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蝴蝶已经飞起来了

缘起自然是那本石破天惊的《洛丽塔》。首先是女记者萨拉·魏恩曼多年持续追踪上世纪40年代著名的“绑架案”：幼女萨莉·霍纳被儿童猥亵惯犯绑架，被迫进行了一场长达21个月的“环美旅行”，女记者把她追踪的结果写成《洛丽塔原型》一书，她认为纳博科夫熟知这个案件，并把它写成了著名的《洛丽塔》，因为纳博科夫采用的是成年男子的口吻叙述，导致受害女孩的声音是缺失的，而作家过于华丽且优秀的叙事技巧，让后世的读者以审美和畸情的角度把男女主角的关系理解成恋情而非犯罪，让女孩所受的苦难进一步被粉饰。

第二次则是与门罗最近的争议有关：门罗死后，她的女儿指出自己幼年时曾被自己的继父、门罗的丈夫侵犯，而门罗的丈夫在被指控时，亦是以《洛丽塔》自辨，说小女孩如洛丽塔诱惑自己进行一场“性冒险”。

于是，《洛丽塔》似乎成为“叙事权的暴力”与“文学的欺骗性”的代名词。作家已死，无法自我辩护，可纳博科夫即便活着的时候，也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不自我声张，甚至回避把作品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我们如今身处一个人人都把自我作为作品展示的年代，可纳博科夫却有一种古老而孤傲的尊严，拒绝展示自己的任何一道伤痕，不妥协、不迎合、不诉苦、不表演。

出于对纳博科夫的好奇，我在几年前读了布赖恩·博伊德所写的《纳博科夫传》，一共四大本，“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各两本，我一口气读完，如痴如醉。

对于纳博科夫这种对个人生活几乎守口如瓶的作家来说，对他生平的探访是困难的，作者布赖恩·博伊德花了大量的时间探访纳博科夫生活过的地方，包括尚未解体的苏联，在那里，纳博科夫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作者在被问询时只好假装自己是探寻一位革命先驱的故居。作者也因为这套饱含温情的传记和纳博科夫的挚爱妻子薇拉结成好友，在生命暮年，她把这套传记的第一卷放在床头，每天都要重温。在那本书里她尚未出现，只能借助阅读来进入已逝丈夫在圣彼得堡的童年。

这部传记没有什么秘辛与八卦。在很多其他作家的传记里，主角作家大部分时间都疲于与生活与时代作战，逃离原生家庭、恋爱、出轨、婚姻失败、战争年代在枪炮和呻吟中不得宁静、和平年代在权力与荣耀中寸步难行，而纳博科夫却完全不同，他的原生家庭幸福，夫妻关系和谐，始终与时代保持距离，在动荡年代中他也始终能找到一个静谧的书房，他并没有把多少时间留给生活，而是一直像永动机般疯狂写作。

我读这套传记时是我人生最颓丧和迷茫的时期，那段时间，我觉得生命苦涩又渺小，文学更是毫无意义，不夸张地说，《纳博科夫传》至少支撑了我未来十年的心力，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绝大部分时间待在记忆与意识中，而不是困在现实里。这是一个人能做的成本最低的选择，也是一个人能实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那一年，刚好是普希金诞辰100周年。圣彼得堡四处在为诞辰盛典忙碌做准备，这氛围或许浸染了尚在襁褓中的纳博科夫，在以后的写作生涯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俄国文人如普希金那样对纳博科夫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很多俄国作家都是沙俄贵族出身，但他们往往痛恨自己被农奴的牺牲所豢养的愚昧父母；纳博科夫则不同，他生于农奴制已经废除的新时代，母亲是矿业豪门的女继承人，对西方文学了若指掌，父亲则是出身贵族世家，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俄罗斯有名的法律工作者、犯罪学专家、记者、自由派政治领袖。

纳博科夫说自己3岁就开始写作，他很早就熟练掌握英语与法语，在花园里对捕蝶和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小坐在天鹅绒包厢里听柴可夫斯基的歌剧。热爱阅读的父亲教给他文学与智识，而母亲则给他画了无数透明水彩画，教他看蓝红混合如何长出丁香树，教他在花园里用眼睛收藏春天树叶的逐层变化，冬天小鸟在雪上留下的楔形爪痕。

我曾经去过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大海街47号的故居，在那里，无论是拼字游戏的模块还是蝴蝶标本、打字机，都暗示小主人度过了极其富足的童年。

纳博科夫谦虚地说他们这一代的俄国儿童都经历了一段天才时期，天赋就是储藏印象，把快乐、诗歌、亲情、艺术都收入脑海中，仿佛预感到不久之后，自己熟悉的世界会全部消失。

旧世界在缓慢崩塌。纳博科夫5岁时翻阅保姆订阅的英文报纸，在那里看到了日本艺术家画的战争画面，内容是俄军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铺铁轨，俄国的火车头将怎样沉入湖底。

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日俄战争，拥有200多艘战舰的俄罗斯意外地败给军事力量远不如自己的日本。这场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为两国都带来了悲剧，它使日本野心膨胀，为日本后来的疯狂扩张侵略埋下了祸根，对俄国来说，则为延续了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拉开序幕。

1914年，德国向俄国宣战，俄国正式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1917年，死伤人数已经达到600万至800万人，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罢工潮一浪高过一浪。

到了1917年3月（旧历2月），“二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临时政府成立，纳博科夫的父亲在其中担任官职。

一个多月之后，一个男人来到了圣彼得堡的芬兰车站，在月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坐着装甲车离开。他曾经在西伯利亚流放过三年，三年中不停息的思考和写作给了他新的人生，也给了他新的名字——列宁。

十月，列宁带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围困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几乎没有经过流血就夺取了政权。

纳博科夫的父亲带着全家流亡到了克里米亚。随后又前往了西欧，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修读动物学、斯拉夫语和罗曼语，随即又在1920年跟随全家迁往柏林。

在柏林，年轻的纳博科夫经历了一生中最深刻的打击。

1922年，柏林的一处礼堂集会中，两名右翼刺客冲了进来，纳博科夫的父亲挺身而出，为自己在党内主要的政治对手挡住刺客的子弹，死在三枪之下。纳博科夫在当天的日记里，回忆了那天稍早之前的经历，他和女友在火车上，“在结了雾气的车窗玻璃上，我用手指写了一个单词‘幸福’——每个字母都顺着一条亮线慢慢往下流，蜿蜒，潮湿。是的，我的幸福流走了……”

失去父亲的经历让纳博科夫获得了一种超能力，那就是克制，在后来的人生中，他从未有过一刻的自怨自艾，也没有任何人能从他嘴里套出对命运的怨言，无论是关于流亡、拮据，还是孤独。

在十月革命之后，有大量旧俄知识分子流亡到了欧洲，几十万远离故土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柏林，在1921年至1924年间在德国出版了大量的俄语书刊，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那是怎样一群充满活力的失落者。他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还在盛年，却已变得无足轻重，无论他曾经在俄国是怎样一言九鼎追随者众的人物，此时的他只是一粒尘埃。他们的议题停留在遥远的祖国，这些流亡者们在酒馆里争论着故土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泛斯拉夫主义、西方主义、东正教，等等。他们讨论宏大的问题来掩饰自己的渺小。

同样经历过流亡的布罗茨基曾经写过：“在无足轻重默然无闻的状态下还能泰然自足的作家，即便在最佳条件下，也只如格陵兰的凤头鹦鹉那般稀少。在流亡作家中这种态度则几乎全部绝迹。”

纳博科夫不仅泰然自足，而且保持着难以置信的勤奋，他拒绝了那些和酒精一样麻痹人的高谈阔论，躲在小公寓里，在几乎没有读者，几乎养不活自己的窘迫中一本接一本写作，创作了《玛丽》《防守》《黑暗中的笑声》《斩首之邀》等九部俄语长篇，还有若干诗集、短篇小说集、诗剧等作品。

在他的这些小说中，我最深爱的，是他最后一部俄语长篇小说《天赋》。这是我心目中更忧伤的“追忆似水年华”，更诗意的“尤利西斯”。

《天赋》的主人公叫费奥多尔，是一个流亡到德国的俄罗斯诗人，小说并无太多情节，唯一的线索，就是费奥多尔发展自己文学天赋的过程，这过程可用一句话概括——“做普希金，而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19世纪60年代重要的俄国作家，也是列宁最钟爱的作家，他的作品核心关键是：艺术应该服务于社会。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艺术有一套硬邦邦的理解方式：现实先于艺术，艺术模仿现实，并且希望改善现实。

将艺术看作是现实的镜子和奴仆，这种“谦卑”让纳博科夫愤怒。车尔尼雪夫斯基流行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对普希金批判最盛的时期，批评家认为普希金的诗歌是无病呻吟，对人们的现实处境毫无益处。在《天赋》里，纳博科夫试图为普希金正名。

小说《天赋》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小诗，讲一个皮鞋匠来到画家的工作室，指出皮鞋画得不对，画家立刻抓起笔修正，皮鞋匠立刻来了精神，接着说：“我觉得脸画得不很端正……这个胸脯是不是露得太多了……”画家不耐烦地打断，“朋友，不要对超过皮鞋之上的部分进行评判。”

那些提着工具箱、拿着放大镜研究普希金作品里哪些部分“有用”的作家与评论家就是鞋匠，对于艺术之美，天才之谜，他们指指点点，却一无所知。

俄国批评家写过大量普希金的评论，写诗人与沙皇俄国的关系，把奥涅金作为时代的病人进行诊断，但是在纳博科夫看来，这些是对天才的独特性的一种庸俗化解读。人们有种普遍的认识：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艺术家，厚重的土壤孕育厚重的作家。但纳博科夫否认这种看法，他认为天才完全独立于环境，天才既不需要压迫才能发幽怨之声，也不依赖掌声才能唱出曼妙歌曲，而是不借助任何外力的存在。并不是时事造天才，而是先有了天才，才有了被天才所照亮的四周。

对普希金的发现自然是主角（以及作者）发展自我天赋的过程。纳博科夫在普希金身上投射了自我，他意识到自己必然面对一个落寞的世界，在异乡过着次要的生活，他不愿和其他旧俄流亡者一样把希望寄托在重返家园的幻觉上，面对无法改变的环境，他所能做的唯有像农夫一样耕种自己才华的园地。

普希金对于纳博科夫还有另一重意义——他是父亲最爱的诗人。在《天赋》里，费奥多尔想写一部关于父亲的作品，却总是不成功，但在对普希金的反复阅读中，普希金的声音和父亲的声音融合在了一起，普希金的节奏和父亲的生活节奏合二为一，理解普希金就是理解了父亲，当主角搅动冥河找到父亲，便是与过去告别的时刻。

再说一次诀别，与逝去的父亲、遥远的家园、祖国、俄语。纳博科夫在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时完成《天赋》，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用俄语写过长篇。

《天赋》的题记来自于《俄语语法教科书》：“橡树是一种树。玫瑰是一朵花。鹿是一种野兽。麻雀是一种鸟。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纳博科夫的整本书就是对这段题记的反驳和戏谑，他否定了现实之于语言的不容置喙：橡树可以是一种记忆；玫瑰可以是一个女人；死亡可以通过回忆与书写战胜；人可以不必回归故土，而把祖国携带在身上。

被问到是否会回到俄罗斯时，纳博科夫说：“我永远不会回去。原因很简单，我所需要的俄罗斯就在我身边：文学，语言，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我永不返乡，永不投降。”

《普宁》：不要相信那个讲故事的人

除了失去父亲的悲痛、没有读者的寂寞、收入微薄的贫困，纳博科夫在柏林流亡时还有另外一层阴影：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两个月里，他压制了政治上的反对派，解散了国会，纳博科夫的犹太妻子薇拉丢了工作。1933年5月，到处都在焚书。1937年，纳博科夫带着全家移居巴黎生活。1940年，纳粹德军进军法国，纳博科夫好不容易找朋友筹措了一笔钱，凑够了船票钱，再次带着全家漂泊，这次的目的地是美国。

纳博科夫的美国岁月开始了，他一边在大学教授俄语与文学，一边做着鳞翅目昆虫研究的工作，另外还要努力挤出时间用英语写作。

纳博科夫最忙碌的时候，除了教学任务，还有五个写作任务同时进行，除了创作小说，还包括翻译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最重要的创作，则是那部时至今日依然被反复阅读和讨论的《洛丽塔》。1953年12月6日，这部耗时五年的小说终于完成了。

但我更愿意提及的，是纳博科夫在完成了《洛丽塔》后紧接着写完的那部较少被关注的小说：《普宁》。相较于《洛丽塔》那个关于“生命之光”“欲念之火”的炫目开头，《普宁》的开篇实在不那么吸引人：一个秃头的中年教授应邀去做学术报告，却浑然不知自己坐错了车。这个中年教授叫作普宁，是从旧俄流亡到美国教授俄语的教授，他一出场就显得孤独、笨拙、滑稽。

普宁偶遇自己的前妻，前妻曾背叛他生下别人的孩子，普宁毫无间隙地和那个孩子成为很好的朋友，他的光芒也在小说的缝隙闪现：当普宁和其他俄国侨民在一起的时候，他破碎的英语消失了，他的语言变得优雅庄严，他不再显得尴尬，当他充满智慧地谈论《安娜·卡列尼娜》，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接着，小说中一直没有露面的神秘叙述者才出现，他和普宁童年时就在俄罗斯见过面，他住在大海街，是俄语英语双料作家，同时还是鳞翅目昆虫学家，他叫纳博科夫。

作家本人闯进小说的文学案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是旁观的配角，绝不干扰故事的运行，可是在《普宁》里，纳博科夫的闯入却使整个小说开始坍塌。首先，他的到来挤掉了普宁的工作；另外，他曾是普宁的前妻苦恋的旧情人，他毫不留情地公布普宁在情感上最羞耻的隐私；更重要的是，到了小说结尾，我们发现，叙述者纳博科夫所陈述的普宁全是道听途说的讥讽的拼凑，原来，我们从小说第一页就认识的那个普宁来自充满偏见的叙述，真实的普宁独立于文本之外。

纳博科夫在创作这本书时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高峰期，作者因为自己俄罗斯人身份拿不到终身教职，经济上也捉襟见肘，普宁的格格不入和不被赏识是他对自己辛酸处境的自嘲，但纳博科夫写这部小说并不是为了抱怨，它所探讨的，是关于叙述最核心的问题：叙事者的霸权。

讲故事的人微妙地摆弄着遣词造句，就创造出一个喜剧性的角色，让读者对着那个角色哈哈大笑——例如嘲笑那个对抗风车的唐·吉诃德，可角色不为人知的苦难却从未在他者的目光下被理解、被同情。“普宁（Pnin)”那个读起来酷似“痛苦（Pain）”的名字瞬间被解密，身为读者的我们陷入思考：原来我们从一开始就听信了叙述者，对普宁内在的自我选择漠视。

在我看来，《普宁》是《洛丽塔》的镜像。

首先，普宁这个角色被设计成了《洛丽塔》里亨伯特的对立面。亨伯特同样是外乡人，却因为巧言令色和风度翩翩在美国如鱼得水，没人看得出他的残忍与欲念，普宁在小丑的外表下却跃动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亨伯特从未真正爱过一个女人，只是享受征服的游戏，普宁却甘愿在一场必输的爱情中付出真心；亨伯特对继女洛丽塔心怀不轨，普宁则和非亲生的儿子有着极纯粹极动人的情感。

更重要的是，《洛丽塔》从另一个方面去讨论了讲故事者的不可信任。小说从始至终都是亨伯特站在陪审团前的自辩，来自洛丽塔的叙述从整个故事中消失，这是纳博科夫有意创造的茧房，是他给读者留下的考验：作为陪审团的你会被亨伯特的花言巧语说服吗？你会相信洛丽塔是那个诱惑者，亨伯特是无辜的吗？

尽管纳博科夫几次三番地在小说中留下线索，暗示亨伯特是一个毫无同情心、异常冷酷的人，可直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陷在亨伯特的叙述中，坚信这是一个关于禁忌之爱的故事，抑或是对纳博科夫感到愤怒，觉得他美化了罪恶。

纳博科夫并没有过多地解释，即便《洛丽塔》这本书在出版之后曾经反复被禁。或许是因为他不屑解释，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自己，他的意见全部被否定了，包括“封面不要有小女孩”“电影版不要找未成年女孩来演，找女侏儒”。他也逃避着随着这本书的成功而来的种种荣誉，他不断拒绝各种荣誉博士的称号和文学机构的邀请，他唯一交纳会费的机构，是鳞翅目昆虫学家协会。

纳博科夫迷恋蝴蝶翅膀的纹样，那些精美奇妙的颜色形状的组合，能让蝴蝶轻易地藏入自然中，变为一朵花或是一片树叶，这种欺骗性和复杂性正是纳博科夫认为艺术妙不可言之处。他作为语言艺术的大师，越是了解叙事操纵人心的强大法力，就越要不断用小说提醒人们，叙事是多么可疑，又多么残酷。

如今人们形容纳博科夫时多用“毒舌”这个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人生信条里最重要的一条是“仁慈”。《洛丽塔》和《普宁》的出版让纳博科夫获得了事业上迟来的成功，他终于辞掉了占据大量时间的大学教职，于1959年离开美国，开始游历欧洲。

他最后选择的落脚点是瑞士的蒙特勒皇家旅馆，他的房间俯视着一片湖水。

为什么是瑞士？因为这里僻静、安宁，而且有纳博科夫钟爱的高山蝴蝶。他选择住在旅馆，而不是买一个房子，因为他并不在乎那些装修与家具，他说没有任何一栋房子能比得过他童年在圣彼得堡的宅子与花园，况且多年被迫迁徙流亡的经历，让他一旦有定居的念头，头脑里就会响起雪崩的巨鸣。

纳博科夫在瑞士的酒店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每天大概7点起床，闹钟是一只阿尔卑斯红嘴山鸦，8点左右洗澡吃早饭，然后创作五个小时，一个当地妇女会在下午1点过来做午饭，作家1点半回到书桌前工作到6点半，然后去街边买英语报纸，妇女再次过来做晚饭，吃完晚饭之后，纳博科夫和妻子一起享受日落，或者下棋，晚上9点上床读书，与失眠搏斗到凌晨1点。

纳博科夫在瑞士旅馆里又陆续完成了《微暗的火》《爱达或爱欲》《透明》等长篇小说，还修订了他从1936年就开始写的个人回忆录《说吧，记忆》。

和其他迷恋自身经历的自大狂不一样，《说吧，记忆》并不是关于个人生平的自陈，纳博科夫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平比其他人的生平更值得书写，他想讲述的，仅仅是记忆。更确切地说，是记忆如何扑闪着翅膀组成了我们的意识。

在书里，他会花上好几页的篇幅来描述自己童年时在浴室洗澡的场景，小小的他望着水蒸气产生的幻想，然后他的意识又来到卧室挂着的一张画。

“我承认我不相信时间”，纳博科夫在书里说，他在这本回忆录里如驾驶魔毯一样在意识和记忆中无序穿梭，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驻留，去看一棵树，或是雪在月桂树上消融的样子。

纳博科夫为什么不相信时间？更准确地说，他拒绝把世界看作是严格的因果序列，甚至父亲之死，他也拒绝像侦探一样一步步推断原因和凶手，而是把父亲死的场景与他幻想中普希金决斗而死的场景重叠，再回溯自己和父亲当年在逃离俄罗斯的船上如何下象棋。

纳博科夫用意识的排列组合消解了父亲之死带来的痛苦，他同样超脱地看待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评论家曾经如此评价纳博科夫，说艺术创造源于创伤，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每个人始终在受辱，“因为他本人自从离开俄国而父亲又被刺杀过之后一定饱受羞辱”。

纳博科夫回应道：“他以为我遭受了不幸、恐怖和障碍，这些其实都是他怪诞的想象……他甚至懒得去翻翻《说吧，记忆》，那是对幸福流亡的记录与回忆。事实上，这种流亡从我出生之日就开始了。”

因为拒绝把人生看作无尽的因果循环，所以当纳博科夫检索记忆的时候，他看到的无数关于发现的喜悦，就像他在密林中一次次发现某种珍贵的蝴蝶。

《说吧，记忆》的开头是纳博科夫一家三口牵着手在乡村别墅的小径中散步。那时，4岁的纳博科夫惊讶地意识到那个27岁、穿着柔和的白色和红色衣服、拉着自己左手的人是他的母亲，那个33岁、穿着白色和金色衣服、拉着自己右手的人是他的父亲。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间是什么，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区别。

在这本书的结尾，纳博科夫和妻子、6岁的儿子走在法国西海岸的花园中，他看到在杂乱的环境中有一艘巨轮的烟囱时隐时现。他没有把巨轮指给儿子，而是等待着儿子自己发现，当小男孩发现澡盆里的玩具舰船的原型是如此巨大时，他该多么震惊、狂喜和欢乐。

这一刻的惊奇将永远伴随着儿子，那是意识的奇迹，一扇窗忽然向一片明媚的风景敞开。

这种关于意识的喜悦让纳博科夫一直声称自己是幸福的，虽然和其他20世纪的作家相比，他并没有更幸运，而是被历史追赶得颠沛流离。

纳博科夫早早地被20世纪的历史教会了一课，那就是个体对于现实世界没有影响。一个婴儿降临在一个房间之前，房间没有变化；一个老者在一个房间死去之后，房间也没有变化；纳博科夫离开俄国或美国与否，并不会影响俄国或美国的当下与未来。“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

那么，人能够左右的，就只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用智识和审美包围自己，这也是人唯一能够获得自由的方式。

1977年，78岁的纳博科夫在构思他最后的作品——《劳拉的原型》，他很乐观，相信自己能完成这部作品。在病床上。他不停地大声朗读着，面对的是“有围墙的花园里的一小群梦幻中的听众。我的听众包括孔雀、鸽子、去世多年的父母、两棵柏树、几个蹲在一边的年轻护士，还有一个家庭医生，他老得几乎看不见了”。

6月底的一个傍晚，儿子向纳博科夫说晚安，亲吻他的前额，纳博科夫的眼里忽然充满了泪水，说某只蝴蝶已经飞起来了。

这是纳博科夫最后的话，几天之后，他死了，再也看不到那只飞起来的蝴蝶了。

（蒋方舟，作家，第七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得主，首届朱自清散文奖得主，出版作品：《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东京一年》《主人公》等）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美国时期）[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自传纳博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