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如何社交

到处都是孩子，最大的看起来也不超过13岁。从半人高的到刚到人肩膀的，斜挎书包的、戴眼镜的。四周很吵，他们很少会控制说话的音量，当然还有动作的幅度，走在人群里，你经常不小心就会被撞到一边。四面墙上花花绿绿的，货架上摆着中性笔、笔记本、塑料挂件，最显眼的则是那些堆叠竖放的闪光小卡包，几乎所有孩子手里都拿着它。

这里是北京西单华威大厦里的一家主题卡店，孩子们到这儿的目的是买一种扑克牌大小的卡牌。它的玩法很简单，玩家以2元到10元不等的价格买一包卡牌“盲盒”，就能从中“开”出5张到10张不同花色和等级的卡片，主要用于收藏或是交换。根据卡面上具体人物形象的不同，它还能被细分为“奥特曼卡”“叶罗丽卡”等几十种类型。

简单的规则并不影响它的流行。2022年，一条“家长花200万给娃集奥特曼卡没集齐”的新闻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据媒体统计，当年上半年，“奥特曼卡”仅在京东平台的月均销量就超过10万件。2024年初，与之类似的另一款名叫“小马宝莉”的卡片（下称“小马卡”）又创造了远超前者的成绩。在电商平台上，小马卡的单店月销量达到200万件，一度登上垂直类热卖榜。与此同时，这两种卡牌背后的生产商浙江卡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卡游”）——占据了中国集换式卡牌市场71%的份额——也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其招股书显示，在2022年的“爆发期”，公司共售出22亿张卡片，营收达到41.31亿元。

不过，有一个信息“卡游”公司没有在招股书里明确公布：这些卡牌的购买者大都是未成年人。正如眼前的场景一样，整间不到40平方米的店面几乎被8～12岁模样的孩子占据，他们或是拉着父母在货架前发呆，或是在摊位前询价。不到一米的收银台前始终有人在排队，高个子的大人掏出手机扫码付费，没有家长陪着的孩子则从书包里抽出一张张粉色钞票。而这只是“卡游”公司在中国覆盖的10万余家终端门店之一。

“哥，你这些‘小马卡’都不要了吗？！”随着几声孩子的惊呼，我被挤到了店里的互动区桌前。一个留毛寸的圆脸男孩正坐在这儿“拆包”，他潇洒地扯开手里的塑料包，拈牌看一眼，就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到桌上，然后继续拆肘边剩余的十几个卡包，他放在地上的书包里，还有沉甸甸的将近小半包卡。根据我不成熟的前期调研，他的这种拆法名叫“端盒”，即一次性买整盒的卡牌，只为了迅速抽出自己想要的“高位卡”。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得到这些卡牌，男孩这天“端盒”一共花了600元。“高位卡”是每个孩子的梦想。与很多“90后”小时候收集过的水浒卡不同，“卡游”公司为他们出品的卡牌设计了相当复杂的等级标准。以小马卡为例，它被按照价位分为10元辉月包、5元彩虹包、2元趣影包三种。趣影包里，卡牌背面为黑色和横版排版的小马卡数量最少，购买很多盒，也未必能抽到一张，因此是最高等级。至于那些每包中都会有的卡片，则被称为“普卡”。不同价位的小马卡里，都有不同的普卡和高位卡，全部加起来等级能分出20多层级。

男孩正在开包的“彩虹包第三弹”是该价位的最新版本，他扔在桌子上的很多卡片，在场的其他孩子都还没有见过。但他显然只需要其中最高等级的“XR”，因此把别的卡牌通通扔掉了。六七个孩子挤进弃卡堆里“寻宝”，汗味和尖叫声包围了我。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在牌堆里捡了几张，成年人巴掌大小的卡片上画着一匹粉色头发的卡通马，正举着蹄子眯眼大笑，它就是小马宝莉之一，一个由2010年的美国动画片《小马宝莉》创造的角色。一个由妈妈和外婆陪着到店里买卡的12岁小女孩告诉我，这只活泼的小马名叫“碧琪”，又飞快扫了一眼那张卡片，见上面有个字母“R”的角标，她撇撇嘴，“你怎么拿了张这个？”

每个孩子都清楚地了解卡牌世界里的优劣规则。一个10岁的小女孩捏着一把卡片从人群里钻出来，额头上满是汗，她是趁着暑假和妈妈来北京旅游的，她告诉我，从今年春天开始，在她的老家江西南昌，小马卡就成了“班里最流行的东西”。不过，在今天之前，她拥有过的最高级的卡片只有一张“黑背”。因此男孩在拆的“彩虹三”让她格外兴奋，弃卡堆里的很多等级卡牌她还没有，现在手里的卡已经多得握不住了，“开学后要拿给班里的同学好好看看”。

“天呐！XR，是‘音韵公主’！”孩子们爆发出一阵欢呼。男孩终于有所斩获。他一改刚才满不在乎的神情，捏着卡牌一角扬了扬，像个小心翼翼的昆虫学家，把它装进一个透明的卡袋。桌前的每个人都被感染了，笑声和尖叫声响成一片。

欢呼的人群之外，却是一群无奈的成年人。从奥特曼卡到小马卡，近两年，关于这类卡牌游戏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过。家长们焦虑于“盲抽”的游戏机制，认为这是一种“轻赌博”，动辄成百上千的集卡价格，又让他们担心孩子陷入高额消费陷阱。在学校里，老师觉得卡牌交易会助长学生的攀比心理；网络上，时刻有“高位小马卡被炒到十几万一张”的新闻，还有汹涌而来的“代抽代买”直播间。“这破纸片儿有什么用？”那天，在疯狂抢卡的孩子们身后，一位阿姨举着卡册坐在我身边叹气。

但孩子们脸上的喜悦神情、男孩卡册里被小心呵护着的XR卡、女孩紧紧攥着卡片的小手，又分明展示着，这些“破纸片”对他们有着不为成人所知的意义。于是，作为这个异世界的意外闯入者，我决定试着暂时换上他们的眼光，找找这些意义。我的第一个“向导”名叫叶壮。他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心理学教师，也是两个小学生的家长，对儿童心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另一种在成年人市场上很火热的卡片“球星卡”的玩家。

叶壮说，像球星卡、小马卡这类的卡片，在游戏中的标准的分类名叫“集换式卡牌游戏”（Trading Card Game，TCG）。它最早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种以棒球为主题的卡片被随机放在袋子里，玩家通过抽取获得不同卡牌。机制与当下的小马卡几乎一致，如果玩家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牌，要么得买进很多袋卡牌，要么就需要跟人交换。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万智牌”“游戏王”等卡牌游戏又在收集和交换的基础上升级玩法，为卡牌叠加了对战成分。为了与伙伴玩耍，玩家就需要进一步设计和组织属于自己的卡组。就这样，开卡时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刺激感、收集和组织卡组时的心流体验，再加上同伴对战时的交互和竞争，让TCG卡牌游戏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核心玩家。

叶壮玩球星卡是从五年前开始的，那时他第二个儿子刚出生不久，外部社交活动大大减少，正好赶上他最喜欢的球员诺维茨基退役，就顺手收了一张实体“球衣卡”——卡袋里装着球员上场时穿过的一小片球衣。后来他卡片越集越多，他也会把它带出去和朋友分享。身边的男性朋友多或多少都对NBA球星和球队有所了解，卡片成了一种群体语言，他出门和聚会就带上几包，一群中年人的饭前仪式从“散烟”变成了“散卡”，谁拆出了什么值得珍藏的卡牌，大家都得高兴老半天。

这也让他更轻易地理解了卡牌在孩子们之间的流行。有次外出给学生讲心理科普课，他也提前在漫展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张漫威超级英雄卡片，下课后发下去做纪念，孩子们兴奋的样子让他觉得“礼物送到了心坎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水浒卡’”，既然玩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为什么集换式卡牌游戏能持续在每代小学生群体中爆火？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商家的操纵？

叶壮向我引入了游戏中的“平台”概念。他以近两年同样在儿童中流行的“烟卡”为例，由于香烟和烟草文化在全社会的传播，各个地区的儿童都能轻易地见到、得到烟盒，并把它作为游戏载体。与之类似，男生们成长过程中熟悉了的NBA球员和球队，也在前期帮助他们完成了球星卡的文化学习。而2010年开播的《小马宝莉》动画，正是如今正在读小学的这批孩子们共同的童年记忆，不少家长都把它当成学英语“磨耳朵”的启蒙，“友谊就是魔法”的价值观也因此深入人心。

不要小看了这种隐性的社交铺垫。杨燕是湖南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我在一次“名班主任工作室”关于“卡片问题”的征稿活动中认识了她。她告诉我，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交友形式存在很强的随机性和可变性。尤其在1～3年级的相对低龄的阶段，孩子今天和这个同学建立关系，明天就可能闹掰，后天再互相给点好吃的，就又能当朋友。所以你送我一张卡，我跟你聊聊喜欢的角色，一段新的模糊的友谊就有可能出现。围绕着一群人共有的卡片，一个松散的互相支持的小圈子就可能被联结起来。从东北县城里的“小饭桌”，到广州小学里的课后服务班，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北京的一年级女孩Lena，在社交网站上是个粉丝众多的小马卡专家。她从3岁左右开始看《小马宝莉》动画片，对那群色彩鲜艳、性格各异的小马很有兴趣，半年后，妈妈帮她识字，给她买了第一套小马卡。后来，妈妈开始在网上发布Lena的拆卡视频，没想到不到半年，Lena已经有了5000多个粉丝，还建了两个粉丝群，里面大都是比Lena大上三四岁的小学生。

但让Lena的妈妈崔萌意外的是，群建起来，孩子们倒很少在里面聊卡的事儿，除了不定期有人说要“换卡”，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聊自己的生活。今天去哪里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最近考试成绩怎么样、看了什么有意思的话剧。相比之下，“在孩子们的真实生活里，卡片只是把大家拉在一起的一件小事儿”。

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线下，几乎每位陪着孩子去卡牌店的家长都向我讲述过，孩子被“卡友”拉着用手表加好友的经历。一位上海的12岁孩子告诉我，就连约着去卡牌店“摸包”（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判断卡牌等级）都能增进她和同伴之间的友谊。那天，她俩从家拿了两个小电子秤，悄悄去学校附近的文具店里，把所有的卡包都称了一遍。只因为他们听说，那些装着“高位卡”的包会比其他的重零点几克，两个孩子偷偷摸摸做件不被允许的“小坏事”，真的抽到不错的等级卡，回家路上兴奋得笑了一路。

还有那天在卡店里看到的情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拆卡的男孩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初中的学生，马上要升二年级了。他告诉我，自己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卡牌了，但现在的班级里同学们更热衷于电子游戏，他一个同好都没有。听完他的苦恼，我突然理解了他撕卡时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情，还有掏出卡册与孩子们交换时的笑声。那不全是“全场消费大哥买单”的虚荣，而是与伙伴共享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的轻松。

孩子的生活里需要这样的一个世界，不被父母侵入，完全属于他和同伴的世界，而卡片有时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语言。

关于对儿童世界的认知，在社会学界有过两种视角，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在儿童学习的过程中，只有成人为其创设适宜的学习环境、提供有效的支持才能够帮助儿童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教育学者开始重新界定“童年的本质”，他们认为，儿童可以主动建构自己的社会圈子，他们的发展不是依附于成人的给予和扶持，更多要靠儿童在自身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得以发生。

叶壮同意这种“儿童主体”的思考路径。他告诉我，8～12岁这个年龄段，人的发展会呈现几个特点：首先是同伴社交的发生，同伴的影响力开始大幅上升；其次是知识的体系化学习；第三是快速地融入集体生活，适应团体规则，也就是说，孩子会开始在集体中主动发展一个新的“自我”。杨燕感觉到“破纸片”对孩子们的重要性，是从一次大哭开始的。今年春天一次上课前，她刚走进教室，就看见一个小男孩坐在教室地上大哭。过去一问身边的同学才知道，男孩之所以哭，是因为他的财产，也就是“烟卡”都输光了。

烟卡是什么？好奇之下，杨燕也和男孩们玩了几局。她发现，和精美的小马卡不同，这种卡片只是用烟盒折成的一张二寸长的小卡，其玩法和拍洋画类似，游戏双方押上手里的卡牌，用特定手法拍击地面，直到卡片被气流掀翻。杨燕没当回事，直到校领导在一次会上宣布，班主任要在班里严查这类卡片，发现谁带到学校，就要没收。

杨燕不赞成学生接触烟草文化，但真的要到班里没收卡，她总会不忍地想起那个坐在地上大哭的小男孩，“这东西对他这么重要，当老师一下子全拿走了，孩子能接受吗？”可没想到过了几天，班里的同学们又找到了烟卡的替代品：用白色硬卡纸折成的小卡片。还是三五成群在角落里拍来拍去，不逊色于之前的快乐。白色卡纸上没有图画，边边角角也参差不齐，杨燕拿着两张卡去问班里的孩子，每个人都能认出哪张是自己的。他们还特意找来小盒子，把卡片整齐放在里面，“成年人可能觉得那很傻，但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会通过一包小卡片来确认自我”。

父母与孩子之间，也经常因为类似的事情爆发冲突。上海妈妈Teena一向很支持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收集卡片，《小马宝莉》动画片1～9季，她都陪着孩子看过，母女俩还曾一起在“卡游”的小程序上盲抽过将近5000元的卡包盒。

但一直以来，母女二人都因为拆卡和集卡的不同逻辑有些矛盾。女儿拆包时，容易受商家给定的评级标准影响，往往只保留最高“卡位”的卡，Teena觉得这样浪费不妥，就想引入一些更合理的收集标准。一次整理卡册时两人争执不下，女儿怒而剪掉了一张她俩第一次抽出来的“黑背”卡。

后来在收拾那张被剪碎了的“黑背”时，Teena问女儿，为什么生气时剪掉的是这张卡？女儿告诉她，虽然那张卡两人都很喜欢，但那张卡不是她“亲生”的（即亲手抽出的卡），可以剪掉。

孩子和一张小卡之间，究竟能建立多深的联结？叶壮给我看了他挂在包上的一张卡片，那是“小猪佩奇”里的“猪爸爸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的一个自我面向。“卡圈”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讲出属于自己的这样一张卡片，有的人会说自己抽第一张“高级卡”的幸运故事，有个孩子甚至能清晰地回忆起它是包里的第几张，有的人会提自己最喜欢的一匹小马的卡片——或者叫“我推”。甚至到了倒卖市场上，某些更受欢迎的小马也会比同等级的其他角色卡的价格更高。腼腆温和的孩子说自己推“柔柔”，活泼好动的孩子推“苹果嘉儿”，用叶壮的话来说，小马成了孩子们自己的MBTI。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进行了一次对同伴的识别，也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确认。我发现，到了更高年级，很多孩子还会从“卡圈”进入“马圈”，他们利用小马宝莉的世界观，为自己创造“马设”，即定制一个想象中的自我形象，完善属于它的故事，到那个阶段，属于孩子的自我就被更稳固地完善了起来。

可这个象征物为什么是卡牌而不是其他更“有用”的东西？

和女儿粉丝群里的孩子们聊了几次天后，崔萌发现，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匮乏”。那些群里的“哥哥姐姐”们平常的日子根本没有时间说话，他们每天只写作业就要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孩子们校园生活更是障碍重重，新冠疫情初期只能上网课，后来说是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学校开始禁止孩子们的课间活动，禁令一出就没再取消。还有些地方，“课间十分钟”并没有被取消，但老师们巧妙地用“拖堂”和提前上课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到最后，他们只能在课间不到5分钟的间隙里，去好朋友的座位旁边站一站，聊上几句天。

也是在这样的挤压之下，崔萌开始不定期地从粉丝群里听说孩子们“生病”的消息。有一次，她在群里做了个抽奖，女儿把自己做好的手工打包寄给群里的孩子，等发货的时候，对方给她发来一家医院的地址，一问才知道，孩子是得了抑郁症住院了。

于是，卡牌就成了被重重限制筛选出的“桌面娱乐”。采访中，我的同事还了解到，“卡游”起初推出的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标准对战属性TCG卡片，但最终小学生群体里更流行的却是无法对抗的，纯收藏的“小马卡”，孩子们只好在这几尺见方的课桌上摆弄卡片，在这里，卡片不会反抗，也不会要求他们遵循某种回报性的秩序，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找到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空间。作为老师，杨燕看到的则是孩子们在游戏中主动寻找自我平衡的欲望。

今年，她刚刚送走一届六年级的学生，回到一年级任教。在一帮“鼻涕孩”中间，她敏锐地感受到了班集体气氛的不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没接触过来自成人世界的排序体系，经常表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天真。比如低年级考试不能打分数，用星级来代表好坏，有的小男孩拿了一颗星，也会在班里高兴地大喊，“我有星星耶！”他们认为有星星就是好的。

但用不了多久，孩子就会了解“一颗星”和“五颗星”的区别，然后慢慢知道高分和低分，知道“好孩子”和“坏孩子”，在老师和学校建立的一套完整又坚固的评价规则面前，他们最终会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到了四五年级，几乎不再会有学生大喊什么“我有几颗星星”，他们只会看向那个拥有最多星的同龄人。

这套相对单一的标准，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又可能相当不公平。因为入学年龄的限制，同一个班级里的孩子很可能会相差一岁，而在这个认知水平和身体发育程度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岁的差异就会严重影响学业水平。再加上家庭、性格、性别等因素影响，小学生的个体差异总是会非常巨大。

到了游戏中，她却发现，原来的评价标准好像被暂时打破了。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也可能完全不懂什么是“小马宝莉”的分级体系，一个很受老师喜欢的班干部也做不到烟卡里的“蚊子拍”。而那些在集体中一向不被“看见”的孩子，尽管是无意识的，也有机会在一个新体系里得到补偿，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杨燕还记得，那天被孩子们拉着第一次玩烟卡的时候，是班里的一个不太爱说话的男孩把自己的卡片借给了她。“你还挺大方嘛！”她开玩笑似的和孩子说了几句话，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和这个男孩一对一讲话，“而被看见的‘第一次’，有时就会变成一首歌的前调”。另一个世界

不过，当成长中的孩子们跃跃欲试，想要通过卡牌发展“自我”时，他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友谊魔法”，只有“金钱魔法”的世界。

尽管叶壮自己也是不少集换式卡牌的玩家，但对于10岁的儿子，他给出的最大忠告是“不要入局”。因为卡牌游戏从诞生之初，就是以抽卡时的不确定性作为吸引玩家的精髓元素。游戏设计师格雷格·科斯蒂基安在《谜：“不确定”的游戏》中分析过万智牌的模式：“正因为补充包卡牌都是不确定的，玩家才会在开包时有不一样的情感——开到没有的卡你会开心，开到已有的卡你会感到失落——这也是为什么万智牌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如此成功的原因，它一直在诱惑着消费者去买更多的卡包。”

小马卡在这个方面的突破更为极致。它首先是将存在于奥特曼卡中的对战属性剔除，将玩家的体验尽可能地压缩到单一的抽取环节，玩家不玩游戏，只是买卡和收集卡，对于上述游戏设计师来说，这种滥用“偶然性”的游戏机制并不会使游戏变得更具品质，“可这对于商家来说又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事情”。

为了不停地刺激抽取时的快感，生产商还需要为卡片赋予更多更复杂的层级。在小马卡中，起初它的卡牌只有“N”“R”“SSR”等几个等级，但到后来，原本代表“rare”的“R”卡也成了随处可得的普通卡片，黑背、紫背、彩背，横版、竖版隐藏，不同版本间层出不穷的分类和评级方式，更是把这种对“好卡”的追求一次次推向顶峰。

为了陪孩子玩卡，Teena最近还开始研究起了卡牌的评级。她发现，上海的许多原先做货币评级和收藏品评级的线下店也承接小马卡的评级业务，在一次直播抽卡时，她和孩子抽到了一个评级卡砖。后来对方告诉她，如果想把家里的卡片拿去评级，直接送过去会有优惠，“评级周期很长，一次差不多要20天，一张卡20块钱”。

但是评完之后能得到什么呢？“对流通度的判断，更了解这个评价体系”，Teena早年是在一家外企做市场工作的，有一瞬间，她仿佛进入了工作状态。不过，她的女儿对此倒是兴致不高，因为评过级之后，卡片就会被做成卡砖，不能再收进卡册里了。

比起他们，成人更擅长在各个缝隙里制造赚钱机会。那天，Teena还向我科普了一个名叫“抽卡机”的玩法。当时女儿想要第四弹辉月包里最高卡位的几张拼图卡，但这个版本已经不在线下售卖了，只有“卡游”的小程序里还有限时返场，出的还是有特殊背面的限定版本。那天，母女俩在“抽卡机”里端盒花了5000元，只因为“累计满5000，可以送一个特殊的卡册”。聊到这次抽卡，Teena还有点后悔，后来他们听说，“不同于线下，在抽卡机里端盒并不划算，反而抽散包中的概率更大”。

我问，一次抽5000块，拆卡都要拆到手软吧？Teena的回答又让我惊讶了一次，原来，在“抽卡机”里得到的并不是实体卡而是虚拟的“卡面”。抽完后，玩家可以选择寄卡或是不寄，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公司再开机印刷，“还能保证一定是真卡”。“这也是为什么二级市场会有人玩小马卡，玩得早的人把卡一直存在那边，现在就像基金股票一样的涨价了。”

我们的孩子就在这样的“玩具”中长大了，并且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回应。《童年社会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威廉·A.科萨罗曾在书中谈起另一种“童年的消逝”，他认为，儿童会通过创造性地吸收、整合成人世界的信息来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属于儿童群体的同辈文化。童年会受到他们身处的社会和文化的形塑，反过来，儿童的文化也会对社会变迁过程产生影响。

于是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采访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对我们不停地强调“这张卡很值钱”。在他们心中，或许并不十分清楚几千几万元的实际购买力，却已经模糊地察觉，那个用金钱分层的世界离自己并不遥远。

有时，这种强调会让习惯了消费社会的成年人都感觉不适。叶壮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本身就在经历“自我同一性整合”的阶段，这时孩子会更希望在父母面前扮演一个“平等对话”的角色，而平等对话的方式可能是，一头扎进入对方的价值体系，比如用消费衡量一切价值。

在卡牌店的那天，我就被一位四年级的小女孩“骗”了25元。

当我们在卡堆前欢呼的时候，她拿着三包“四弹辉月”来桌前售卖。辉月只要10元，但绝版了的四弹在市场上被炒得很热。我试着买了一包，但没有抽到什么高位卡片。

她刚走，就有两个孩子挤到身边，趴在我耳朵上说：“阿姨，你被骗啦！这都是她已经‘摸包’过的，她卖给你的是空包！我们都被她骗过。”

她们说，因为卡包内有一定空间，那些“高卡位”的牌在印刷时又会有磨砂、凹凸和银标等特殊物理结构，经验丰富的孩子就可以隔着袋子把包里的卡依次摸一遍，提前判断里面有没有“好卡”。而女孩的“空包”则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比如她端盒抽卡，抽到一半已经得到了高位卡，按照比例推算，盒子里剩下的大概率都会是“空包”。卖卡的女孩整个暑假都在这里卖卡，因为她的妈妈就在四楼摆摊出卡。大人一次性“端”很多盒，从中抽出稀有卡就高价卖，剩下的空包就由小女孩在楼下出掉。理解孩子的方法

我原本的计划是要去理解孩子们与卡牌相关的社交生活，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开放性的问询中，孩子们很多时候依然是隐身的。平心而论，他们并不是合格的采访对象，时间太不可控，人身时常受限，讲故事的方式太过简洁，情绪波动也非常大。但和他们聊完天，却经常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

在所有关于小马卡的网络内容里，我最喜欢的是一档母子对谈的播客。一位“80后”的妈妈和一位“10后”的女儿一起坐在公园里聊了聊卡牌的性价比。妈妈既带引导性又带好奇地让孩子给她科普了卡牌收藏的乐趣所在。19分钟的音频里，大部分时候都是孩子欢快地讲着自己抽卡时的好玩小事。

叶壮和我聊起了父母对孩子的两种共情，一种是情绪的，一种是思维的。“有时孩子在外面叫妈妈抱，很多人会觉得是他累了，其实从思维上看，很可能是因为从他的高度看去，眼前是一排大腿”。而后者要做的，可能只是让自己蹲下来，真正横向地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当然，理解之后，成人还是要适时回到自己的高度，为孩子提供更丰富的选项。自从上次的“亲生黑背事件”后，Teena也想起了她自己青春期收集过的那些明星小卡，她也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对着电视机自学街舞，后来跳得不错，还参加过全国性的大赛，拿了名次，“那时候父母从来没有干涉过我，跳舞是不是好事、会不会影响学习，这些标签好像他们都没有过”。

8月17日，Teena带着女儿参加了上海的“CTS2024卡牌桌游展”。和以往的逛展不同，他们这次提前在网上申请了摊位，专门来摆摊“卖卡”的，这是女儿提出的小愿望，而她想要在这样“非对抗”的氛围里，慢慢把女儿引向合适的方向。

到了现场，他们的摊位旁边有个从宁波赶来上海摆摊的初中生，看着对方拿了一本本小册子，把低卡位的卡片一张张摆进去，哪怕卖一元二元，也还是有买家光顾。女儿有点心动，也让她把自己家的卡拿出来卖。回到家，女儿第一次珍惜地找出了一些自己早就不想要的卡片，也放在了卡册里好好收集了。Teena很有感触，“很多事情还是得给她提供机会，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和体验”。

要给孩子体验的机会，前提是要协商出某种规则和边界，这也是杨燕和许多教师们相信的“对话”方法。另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就告诉我，经过和全班同学集体讨论，他们决定把每周五下午的“整理课”定为“卡牌分享日”，在那天，学生们可以自由把自己喜欢的卡牌带到学校，在教室里交换、对战，他们还商定了“友好沟通、尊重规则、冷静反思”等几个规则，从那之后，班级里的集体氛围也比过去更好了。

而崔萌也在陪着Lena和她的小粉丝们玩卡的过程中，慢慢试着把这些孩子引向更大的世界。半年过去，现在的Lena已经是个敢在人前排练话剧的女孩了。她已经不再那么频繁地在账号里单纯拆卡，崔萌更希望让女儿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们交上朋友，了解北京之外的生活。这段时间，女儿喜欢上了看剧和户外活动，她就多在账号上分享这些生活故事，想为那些曾经和Lena一样内向、不爱说话，或者已经被挤压得没有喘息之机的孩子们提供一些可能的选择，毕竟在孩子的世界里，“只要不单一，就是好的”。 抽卡座位游戏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