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人民公园，省漂与客愁

李清源是河南禹州人，在郑州已居住超过10年，却始终与这座城市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疏离感。这种感觉不仅体现在他总是表现出一种轻微的迷失，也反映在他的写作之中，就像他在今年新出版的小说集《没有人死于心碎》里描绘的那些人物一样，似乎一直悬浮在这座“省城”之上，永不着陆。他的写作深受城市中“省漂”群体的影响，这些在省城流转的灵魂，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今天尚在此地，明日就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直到2016年郑州放开购房政策，允许非本地居民在此置业安家，李清源才觉得自己或许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漫步于绿荫之下，李清源告诉我，公园里这大多数游客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而是像他一样的外来省漂。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他的观察相符——这座城市常年保持着人口净增长，至2023年末已达到1300.8万人，使其稳居全国特大城市之列，更是北方人口增量第一城。

虽然商城遗址近在咫尺，证明这里也曾是中国文明的重镇，但相较于曾被无数诗词歌赋浓墨重彩书写的洛阳与开封，郑州的历史在中原大地上似乎总是有些黯淡。这是一座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直到1953年3月才撤县并市，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迁移到了这里。而人民公园，始建于1951年，1952年8月1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比郑州成为省会的历史还要早些。

坐落在郑州心脏地带的人民公园，被二七路、金水路等主要街道环绕，距离二七广场和老火车站仅一两公里之遥。在这个快速扩张的城市中，公园就像是被时光遗忘了，被一种淡淡的怀旧氛围所包围，时间在这里也仿佛慢了下来。在我从繁忙的郑州东站抵达这里的那刻，就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公园东门口停满自行车，门头上用粗犷的字体刻着“人民公园”四个大字，小贩正坐在小凳上叫卖着毛色鲜艳的小鸡，声音洪亮，吸引着小朋友驻足围观不舍得离开。这瞬间将我带回了小时候，学校门口那家老旧的小卖部前，妈妈握着我的小手，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午后，阳光穿过稀疏的云层，斑驳地洒在密集的树叶间。网络上关于这个公园的照片或视频都充斥着怀旧的情绪，每个镜头都在尝试捕捉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碎片。出于好奇，出发前我曾询问了几位在郑州出生长大的朋友，有没有关于人民公园的故事。这些朋友，现在都已经离开了郑州在远方追求自己认为更美好的生活，回忆起童年时的人民公园，就是节假日里家庭聚会的胜地，父母省吃俭用，只为让孩子们在游乐园度过完美的一天。可是现在，正如城市的扩张将旧城区边缘化一样，东部新区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咖啡馆构成了年轻人的新生活方式，朋友们告诉我，即便他们回到郑州，也很少再踏足人民公园。

李清源也很久没来过人民公园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从安阳一所医学中专毕业，20岁不到，是个既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也未曾真正感受过社会重压的小镇青年。尽管那时中专生因为能够直接就业而备受青睐，他对医学却没有任何兴趣。毕业后他一度南下闯荡，却遭遇了2000年的经济危机，不得不返回故乡。家里憋得烦了，李清源便通过阅读来消磨时间，很快，县城的书店已无法满足他了，他决定到省城里最大的购书中心买书，这个购物中心就紧邻人民公园。

位于人民公园南门旁的购书中心，曾是个略显破旧的建筑，与现在光鲜亮丽的模样大相径庭。在李清源的小说《二十年》中，他将记忆里的购书中心稍加处理，特意地提到了这个地方，“这是栋两层的楼房，一楼卖教辅和各种专业书，二楼是文史哲类。二楼是刘佩瑶最常去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有很多学校图书馆所没有的书”。购书中心与人民公园一样，见证了这座城市许多的起落和变迁。它的对面，曾矗立着金博大购物中心，那是郑州当时的消费地标，现在已成为历史，变成一块正在等待新生的巨大工地。从1971年二七纪念塔建成至今，这一带标志着城市的中心。八九十年代，围绕二七纪念塔的商业圈开始蓬勃发展。90年代初，这里的商城林立，亚细亚、天然、商城、华联等大型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不远处的德化街、敦睦路、西一街与百货大楼，一同构成了郑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这一带的竞争异常激烈，甚至引发了被称为“中国现代商业里程碑”的“二七商战”，那场商业革命，搅动全国。随后，五彩城、金博大、大上海、百盛、印象城等商场接连亮相，银基、锦荣等批发市场也随之兴起，使得二七商圈活跃至今。现在，代表着高端消费的丹尼斯大卫城、万象城等新一代商场站在了二七商圈的前列。购书中心，就坐落在丹尼斯大卫城和人民公园南门之间。

进省城，对那时的李清源而言像是一次小型远征。他得从乡下的老家坐公交车到县城，再换乘长途车，约三个小时后，才能到达郑州火车站旁的客运站。因此，每回出行前他都得起个大早开始准备。买完书后，他在购书中心附近漫无目的地溜达，不知不觉就会走进人民公园。

李清源对初次踏入人民公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记得树上叶子稀疏，给人一种萧条的感觉。郑州对他来说，是一个喧闹繁忙的城市，人流不息，嘈杂无比。虽然这里是省会，但他总觉得自己仅仅是因为那个购书中心，才和这座城市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联系。他不敢贸然深入这座大城市，每次总是小心翼翼，以购书中心为中心，不敢远离，买书之后便匆匆返回禹州。

这些感受被他写进了小说里，“二七广场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漩涡，吞进四面八方的车流，粗暴折磨后再甩向四面八方。广场中央的二七塔，是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建筑了，有好几次，我在午夜时分兀立塔下，望着流光溢彩的城市陷入茫然。繁华与喧嚣穿身而过，如舟车纵横飕飕，我看它们如烟尘，它们看我如空气。这种感受难以言喻，却一直将我困扰，是我不能如糖盐化水一样融入这个城市。——或许并不是城市排斥我，而是自己拒绝融化吧。无亲无故，即是他乡，在我这个小农民的心里，始终盘旋着坚硬如伤的客愁。”早年间，这种客愁一直如影随形地笼罩在李清源周围。他坦言，年轻时的自己总有些敏感，容易感觉受伤。2004年初，李清源第一次不是为了买书，而是有事来到郑州。他打电话给一位前辈，想和他见一面，虽然不太熟悉，对方还是很客气地答应了，只是得等上四五个小时。在郑州，李清源最熟悉的地方是购书中心，他便在那里消磨时间，希望能找到几本新书。外面正刮着大风，树叶凋零，李清源的心情与这萧瑟的景象不谋而合。他不自觉地走进了人民公园。

他选择了一处靠近胡公祠湖边的长椅安静坐下，也不敢随意漫步，怕迷路，怕错过前辈的电话召唤。他在那里坐了很久，园内稀稀落落的游客让这孤单感更甚。这时，他注意到两个年轻人走过，一个背着蛇皮包，一个背着牛仔包，显然也是外地来的，可能寻找工作未果，在不远处的长椅上坐下，低着头，沉默着。他们无助和迷茫的样子，让李清源心里生出一种共情。他虽然在老家有份稳定的工作，但在这陌生的城市中等待未知的结果，也感受到了一种孤独和脆弱。他想，这两个年轻人可能一整天都在郑州的街头巷尾奔波，最后筋疲力尽地选择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人民公园不远处的郑州火车站附近就有个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去那里找工作大多数并不需要高学历，他想，那两个年轻人或许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不知道两个年轻人是否选择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过夜，但他觉得大概率他们会在那里。李清源形容到，如果街道是危险的河流，那人民公园就像是湖泊，封闭而安全，像一个港湾，给人以慰藉。

2012年上半年，因为平时喜欢写些东西，在老家小有名气，李清源被熟人引荐到郑州的一家公司担任创意总监。那时候，李清源已经对医生这个职业感到厌倦，他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虽然能维持生计，但却让他精疲力竭。他渴望改变，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打工、创业，在郑州工作了三五年后，李清源对这座城市依然知之甚少，连几条主干道都弄不清楚。家人都在禹州老家，自己在郑州的生活像个过客，他始终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外地人。

2014年是李清源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年，他自己运营的文化公司有几个项目突然泡汤，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郁闷之下，他回到了老家，时常在城北的颍河边散步。有天晚上，失眠的他开始尝试写小说，没几天就完成了一篇，在网上找到个投稿信箱，将小说投了出去。“十一”长假结束后大约一周，李清源接到了一个010开头的电话，是北京《当代》杂志的编辑部打来的，告知他小说被采纳了，鼓励他继续创作。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在《当代》上相继发表了《走失的卡诺》《苏让的救赎》和《相见欢》三篇中篇小说，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或许是这些过往经历，让李清源在创作里格外关注省漂群体的生活。在他看来，像郑州这样的巨型城市里，值得被他关注的群体并非生活稳定的老土著，也不是已经扎根的新市民，而是那些生活不定的省漂。他们的存在和流动，是城市活力的来源，并且一旦经济环境下行，他们往往又是最先感受到冲击、最容易被忽视和被牺牲的群体。

有个清晨，李清源坐在双层公交车上，从二层车窗眺望十字路口交错的人流和密集的电动车，他突然生出感慨，在庞大的城市里，个体这样渺小与脆弱，“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整天匆匆而来忙忙而去，能得到什么？能不能在这个城市生活？这个城市有没有他们的未来？能不能寄寓他们的理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不知道。”这一幕，成为他创作小说《苏让的救赎》的来源。他笔下的主人公苏让，就代表着那些既无法回归故乡的乡村，又难以彻底融入城市的省漂。他们在省城中挣扎、奋斗，试图在这片不熟悉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作为曾经的外来者，李清源如今也开始有了新郑州人的认同，他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抱负，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了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出版了几部小说，还获了杜甫文学奖与十月文学奖。他在《莽原》杂志社担任副主编，终于算是在这座城市安了家。不久前，杂志社收到篇稿子，写得平平，但文章的题目却深深触动了他，叫《那时我们喜欢梦想》。

省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在李清源看来，省城能够承载人的梦想，也能帮助人实现梦想。他的新小说集《没有人死于心碎》中，故事虽不都有幸福圆满的结局，但如他所言，这正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照。而对于人民公园，李清源有着特别的期望，他希望这里既能定格快乐的时光，也能拥抱心碎的瞬间。与郑州有关的创作里，有首歌流传甚广。2018年，金忻在四年前写的歌《一个叫做郑州的地方》，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而被广泛传播。许多郑州人一次又一次地将这首歌做成自己视频的背景音乐，因为它的歌词生动描绘了郑州的日常景象：“二七广场我们聊未来/人民公园我们牵手说爱/拥挤的光彩是你的最爱。”这触动了许多曾在这座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金忻在网易云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1999年，我怀着对音乐的梦想，来到了这座叫做‘郑州’的城市。时光冉冉，转眼我已不再少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经历了爱情的变化，人生的起伏跌宕，也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生长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的金忻，祖籍是河南商丘，所以他从小便对河南省会郑州抱有一种特别的向往。18岁那年，他终于坐火车抵达了郑州。当时的郑州站查票出了名的严格，他和他的乐队成员都穷困潦倒，时常琢磨着想要逃票，其他地方可能还能蒙混过去，郑州站绝对不行。但他还是觉得，初见郑州的情形与自己的预想几乎完全吻合，并未影响他对这里的喜爱。他十几岁开始外出闯荡，火车时常路过郑州。每次他都会从火车窗口看到一个装饰着巨大吉他的酒吧，名叫威森。那把大吉他深深吸引着金忻，他梦想有一天能在那里演出。终于有一天，他在那个酒吧唱了十几天，紧接着，酒吧就倒闭了。金忻在郑州西郊的工人路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房租便宜得出奇——每月80块钱，足以容纳乐队三四个人共同生活。他们常去厂子驻唱，一晚每人能赚个50块，但那时的郑州夜生活并不丰富，活儿也不总是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偏僻的工人路已经变成了市中心的一部分。那时的郑州，与现在相比显得狭小而又简单，除了人民公园、紫荆山、二七广场，可以去的地方并不多。正是这些地方，承载了他们在郑州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金忻那时还年轻，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新鲜感，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也因此，他在歌词中写道：“人民公园我们牵手说爱。”

后来他曾短暂前往北京，却很快因为郑州的包容再次回到了这里。“对我来说，郑州适合生存，很宽容，挣不了大钱，但也饿不着你。”他的乐队成员几乎都不是郑州本地人，有的是跟他从内蒙古来的，也有的来自河南其他地区，到了现在，乐队基本上稳定在三个人，除了他自己，键盘手来自驻马店，吉他手兼主唱则是平顶山人。

2002年金忻从北京再回郑州后，找到了一份驻唱的工作。郑州的酒吧多集中在经六路和纬一路，都离人民公园不远。2003年“非典”的暴发让所有酒吧都关了门，金忻去了杭州。但半年后，又因为爱情的召唤回到了郑州，并很快结婚定居。也许是因为有了爱人，金忻在郑州迅速找到了归属感。他愈发喜欢这座城市，事业也逐渐步入正轨：驻唱、写歌、开酒吧。到了2014年，金忻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渐入佳境，至少能够自食其力了。那时，汪峰的《北京北京》火得一塌糊涂，这首歌激发了金忻也想创作一首关于郑州的歌。他回忆起城市中那些特别的地点，决定将这些印象融入他的作品。在歌词中，他提到了二七广场，那里总是聚集着很多年轻人，也写到了人民公园，那里树荫下总有无数情侣，还有光彩市场总是人声鼎沸，是个购物者的天堂。在金忻看来，一个城市能被记住的东西其实屈指可数，而这几个地方构成了他对郑州的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

那晚采访结束后，金忻又返回他的酒吧上台演唱。酒吧名为“回忆往事”，已经经营了近15年，里面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台下坐着一对19岁的情侣，看起来正处于热恋阶段，他们向金忻喊话，希望他能演唱《一个叫做郑州的地方》。当歌声响起，台上的金忻和台下的观众都缓缓摆动着身体。我想起之前问金忻，人民公园和郑州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回答我：“说实现梦想太过矫情，这里是我实现生活的地方。” 郑州人民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