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人民公园，在小城中央

我给自贡长大的作家李静睿打电话，她上来就说：“人民公园没了呀，现在叫彩灯公园了。我家附近那个也叫人民公园，但是我们都叫它张家花园。”两个公园分别属于自贡的自流井区和贡井区，中间隔着山。“去彩灯公园是奖励，去张家花园是每天都做的事情。”李静睿这样区分她记忆中的两个人民公园。

我要去自贡看人民公园，李静睿说把她爸爸李开杰“借给我”。五一假日的早上，我从距离彩灯公园一公里的酒店出发，穿过正在宰杀兔子的菜市场、播放着大酬宾广告的手机店，踩着金器店铺贴在人行道上的巨型广告代言人，穿过还没开动的摇摇车、跳楼机，一口气爬上几十级台阶。

已经改名叫彩灯公园的原人民公园位于自贡老城中心，自流井区的一片高地上。周围环绕着几条正气凛然的路：中华路、解放路、新民街、五星街。公园脚下，穿城而过的釜溪河打了个Z字形的弯。在山河之间的坡地上，自流井不同年代最光鲜的建筑层层叠叠，从清代的盐商会馆、屠宰行会会馆，到一系列命名为“第一”的公共机构，第一中学、第一医院、第一幼儿园，拱卫着城市里的第一个公园。

我选了个不简单的门，在新民街和五星街交叉口，属于公园的后山，进门就要爬几十级台阶。李开杰和妻子曾桂兰打着伞在台阶顶端等我。他们从另一个门进来，那边好停车，走上来坡度缓，不像我这个笨拙的外地人爬得气喘吁吁。

李开杰在自贡文化馆工作，写了很多年儿童文学，当过自贡作协主席。李静睿的妈妈在自贡新华印刷厂工作了一辈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厂子效益不好，也没买断，就这样熬到了退休年龄。印刷厂旧址就在我从酒店过来的路上，现在变成一个叫“梵华1939”的商业区。名字里的1939跟厂子没关系，是自贡设市的年份。

公园出现在自贡立市之前。1930年，自流井区还归富顺管辖，从太平天国到民国，近百年的动荡让这座靠盐吃饭的城市鼓起了腰包，开足了眼界，决定建设一座公共园林。起初人们想用山下的河给它命名，觉得荣溪河和盐井河都不够好听，就借用了富顺釜江的名字，因为公园的名字，山下的河也改了名。釜江是沱江的支流，沱江是长江的支流，自贡就这样和外面的广阔世界扯上关系了。

十几年前，李静睿写了一篇讲家乡小城的文章《小城》，就从眼前这座公园开始。那时她在为讲盐商的长篇小说《慎余堂》梳理盐业史，开始思考这座城市从私有到公有，再从公有制的巅峰滑向衰落的过程。她写人工湖、黄鸭子船、破败花哨的秋千、不景气的动物园，“这样的记忆可以无穷无尽地排列下去，但所有记忆都是平庸无奇的”。接着写盐商、军阀、名厨、附近的工人、树下喝茶打麻将的老人、看灯会的人，再到下岗的人，公园始终处于人群中央。

一家三口上次来逛动物园是2022年。当时李静睿接了个活儿，要写一篇动物园为背景的小说，一下就想到人民公园里面这个动物园。李开杰在坡下停车，车刚停好，母女两人就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停车场。曾桂兰和李静睿分别跟我描述当时的经过，都充满惊恐，“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老虎饿坏了，拼命地拍打铁笼子，明显想出来”。五一期间，来动物园的人多了些，闸机仍然形同虚设，检票员利落地撕掉手里那张纸质票的副券，旁边小卖部的女人就很有节奏感地凑上来，问我们要不要买一篮菜喂动物。门票20元一张，菜篮10元一份，这就是动物园全部营收来源。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这样听天由命的动物园，它分布在坡度陡峭的后山上。每种动物都是个位数，一只火鸡，两只天鹅，两只羊驼，一只苏卡达陆龟，一只松鼠猴，只有猕猴是成家族建制的。老虎、狮子和狼住在整座公园地势最低的角落里，平等地各自拥有一间20平方米不到的单间。李开杰领着我们一路往下走。曾桂兰远远地缩在后面，那两只老虎在笼子里打转，三步就能量完一条边。三五米开外就是矮矮的围墙，围墙上头，隔壁居民楼阳台的防盗网伸过来，和老虎笼子形成工整的对仗。动物园建于1964年，是公园辉煌时代的活化石。动物园冠绝川南的时候，最有名的是蓝孔雀，还有一对很能产仔的狮子。后来，动物园不断缩小，给李静睿留下的印象都带着惨兮兮的黑色幽默。猴山变成了一座门口写着“十八层地狱”的鬼屋，有一阵子，公园里还展出了狗。我再三确认，“土狗吗？”她很确定，就是普通的土狗，“似乎都是邻居家借来的动物，谁家有小动物都可以去展示一下”。现在，只要开车两个小时，自贡人就可以去成都看大熊猫，没人再愿意在小城的动物园上花心思。

李开杰对公园的印象并不如女儿那么深刻，大概因为公园是在他的人生变得安稳顺遂之后才出现。他和妻子的老家都在釜溪河上游的艾叶滩附近，两人结婚时安家在艾叶滩附近长土镇，李开杰工作的学校里。李开杰后来靠写文章得到调动，一步步调到贡井区，再调到市里。随着工作单位向市里迁移，人民公园总算成了一趟公交车可以到的地方。

去公园的日子像个奖励。李开杰清楚记得第一次带李静睿来看灯会的年份，1988年。那一年他调到了贡井区里，李静睿刚好上小学。女儿骑在父亲肩头，人工湖被彩灯和人群围得严严实实，那个夜晚牢牢印在李开杰脑子里，“公园地方狭小，灯光也集中，人流拥挤，那才有元宵观灯的感觉”。“歇斯底里的享受。”站在公园长廊前头，李开杰突然开始跟我讲自贡人的享受理念。他讲自贡的盐商如何制作盐水泡青蛙，他们让青蛙在一个装满盐水大料和花椒的坛子里绝望地上下翻腾，把自己腌得入味，从收稻子的季节封存到初春开坛，开春拿出来用猪油蒸。“过去自贡人获得财富有很大偶然性，不是靠努力而是靠运气，”他总结，“许多人年轻时就开始做生意攒钱，摆个凉菜摊子之类的，到了30岁攒了点钱就去打井，也不知道下面有没有什么，运气好就是水火两旺（又有盐水又有天然气），万一失败，前30年的积攒全都完蛋。所以他们得到财富以后的享受方式也与众不同。”

我觉得他像在说自家人。虽然他们这代人挣钱已经不是靠运气，但钱总是要花出去的，最好花得开心，在人民公园花的钱总是很值。李开杰说他这个女儿“消费高”，其实他自己也不遑多让，在公园里印象深刻的事情全都和吃的有关。湖边的小卖部，过去是全市第一家卖蛋筒冰淇淋的地方，小卖部对面的餐厅是第一家卖白斩鸡的餐馆，“1992年，我工资只有30块，白斩鸡五毛钱一份，也舍得常吃”。

去人民公园这个仪式潜移默化地在家庭内部传递下去。李静睿初中以后就开始挣稿费，她自己出来玩，李开杰也不问她去做什么，其实大多数时候她都跑到公园来。李静睿几乎不记得任何店铺的名字或者方位，只留下身体记忆，“没人关心过店名，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就行。就像你问我从哪个门进，走哪条路，我完全不记得，但我只要去了就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公园周边的一切都是最新最好的。在自贡，最大的服装市场是公园外的东方广场，唯一的新华书店在公园南门的灯杆坝斜对面。90年代，公园附近的解放路有全市唯一卖饺子的餐馆，“自贡人不吃饺子，饺子馆肯定是北方人开的，就是跟着三线企业来的北方人。那时候觉得吃饺子很新奇，现在已经不爱吃了”。那家饭店应该是解放路上的华北食堂。三线建设期间，自贡接受了22家内迁企事业单位，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也曾随着北京的机械厂内迁，在自贡的长征机床厂工作了十几年。南来北往的人，带着自己的生活习性，在公园附近打下自己的印记，证明自己成为城市的正式居民。

公园南门，阳伞搭成的花鸟市场从最坡底蔓延上来，把公园的牌楼都挤得看不见了。李开杰遥指着花鸟市场下面窄得看不清的中华路，“那里是改革开放后自贡第一批个体户富起来的地方”。李静睿高考以后，找李开杰要了一笔零花钱去买衣服。他想着孩子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结果李静睿带回去一条牛仔裤，“破破烂烂的，300多！我一个月工资也就300块”。那条裤子就是在这里买的。

千禧年，温州商人来到自贡，以公园南门的灯杆坝为中心，在中华路和新民路先后建起温州商城和东方广场。自贡市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就这样被另一批更富的外地人取代了。现在，温州商城几乎只剩个残破的路标，只有靠公园这头的商铺还在积极地卖些小吃、炒货和锅碗瓢盆。往坡上走，东方广场仍开着各色平价服饰店，门口的促销员比顾客多。新的商业中心沿着公园继续上移，挪到了过去李静睿妈妈上班的印刷厂。

穿过花鸟市场的时候，我们弄丢了曾桂兰。我们站在灯杆坝的栏杆旁边等了她一会儿，她拎着几条塑料袋装的金鱼钻了出来，“家里水池不是装了假山嘛，我再买几条金鱼回去，不贵。这下鱼可以躲起来，应该不会被乌龟吃掉了”。动物园如今规模大不如前灯会来前，灯会走后

到自贡前，我问陈星生什么时候见面，他始终不答话。我跟李开杰逛完公园的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背景里有噼里啪啦的麻将声，一下下按着他说话的节奏砸在牌桌上，“公园不愿意去，去了就生气”。

70岁的陈星生退休前在市政府工作，十几年前退休后，他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主要是研究自贡的历史。前几年，他专门为人民公园写了一篇考据文章，起因是他有种忧伤的预感，这片最后的乡愁也要不在了。

第二天一早7点，他还是给我打来电话，说还是来公园。他已经搬去了釜溪河南岸的新区，一个名字洋气的小区里，坐了40分钟公交车赶来，特地把见面地点约在公园北头小广场，解放纪念碑下面。他指着上面的字问我看了没有。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没戴眼镜看不大清。他铿锵有力地念给我听，“以标志这个伟大的人民时代”。据他所知，这是全国人民公园里面唯一明确表述人民公园的重大意义的碑文。人民走进公园，人民享受他们的公共生活，都从这句碑文开始。

在成为彩灯公园之前，这座公园改了好几次名字。建成的时候叫釜溪公园，40年代短暂地叫过慧生公园，之所以用谢慧生这个国民党元老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当时他的女婿当了自贡市长。1950年，它成了人民公园，此后38年都是这个名字，直到政府决定发展彩灯产业。“这个公园从最开始就是民众集资建起来的。虽然我们这个地方偏僻，但这里的市民很早就有了城市意识。”陈星生向我强调。历史学家王笛在《历史的微声》里将自贡的盐业称作“中国商人的大事业（big business）”，“成功地钻盐井和气井不过是井盐业发展的第一步，商人们还需要在许多其他方面进行合作，以解决劳力、资金、钻井、烧盐等生产环节的问题”。盐业本来就是分工细、工种多的行业，整个城市都挂在一条生产链上面，自然有同气连枝的传统。三线建设中，大批国营企业到来，又塑造出另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在自贡，这股意识集中倾注到城市里的第一座公园里面。

陈星生对人民公园时代强烈的眷恋，大概由于他生活在慧生公园刚刚变成人民公园的年代，真正享受过那些人民共建的设施。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自贡人在公园里参加义务劳动。陈星生给我看的几张照片上面，男男女女统统穿着白汗衫黑短裤，站在湖边拎着铁锹水桶，肩背手扛，开辟步道，修建长廊和水榭。“那个水榭上面原来有个喷泉假山，所有人都来看，就跟现在去拉斯维加斯看音乐喷泉差不多。当时自贡没人会调试，都是从成都请工程师过来安装的。”

陈星生的小学就在解放路上，在公园度过了“半截娃子”的时光。小学时候，下午半天自由活动时间，几个小男孩就翻过围墙跑来公园，去露天茶园喝两分钱一杯的茶，“每个人书包里都装着牌，洗坏了，拿胶粘一下接着打”。他在公园里的青少年宫参加鼓乐队，顺便艳羡隔壁的红领巾合唱团，也在公园里的气象站、过滤水池接受科普教育。90年代，他回到自贡工作，已经当了市政府的干部。有一天在公园里的彩灯博物馆留到很晚，大铁门都关了，他没喊人来开门，而是一抬脚翻了出去，“四五十岁的人了，还很轻松，小时候习惯了”。

现在看，这座城市的功能简直过分集中在人民公园里面，好像一旦自贡人民想起来什么重要的东西，就要把它放在人民公园里面。青少年宫搬进市长公寓，文化馆取代了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后来变成盐业博物馆，有一阵子自贡第一座广播电台也设在里面。城里第一座过滤水池在图书馆后头，靠着它自贡人喝上了自来水。城里最早的照相馆也在公园里面，叫依然照相馆，现在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家依然田鸡馆。自贡的盆景曾经很出名，公园里还专门建了一座红墙的盆景园，门头上刻着“江山如此多娇”。70年代，陈星生下乡前在这里有一张留影。我们经过门前，里面成了餐馆，老板娘在懒懒地收拾前一天剩下的碗筷。

自贡的灯会在人民公园来来去去好多年，日子一好过，公园就办灯会。天灾人祸来了，灯会就中断。陈星生记忆里人民公园的第一次灯会是在1964年，那时候整个城市刚刚从三年严重困难中缓过来，“我记得很清楚，兜里几分钱的零花钱突然可以买到鸡蛋和零食了。就在那个时候，灯会回来了”。陈星生没有赶上人民公园改名前的最后一次灯会。1987年，他还没调回市里工作。第二年，也就是李开杰带李静睿来看灯会的那一年，这里已经叫彩灯公园了。公园的名字一改，就像宣称日子掀过一页，下一页是别的主题了。那段时间，在李开杰眼里是最有希望的日子，人们觉得做什么都能成功。灯会冠上了“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的名字，担负起全城人发大财的期望。白色的人民公园牌楼被拆除，换成了现在的彩灯公园牌楼。

扎彩灯费时费力也费钱，还好当时各国营厂效益还不错。起初几年大大小小的厂子都要扎花灯，花灯的大小和位置彰显厂子的规模，有名的东方锅炉厂、长征机床厂，总是负责扎湖中央花船上的灯。起初，扎花灯是人人参与、与有荣焉的事情，小厂子也不甘落后。“连蜂窝煤厂都能扎个小宫灯，上面写上‘蜂窝煤厂’字样。”李开杰告诉我。

不仅要扎，还要扎出特色，锅炉厂就扎成发动机组形状，百货公司用瓷碗瓷瓶瓷勺子捆扎成龙凤。每个人都对我提起一组废弃青霉素药瓶做的花，那是自贡第三医院的发明。玻璃瓶灌上五颜六色的药水，拼接成巨大的灯组。李静睿后来在公园里的花灯博物馆里看到它，心里还觉得安慰，觉得那些被用过的药瓶也有了用处。李开杰说，其实李静睿小时候很少生病，“她还总觉得自己做的贡献不够”。90年代后期，国营厂效益下滑，愿意承担花灯制作的工厂越来越少，不计成本的自豪感被现实考虑压倒。李开杰将之归为“市场经济起来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有那个钱做花灯，发到大家口袋里不好吗？”灯会变成了一种有点尴尬的热闹。

去公园看灯会的人日子也渐渐难过起来，但总有些旧习难改。本地人的概念里，去人民公园看灯应该是不花钱的。最初灯会门票就不是拿来卖的，而是管委会按照行业、单位包销，因此城里几乎人人有门票，一到灯会，公园门口就全是“临时黄牛”。后来厂子不行了，管委会想法子把票统一卖到各个区里，一个区的票都是同一天的，今天是“贡井日”明天是“大安日”，一到日子就有一条公交线路挤得满满当当。再往后，黄牛拿的票越来越多，把票价炒得虚高，“搞票”就成了一种彰显人脉的能力。2010年，李静睿回老家，发现买不到票，李开杰又发挥了一把“搞票”的神通，“其实票不是买不到。就是我们总有种不愿意花钱买，但是又想看的感觉”。

公园之外，灯会以另一种方式统摄着生活。李静睿描述了一件魔幻的事情。2008年冬天，全国都因为冰雪灾害电力短缺，有消息称自贡为了保住灯会，限制居民用电。李开杰记得那时候家里时不时地停电，公园却夜夜灯火辉煌。后来，遥远的南方报纸上出现了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线索是当时在广州当记者的李静睿提供的，小城的宣传部负责人年也没过成就去广州“救火”。李开杰谈起这件事很骄傲，“报道出来当天，电就不停了。邻居跟我讲的时候，我还很得意，心想你不知道我女儿也帮了忙吧！”李静睿后来才知道，那位没过好年的负责人就是小时候住在她家楼上的叔叔，心里还有点不忍。过渡年代的缝隙里，从公园发端的彩灯行业接住了许多在改制潮中挣扎的家庭。李家有一个关系很近的朋友，李静睿叫他林叔叔。林叔叔本来在玻璃厂工作，是位出色的钳工，后来厂子垮了，咬着牙没有买断编制，靠做花灯养活了一家人。她很敬畏他，“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岗”。这个幸运的故事在李开杰看来是很辛苦的，“有个说法叫手停口停嘛，他一出去就是五个月，春节结束才能回来。收入确实比在厂里多，过去一个月两三百，做一单花灯能挣几千上万。但背井离乡，好多年不能在家过年”。李开杰最后用苦尽甘来的语气讲完了这个故事，林叔叔的儿女都当了公务员，买了好房子，他终于不用做花灯了。

我跟陈星生在公园里像考古学家一样绕圈子，凭着想象复现他口中那些早就不在的“辉煌建筑”。很长一段时间里，自负盈亏的彩灯管委会把公园的场地租售出去，灯会占据了公园里一切空余的时间和空间。温州商人来公园建商场，提议为公园造一座玻璃灯塔，就拆了民国的钟楼。喷泉水池也被拆掉，人工湖里的两个水榭租给私人商家，一个做了茶馆，一个变成了宴会厅。动物园让出来的地方，陆续给了一大片五花八门的游乐设施。

坡道上的游乐设施直到现在还维持着90年代风貌，背景板上挂着褪色的性感女郎海报。售票员人手一只塑料鼓掌玩具，看见你路过就凑上来“啪啪啪啪”甩几下，也不说话，指望你本能地朝他承包的游乐设施看两眼，你不理，他就又朝下一个路人“啪啪”拍手去了。

两年前，灯会搬走了。彩灯公园9公里外建了一座彩灯大世界，对李开杰来说已经算是“太偏远了”。那里常年布展，不分年节，每年更换一次灯组，门票要100多块。我说想去看看，李开杰拿起手机又放下，他在思考能不能帮我“搞票”，“要不要我帮你问问？我们本地人买票，至少可以打点折”。

公园悬置在人民公园和彩灯公园两种身份之间。从灯杆坝走上去，穿过密密匝匝撑着阳伞的花鸟市场，我从一顶破烂得只剩下支架的阳伞底下往上看，彩灯公园几个字悬在半空，已经掉了漆。没人再在这里争夺什么。看得出商战迹象的只有湖里的三家游船老板，一家经营白天鹅脚蹬船，一家出租小黄鸭机械船，再有一家搞来大红色法拉利跑车造型船。每家都会给乘客一人发一支水枪，大白鹅、小黄鸭和法拉利在水面上互相喷射水柱。人工湖太小，开船的人手一撒，船就慢悠悠撞到岸上。其实彩灯公园离李开杰家不近，一家人更常去的是贡井区的人民公园，人们都叫它张家花园。

电影《孔雀》编剧李樯，在谈小城生活的时候提到了自贡。“《孔雀》中的小城市中国遍地都是：邯郸、自贡、蚌埠、保定、马鞍山、四平……可以列上很多名字，它们都有些千人一面。……这城市肯定还有一座公园，都爱叫人民公园。里面没什么景致，可每个人小时候都在里面玩过。就这样的小城市，足够人们从事他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生活了。多数人风平浪静在此度过一生，颐养天年。”

《孔雀》拍的是河南安阳，但自贡的人民公园确实可以安进李樯说的范本里面。所有人小时候都在里面玩过，城市的主要公共设施都围绕它建设，甚至干脆建在公园里面。生活压缩在一个稠密的空间里头，时间也顺便被压缩在里头。

李静睿一定叫我去看贡井人民公园，也就是张家花园里的罗马楼，在这座曾经极度富裕又极度衰落的城市里面，它属于很典型的“保存得富有光泽感”的东西。张家花园是从私家园林改来的。据说原来的主人张伯卿官商两道都混得开，去过广州，见过世面，回来便花4万银元，请人仿照重庆德国领事馆的样子设计了这栋二层楼房。张家花园变成人民公园的时间比彩灯公园稍晚，在1955年。罗马楼扮演过饭店、宾馆等角色，承担了周边居民的人生大事。李静睿一个姐姐的婚礼就是在这里办的，现在外面湖上被蓝色铁皮围挡拦起来的石舫，那时是宴会厅，孩子们就在罗马楼的长廊上追跑打闹。张伯卿的豪宅被包围在一圈植被过度繁茂的山地中央，靠着一片小湖。那栋楼半土半洋，修复以后外墙呈现鲜艳的砖红色。屋檐下的罗马柱顶着白菜形状的装饰，西式长廊绕着中式的堂屋转。很多年后，倒不是它的洋气，而是那些带着半中式的设计让它冠上了文物单位的名头，把它从饭馆旅店的生涯里解救出来了。

曾桂兰叫我们先去公园，自己回家放金鱼，回来已经换了一身行头，火红的上衣，挺括的黑色欧根纱长裙，展现出游刃有余的社交风范。去年，70岁的妈妈和小学同学在张家花园办了一场聚会，漫长的人生过去，她们依然住得离彼此不远。就在张家花园的石台子上。几位女士打扮得郑重，各自带上零食，在石头桌子上摆龙门阵，一分钱也不用消费。

在一个小城，人际关系可以维持得很长、很远。过去靠工作单位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依然在每个人家附近的“人民公园”继续蔓延。李静睿记得，有一次他爸打牌手气好，在牌桌上一口气赢了1000块。吃过晚饭，去张家花园散步的时候，路上遇到的熟人竟已经知道他赢了大钱的消息了。

罗马楼外围的大片山地上，长满了百年树龄的黄桷、桂花，野得不像在城市里。李开杰走到一堵红砖墙外面，想起自己有几年常在这个院子里和朋友宴饮打牌，这是公园里最高级的一家餐厅，只有尊贵的客人他才在这里请客。往里走，他自己都有些瞠目结舌，园林已经完全荒废。地面上小火车的轨道枕木埋在杂草里面，蓝色瓷砖铺底的小水池，颜色还很明艳，盛着半池污水。小火车头不知为何被扔在这里，还有一个仰面朝天的孙悟空。我们在水池旁边发现一座被树叶掩盖起来的石碑，原来这个围墙圈起来的小院子曾经是正经的“儿童公园”，建于1987年。我问李开杰，儿童公园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饭店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园子的存在对他来说过于理所当然，以至于连其中一部分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不记得了。

李静睿觉得逛公园成了她身上类似天性的东西。在自贡，茶馆、麻将馆都不是真正的公共交流场所，茶馆要收费，麻将桌上没人聊天，公园里面，闲话才能扯得很长。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纽约、东京或者北京，李静睿总是跑去逛公园。经常有人或事提醒她，家乡的公园始终存在于一个和她伴行的时空里。 自贡人民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