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续编》

宋元祐七年（1092），司马光主纂的《资治通鉴》雕版刊印，大行于世。而因卷帙浩繁，一般读书人买不起也读不完，朱熹于80年后撰成《资治通鉴纲目》。其为司马光原书的压缩版，也有着体例上的突破，“每事以大字记其梗概，称纲要，以小字详述之，称细目，故称为纲目”；“立纲仿效《春秋》，叙事仿效《左传》”，颇便阅读。纲目体史书自此为世所重，宋元间有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明朝有商辂等奉敕编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前后衔接，与朱熹的《通鉴纲目》相打通。

康熙帝很喜欢这三部纲目体史书，就连出巡也会携带阅读，时加点评，复命吏部尚书宋荦主持详加校勘，各编独立成书，总名《御批通鉴纲目全书》，刊刻后传播甚广。弘历格外崇敬皇祖，由他亲自批阅的书还会有事吗？前编、正编是没有，问题就出现在明朝人的续编上。再具体说，是出在《通鉴纲目续编》的附录上：弘治间余杭人周礼撰《发明》，嘉靖朝华亭人张时泰撰《广义》，皆仿照宋人先例而作，进呈御览后交史馆附刻于书后。康熙心胸宽阔，但取文中胜意，不事挑剔，保留了这些文字，而到了他的孙子就不行了。

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乾隆披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认为周、张二人对辽、金、元三朝的议论多有偏谬，命皇子和军机大臣逐细订正，谕曰：

《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向命儒臣编纂《通鉴辑览》，其中书法体例有关大一统之义者，均经朕亲加订正，颁示天下。如内中国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顾以中国之人载中国之事，若司马光、朱子义例森严，亦不过欲辨明正统，未有肆行嫚骂者。朕于《通鉴辑览》内存弘光年号，且将唐王、桂王事迹附录于后，又谕存杨维桢《正统辨》，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春秋之义，实为大公至正、无一毫偏倚之见。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但以中外过为轩轾，逞其一偏之见，妄肆讥讪，毋论桀犬之吠，固属无当；即区别统系，昭示来许，亦并不在乎此也。况前史载南北朝相称，互行诋毁，此皆当日各为其主，或故为此讪笑之词。至史笔系千秋论定，岂可骋私臆而废正道乎！夫历代兴亡，前鉴不远，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业业，以绵亿万载之丕基。所谓“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诚不在乎区区口舌之争。若主中国而不能守，如宋徽钦之称臣称侄于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为墟。即使史官记载曲为掩饰，亦何补耶？（《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

引经据典，义正词严，讲了一番大道理，史识超乎一般文士之上。弘历将修订之事主要交给几位皇子，要求将《通鉴纲目续编》中辽金元三朝的人名地名，按照新定正史一律予以更正，并对其中的议论失当处做出删改，亦含有使之了解三朝历史、察其兴起灭绝的深意。军机大臣应属协助者，而最后把关的是自己，“粘签进呈，候朕阅定”。依照乾隆帝的思路，《通鉴纲目续编》修订后交武英殿改版重印，寄发各省督抚各一部，命他们照本抽改。

记载缺略，有关《通鉴纲目续编》的御批、编纂和刊刻过程皆不甚清晰。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玄烨南巡时驻跸扬州，曾命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总理扬州书局，负责校刊《全唐诗》。江苏巡抚宋荦应属知情者之一，那时说没说到《御批通鉴纲目》一书，不得而知。当年十一月宋荦升任吏部尚书，康熙对《全唐诗》的校勘很满意，不久就要他办理《御批通鉴纲目》，也是交给扬州书局（亦作扬州诗局）雕版刊印。待宋荦于四十七年闰三月以老病请辞时，此书的编校应已完成，进入刊印装帧阶段了。

再说皇六子永瑢等接旨后，立即前往武英殿库房，查到库存的《御批通鉴纲目》94套，但没有板片。经了解，获知“此书系宋荦校刊，并非官刻”（《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九三一）。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御批通鉴纲目》虽非殿版，却是货真价实的官刻——扬州诗局为奉旨而设，由官方出资和管理运营，否则一个巡抚怎敢私自刻印皇上御批之书？而乾隆一听便信，并联想到可能存于宋荦的家乡商丘，即命速加查询。宋荦为官清正谨饬，“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自也不会将官刻《通鉴纲目续编》的书板带回老家。河南巡抚李世杰复奏宋家并无板片，说宋荦曾任江苏巡抚，该书有可能是在苏州刊刻的。接下来江苏巡抚闵鹗元受命查询，上奏该书系宋荦在江苏巡抚任内校刊，其板片存于苏州织造衙门，现已派员解送京师。问题解决了，却也留下一些疑问：对该书的刊刻时间、地点提出新的说法，书板存于苏州织造署也有些古怪。

乾隆似乎未注意到这些，其所关心的是当地有否印刷，得知每年书商都会印刷售卖，继而得知多地存在私刻书板，即下旨收缴铲改。而收缴一事首先从宫苑开始，除武英殿书库所藏之外，“宫内各处陈设十二部”“圆明园、三山、热河、盘山等处陈设三十二部”，一律收缴。《御批通鉴纲目续编》的篇幅不大，皇子与军机大臣很快完成删润改补，粘签呈览，并经过修订挖补，寄发各省督抚各一部，“令其照本抽改”，并要求他们将搜缴抽改的部数奏明。

又一场全国性的专书查缴展开了。各省督抚不敢怠慢，各种消息迅速汇聚京师：江西巡抚郝硕奏报金溪县书坊呈缴书板一副，“现在照本逐条铲改，俟改竣日复核明确，同板片一并发还该坊，听其售卖”，得到皇上肯定，命将原折钞寄各督抚阅看；浙江巡抚福崧奏报访查书肆，将《通鉴纲目续编》“照奉发改本，逐一抽换铲改，详加磨对，发还该坊售卖”；山西巡抚农起奏称发现有一种翻刻本，没有“御批”二字，“现饬令书局一律抽改，并将板片铲削抽换”；另据御史奏闻，京师和直隶也存在此类翻刻售卖之本。乾隆即行传谕：“此种翻刻书籍板片，各省均有流传，自当一体抽改铲削。著传谕各督抚饬属留心访查，将翻刻之板片书本务必全行查出，一律改正。其挖出正本、翻本书内违悖字样，毋论一二页及二三行，或数字，均著收存，汇齐送京销毁，不致外间稍有留传，使无知妄诞之徒又行钞播，方为妥善。”为防止各省经办人员乘机窃取，所有的违碍书籍必须汇送到军机处，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忙乱。

而历来权臣多不怕繁琐。相关谕旨皆由军机处寄发，签署的军机大臣有时为阿桂与和珅，也有和珅一人所签。那是和大人意气风发的岁月，也是他步步紧跟、推波助澜的时候，在此一事件中也能看到其活跃的身影。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