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传》

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乾隆闲中翻阅《明末诸臣奏疏》，认为语多可采，不必全禁，而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那是四库开馆的第五个年头，弘历说王永吉等虽也曾效力新朝，但大节有亏，不可与大清开国元勋并列，命国史馆另立《贰臣传》一门。收录的原则为：为在明朝已有官职，又复身仕本朝者，即所谓两仕。

招降纳叛，实乃每一个新王朝开创过程中的必要举措，大清亦然，曾对明朝大臣和边将极力收买，多多益善。而在建国定鼎之后，功绩卓著者写入国史，并不区分原属本部还是敌方。忽忽100多年过去了，设立《贰臣传》无疑为一种羞辱，尔辈虽早已化烟化灰，其后嗣则大量存在，乾隆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那年二月，平定大小金川的红旗报捷飞递至京，乾隆应顿感轻松。“武功成，文事修”，他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举措：六月十八日，命在《皇舆全图》基础上测绘盛京地方详图，标注开国胜迹；二十六日，将正史所载关羽的谥号由“壮缪”，提格为“忠义”；十一月十六日，出台编纂四库的“违碍条例”，掀起一场全面、系统的禁书浪潮；十二月初一，令查缴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原刻本；两天后，谕令编纂一部旷古未有的《贰臣传》。乾隆极擅说理，一篇谕旨写得气势磅礴，节录如下：

盖崇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借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三五六，谕内阁着国史馆总裁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

当初对明臣招降可谓费尽心机，就连皇太极也不惜降尊纡贵，此时则以“望风归附”概括之。弘历也稍加区分，先是辽东交兵时期的洪承畴、祖大寿，再是定鼎北京时的冯铨、王铎等人，然后才轮到南明总兵田雄和左梦庚，次第分明。毕竟已是乾隆朝，可以撇开利用价值论人了，弘历将之提升至品节的高度，认为尔辈在故国危亡之际贪生怕死，实在是人格有亏。谕旨称这些人虽为本朝立下大功，但不应与范文程等纯臣并列，也不宜忽略不计，准情酌理，特设立“贰臣传”一门。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清初贰臣颇有因功授爵者，子嗣承继，也至于高位。如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的祖上李永芳就是贰臣，万历末以抚顺游击献城而降，是为第一个投清的明朝边将。弘历略加安抚，表明不会改变其后代的世臣待遇，接着就强调此举意在公平修史，在于为世人树立一个品节纲常的标杆，“此《贰臣传》之不可不核定于此时，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没有做过核查统计，不知贰臣之后有多少正在朝为官，原来的家族荣耀化为耻辱，百口莫辩，也无人敢辩，试想李侍尧等又能说些什么呢？

编写《贰臣传》，乾隆谕令交与国史馆办理，未见具体指定由谁主持。清前期国史馆时开时闭，自乾隆三十年始改为常设机构，隶属翰林院，选派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兼总裁，以协办大学士、尚书、侍郎充副总裁，时任正总裁于敏中、舒赫德、福隆安、阿桂，副总裁程景伊、和珅、王杰，亦在四库馆担任相应馆职。由此可推知《贰臣传》的编纂，应不出四库馆臣的范围，拟收传主多数在国史馆已有传稿，根据谕旨的新精神修订一遍，略作补写，也就成了。

四十三年（1778）二月，在审阅了部分文稿后，乾隆命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二编，乃因同为贰臣，实际上的差别往往很大。乾隆认为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归附后勋绩昭著，忠于大清，应列入甲编；而像龚鼎孳之类先降大顺军，再降清军，贰而又贰者，以及钱谦益这种带头归降、觍然受官又私下写诗诋毁之流，只可列入乙编。但毕竟是国史立传，以钱谦益为例，史官虽无一字述及其才学，也引用皇上谕旨加以谴责，而大体仍用史笔，隐见其文坛地位和影响力。弘历岂能感受不到，审读时内心纠结，曾下旨将冯铨、龚鼎孳、薛所蕴、钱谦益等人剔除——毕竟《贰臣传》也是传啊。既不愿为之立传，又要进行批判讥讽，乾隆便想出以表代传的招数，史官自然会遵照办理。至于后来四人皆未删除，不知具体的情形，想来也只能是皇上又改了主意。

贰臣，实乃一个久远且普遍的存在，历朝修史皆将之附入列传，而单设一门，再分甲乙，实属乾隆的创立。审稿过程中，乾隆又发现新问题：“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后封平西王，复举兵叛乱，数年始定，可列入《贰臣传》乎？经过思考甄量，乾隆决定再加区分：“惟《贰臣传》一门，前经降旨另编甲乙，乃我朝开创所有。此实扶植纲常，为世道人心之计，自应另立专门，以存直道。至叛逆之臣如吴三桂等，亦应明正罪状，另立一门，用昭斧钺之严。”（《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一）至五十四年岁末，《逆臣传》编成，乾隆降谕：“特立《逆臣传》，另为一编，庶使叛逆之徒，不得与诸臣并登汗简；而生平秽迹，亦难逃斧钺之诛。”（《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四）不光要为钱谦益等贰臣立传，也要为吴三桂之类逆贼立传，看来弘历是想明白了，把一大堆难题抛给了史官。

该书全称为《钦定国史贰臣表传》，未见四库全书收录，后被系之于《清史列传》卷末。弘历一再宣称的“昭褒贬之公”，也很快成为当日官方修史之范式，三通馆臣加以效法，增添贰臣一门，将唐至明身仕两朝的代表性人物收入《续通志》。应予追问的是，怎样才能做到评价的公正？褒贬之依据又是什么？

首在品节。

对于国之大臣，忠诚坚贞，实乃品节之大端。曾任南书房翰林的朱珪有句话值得注意：“赐胜朝守节之谥，以显忠也；贰臣有传，以励贞也。”（《恭庆皇上御极六十年万寿文》）此人以人品学问深得乾嘉两朝皇帝信任，将《贰臣传》与此前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合并论列，可谓抓住了关键。 贰臣传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