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何是以赛亚·伯林的眼中钉？

1977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为纪念创刊75周年，做了一个专题叫《声誉重访》（Reputations Revisited），问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他们认为哪些书是过去75年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鲍勃·迪伦说《圣经》被高估也被低估了，诗人菲利普·拉金说被高估的是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以赛亚·伯林说被高估的是阿伦特所著《人的条件》（1958）。

1958年，伦敦的费伯出版社考虑在英国出版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请伯林担任外部评审，伯林说他只读了前两章，325页中的78页，就发现该书从史实来看都是胡说八道，对工作和劳动、行动和行为的区分是不可信的、武断的。

日本学者蛭田圭在《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一书中说，阿伦特和伯林一生中只有过两次实质性的谈话，从第一次开始，伯林就不喜欢阿伦特，无论是她的个性还是她的思想：1941年，阿伦特和伯林在纽约一个朋友的房间里会面，伯林感觉阿伦特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太夸张了。他认为阿伦特自以为是，固执己见，“阿伦特向我兜售犹太复国主义，好像我需要它一样”。1949年，伯林和阿伦特又在哈佛大学见了一次，伯林觉得阿伦特太严肃、自命清高，阿伦特则把伯林的风趣误认为轻浮，觉得他不够严肃。

1963年7月，正值艾希曼大争论的高峰，伯林对阿伦特发表了最残酷的评论，说阿伦特“潜意识里充满了最可怕的怪物”，至此，“1941年在伯林的心灵和思想中播下的对汉娜·阿伦特厌恶的种子，到60年代末已经成熟为完全盛开的敌意之花”。1972年春，伯林说：“我对阿伦特小姐绝对反感，她一出现在房间里就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阿伦特1975年12月去世后，名声不减，这使伯林对她的憎恶更深了一层。1991年，伯林说阿伦特对他来说是真正的眼中钉，是他最厌恶的东西。伯林讨厌阿伦特到了不愿意与她建立任何关系的地步，哪怕是敌对关系。按说阿伦特和伯林之间不应该有那么深的敌意，他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似，也关注同样的问题。阿伦特出生于1906年，伯林出生于1909年。他们都属于20世纪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群体。阿伦特出生于汉诺威附近的一个中产家庭，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后来全家搬到俄国，七八岁的以赛亚目睹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1年伯林全家移居英国，之后还会“反复做着被纳粹逮捕的噩梦”。1933年，阿伦特因为收集纳粹反犹主义的证据而被逮捕并接受了八天的审讯，在法国的拘留营被拘留过五周，然后移民到美国。“他们都曾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理解极权主义的根源，遏制其增长并防止其死灰复燃。”

阿伦特和伯林确实有着很大的性格差异：阿伦特“勇敢、有魅力、正直、自信、冲动、不善言辞而爱争论”，伯林“怀疑、讽刺、幽默、迷人、彬彬有礼且脸皮薄”。阿伦特在美国是一个局外人，伯林则是英国的社会名流，非常健谈，留下的信件中充满了八卦、好奇心、和蔼可亲、风趣幽默。“阿伦特尽管是局外人，却几乎从不缺乏自信，伯林虽然获得了无数荣誉，却经常缺乏安全感，优柔寡断。伯林的个人品质，一方面包括正直、慷慨、成熟和谨慎，另一方面包括自满、胆小和安于现状的偏见。”

蛭田圭认为，伯林和阿伦特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学术传统，阿伦特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海德堡大学的博士，伯林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阿伦特认为伯林几乎算不上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这部分是因为阿伦特认为德国哲学理所当然地优于英美哲学，她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哲学沙漠，认为罗素等人发起的分析运动没有什么价值。“阿伦特的教育系统化程度不亚于伯林（毕竟，她有博士学位，而伯林没有）。她跟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认为英国的哲学是肤浅的、唯物的和功利的。”阿伦特不愿意欣赏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及其在20世纪的有力重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阿伦特试图去熟悉罗素、摩尔、艾耶尔、奥斯丁、蒯因、哈特或罗尔斯的作品。

伯林跟其他英国哲学家一样，推崇清晰、连贯的思想，不喜欢晦涩、浮夸的形而上学，认为现代德国哲学都是“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他在晚年攻击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徒，例如阿伦特小姐，理由是他们易产出职业黑话，伯林不喜欢阿伦特写的所有东西，尤其不喜欢她更具哲学性的作品，说《人的条件》是“最令我作呕的书”。伯林认为阿伦特没有提出任何论点，没有严肃的哲学思想或历史思想的证据。

伯林对阿伦特的憎恶甚至单纯是因为她的性别。他说阿伦特自命不凡，缺乏同情心。“阿伦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却经常表现出男性气质，无论是她好斗的语气还是她对能动性的强调。伯林一再称阿伦特为女才子，这是一个有点贬义的词，指受过教育的聪颖女性，本身就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当涉及阿伦特时，伯林并没有完全摆脱厌女的倾向。”

蛭田圭这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阿伦特与伯林各方面冲突的著作。二人的冲突主要是伯林反复表达他对阿伦特的不屑，而阿伦特没有对伯林的敌意做出过回应，因为“批评她的人太多了，伯林并不是特别重要或值得回应的那一个”。

面对黑暗的20世纪，伯林和阿伦特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阿伦特目睹了‘二战’期间德国议会政体的衰落，伯林目睹了俄国革命的暴力。阿伦特非常担心制度麻木和政治衰败，伯林则害怕暴力叛乱。阿伦特厌恶布尔乔亚的志得意满，伯林则憎恶极端主义。阿伦特认为革命可以使人恢复活力，伯林则认为这可能是破坏性的。阿伦特认为勇气是首要的政治美德，伯林则珍惜宽容。阿伦特希望人们不要太关心自己的灵魂，而要更多地关心世界，伯林则希望各种各样的保护人停止干涉别人的事情。”

二人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分歧是他们的自由观。伯林认为消极自由要优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行为不受外界的干涉，积极自由是说人的独特性在于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可以让自己的非理性欲望服从于理性自我的需求，“这种推理允许潜在的干涉者，他们可以强迫一个人做他本来不想做的事情，却声称是在帮助他实现其真正的自由”。

阿伦特则认为消极自由是不够的，消极自由只是追求更高的政治自由的工具，“阿伦特意义上的自由人，不是站在无数诱人的敞开的门之前的人，而是真正走进政治大门的人。一个人出于对世界的关切而进入公共领域，并与他的同胞就共同利益商议并交换意见……一个选择完全退出政治的人则过着贫瘠的生活”。

对于阿伦特和伯林这两个敌对的人，蛭田圭说他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但可以体会到，他对伯林的批评稍微多一些。伯林的理论更抽象，阿伦特的严肃思考、积极投入的姿态更能打动人。 汉娜·阿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