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装束：多元的盛装

大多数人对唐代装束的模糊印象，来自一句“唐代女子以胖为美”，头脑中因此浮现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很可能就是身着宽袍大袖的胖美人。这些年，唐代墓葬出土的胖胖仕女俑也是“网红”，比如出现在《如果国宝会说话》里的女俑，头梳双环髻，神态悠然，像是逃课少女，去公园里捣了个蛋。

但说“唐人流行丰腴美”，这句话也只对一半。唐朝前后共289年，女性是逐渐丰腴自在起来的。将唐代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丰腴审美主要流行在盛唐之后，也就是唐玄宗当政时期。假如将时间线拉回初唐，风格之低调可能会让晚唐人大为不解。

短暂的隋朝灭亡后，李氏王朝建立，唐人穿着仍然沿袭北朝末年与隋朝的风格。女装通常是三件套：裙、衫、帔，国家博物馆古代服饰研究专家孙机曾考证，唐代无论平民、贵族，这三件一般是不可或缺的。穿法很简单，将衫掖进裙腰，裙束得很高。此外，在身上挽帔帛的穿法，由南北朝兴起，但到了唐代才开始广泛流行。至于男装，不如女装那样变化多端，最流行的男装款式“圆领袍”，几乎贯穿了整个唐代。

盛唐之前，唐代女性仍然是纤瘦颀长的，初唐时期女性上衫通常是窄袖，多穿间色裙，裙腰位置很高，接近领口，妆容恬淡，整体是含蓄保守的。《步辇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使者迎接文成公主的故事，瞧那几位抬着李世民坐榻的宫女，身材苗条，穿着简练，可以感知到初唐时期贞观年间的审美风格。

不过，即便到了流行丰腴美的时期，或许也只有贵族妇女有资本积攒得起曲线美。做本期封面故事之前，我对唐代服饰的认知，正像大多数人那样，停留在“圆润脸庞的贵族妇女着一身华丽的宽袍大袖”这个层面上。阅读资料，向服饰文化研究者请教，做了这些功课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唐代服饰丰富庞杂，而且流行之风变化很快，有时三五年就有新的装束风行，特别是发髻、妆容这些成本低、容易更迭的部分。所以，假如向一个非汉服爱好者介绍唐代装束的特点，该从哪儿讲起呢？有哪些特点是最值得讲述的？唐制汉服与我们现代人的关系又在哪里？让我们从洛阳讲起。洛阳是唐朝第二大城市，称为“东都”。它地处中原，夹洛水而成，“河山拱戴”，是当时天下水运与陆路交通的枢纽。当时的外来旅客走水路抵达长安之前，会首先经过洛阳。唐代虽然一直以长安为首都，但没有一个皇帝能忽视洛阳作为东都的重要性，移居洛阳办公的皇帝不在少数，尤其是武则天。在她独自执政的22年当中，有20年住在洛阳，这位女皇帝主导的唐朝，服饰流行中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要数“自由奔放”。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14岁入宫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第11年，她被封为“才人”，品阶不高，大概率穿得比宫女好不了太多。初唐时期，唐代女性还没来得及推出自己的风格，隋朝遗留的装束特点仍然大行其道。普通宫女大概率会穿窄袖衫，只微微露出一截脖子。不过，贵族在典礼上依然会穿宽松的传统衣冠。

到了武周时期，露肤度开始增加，流行起了“袒领装”。这种弧领上衣胸口挖得极低，有的甚至是深V。有学者说，他们做研究时会被吓到，心想这怎么穿出门，有些甚至干脆就是“交领开襟”，与今天低胸晚礼服的暴露程度相当。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给人的感受也是，唐代之开放，原来能到这个程度？永泰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李显之女，她的墓室墙有八幅壁画，其中引发讨论最多的就是那张“九人宫女壁画”，能明显看到武周时期宫女们的穿着喜好。虽然交领与圆领各有不同，但共同点是领口很低，而且从她们的优雅神态可以看出，她们对此感觉很好，很自信。服饰史与工艺美术学者陈诗宇告诉我，“二圣临朝”时期，宫廷女性穿着还相对保守，等到武则天独自当权，政治舞台上又活跃着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长乐公主这样的女性人物，贵族女性能从她们身上感受到一种“无所顾忌”的氛围。想象武则天刚入宫时，十四五岁，出门还需要戴一种叫作“幂离”的长面罩，遮蔽全身。到了高宗时期改戴“帷帽”，帽子下面的薄纱变短。再到武则天临朝，别说以帽遮蔽身体了，女性变得相当率性自如，诗里写她们干脆“粉胸半掩疑晴雪”，和“长留白雪占胸前”。

唐代女性审美在武则天当政后走向了极度的开放与自信，这是唐代甚至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令人瞩目的服饰现象，这一点可以从这个时期出土的唐俑、壁画等文物中经常看到。而假如将镜头拉近，去关注更小的细节，还能发现，过去掖进裙腰的上衫，如今也露在了外面，帔帛变得宽大，披戴方式与今天也有相近之处，像我们今天穿低胸晚礼服时，也会额外用一条丝巾或围巾绕肩使用。

这个时期的女装是非常好看的。比如间色裙，称得上是经久不衰的时尚单品。蓝白相间，或红绿相间，用色都挺大胆。裙腰很高，要束到胸上，距离衫子的领口差不了太多，再加上竖条纹在视觉上带来的延伸感，整个装扮给人的感觉是颀长，而且很显活泼。这种裙子在唐初时期的壁画中很常见，中唐与盛唐还有延续。虽然从出土文物中，我们基本只能窥见贵族女性及其侍女的打扮，但研究者还是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一件上衫、一条间色裙，也是唐代普通人家的女性最常见的穿搭。

武周时期有段时间，束腰转移到了胸下，特别是流行低胸上衫的时期。颜色艳丽的红裙也开始流行，在洛阳博物馆的“洛水时裳”展里，陈诗宇还复原了一条吊带裙，参考的是陕西礼泉昭陵段简璧墓的仕女壁画。

这些样式很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裙子，还会被唐代女性叠穿。比如间色裙穿在红裙内，或者红裙内穿条纹袴裤。也有的会在长裙之外，再穿一条短裙，这种短裙照例还是系在胸口，但可以看到，材质明显地变华丽了，最好是有条织锦边，为整套装束再添一层明艳艳的装饰。要是再高调一些，上衫外还可以再套一件半臂。从最简单的衫裙两件套，到繁复一些的五件套（衫、半臂、长裙、短裙、帔帛），可以窥见的是家庭财力。不过，无论是两件，还是五件，这个时期的女性穿着给后世的感觉是，不在乎穿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从商周讲到清朝，整个展里只复原了13套装束，唐代4套，其中就有一套“盛唐侍女装扮”，可见“女着男装”在古代服饰专家孙机眼里的代表性。

该侍女内着汗衫，外穿一件“绿灰缬宝花绮绣衽圆领袍”，腰间是蹀躞带（皮带），圆领袍距离脚踝还有些距离，露出条纹袴裤。再将视线回到领口处，发现领子翻开，白色汗衫与圆领袍之间若隐若现地还有一截华丽的织锦，那其实是一件类似坎肩的上衣，也就是半臂。这位侍女身上穿的这件叫作“大红宝花锦臈缬襕半臂”，织锦面料硬挺，男士将它穿在外衣之内，有助于显得身材魁梧。这种半臂后来也在女装里流行，直接将它穿在上衫外面，并且换了个名字叫作“背子”。

“洛水时裳”展里，孙机的学生陈诗宇也复原了一套男装仕女装束，他参考的是陕西礼泉昭陵郑仁墓出土的彩绘男装仕女俑。两套装束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昭陵这位仕女俑，连头冠也是仿照男士，戴了唐代男士非常常见的幞头，而国博这套装束里，侍女梳的是女性发髻。可见唐代女性着男装，不拘泥于“我今天要穿男装”了，可能只是将它们当作一件时尚单品。

按照孙机的考证，唐墓的壁画和线刻画中，虽然女着男装的宫女很常见，但一小队宫妇中，为首的总是穿裙衫的，而那些着男装的宫女手捧器物，似乎可以说明，女着男装的宫女“身份显然较低”。不过，男装并非止步于宫女阶层。《大唐新语》中有记载说天宝中期“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意思是女子会将丈夫的衣裳穿上身出门，而且是从头到脚的全套男装。“士流”说的应当是那些士大夫。

有一个关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故事流传甚广，它源自《新唐书》，说有一回高宗和武后办宴席，太平公主一身男装出来给父母跳了支舞。书里记载太平公主的着装是“紫袍玉带，折上巾”。还有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记录的是玄宗年间杨贵妃三姐虢国夫人的一次出游，多数学者认为，画中最右穿男装的那位就是虢国夫人。可以说，除了晚唐较少见到，女着男装从初唐开始一直挺流行。

那么女着男装为何在唐代如此风行？我将这个问题抛给于赓哲，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专攻隋唐史。他的判断是，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功能性，同时与唐代社会风气紧密相关，“唐代女性自由奔放，社交活动比较多，活动范围也比较大，晚唐以前还有个特点是，上层社会无论男女，都比较流行骑马，不流行坐轿子，这些都导致了女着男装的流行”。换句话说，女着男装几乎跨越阶级。

咱们再来看女着男装时穿的这种圆领袍，是件什么样的衣裳。不妨再来参考《步辇图》。画左边三位男士穿的袍子形制非常接近，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唐朝的赞礼官、禄东赞（松赞干布派来的接亲大臣）和翻译，包括唐太宗本人，其实也是一件圆领袍。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步辇图》左一与左三两位大臣，大概率会觉得除了颜色纹样，穿的几乎是同款。乍看都是圆领袍，这里面其实还有讲究。北京服装学院邱忠鸣教授告诉我，加横襕是圆领袍中比较考究的一种，比如作为官服的圆领袍，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襕袍”——袍子的膝盖部位用一整幅布接成一圈横襕。

圆领袍在唐代实在太流行，以至于除了祭天祭祖宗这样的大典礼，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经常穿。研究者称唐代人的着装实践为“双轨制”，贵族在典礼或朝会上穿传统的交领右衽袍服，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汉代的宽袍大袖，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当然还是便捷为上，紧凑的袍袴大行其道。不过到了唐中后期，所谓的常服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正式场合，仅从颜色上区分等级。比如唐太宗就规定，三品以上袍为紫色，四、五品穿绯色，六、七品穿绿色，而八、九品官服则是深青色。至于普通老百姓就随意得多。

圆领袍还流行一种穿法，就是将领口处扣子解开，任由两边领子翻下来，呈现出翻领衫的效果。我第一次在影视剧中见到这种穿法，还是几年前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剧中男主角张小敬的打扮是“织锦缺胯袍配六合靴”，领子醒目地翻了下来。

有学者认为这种翻领穿法，是唐代服饰受胡风影响的一个证据。不过，唐朝对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影响异常深远。而唐代与汉代之间又有南北朝作为过渡，鲜卑族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虽然不长，却也将他们民族的服饰文化传递了下去。唐朝李氏，原本就有胡族血统。以上这些元素，都是唐朝国际化、允许胡风影响的原因，倒也不仅仅局限于翻领穿法了。唐中宗和韦皇后有个女儿，叫安乐公主，极受宠，发生在她身上最著名的时尚事件，莫过于她的百鸟裙。这件奢华的裙子十分耀眼，史书记载说它“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百鸟裙得了两件，安乐公主自己一件，还赠予给韦皇后一件。

它所引起的讨论符合传播规律，就像今天高定品牌时装秀上那种“全身镶钻”的礼服，人们会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些令人咋舌的细节。百鸟裙诞生后，效仿的官宦人家女眷很多。从这个极端例子，可以窥见唐代女性在服饰上的蓬勃欲望。这种盛装欲望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当属杨玉环。唐玄宗曾指派多达700名服装师为他心爱的贵妃及其侍从们做造型，负责完成包括织造和刺绣等在内的工艺。《唐国史补》一书记载过一个细节，说是“安史之乱”后，在杨玉环被处死的驿站，有位老妇人捡到贵妃一只丝绸长筒靴。这位老妇人惊讶地发现，按100文欣赏一次的价格标准，都阻止不了人们对它的兴趣。她因此开心地发了笔小财。

这些史书记载使得杨玉环的形象几乎与享乐和欲望画上了等号，也让我们更加相信她在时尚领域里的引领作用。也正是杨玉环的明星效应，才形成今天大家认知中丰腴的大唐美人形象。但假如去看杨玉环之前的那位玄宗宠妃——武惠妃，她的石椁有10幅线刻画，画中的21名仕女和侍女，也已个个圆润，裙曳及地。

随着体形趋于丰满，唐代女性无法遏止地爱上了华丽造型。唐朝国力累积到唐玄宗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欣欣向荣，似乎也支撑得起这种生活作风。落实在审美上，从出土文物来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一切变得浓烈与夸耀。发髻宽大巍峨，发髻上插满首饰，脸上浓妆，服装上使用大红大绿这样的撞色搭配，袖子变得很大，裙裾开阔曳地，可以拖得很长，这些在盛唐都很常见。

此外，还有昂贵的绫罗织锦与面料上的华丽纹样共同增强这些华服的观赏性。杜甫《丽人行》写，“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描绘的就是杨玉环的衣裳“用金银线镶绣孔雀和麒麟”，这是盛装中更微观的细节，什么面料，面料上面都有哪些纹样，由何种工艺完成视觉呈现。它们需要走得更近去观看，或许还要用手触摸。

陈诗宇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团队复原的一款晚唐面料，是种“纬锦”，锦上纹样的直径能大到50～60厘米，上面的图案是唐代很常见的联珠团窠纹，这种纹样无论是在关中，还是新疆，都有大量出土的例证。团，就是圆；窠，是鸟兽的窝。这种纹样相当于是用一圈联珠将某种图案围在中心，中心的图案用什么，就看唐代人的喜好了。西安大雁塔是汉服爱好者的云集之地

成都博物馆藏有一件“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纹半臂”实物，就是其中的代表。它由两部分组成，色彩较为明亮那个部分是西域的粟特锦，馆藏介绍说，粟特锦的丝线用胭脂虫染色，颜色艳丽，色彩经久不褪色，织有典型的联珠团窠纹；而较为暗淡的部分就是典型的“陵阳公样”织锦了，织的则是唐朝传统宝相花和卷草纹样。

这组纹样称得上唐代的经典“老花”。唐朝流行动物纹样，所以能在“团”中看到鸭、雁、狮、鹿对等禽类与兽类，而且都是成对出现。最初西域传入的“联珠纹”，被唐代设计师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联珠用花卉代替，创造出的“大唐新样”（即著名的“陵阳公样”）非常成功，花卉与禽类兽类的排列组合，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团窠纹样。

织造工艺大发展的同时，唐玄宗却又对这股奢侈风气感到警觉，他开始实施奢侈品管制。公元712年，唐玄宗下过三道禁奢令，要求销毁金银器玩、珠玉锦绣，不允许织锦这种华丽费工的纺织品继续生产，长安和洛阳等地的官方织锦坊因此都被关张。类似的“限奢令”在唐代多次出现。公元771年，唐代宗禁止有华丽珍奇图案的绸布，限定“襦袖不过一尺五寸”；公元791年，唐德宗又颁布了关于服饰纹样的新规定。但是奢靡风并未因此而有所克制。相反，这些反复出现的禁令很可能从反面说明，唐代盛装之风持续性的热烈，且屡禁不止。

唐玄宗自己到了晚年，也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早忘了当年还有过励精图治的抱负。盛唐催发的华丽秾艳风情，一直持续到晚唐，构成今天我们对唐代服饰的主要想象。研究唐代装束，起初我只关心服装，认为妆容只是辅助，但不瞒您说，当我在洛阳尝试晚唐造型的第20分钟，有件事实变得十分明确：我们现代人视觉获得的“唐代感”，恐怕更多来自妆容。甚至夸张一点说，画好了眉毛，50%的感觉就有了。而且不同于现代妆容，唐代女性不画眼妆，但会在眉毛与面颊上下足功夫。

一个经典唐代妆容，除了画眉与点唇，还有额间花钿、胭脂，以及面靥。纵观整个唐代，妆容与服饰步调一致，也是由保守逐渐转向华丽（武周时期），由华丽进一步变化为夸耀式奢靡风尚（晚唐时期）。但每个时期都有让我们现代人眼前一亮的流行，可以说，在时尚这一块，唐代女性从不会让你失望。

唐代女性眉毛有多种式样，差别可以很大，所以做唐代装束的模特，为了方便行事，经常干脆剃光自己的眉毛。但对普通人，通常的办法是用粉底盖住，然后使用较深的黑色眉笔。造型师楠姐在我脸上画完两道弯眉时，镜子里的人为之一变。这个眉形叫作“月棱眉”，是较为自然的，是比唐代同样非常流行的蛾眉、柳叶眉的曲度都要高一点的眉形。中部较实，两端晕开，此外，也相对较细，经常化妆的女生一眼就能辨认出，这是与我们今天流行的所谓韩式眉、一字眉等全然不同的类型。

光在眉毛这个层面，唐代就有过缤纷出奇的时期。比如武周时期有分梢眉，长得像扫帚，头上较尖，然后逐渐变宽，眉尾拖出一段，末了还要往上挑，显得英气十足，像是画中女侠。除此之外还有连眉，两尾眉毛几乎连在一起。垂珠眉和桂叶眉也相当怪异，眉毛从中段开始消失，只留前段约三分之一，短短一簇眉，又粗又短。这些眉形都在壁画和文物中出现过，配合文献，研究者们已经能将各种眉形流行于哪个时期大概推算出来。结论是，这个盛世大唐，真是连眉形数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仅玄宗在位之时，各领风骚的也远远不止十眉”。有的造型奇异者只短暂流行，却能在这些变化中窥见唐代之包容万象。

这些奇异的眉毛我都没敢尝试，按照楠姐的说法，第一次还是稳妥起见，画个容易接受的。她接触过那些拿着图片来的客人，嘴上说得好听，说就要画个八字眉，想尝试著名的“元和时世妆”，结果通常是，眉毛刚画了一半就接受不了了，要“换个轻复原的”。

所谓“元和时世妆”，首先要画一副八字眉，不用胭脂，但用赭红涂面，双唇鲜见地涂成乌黑色。它流行在元和时期（公元806～820年为唐宪宗在位的元和时期）。几年后，这种怪异妆容进一步升级，研究者称之为“血晕妆”，最显著特征是在眼睛上下画出几个横道，仿佛祭祀活动中萨满的造型。配合这种“险妆”的发髻通常很高，髻上通常“满头插小梳”，西安韩家湾唐墓壁画中就有这样的女性形象。

很难想象一贯讲究喜庆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怎么会流行起这种看上去很不吉利的妆容。邱忠鸣告诉我，唐代统治者曾将这种妆容定义为“服妖”。或许是因为胡人趁乱攻入长安，终于为安逸已久的长安人带去真正的威胁，“安史之乱”后，士大夫们便开始抵制这类妆面。

画完眉毛，轮到唇了。虽然点唇方式多样，但都不脱离“樱桃小口”的模样，这是盛唐之后流行开来的唇样，也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楠姐将我的眉与唇一画完，面目结构就成形了，不用穿唐制汉服，镜子里几乎新落成了一位唐代女子。这时候当然可以接着在脸上继续下功夫，比如花钿，也就是额间一点红，也叫花子。唐代女性在额间小小区域，也充分发挥创造性。左丘萌在《中国妆束》一书中梳理出一张“唐朝女性流行花子式样概览”表，按时期划分，不出意外，仍是武周与盛唐时期的花子式样繁复，红色之外，盛唐时期的女性更会尝试蓝、绿等色，很是花哨。贴在脸上的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颜料绘图，一种是“以绢纸甚至金碧珠翠等物预先制好花钿，化妆时用胶将其贴上”。

此外还有面靥，一种“在嘴角两侧面颊上涂绘颜料或粘贴花片形成的假靥”。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在想，有没有人将这全套面妆都画在脸上，极尽奢华之能事，答案是有的。李芽在《中国妆容之美》一书中提到，晚唐、五代时期，“安史之乱”使得唐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敦煌所在河西走廊地区，主要由收复河西的归义军统治。在这种远离长安并且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中，上流阶级女性打扮起来不免无所顾忌，显得“逾制”，李芽因此将那个时期的装束描述为“末日狂花的跋扈”。敦煌供养人画像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满面花子的形象。

楠姐做复原造型时，梳头是最后一步，原因很简单，因为晚唐造型都要往头上戴“义髻”，也就是假发髻。做完这些，整颗头变得很沉，行动顿时就得小心翼翼了。发髻分两部分，先是用自己的头发包裹一个月芽形革布，就像造房子前先打地基，基底完成后，再往头上加义髻。发髻越大，越能为广插花钗提供空间。

从陈诗宇考证的一套晚唐妆容复原来看，那个时期的装束的确是让人眼花缭乱。这景象华美之余，还是让我想到早高峰地铁，拥挤得无处落脚，发髻上如此，脸上也是如此，额间花钿就有三处，两颊腮红之上还有斜红四处，连面靥都是复杂款式。这种“满面花子”的景象，似乎是大唐末世苟延残喘的隐喻，“没有人能保持癫狂之势太久”。国势不可挽回，中原在极尽繁华之后跌落，人心趋于保守，这种趋势体现在妆容中，就是回归淡雅。而淡雅，正是紧随其后的统一王朝宋代妆束审美的主要特点。

（参考资料：《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美]陈步云著，廖靖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妆束：大唐女儿行》，左丘萌著，末春绘，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妆容之美》，李芽、陈诗宇著，湖南美术出版社；《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吕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唐代之女子着装与胡服》，孙机著；《唐代日常女装的层次与搭配》，扬眉剑舞著；感谢洛阳博物馆对采访的协助；感谢插画师燕王对本组报道的帮助；实习记者郭思航对本文亦有贡献） 唐代装束汉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