李偲、陆明、赵刚为化名） 外卖快递小哥新职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