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音乐”：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今年4月，B站上出现了一条由22部国产文艺片混剪而成的《县城》MV，观看者达到百万量级，其配乐来自华北浪革刘森的原创歌曲《县城》。之后，在“县城”标签之下，更多的UP主跟进，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家。它可以是某个东北矿区小城，也可以是南方潮湿的山峦之地，唯一不变的是这首《县城》BGM（背景音乐）总是贯穿始终，成为抒发生活情感的一剂神丹妙药。歌词中的“千层山，万重浪，没有县城，万万不能”引发了强烈的共情，弹幕上观众打满了各种不为人知的县城名字。

刘森是谁？华北浪革是一支怎样的乐队？我们寻找刘森的过程颇为坎坷，尽管这首歌已经火出了圈，网易云音乐上《县城》的点赞量超过53.2万，评论区有两万条留言。关于刘森，只能在一些摇滚公众号里看到几句关于他的介绍：1990年出生，北京人。我们托了不少音乐圈的朋友打听刘森，均找不到他的行踪。后来注意到，《县城》的创作者除了刘森，还有另外一位歌词创作者吴鞑靼（老吴）。

我们找到老吴也并非通过音乐圈，而是通过熟悉苏俄、东亚的一位前同事。老吴活跃的身份是“苏俄转播”主笔，一档以研究苏俄、东欧的文化、艺术、历史的公众号与播客电台。这与想象中的音乐作词人的身份相去甚远，也越发让我对《县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

尽管有老吴引荐，刘森还是没有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原因是正在忙于新专辑创作的他还在闭关中。通过老吴得知，刘森现在居住在四川，每日除了写写歌，基本过着宅男的生活。所谓华北浪革乐队，其实一直都是刘森一个人，音乐都是他用一台电脑完成的创作，属于卧室音乐，一种低保真的独立摇滚。

最终从老吴这里，我们知晓了一些《县城》的故事。

老吴和刘森相识于2017年的某场线下活动。老吴在微博上有写打油诗的习惯，《县城》的雏形就是2015年的一次酒后吐真言所写。刘森在2017年那次见面时，提出来想要写一首歌，借用那首老吴的“打油诗”进行改编。三年后，2020年，当老吴听到刘森谱曲后的《县城》时，它已经变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抒情摇滚。刘森在前半段加了几句，“我也想杀死伤痛，让那恩怨有始有终，抬头望着故乡的天空，飞来成群野外孤鸿”，而后半段“千层山，万重浪，比不过县城一碗汤，多加辣，不要糖，没事儿别看老板娘”，以及那句“没有县城是万万不能的”，则是老吴当年所写的部分。为什么“没有县城是万万不能的”？老吴说，这句最初的来源应该是《古惑仔》里万梓良饰演角色的那句台词，“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或许是出于某种有意识的借用，他让这句反复的歌词变成了当时抒发情绪的口子。

回到2009年，老吴当时住在河北的一个招待所，等着被所在的国企外派到中亚工作。每天，他会沿着一条叫火炬街的小街从单位回招待所，路途中喝上两杯酒，然后再溜达到老吴口中的“灯光暗淡的华北平原”。街边超市里走出数着票子、拎着10斤装塑料桶白酒的农民，灰头土脸地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后来，他在中亚工作了几年，中亚的戈壁与华北的平原，发生了某些意识上的交错，借着伏特加的劲儿他勾兑出了一些文字，在老吴看来，那不过是对自己平庸日常的一些书写。

眼下《县城》却作为社交媒体上县城记录者们的BGM红了，歌曲所带来的长尾效应并不在刘森和老吴最初的预料之中。这两年老吴去成都，和刘森一起出去自驾游或者闲下来喝茶的时候都会说上两句往事，复盘过这首歌的走红。《县城》作为被反复使用的网络标签，它的存在是必然里带有些许偶然。歌词里，老板娘、热汤是具象的，但后来通过社交媒体的解读，已经脱离了创作初衷而独立存在。老吴说：“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填空题，我们写了前半句，而那些衍生出来的形容词、定状语是观众往里添加的部分，这足以满足他们应对当下的一种情绪。”刘森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长文聊起对于《县城》被影像化的看法，“虽然从未有过和听者的直接沟通，但那些图片和视频一直在给我反馈，不论何种角度和出发点，都在升华在我心中未曾想过的‘烟火’。‘县城’不是城，是我们的曾经，是自己在繁华与寂寞的争斗中，来来回回行走的过程，是从脚底到心头，很难轻易摆脱的路”。“县城”流量池

网上走红的“县城”热词到底意味着什么？老吴认为《县城》这首歌是乐迷和普通人的心声，也是被资本平台选中的情绪广告语，当下城市化加速发展后，城市高度饱和，此刻需要从“县城流量池”中抽取一个获奖者，来表达宿命式的“走出去—走回来”的状态。所以面对这个热词背后所引发的羊群效应，老吴和刘森都保持了一种谨慎、旁观的态度。至于它的好与坏，并不在他们眼下能说清楚的范畴之内。

阿来便是在“县城”红利池里分了一杯羹的人。他是我在网易云音乐里找到的给《县城》留言的粉丝。

阿来最开始是从B站的《县城》BGM了解到刘森的。今年过完年，他从家乡怀化沅陵县回到北京。在一个失眠的深夜，他听到《县城》那句歌词，“飞来成群野外孤鸿，敲碎我沉浸其中的，一场场不愿醒来的梦”，很多种难以表述的情绪就像视频里出现的《Hello！树先生》《三峡好人》《钢的琴》一样，在他脑子里快速闪回、重叠。阿来从床上爬起来，想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打个电话聊聊，“如果儿子并没有如你们所想的那样在北京混出名堂，你们是不是接受我回来？”

阿来最终没有拨那个电话。于“95后”的他而言，在北京上学、工作的8年就是一场盛大的逐梦之旅。他记得，收到北京一所大学的通知书时，父母专门在镇上的酒楼里摆了酒席庆祝，亲朋好友来了十几桌，那阵仗堪比一场婚礼。这些年，阿来从来没有给家里人说过在北京的真实生活。他毕业后与同学分租了西三环附近的一套老破小，父母说过几次来看望，他都以工作太忙推脱。他不想让父母看到自己的现状：每天7点早起坐地铁赶往东三环的国贸工作，每天的通勤时间需要两三个小时，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煮碗面打发一下，或是在小区楼下吃个麻辣烫。尽管如此努力，最终也没有逃过公司裁员。

回老家过年期间，阿来在街道闲逛，这里的猪脚粉、沅陵酥糖、晒兰肉都是小时候常见的美食，他突然想到，如果做一个专门介绍老家的县城vlog会不会有人看？他尝试着以第一视角拍了很多的路边摊小店，并附上了人在北京并不如意的真情实感。这条vlog一晚上点击量超过了一万。如果说，县城曾是他想要逃离的，此刻却是这里的烟火日常救了他。阿来并没有成为专职的自媒体人，毕竟这已经不是自媒体可以轻易变现的时代。但这个事情给了他鼓舞，最终，他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叫了一辆“货拉拉”，打包了出租房里所有的家当。最近，他正和朋友合计着在县城里开一家咖啡店。

县城如何接受那些回归者，这里面有许多无所适从的“夹缝感”存在。“夹缝”是与阿来聊天过程里他频繁提到的一个词。相比年少时的无法选择，他现在可以选择住在一个年轻人偏多的小区，换一个视角去使用“县城”这个标签。古街和美食里面所蕴藏着的生活情态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与大城市缩短了距离，“夹缝”更多时候已经不是事实上的县城带来的，而是一种心态上需要进行的转变。“比如，内心是否愿意承认离开大城市是一种无奈和被迫，以及如何摆正对生活合理的预期。”阿来说。

阿来觉得，刘森这首歌曲是借“县城”这个词语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也包括自己。这首歌没有身处县城无法摆脱的困顿感，也没有很浓的故土情怀，只是一种生活的选择而已。此前，阿来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条对《县城》的评论，说这首歌最大的问题是像一个外来人的叙述，是一种过客的速写。但打动他的恰恰是这种过客的速写，作为重回县城的人，他又何尝不是一个过客呢？“00后”的“来自县城的科幻”

被社交媒体标签化的“县城音乐”正当红，那是否还有另一种县城音乐的存在呢？更年轻的县城音乐创作者又将如何理解县城？

我询问了一些在社交平台上活跃的歌迷。1998年出生的JANE认为最打动她的是“00年”出生的创作歌手蒋先贵。蒋先贵成名于音综节目《明日创作计划》。当他在表演中唱到“你去找宇宙飞船，我去引开保安”“工厂、煤矿揉进他伤心的泪水，幻想、迷惘属于终将分别的人”，这种高度抽象化、隐喻化的，以“县城为蓝本”的虚构意象，给JANE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节目中，五条人的仁科称蒋先贵的音乐是一种“来自县城的科幻”——当迪斯科伴奏响起，少年戴着茶色方形墨镜，穿着板正的西装，一手揣兜，一手举麦。在蒋先贵的身上，鲜少看到县城印记带给他的愁思，就像他自己在节目中所说：“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发达的地方，这种生活我们只能选择接受或者被迫接受，所以我的歌的大部分，到最后都是释怀的。”蒋先贵歌曲里的“六盘水”并不是真实的六盘水，却不能忽视真实的六盘水在他音乐里的底色。六盘水坐落于贵州和云南接壤的地区，最早是由三个煤矿区组成：六枝、盘县、水城，后来由于行政区扩大，成为今天的六盘水市。蒋先贵的家在水城县郊，原来这里是云南昆明的一部分。上世纪60年代，全国各地抽调了十多万人支援六盘水进行煤矿开采和工业发展，整个城市外来人口很多，在蒋先贵的记忆里，身边人总是分为两拨，一拨人是说着东北、上海话的三线支援者，一拨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汉族以及苗、彝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本地人和外来人的混居生活里，这里的氛围变得“既南又北”，每年过年，热闹的广场上有南方一带的舞龙舞狮、点灯祈福，有少数民族跳舞对歌，还有北方人带来的过年吃饺子的习俗。

蒋先贵生在浙江，父母是在外出打工时生下的他，后来才举家返回贵州生活。他成长记忆里最显著的标志是伫立于家对面的铝合金厂。一边是原始状态的村落，另一边是象征着现代工业化的大型工厂，工厂和村落中间的地带是一块未被开发的荒地，蒋先贵便是在这块长满了三叶草的荒地上度过了童年。在他脑子里，小时候喜欢看的科幻小说中，UFO降落的工业化场景很容易与对门围墙锁住的工厂并置，天外来客混合着民间传说里的老鹰、龙、洪水，构成了一个县城少年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

除了写歌词，蒋先贵也写诗，他说他父亲也写诗，“写的诗非常贾樟柯”，用力且写实。他更喜欢老乡毕赣拍的《路边野餐》，尤其喜欢电影的英文名Kaili Blues，翻译过来是凯里布鲁斯——既是真实生活中犄角旮旯的灰尘，也是一种普遍且随波逐流的生活状态。

“其实，塑造我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六盘水，而是一些由文艺狂想构成的人与事。”蒋先贵考上四川音乐学院之前，有过一段在家乡酒吧驻唱的经历。是一家叫米坫的酒吧，在这个城中的黑夜里闪着光，老板是一个曾当过秘书的公务员，后来辞职做了一名老师，除了经营酒吧，还写诗。从小学习吉他的高中生蒋先贵试唱了一首西班牙情歌就被老板当场录用，每天150元。与他一起在米坫驻场的人里，有教他即兴的嬉皮士，有兽医、诗人、老师。在这里谈论到的哲学、摇滚、文学，和这个城的日常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度，他急于离开六盘水。蒋先贵说，那个真实的六盘水实际上他并不真正了解。考上大学，第一次坐飞机，参加音综的海选，在北京签约经纪公司，对于20岁出头的蒋先贵而言，这些就像是坐上了一辆飞行器通往另一个星球。他看到了小时候不曾在县城里出现的便利店、人来人往的大型广场、地铁公交。当对繁华的兴奋褪去，他把自己关在公司给他租的公寓里，有些茫然。晚上失眠的时候他拿出手机，搜索“六盘水”三个字，把这个小点放大，再放大，最终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六盘水地图，然后在卫星模式中用手指模仿自己行走的路径，想象自己正在六盘水的小巷里游荡。

那一年春节，巡演结束后，蒋先贵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回老家。他意识到，那个被他虚构、加工过的六盘水依然是他创作的起点。在好友的帮助下，他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作为自己的基地，进入新专辑《玫瑰花刺客》的创作期。“玫瑰花刺客”是一个蒋先贵头脑里的虚拟人物，他总是出现在深夜，穿风衣、戴墨镜，行走在城市里行侠仗义，但是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有一天，他被人发现死在了一个巷子里头。那段时间，蒋先贵过得日夜颠倒，模仿着这个虚拟人物，在各个酒吧里面晃悠，跳舞到天明。

新专辑里有首歌叫《笔架山公园舞厅》，这座公园坐落在他的出租房对面，是一个有着三座山峰的公园。他听朋友说，原来的笔架山曾辉煌一时，在六盘水繁盛时期，周末挤满了来这里游玩的工薪家庭，后来逐渐冷清。发现公园里的那个舞厅，在蒋先贵的讲述中是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那个地方只在深夜开放，它的外面看起来像一个蓝色的大仓库，是那种由铁片做成的大仓库，此前蒋先贵从未注意到它，还以为是公园堆放杂物的地方。县城的夜是寂静无声的，一阵阵低频且有节奏感的声音从公园里传来，像是从一个容器里发出的动静。循着声音，他走到了蓝色大棚前，里面霓虹灯转动，许多老头老太太在跳舞。后来他从一个阿姨口中得知，这个地方已经存在10年了，原来是水城钢厂的舞厅，后来搬迁到了这里。蒋先贵把这天晚上的奇遇写成了一首歌，他突然意识到，尽管自己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依然无法完全看到它的真实一面。

“幻想让人丰满，让生活充满意义”，这是蒋先贵成为“玫瑰刺客”后行走在六盘水大街小巷里的体验。他曾在笔架山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龙的雕塑，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什么人在这里做的。到了深夜，只见一条神龙在树林里若隐若现地匍匐着，仿佛在等待某个时机，便能幻化真龙，一飞冲天。乐评人郭小寒接受采访时说：“蒋先贵这一代县城出生的音乐人的精神状态是带着好奇心和第三种旁观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成长环境的，他们是在科幻、动画、文艺电影里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出发于现实又脱离现实当作一个庇护所。”

你听过刘森的《县城》吗？我问蒋先贵。蒋先贵说，他和刘森在成都的小酒馆店庆上认识了，发现两人都收藏了彼此的音乐，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神交。蒋先贵说，“县城”这个标签是会产生多重误读的，但共通的都是听众在获取一种音乐情绪。所以他从不反对有人在他身上贴上“县城歌手”的标签。他在音乐里更关心的是，“生活是一场盛大的虚无”。 县城音乐蒋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