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一代

张丽是一所重点大学心理健康中心的负责人。她因为接触给学生做心理咨询的工作，非常理解学生的处境和心情。说起学生们应该怎么进行人际关系的探索时，她的口头禅是“他们顾不上”。说起学生在宿舍里为什么会因为琐事起冲突时，她说：“比如我的小孩打翻了瓶子，如果心情好，我把瓶子扶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就行。如果我正在接工作电话，手头还有一个任务要忙，孩子又把瓶子给打翻了，我可能恨不得揍他一顿。大学生的情况是类似的，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已经没有心理能量去容忍这些东西了。”

让学生们已经“顾不上”“忍不了”的客观因素是大学里的高度竞争。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里引用学者的推断：“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孔乙己不想脱去长衫，就得为了更高学位展开竞争。如果出国继续深造，需要有漂亮的GPA、优秀的外语成绩，以及符合申请要求的亮眼经历，需要早规划，花费大量时间。

如果在国内升学，有保研和考研两条路。根据范皑皑和杨钋在2015年的研究，北京“985”院校本科生保研的比例在40%以上，这其实使得保研和考研两条赛道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张丽说：“考研的竞争人数多，不确定性非常强，调剂难度也很大。所以，大家宁可保研，不要参加考研。”而保研的规则，是要把大一开始六个学期的成绩、综合测评、科研项目、竞赛成绩等等经过一个公式换算，然后排名。这相当于，上大学的第一门课开始，就像在高考考场里，这种全神贯注要持续六个学期。

张丽自己就是保研的亲历者。“我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功利。大学一来，学院就告诉我们保研的规则。它相当于给我们立了一条路径，你想做人上人也好，想为国家做贡献也好，反正这就是最好的一条路。我这种好孩子当然就要去做。接下来三年时间里，我就是对照着保研的表格去干事儿。这个过程当然也获得了锻炼，提升了能力，但少了很多激情和乐趣，甚至经常觉得疲惫和痛苦。” 2014年7月16日，山东省济南皇亭体育馆内，“考研族”聚集在馆内听老师上课（陈宁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现在，保研准备开始得更早了。晓鸿是从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就以保研为目标的。她不是为了好工作想读研究生。她喜欢这个专业，想在学术上走得更远。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她就特别留意了每所大学保研的比例。“当时我只能看到全校平均保研率，至于分配到学院有多少，不同学校的规则不同。我当时纠结在两所学校上，打听到这所学校我喜欢的专业保研率比那所学校高。从学科实力和保研率两方面考虑，我就报了这所。”

GPA的竞争，除了持续时间长，还需要谋略和运气。它比单纯依靠刷题复杂多变，搅动人的心情像过山车。晓鸿遇到的第一个变数是老师的打分标准不同。她说：“大一刚入学时，学姐告诉我，我被分到的专业课老师给分特别低。比如说，隔壁班的分数最低分给到92分，我这个老师最高分可能就是92分。我当时特别崩溃，因为这门课有3分还是4分的学分。我想换老师，但每个老师名额都满了，一直换不掉。相当于从起跑线开始，我就跟别人差了这么多。”大二的时候，打分标准的矛盾更激烈了，有同学举报了打分高的老师。晓鸿说：“大一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成绩的重要性。大二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无论是保研还是入党，成绩都挺重要的。大家对成绩的在意，就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

晓鸿觉得人各有命，她懒得因为打分找老师，但心里是在意的。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上课很认真，考试答得也很好。另外一个同学可能出勤也不怎么样，考试半开卷随便抄一下。最后分数出来，她比我高两分。我觉得很不理解，你能懂我的意思吗？”这种又在意，又捉摸不定的感觉非常难受，晓鸿一度放弃了保研。大三，她得知自己进入了保研排名的中下游，才又挣扎着争取。她说：“我的排名有点危险，我就想能不能刷分。我选的都是我问过给分挺高的老师。结果又出了问题，有一门课，我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写作业，结果同学们比如说得了95、96分，我只拿了90分。虽然我跟同学差距只有几分，但对保研的人来讲，零点零几的差距都很大。”

晓鸿遇到的第二个变数，是同学间彼此的成绩都咬得太紧了。因为这门课得分低，导致她大三寒假就开始焦虑。她的朋友帮她去打探竞争对手们的情况，有个同学休学了，排在她前面的少了一个人。这都没让她松口气。“按照不同的计分办法，我一个排名是并列23，一个排名是并列25。但是，我跟并列27名的同学，只差了0.03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学期，他完全可能超过我。”晓鸿说。她的日子就过得像在小组出线边缘的足球队，不但自己要拼命踢球，还要由对手的胜负和净胜球决定命运。她说：“别人要怎么做，我根本不知道。未知的消息才是最恐怖的。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会说没关系，不会有大变动。但我身在其中，就会去假想，说不定别人就多选课了。然后，我就要注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谁跟我选了同一门课、他选了几门课。”

晓鸿遇到的第三个变数，是目标大学的层层筛选：冬令营、夏令营、预推免。每所学校的时间、考试面试内容、录取倾向都有区别，复杂到很多学生要报类似于高考志愿师一样的保研辅导。晓鸿说：“保研班有两种，一种是它从大一或者大二就开始辅导你，一直到你拿到满意的offer。另外一种是你大三了，已经死到临头了。这种辅导班会找已经读上硕士的学长学姐告诉你，从前怎么面试的、老师喜欢什么内容、不同老师喜欢什么风格的学生等等。”

晓鸿目前正在等待公布最终的结果。她那么期望读研究生，耗神又耗时地努力，现在却处于保研的边缘。她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出一门低分的成绩，她就焦虑得吃不下饭。跟我讲起她这一路的不容易也会爆哭。她不是大学生里特别焦虑的例子。很多同学都一边努力做GPA战士，一边打探其他同学的成绩，一边还要防范其他人的打探甚至举报。我看到，有一个保研辅导公众号上过来人投稿传授经验，让大家少发朋友圈，因为不知道哪一条不经意的内容，就成为其他人举报的素材。晓鸿说：“老乡学姐原来跟我讲过，不要跟同一个专业方向的同学说太多。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逐渐到了保研名额要决定的时候，我才理解。不一定是举报，也可能是启发了排名高的人来跟自己竞争，把自己挤掉之类。”

“自我探索”“人格成熟度”，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尝试和琢磨的。张丽说：“人其实通过跟别人建立关系来认识自己。同伴是照镜子。比如说跟别人起冲突了，要划分责任、要去包容别人等等，都让一个人更成熟的。”在高度竞争、焦虑的环境里，谈这些有点奢侈。在刘永谋关于“沉默的大学生”的公众号文章后，因为高赞排在前列的学生留言写道：“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学生并不是沉默了，而是心太累了。累到不再有心力去想那些与绩点、与就业无关的事儿，总在无奈地、痛苦地忙着卷那些他被要求必须做的事。一有机会只能选择去节能，选择沉默，选择最轻松最直接的宣泄与解脱的方式，就是刷手机。” 家庭里：青少年时期延长到二十五六岁

激烈的GPA竞争是“00后”大学生跟前辈们相比明面上最明显的变化。往深入探究一层，他们的成长环境也不一样了。苏彦捷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即便放暑假了，只要不出差她都到实验室去工作。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之余，苏彦捷会参加面向家长、老师等群体的科普讲座等公益活动，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让大人理解孩子。“我们怎么去帮助孩子们？不能只讲他们为什么现在会这样。我们要理解这一代孩子。他们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跟我们的社会、家庭都有关系。”苏彦捷说。

首先，这代孩子的成熟期延长了。过去十八九岁上大学，社会默认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用这样的眼光去看，“遇到冲突解决不好，要去告老师”“上课低头看手机，沉默，不跟老师交流”等等行为，就不像成年人的心理成熟度。但是，心理上的成熟，不同时代可能是不一样的。苏彦捷说：“过去，我们认为青少年的发展阶段是12岁到18岁，青春期和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重叠的。现在，青春期往前提了，从10岁到12岁左右。它是一个性成熟的生理发育过程，青春期使个体从不能生育到能够生育。而作为心理概念的青少年发展阶段却往后延长了，要到25岁、26岁。它是一个成长为成熟个体的心理发展阶段。”

18岁到25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成年初显期”。苏彦捷说：“这个阶段第一个特点是，年轻人还在进行身份探索，解决‘我是谁’‘我将来成为谁’的问题。第二个特点是，年轻人的过渡感非常强，他觉得自己不是孩子了，但也还不是大人。第三个特点是，年轻人其实是内向关注的，他自己要长本领，对外关注是很少的。等他们真正成熟了，成家立业了，关注点才会向外。” 6月3日，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的任课老师们全力做好考前辅导工作，积极助力考生备战高考（管钰楠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大学和家长，要帮助这个发展阶段的青少年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苏彦捷说：“借鉴很多研究成果总结出来青少年发展主要有四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对小一点的孩子重要性可能更突出。后面三个任务，我觉得一直到大学生都是要去完成。第二个任务，他的关系怎么处理。因为这个阶段他要面对的关系非常多，有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甚至亲密关系等等。第三个是学会处理跟性有关的事情，因为他有了青春期的性发育，肯定会遇到跟性有关的挑战。我们一定要理解，说到和性有关的事情，绝不只是与生儿育女有关的心理过程，而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喜欢、表白以及权衡目前的主要工作，即学习知识等各种冲突。上大学之前，这些事受到压制，老师、家长不让他探索。到了大学，学生不探索了，家长还催。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任务。第四个是他得有本事养活自己。任何动物，独自打食都是个体成熟的重要标准。”

从我们过去的经验，会觉得这些理论跟现实不一致。实际上，个体发展阶段的年龄起始不仅建立在个体的生理与脑发育发展基础上，常常也会和个体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建构有关。过去，18岁到25岁年轻人的成熟，跟社会和家庭的塑造有关。苏彦捷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她说：“当时，我们对脑的认识还没那么多。我们觉得自己是大人了，社会和家庭也期望我们是大人了。”那个时代，上大学的人口占同龄人总人口比例只有个位数，90%以上18岁、19岁的年轻人都要去工作了。苏彦捷说：“18岁的人去工作，就要跟成年人一样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了。可能有的人也承担不了，但大家觉得毛头小伙给一些机会吧，总是会有这样的事。我虽然在上大学，我不能跟家里要钱，要用助学金、奖学金、自己勤工俭学的收入生活。现在，大学录取的百分比超过50%。虽然有18岁成人礼，但从心理上讲，学生不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社会和家庭也不认为他们是个大人。”

苏彦捷担任过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副院长，我一讲到大学里的现象，比如宿舍冲突，她很理解。她说：“现在宿舍里有冲突很正常。我高中是在北京八中上的，就住校。我那个年代，觉得住宿舍好极了。因为我住在家里没有自己的空间。现在的孩子，有几个从小没有自己的空间呢？他习惯自己有一个房间了，上到大学，他要跟别人住一块儿，他想睡觉的时候别人影响他，他得把帘儿全拉上。这就是现在的孩子。”

这一代大学生是在物质条件优越、家长无微不至的关注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变化对他们的成长和成熟有影响。“现在上大学，有的孩子不会剥鸡蛋，说带着皮儿的鸡蛋我怎么吃。然后说，不会剥橘子，因为从没见过整个的橘子。鸡蛋和橘子，所有的都是家长剥好了给他的。”苏彦捷说。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投入太大了，期望太高了。苏彦捷说：“我们小时候，一家三四个孩子，不会盯着一个孩子，让他必须怎么样。现在，太多东西投射到这一个孩子身上了。有的家长认为，我没上过大学，我得让我的孩子替我上大学。有的家长认为，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怎么还能不如我好？有的家长认为，我就是因为受了好的教育才有现在的阶层，我就希望孩子不要掉下去，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每个家长都有高期待的话，孩子能怎么办？”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苏彦捷（吴家翔 摄）

家长们的期待，还是单一标准，就是学习好。苏彦捷说：“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大学里头的好多事都是从小带来的。意思是说，上大学以前，孩子只要学习好，老师和家长不会要求别的。他怪一点儿、不好相处一点儿，老师能容忍，家长也容忍。上了大学，维度多了一些，标准不是成绩那么绝对。”苏彦捷有机会面对家长时，就要讲，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家长要发现自己孩子的特长。她说：“我举个例子，有个学生自己讲，他的父母都是状元，嫌他某几个科目成绩或爱好不好。这个学生喜欢做点心，从前父母觉得做点心未来能做什么呢？疫情防控期间，父母在家都不爱做饭，这个学生每天换花样地做饭，父母觉得爱做点心也可以，就接受了。他们家里也没矛盾了。”苏彦捷自己就是在北大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经常接触的学生也是学习最好的群体。她说：“有一句话可能我们来讲比较好，学习好不能代表一切。学习好的孩子，不快乐的、自杀的、自伤的，出现极端行为的，出现各种问题的都有。如果用学习好，把所有东西都掩盖了，将来会被反噬的。”

追求单一标准，就没时间去进行其他的探索。苏彦捷说：“宿舍生活对大学生的成长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条件。一个年轻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陌生的环境中，要生存下来，需要有伴儿，需要同伴的支持。你不是孤立的，这个社会不是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好多问题的。”过去，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是特别自然的事情。现在，学生们要适应集体生活，是一个挑战。苏彦捷说：“我小的时候，大家一起玩或者凑在一起干什么，肯定涉及同伴关系的处理。男孩玩打仗，谁当将军谁当敌人，大家都得学着怎么谈判，怎么妥协。女孩玩跳皮筋，谁先谁后，谁抻皮筋，学着怎么互相合作。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玩伴，因为孩子们的时间都排得很满，谁也不能配合你的时间，互相约不上。”

现在这一代孩子，其实过得很难。苏彦捷说：“我在70年代上小学，那时候谁要求我一天到晚写作业呢，我们都是在疯玩。那时候的家长特别认可‘学习的料’。孩子是学习的料就学习，不是学习的料将来干别的都行。” 学校里：孤独闯荡优绩丛林的游侠

晓彤从高中就喜欢这个专业，但如果她想保研成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勤奋学习，做自己”就好。她还要知道其他同学的成绩和选择。这些因素在一起，决定了她是否能实现理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把现在大学生的这种处境，称为“猎手”现象。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猎手时刻处于风险中，冷静、警觉且算计，既要瞄准猎物，又要警觉于周遭的‘危险’与‘机会’，还要时时评估自己的体力与能力。猎手辗转于得与失之间，奔波于动荡与风险中，在危机中不断淬炼自己作为猎手的能力与方法，乃至直觉与本性。他对猎物的热情是精准的计算，理性且有限；他的热情或紧张都在自身：或为猎手，或为猎物。”

为什么现在害怕自己的学习“节外生枝”，变成了一件如此令人筋疲力尽的事情？我给刘云杉讲了我们收集到的大学生人际关系上一些常见的问题，想一一探讨它们背后的原因。刘云杉认为：“教育的东西，不应该那么碎。教育是一个整体的环境，教学制度变了，课程要求变了，学生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她不同意我预先的归因。如今的现象，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不是简单的因果逻辑。

核心问题从教育学的角度，是过去20年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心智和行为产生了影响。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的主导原因是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改革者认为教学大纲要求过高，教学内容存在繁、难、偏、深、旧、窄的情况，导致基础教育学业负担重。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废除教学大纲，设置课程标准。与之相配套的，淡化考试，用评价替代考试。刘云杉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用过去的知识教今天的孩子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能力和方法很重要，它们替代了知识。”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王旭华 摄）

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有什么区别呢？教学大纲讲的是知识点的多和少，课程标准则是在讲学生的学业行为。刘云杉说：“它甚至写得非常具体，比如一道题有三种不同的解法，要写出来。十分钟之内要完成几道题，达到这样一个速度。”这件事改变了教学活动和师生的行为。刘云杉说：“过去学知识需要用教科书。知识不重要了，教科书就不重要了。现在提倡能力输出，能力输出的主体是学生，所以，教师也没那么重要了。学生开始刷题训练能力，教师变成了一个给学生提供信息分析的角色。比如说，你现在是区里排名多少。学生不断地树立目标，然后找自己和目标的差距，不断去改变自己。”

这种教育模式之下，为了达到标准，学习内容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策略。刘云杉说：“大学老师特别不理解，我们的学生为什么特别在乎考试。考试，他就要知道标准，要知道老师怎么给分。一群学生把考题都找出来，分工做完，他们都考了很高的分数。我在中小学校长培训班上问校长们，这算不算作弊。中小学校长说算。我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教育不是都要知道标准吗？一定要清晰的标准，学生既要知道自己和标准的差距，也要知道自己在评价体系里的位置，然后有一个相应的策略。比如一个学生现在是第五名，他想争第三名，他甚至还要落实第四名和第六名是谁，整天咬住，互相打听。整个体系就是这样来的。”

教育的内涵不能只是排名。刘云杉说：“我一直在讲，教育里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人和人群之间的影响。过去的教育是以塑造人为中心的。它落实到教育里，关注的是学生的品格、学生的关系，学生和其他人，以及社会、学科之间建立的信任。”过去知识传授是踏实的。教育是从游，老师是大鱼、学生是小鱼，游着游着小鱼变大鱼。老师教给学生知识，也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态度。同学之间也有情谊。刘云杉说：“过去你要和人有比较好的关系，比如说一起共同成长，一起做过什么社会实践，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有较长时间的浸泡，彼此会形成某种东西。”

课程改革之后，教育以事情为中心了。一个个的任务、一个个的简历，把学生的关系和时空都拆解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从教与学，变成监督测评和能力载体的关系。刘云杉说：“老师学富五车。他本来可以站在学生面前，给学生一副好口才、好的阅读习惯。但改革以后，不需要老师这样了。学生自主学习，老师的工作是监控，提醒他针对弱点做哪些练习。有一种过激的观点认为老师再会讲，是老师的本事，老师要克制自己的讲，让学生讲。老师讲得精、讲得好，其实也是在尊重学生。如果学生对这些内容都还不明白，他讲什么呢。”

学生本质上变成了自己对着课程标准学习。同学之间，从同伴关系变成竞争关系。因为考试不再是考对知识本身的掌握，更多的是评价学生在群体中的位置。刘云杉说：“学生从小就这样了，他会很清楚自己在群体当中的位置。这个群体不是抽象的群体，而是具体到一个班级。他从小就经历人与人这样直接的竞争。”而学生练习的能力输出，讲的是学会选择，选而不择，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刘云杉说：“它呈现在关系上，一切都是暂时的。” 6月9日，全国高考第三日，高考结束后考生走出考场，和母亲拥抱（视觉中国 供图）

学生变成了一个自主学习者，获得了权利和自由。但同时，他成了一个孤独闯荡优绩丛林的游侠。他没有了引领他的师长，没有了互相取暖的伙伴，也没有长期的、稳定的关系。自己承担一切。刘云杉说：“我觉得致命的问题是，课程改革背后是一套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它是一个高度个人负责的文化。”高度个人化，关系当然会发生变化。现在的朋友，很多是以兴趣、趣味为中心的朋友。这种朋友，跟从前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刘云杉说：“我们讲朋友，就是你有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你有困难的事都愿意和他分享。他也能感同身受。你们彼此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朋友关系当中，同学是很重要的一种。刘云杉说：“同学相互砥砺，共同成长。从前的班级是一个集体，虽然有竞争，但也没什么。大家是被捆在一起的，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同学一起磨合，然后就磨出某种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背景或者资源。现在这样的关系是不是被消解了，可以再看看。”

关系是成长里很重要的部分。刘云杉说：“成长是要进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一定要和更多的人去缔结绵实的关系。现在关系都被砍断了，变成一件件碎片化的事件。它以任务为中心，最后回到个人的指标上。成长就变成了自己的指标和履历。对这样背景下的学生来讲，要想成长，就变成了猎手。” 社会上：“我害怕与同学交流，更不愿意别人谈起我”

社会上的变化也折射到学校里。1999年，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拉开序幕，跟这件事几乎同步发生的是，中国加入WTO，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拉大了。这也影响到大学生的关系状况。青年学者郑雅君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多大学生的共鸣。她的研究里提出了一个“弱势背景学生”的概念，包括父母是工人、体力劳动或者无业的低收入群体，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她自己的访谈和前辈们的研究表明：“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对学校的投入和融入程度都是偏低的，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上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相应地在教育结果上也偏低。国内的实证研究者也有同样发现。”

郑雅君曾经访谈过一位叫禹海的学生。禹海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凭借聪明和勤奋考上了北方某一类大学。禹海告诉郑雅君，大学让他值得留恋的地方并不多，因为那里其实没有什么让他依依不舍的关系。他大学期间主要跟高中同学重点培养了一下感情，跟大学同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接触。他跟同寝室只有一个同学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另外还有班上一两个同学能聊一聊事业。他对老师的印象挺好的，但是不会很亲近。禹海对大学生活和职业规划有困扰，但他告诉郑雅君，从未想过去找老师和同学谈心或者咨询解决办法。 2023年9月2日，南京大学，新生报到。家长与孩子一起整理床铺（视觉中国 供图）

禹海对大学老师和同学的疏离感，最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背景的差异。郑雅君说：“从前的大学生虽然也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总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或者共同的生活经验。但是从‘90后’‘95后’，再到‘00后’大学生，他们生长在市场化推进的时代。同学虽然是同一代人，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他们生活的圈层越来越隔绝，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的一类院校里，很多学生有很好的国际视野，但他们的同学可能读大学之前，连省都没出过。”禹海跟大学老师、同学都是淡淡的。郑雅君说：“他没办法交心。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跟他对环境的疏离感有关系。在这样的环境里，没人会真正理解他，说了也没用。”

更重要的是，越强调某些东西是好的，就会形成一种价值序列，打击到缺乏这些东西的学生。郑雅君的老家在张掖，她是以全省第40名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她非常能共情采访对象们的想法。她说：“比如大学里所有人都认为全球化是好的，像复旦会说争取有能力让所有本科生都有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从这种话语里就可以看出来，价值序列上国际视野是好的，那么没有国际视野的同学当然是差的。消费主义也是这样，所有人都说有消费能力是好的，那么，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就是差的。当你的生活经验跟这个价值序列全面脱节的时候，你发现别人并没有脱节，你就很容易自我否定。”

她曾经访谈过一名叫昌盛的同学。这位同学从甘肃省农村通过贫困专项计划被上海某一类院校录取。他的父母甚至没听过这所顶级学校的名字，只怪他为什么没有被兰州大学录取。他告诉郑雅君：“我从西北最偏的一个小山村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那种落差你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见识过。……大二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低迷的状态，可以说稍微有点抑郁。每次出门我都会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与其他人交流，更不愿意跟其他人谈起我自己，然后感觉别人看我的时候眼神是不对的，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在嘲笑我。” 7月10日，江西宜春某社区内，大学生在进行篮球比赛（邓龙华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在旁观者眼里，这只是信息差和适应时间的问题。现在社交媒体上，很多展示生活方式的内容。大学里也有各种集体活动和社团能够帮助新同学适应环境。郑雅君自己也曾经被冲击过，她学习好，家里也没有经济困难，仅仅是从西部城市来上海上大学，都压力很大，她曾经觉得自己不该来，不属于这里。她甚至还找过辅导员。“辅导员也觉得适应是一个过程，有一些从西部地区考过来的同学，毕业的时候就跟上海的同学一样了。”郑雅君认为，解决这件事没这么简单。“那些晒生活方式的内容，看完之后只能祈祷你不会产生更多的自卑感。而且，视频里的内容只是介绍知识，生活经验是实践出来的。生活经验里一些内隐的东西，必须亲身经历去体会。它是无法通过看视频被抹平的。”郑雅君说。集体活动和社团，帮助也很有限。她说：“如果学生处于一个很差的状态，他会倾向于从这些活动当中抽离，而不是说加入进去。”

因为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击碎了这些同学的自我认同。旁观者认为的办法，是针对心理能量处于正常供给的人适应新环境的办法。郑雅君说：“弱势背景的同学，可能本来挺开朗的，在从前的学校和老家，肯定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可是，他来到这个新环境，跟周围很多人看上去不一样。他觉得自己土、没见过世面，也不会逛街，可能地铁都不会坐。一下子这么多挑战向他涌来时，就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光阻止你融入环境，它也系统性地在消解你的自我认同。你以前那些骄傲和自信都没有了。你也不可能会有勇气去把自己敞开给别人了。”郑雅君觉得弱势背景的同学对大学的隔离感，是一种心理机制。她说：“一个人在孱弱的时候，可能还有应激，这种情况下，让他去冒着被别人看不起，或者被自己看不起的风险去拥抱社会交往，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他肯定会减少社会交往，保护自己的尊严。” 2019年3月27日，广州，几名毕业生组成了一支互帮互助的大学生快递创业团队（IC photo 供图）

大学对这种文化冲击没有足够的理解。郑雅君说：“美国的研究者在尝试一种差异教育的干预方案。大一入学的时候，让同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学长学姐给新生讲大学经历，会遇到冲击。让新生有一个预期，比如说社会经济背景差异会给大学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帮助新生客观理解这种差异，经历虽然不同，但各有优势，它不是一种优劣或者高下。”郑雅君觉得，这种差异教育在中国应该面向所有的学生。她说：“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也应该让他们反向长见识，知道你会有一些同学来自于和你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一些场合，当你发现他们居然不知道一些对你来讲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要大惊小怪。”

校园主导文化里一些交往方式，对弱势背景的同学来讲，也需要去适应。FarmWorks的CEO李奕在美国波莫纳学院读本科时，主动帮助校董对接讲座事宜，相熟之后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实习机会。这种主动去聊天、给人留下好印象的做法，耳濡目染自成长过程中。郑雅君说：“中产阶层的小孩，可能从小就有这样的训练。比如我的小孩现在在美国上幼儿园，学校会让他们在众人面前讲一个事情，然后你见到别人要主动上前社交。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非常自在就表现出来的一些能力。”

弱势背景的学生会觉得这样做不自然。郑雅君说：“比如很多农村学生，包括我这样的学生，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我曾经在NGO实习，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在那里蹲点做田野调查。我是学社会学的，带我的老师就建议我去跟这位社会学家聊一聊。我就愣是从来没有去过，任凭这种社交机会从我面前溜走。我曾经跟被访者聊过这个问题，他说这就像是一个高中政治都没学过的人去见马克思。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开口可能就展现了自己的无知。其实老师可能没那么多想法，但对于学生来讲，他没办法想象这样的情况。”

帮助弱势背景的同学适应大学生活，学校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多。郑雅君说：“这种冲击发生在上大学的开局，但是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毕业。根据我的观察，这不仅表现在学生对大学的适应上，它对学生的内在自我是一个全面冲击。它会影响学生的自信心、自我效能感、生涯选择。在我的研究中，我把它理解为文化迷失，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干吗，从前的梦想现在不适用了。现在又能干啥，也没有一个目标。他已经没有镶嵌在一个文化坐标里了。人生航向也发生了问题。” 时代：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但需要一个精神穹顶

大学生不谈恋爱，不跟老师互动，处理不好同学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很渴望陪伴和处在群体中。社交媒体上，可以搜到很多大学生发帖找“恋爱型学习搭子”，要求是：早上互道早安，开始学习。晚上互道晚安，问今天的学习收获、明天的学习计划。随时随地互相抽查今天学习没有。其他时间，一起跑步、读书，聊大学生活。只不过这些交往都是在“云端”发生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一直在研究青年文化，最近刚刚把部分研究成果，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成长”“追星与粉丝”等结集出版《当青年成为“问题”：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跟“云搭子”类似，他还关注了一个直播自习的现象，大学生几个人开一个直播间，把这个直播间当作云端自习室。吴畅畅说：“这是70多年前一个概念‘孤独的人群’的最新版本。‘我’不想认识新朋友，不想付出更多的心力去经营这个关系，但我需要有人陪伴我。我希望以一个最低的精神治理成本，得到一个最高效的精神陪伴。”

线下和线上的表现是矛盾的。年轻人到底是需要人际关系，还是不需要？理解这代年轻人的矛盾行为，需要把它放在代际差异里。吴畅畅很喜欢和学生们交流，也愿意去体验他们喜欢的娱乐活动。他的学生们曾经强烈推荐他看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我问学生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节目，几乎每一个被问到的同学给我的答案都离不开‘解惑’二字。”吴畅畅说。他于是分析了《奇葩说》接近200期节目。“用现在话讲，它的话题就是谈背刺同学、办公室政治、劈腿等等有的没的。全是个人化的、微观层面的事情。”

吴畅畅是“80后”，还能接触上“传统”的气息。他把《奇葩说》和《潘晓来信》作对比。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5月号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篇来信在当时的青少年里引起很大的反响，是80年代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表面上看，它们关心的是同类内容，但吴畅畅认为底层逻辑已经全然不一样了。吴畅畅说：“最大的差别在于，基本路线与宏大叙事被彻底消解了。”

《潘晓来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虽然在微观层面上有虚无感和无力感，但参照的还是理想主义的宏观价值体系。吴畅畅说：“改革开放初期，那一代年轻人依然怀揣革命理想，笃定地认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责任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到了《奇葩说》的时代，年轻人的困惑已经没有此前的宏观价值体系作参照了。吴畅畅说：“笼罩在这一代年轻人日常生活上的精神穹顶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的了，说白了就是丛林法则。在《奇葩说》里，大家已经不会去谈国家、民族大义什么的。它只会借辩论的形式告诉年轻人，在丛林环境里如何存活下去。这套逻辑全部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治理术。”

新自由主义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为了摆脱经济困窘，它们推行更加激进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政策。这套宏观经济制度也落地到了个人层面。吴畅畅说：“这套体系的关键话语是个人凭借能力和素质在市场上获得财富与物质。这里的能力和素质也就是每个人面对市场竞争展现出的稀缺性。个人素质就这么被商品化了，被拥有者主动摆放到市场中接受资方议价。经过新自由主义的洗礼，个体为了自我持存，只能接受‘竞争性个人主义’‘消费者主权’‘人人自危、自我负责’等等市场理性与伦理品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受访者 供图）

这套系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传到中国。在受过宏观价值体系影响的“老同志”们来看，年轻人的困惑显得琐碎又心量狭窄，比如背刺同学、搞小团体排挤、互相打听对方的绩点又互相都不高兴，宿舍空调开多少度、开不开等等。吴畅畅觉得这些现象就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一种应激式的对自我利益的关心。吴畅畅说：“现在大众社会基本都接受了这是一个各凭本事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如果你贫穷，不怪别人，就是自己能力不行。问题是，这个丛林里又不是纯粹公平的竞争机制。这种撕裂感，就给年轻人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就表现为对个人生活极为关注。他自己的生活和利益得失都没有解决，怎么去关心宏大叙事？为什么《奇葩说》里讨论闺蜜背刺、讨论小三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坍塌了，精神世界就没有了。所以，与其责备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不如仔细追究他们‘娇惯心灵’养成背后的社会问题。”

这套文化系统，也解释了年轻人的孤独，因为人与人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吴畅畅说：“当一个社会呈现出高度分工的状态时，其实它已经高度物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社交关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比如说商品与商品的关系基础上。年轻人不仅从物理层面被隔开了，精神层面也是隔开的。乡土社会里那种家族关系、前现代社会的那种朋友关系就消失了。”

为了给这种隔离导致的孤独寻找慰藉，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年轻人向偶像崇拜去寻找精神寄托。吴畅畅访谈粉丝超过10年的时间，有98个长期跟踪的粉丝案例。对“90后”“00后”年轻人非常熟悉。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她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访谈她，一直到她工作、结婚生子、离婚，失业又重新找工作。在她生活中的这些起起伏伏里，偶像这个精神他者给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仰式支持。”《潘晓来信》时代的年轻人，笼罩在精神穹顶的内容是国家命运、民族大义、集体主义，现在对一部分年轻人来讲，替代这些宏大叙事的就是偶像崇拜。吴畅畅说：“他们因为共同的偶像彼此认识，为了这个共同的偶像走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控评、反黑、打投。大家会有整齐划一的行动，在这些集体行动中，社交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人都是需要精神世界的完满性的，这些年轻人的来源就是通过他们的偶像建立私人性的情感关联。”

给孤独寻找慰藉的另一种现象就是“云陪伴”，跟AI谈恋爱、做朋友。它们都是付出有限的、临时性关系。吴畅畅说：“有一本书名字叫《在一起孤独》，我觉得很贴切。年轻人既不想去打破孤独的状态，因为他们也打破不了。那么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以最低成本获得一个解决途径。实质上，他们虽然在云端互相陪伴，但他们内心很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本质上，他们还是孤独的。” 6月27日，考生和家长在安徽阜阳高招咨询会现场了解高校招生信息（视觉中国 供图）

这些方式能够就此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真实的情感慰藉吗？它倒是先塑造了很多大学生的性格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观察，这代大学生在没有压力的时候，非常有个性。一旦遇到压力却又非常脆弱。吴畅畅也提到了个性化和脆弱。他说：“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一个人都是线上孤独的，在保持匿名的状态下把自己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表达。与此同时，这些匿名的表达又能够让其他用户阅读和评论。于是，个体的精神世界是脆弱又敏感的。这种脆弱很容易被摧毁，比如说偶像塌房了，‘我’就很容易情绪崩溃。‘我’被评论攻击了，破防了。‘我’又很敏感，需要得到某些人的承认。‘我’是个孤独的状态，‘我’又不愿意把这种承认感表达出来。这种悖论就是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真实的情感慰藉，恐怕还需要精神穹顶有意义感，和回到真实的关系当中。郑雅君去年跟一个曾经的访谈对象见了一面。这个女孩当年一直到大学四年级都没有从文化冲击中缓过来。她毕业之后，本来在一线城市找到一份薪水不错也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但她最后回到老家，做了一名选调生。她现在的状态非常好。郑雅君说：“这样的同学，家庭责任感是非常强的。他们的生活里不能光有自己，可能还得帮父母承担责任。她回到老家之后，生活上能照顾父母家庭，工作上也非常受器重，得到了提拔。她的意义感非常强，觉得现在的岗位可以建言献策，哪怕只采纳十分之一，能够帮助家乡发展，让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一些，她就觉得很高兴。不像在大城市里，我会听到一些好学校的中产阶级同学有种存在主义的焦虑，就是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 为离巢做准备：增加心理免疫力

大学是一个人尝试离巢的阶段，他还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环境里，完成最后阶段的长大成人。离巢应该有一些练习，现在大学里发生的很多情况，因为家长和环境并没有给大学生提供准备机会。苏彦捷说：“比如说夏令营活动，他一定要跟别人一起住，集体活动也可能发生矛盾冲突。这些都是练习。从小如果学生没有机会，上大学才开始跟别人一起生活，那就突然冒出好多事情。我们原来太忽视这些东西了，从前没有管，欠下的债是一定要还的。”这些没有太多机会练习的大学生，还要面对那么多他们无法左右的竞争压力、环境变化和时代变迁。

苏彦捷无论给大学生还是家长做讲座，都会讲到“发展资源系统”的理论。这个系统的重要性，相当于心理上的免疫系统。她说：“就像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一样，如果我的身体状态是好的，病毒来了我能对抗。发展资源系统是说，如果没事儿，我就顺利成长。如果有事儿，我可以抵御挑战。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发展和成长。构建发展资源系统是从本质上去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有抑郁了、焦虑了，就去治一下。” 6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淘淘街”跳蚤市场，毕业生们在校园里摆地摊，售卖他们使用过的书籍资料、生活物品等（宋家儒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前尘往事，左右不了的外界因素放在一边，免疫系统是一定程度上自己能够掌控的。发展资源系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于环境，就是家庭和学校，另外一部分来自于自身。苏彦捷说：“家庭部分，又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权威教养，家长要学会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但要有规矩。一个是家长要给孩子情绪、情感的支持。学校的部分，也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让学生获得同伴的支持。一个是教育融入，指的是学生有关学校的一切，比如对课程和教学环境的态度。”

自身部分，有六个方面：自我效能感，就是我觉得我能干这件事；接纳自己，就是自尊；自我同一性，就是我知道自己是谁、我将来要干什么；换位思考的能力，能够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能处理关系；乐观向上；自律自控。实际上，人际关系涉及的很多方面，是跟发展资源系统相关的。

郑雅君提到，弱势背景的同学在师生互动和同学互动里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和文化冲击，影响到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如果是一个心理力量足够的人，能更容易走出来，寻求并帮助自己适应环境。自我效能感跟成长环境有关，但它是动态的，完全有机会把自己重养一遍。苏彦捷说：“自我效能感跟具体的任务有关。我一直跟无论家长还是学校说，要让孩子干自己擅长的事。最重要的不是一定就学了擅长的东西，而是要让人有自信。一个人有了自尊、自信，心理力量就强了。”这种方法，呼应了郑雅君的调研。她发现弱势背景的同学参与公益性社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正向的影响。郑雅君说：“有一些学生本身就是公益事业受益者，他们就有天然的好感。另外，这些学生没那么以自我中心，所以，愿意把时间投入到这上面。在服务别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能力。自我效能感就出来了。”

张丽在给学生讲解人际关系的时候，冲突就涉及换位思考的能力。张丽说：“我特别喜欢用一个素材，从一个人的角度看这个数字是6，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这个数字是9。我跟学生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任何冲突或者不一致，很多时候争执的不在于客观事实，而是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就给学生普及这个观点。”换位思考能力是可以练习的。苏彦捷给大学生上心理健康课，也要专门讲换位思考能力。她说：“我们讲关系的时候，要让学生想通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那样’，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人的社会，你肯定要接受不是所有事情都围着你转。这件事接受不了，就得练。”

发展资源系统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是家长。现在大学里也建家长群，大学家长从学生选专业、选课到跟老师沟通全部包办，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苏彦捷从去年开始，给大一新生的家长开讲座。她希望家长能够理解这代大学生的特点，理解成人初显期这个成长阶段，帮助学生过好大学生活。苏彦捷说：“比如我建议他们不要包办代替，很多该让学生自己做的事情，让学生自己做。这是培养责任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问题是，社会压力层层传导，家长也很焦虑，不敢放手，担心学生行差踏错。苏彦捷说：“孩子的人生像海上航行的舰船，家长是最强大的舰船，我要帮你走到一个方向去。孩子说，我不想走你决定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家长要明白，孩子的意愿才是灯塔。如果不按照灯塔决定的方向走，就可能会触礁的。” 2018年1月20日，济南火车站，准备返乡的大学生情侣相互拥抱，无声地诉说着离别时的不舍（御宁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要想孩子的人生不触礁，有时候需要家长的内心要足够强大。苏彦捷说：“家长很容易有‘退’的思维，孩子一生下来，家长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上清华北大。后来发现清华北大上不了，家长觉得那要上‘985’‘211’。‘985’‘211’也不行了，家长觉得上个大学就行。‘退’的思维是永远不满足的。家长应该有‘进’的思维，我的孩子能健康长大就很好，结果他还考上了‘985’‘211’，结果他还上了清华北大。”

沉静下来，扩充心量，也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年轻人面对的竞争、内卷太消耗人了，“扩充心量”就是刘云杉给年轻人的建议。她引用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的一句话说：“把人的内在世界想象成一个空间，不断开拓它、充实它，使它日渐广大，不至于心量浅陋，甚至收缩成一道扁平的细缝。”

扩充心量，就要脚踏实地。刘云杉说：“与其在水里面跟着俯仰沉浮，不如把脚踩下来。踩下来以后也不一定把你淹死了。认准一个目标，专注在一个学科里或者专注地做事情，也会扩充心量。”扩充心量，也可以做社会实践或者读书。“读书能够真的把心量读出来，让他见识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刘云杉说一位学文学的学生最近跟她讲，对比阅读张爱玲和丁玲的心得。“他觉得张爱玲非常个人化、聪明伶俐、华美。他说，聪明不是一个好词。他读丁玲，觉得丁玲更有生命力。因为丁玲会和整个国家、时代有更深的结合。我觉得他读到了某种力量，更试图把人和事打开。”

成长本身是有力量的事情，刘云杉说：“他能够从一个从小被捧、自我中心的状态里面，跟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跟更大的世界联结在一起。我觉得他才真正心能平，心平才可能成其大。他才可能真正有成就。”

（文中张丽、晓鸿、禹海、昌盛为化名，实习记者魏昭阳、张嘉禾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学生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