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县城故事多

7月初的这天中午，天津闷热无风。我们开车接上在单位忙碌了一上午的张楚，一起回他的老家。因为上午有重要工作，张楚穿得很板正，黑色的polo衫、黑色的皮鞋，戴着黑框眼镜，可这严肃的正式感好像又不那么像他。张楚一路小跑过来，用塑料袋提着几瓶运动饮料递给我：“天太热，路上喝。”

张楚是“70后”作家，在他的笔下，几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县城。在写了50多个中短篇小说之后，2018年，他开始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落》，云落便是故事发生的县城，原型是他的老家——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张楚在这里生活了将近40年，熟悉这里的一切，喧哗的、落寞的、光鲜的、肮脏的、迷茫的、温情的，他把听到看到的人与事捏碎了，付诸以文学的形式。

然而大部分《云落》并不是在滦南写的。2019年，张楚调入天津作协工作，随他一起前往大城市的，还有家人和动笔不久的这部小说。在接下来的5年多时间，张楚完成了这部作品。这种写作的感觉很微妙，以往写县城，张楚都是身处其中，而这一次是跳出来写的，却又离得不远，与县城保持着一段旁观的“暧昧”距离。

从天津开车去滦南，大约两个小时。现在张楚回滦南的频率差不多是每个月一次，他不会开车，若独自回老家，得先从天津坐高铁到唐山市，再拼车回滦南。更早之前，要在唐山换大巴去滦南县，路上七八十分钟。可现在坐大巴的人很少了，要么是有私家车直接开回县城，要么在唐山拼车。“大巴好像沦为了旅游专用，不再是地方上通行的公共交通标配了。”一路上，我们闲聊着。

身边掠过典型的华北平原农村，平坦开阔，越是往海边走，北方干燥的空气渐渐也变得湿润起来。车一路向东边的渤海湾开去，张楚的思绪也被牵回熟悉的时空环境中。看到路边的麦田，张楚说若是早来半个月，还能一块下地去割麦子，“我们小时候可不是割麦子，那都是拔麦子，连着根全都拔起来”。张楚的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到了收割时节，父亲就会带着张楚和弟弟回去帮着干农活，“那可是最干热的时候，我拔着拔着就流鼻血了，还是干活儿少”。

此行之前，我并不知道滦南县。滦南隶属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唐山市东南部，南濒渤海，有五六十万人口。比邻的曹妃甸区是唐山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地，乐亭是李大钊故乡，迁西以板栗而闻名。在唐山的区县里，滦南不是个耀眼的存在。“从经济上看，滦南县在唐山市几乎垫底，不过以钢铁产业为支柱的唐山是河北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如果把滦南县放在整个河北省，经济也不算差，排得上中游。”张楚向我们介绍着这座县城。县委、政府所在地叫倴城，元代有个叫那颜倴盏的将军驻扎在这里囤积粮草，那时候运河流经此处，经天津再到北京，也就有了倴城一地。“‘倴’这个字只用于‘倴城’这个地名，专字专用。”再说起来，滦南有三样最拿得出手的民间艺术——评剧、皮影戏、乐亭大鼓。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立了一个三枝花的雕塑，象征着这三种民间艺术。

滦南的简介似乎几句话就够了，可这都是面上的，内里的生活小说也写不尽。张楚说，写县城的故事，他有种天然的自信。这一路上，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现实与小说中呼应的桥段。他的县城故事是一场时代与地域的共谋，特定发生的空间是县城——小地方、普通百姓、熟人社会、秩序错综，又几乎是特定时代——他成长和生活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当国家层面的经济改革和政策波动传导到县级地区时，最普通的人的命运随之被牵动。我在小红书上随手搜了下“县城文学”，给张楚看，问他知不知道近来这种网络上流行的摄影风格——模仿90年代穿着朴素的衣服，眼神中透着青春迷茫，背景里是破旧的厂房、铁道、烟囱、自行车，再附上一层怀旧滤镜。张楚不常刷社交媒体，“县城文学风格”是他的盲区，可真实的县城和县城文学却又是他最熟悉的，“像这样的照片，我以前拍过好多。那些即将拆毁的平房，荒芜、脏乱，锈迹斑驳的铁窗外，玻璃破碎一地，要不了多久就长满杂草，野猫乱跑，这样的照片我手机里也存了不少，留个纪念”。

对于真正生活在县城的人而言，那些手机里留存的照片不是空洞的造型，而是厚重的记忆。

“以文学的方式来展现县城内部的纹理，跟网上这些照片或文案太不一样了。”张楚说。如果说他的小说是最真实县城的第一层虚构，每个人、每件事被砸碎了又重新组装，成为文学中的县城；到了社交媒体上，则是第二层虚构，将真实的纹理剔除干净，保留下怀旧的皮囊。

不过现在的滦南已经看不到太多他拍过的这种场景。2010年之后，房地产高歌猛进，县城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翻新建设，商品化小区取代了老旧房屋，新的公园与城市里的公园无异，商业街沿河而建，整个县城的面貌在升级之后已经很难再用“小县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即便是在此之前，与北方的大多数县城相比，滦南也是“新”的，1978年的唐山大地震后，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唐山市和周郊村县都经历过一次重生，“怀旧”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块带有集体性记忆的伤疤。

张楚的父亲早年是通信兵，全家人就跟着他走南闯北，直到1983年，一家人从大同回到家乡滦南定居，父母进了税务局工作。后来读大学，张楚“子承父业”地选了会计专业，去大连读书，毕业后又回到滦南，进入税务系统工作，真正延续了父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路的平顺令人羡慕。

就这样，张楚一直在县城的税务局工作，他家也是“税务之家”，亲戚里多半也是税务系统上的。张楚的爱人也是做税务的，他说在县城结婚讲究门当户对，这是一种默认的共识，通常年轻人上个两三年班，就会顺其自然找个女朋友，双方家庭条件差不多，要么是体制内，要么是有生意，谈个半年一年，对了就结婚了，“像我28岁要小孩算是晚的，我同学基本上都是二十一二岁结婚，现在不少都当爷爷了”。虽然一直做税务工作，可他最大的爱好是写作。从上高中读书那会儿就开始写些碎片，上了大学开始投稿。2001年，他在《山花》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自己的小说。上高中时的一天，喜欢摇滚的弟弟跟他说，有一个唱摇滚的也叫张楚。那个时候，张楚还不叫张楚，叫他的本名“张小伟”，只有在写作的时候会用笔名“张楚”。

他的生活在两个名字中切换——做财务的“张小伟”和写作的“张楚”，白天上班，晚上或是写作，或者跟朋友喝酒聊天听故事。有一天中午，他跟一个好友吃饭，这人写诗，又自己做广告生意，他们常去吃一家鱼火锅。那天这位朋友过生日，又去吃了鱼火锅，借着酒劲，朋友跟他聊起总想参加一本文学刊物的青春诗会却没能如愿，又说起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但感情起了些波动。后来又来些其他县城文学圈的朋友，张楚下午还要回单位上班，就提前走了。晚上6点，他接到电话，让他赶紧去趟医院，一到急诊，他看到朋友已经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医生说人没了，下午吃完鱼火锅回家后，便上吊轻生了。

张楚愣在那里，这件事对刚过30岁的他打击极大，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5年11月11日。他难以理解朋友的这些烦恼会对一个人影响如此大，或许他在酒醉选择轻生的那一刻，脑海中翻过所有令人悲伤的事，或许倾诉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张楚第一次意识到个人对死亡的选择是很偶然的。在这件事之后，张楚构思了一部小说，虽然人物和冲突更有戏剧性，但结局都是在外界压力看似并不会压垮一个人的状况下，自己把自己压垮了，说不清是酒精作祟还是自我迷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这样的小人物故事每天都在县城上演。刚工作的那几年，张楚也想过逃离县城，不想被小地方和重复的工作束缚，过着一眼看到余生的日子。他在小说《地下室》里借主人公的口吻说道：“我很轻易就预见到了我的将来：我从税务师事务所退休，拿着不多也不少的养老金，同时患上形形色色的小毛病：气管炎、咽喉炎、高血压、风湿、肩周炎、老年痴呆症或心脏病。晨起会到街心花园跟一帮面孔模糊的老人打太极拳，或者跟穿着艳丽绸缎的老太太打安塞腰鼓，白天则坐在这座老房子里，继续看着退休后的小学老师不慌不忙地织着毛衣、毛裤、袜子或手套……最后我或她，在床上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或先或后地离开这世界，我们的孩子会从外地回来奔丧，将我们燃烧成一捧尘土。从此我会在桃源镇彻底消失，留不下一点痕迹，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世界一样。”

“逃离固有的环境与桎梏，可能是每个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人必然的期许与选择，尤其是你的职业和爱好完全不沾边的时候，逃离的念头最为激烈。”这是张楚曾经在采访中谈到的。可后来，他慢慢地庆幸自己没离开，因为这片活色生香的县城土壤让他觉得真实，当他把这些经验和故事转化为小说时，故乡、县城、熟人能提供给他的，远比陌生的大城市多得多。

“县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双重性，具有城市的一些特点，又有乡村的一些特点。大城市有了什么新的流行现象，到了县城这里，可能会慢半拍，衣服的新款式会滞后，流行的餐厅、咖啡馆也会慢半拍。可虽然来得慢，但肯定会来的。县城又保留着乡村的很多特点，比如人际关系、宗族关系，这是最明显的特点。我总觉得，县城就像一个蜘蛛网，经线纬线交错编织成网，在这个网里，任何两个人总能找到共同认识的人，他们之间往往就只隔着一层关系。”张楚说。离开滦南县的那天早晨，我们跟张楚的老同事崔大哥相约去县里最大的早市转转。前一晚的酒桌上，一大桌人，我们都喝了不少。我问：“6点可以吗？”崔大哥笑笑：“最晚5点，最好是4点到4点半。”

这是一个滦南县的批发市场，每天清晨，当地的餐厅就会去进货，也有老百姓去买菜，到7点就差不多都收摊了。现在还在从5月1日到9月1日的禁渔期内，没有海鲜供应，若是交易海鲜，那得凌晨1点就去，才能抢到最新鲜打捞上来的海鲜。酒桌上，我看了看表，已经12点多了，若不是禁渔期，岂不是放下这杯酒就该去海鲜市场了？滦南县的凌晨与清晨就这么在半梦半醒间无缝衔接起来。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酒局，县城的生活将在怎样的秩序下进行。崔大哥与我们闲聊，他年轻的时候，去下面乡镇工作，下了班，除了喝酒也没啥别的事可做，随便一喝就是一斤高粱酒，有事谈事，没事闲扯，时间才好过去。如今的酒局少多了，一是风气弱了些，二是他们也都上了年纪。

在滦南的三天里，我们每天都在张楚和他的朋友们的酒局里结束一天。县城的酒局其实很纯粹，一桌人都是认识多年的老友，或是常年在县城生活的人，拐个弯都认识，大家知根知底，也没有什么身份芥蒂。开烧烤店的老板、理发师、当地的地产大佬、做本地高端蛋糕生意的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他们都是张楚多年的老友，也给他的小说提供过很多真实素材。自从搬到天津去，张楚回滦南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上一次回来已是一个半月前，和老友们也许久未见。

韩蒙是多年前张楚认识的朋友，也是他朋友里比较年轻的一位，“80后”。韩蒙看起来总跟县城的气质有点格格不入，戴着圆框眼镜，穿潮牌，盘手串，玩蝈蝈，做银饰，养了一屋子各类动物，白天活动的、晚上活动的，亲近人的、冷血的都有。他崇拜王世襄，是个县城循规蹈矩生活中的异类。可他又有着很县城的一面，早年做童装、女装生意，后来又卖手串，市场不好后，现在给朋友们半卖半送地做蛋糕。韩蒙把自己的车库改造成了一个小型工作室，正楼上就是他家。门口停了辆摩托车，他在后备箱贴了个“麦当劳”的“M”标，每天骑摩托车在城里穿梭，总有人问他：“哪里新开了麦当劳？”其实滦南县没有麦当劳。

韩蒙之所以没离开滦南县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很大一个原因是照顾家人。妻子和父亲相继生病，如今他要每日照料脑梗瘫痪的父亲。在没见到韩蒙之前，张楚就跟我们说，韩蒙这么多年很不容易，他是个大孝子。可韩蒙轻描淡写地把这些都一笔带过了，他说在县城是有道德束缚的，整天守在父母身边，怎么能不好好照顾？若是没照料好父亲，那街坊邻里的闲话都会把人淹死。酒桌上我问韩蒙：“为啥你们这么爱喝酒，又这么能喝？”他说倒也不是多能喝，只是招呼客人总得比客人多喝一份，如果你喝到了七成，那我们必须要再多一点，这是县城的待客之道。

“你觉得现在的县城还有故事可写吗？”我问张楚。他说，他离开滦南已经6年，这6年中虽然总会回来，父母和弟弟也在滦南，可多少还是觉得有点距离了，他爱这片土地，但如果不踏踏实实地每天生活在这里，那种每天身处其中的亲密度自然会减淡，即便回来，他也很少再听到曾经那些震撼他内心的县城故事了。如今的滦南，本地的年轻人离开了几乎不会回来，有外地考来的新的公务员，可不少人来滦南或许只是一个中转站。“这几年，我感到我在和县城疏远，这种感觉很奇怪，以前生活在滦南，就好像一只小蚂蚁生活在蚂蚁窝，每天闻着味儿就知道该去哪、该做什么、该找谁，现在小蚂蚁回蚂蚁窝也嗅不到从前的味儿了。”张楚说。 张楚县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