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十年：选择与博弈

赵慧是广州一所省重点——A中的高三学生。A中每届五六百名毕业生，一本上线率接近90%，重点录取率超过40%，但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不如第一梯队的省实验（广东省实验中学）和华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赵慧因为中考成绩突出，被分到了A中的精英班，她说这个班属于“那种学习成绩还可以，但又没什么太突出地方的普通好学生”。其实，如果放到全省来看，赵慧绝对是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只要发挥正常，她有把握进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这一档的学校。

广东省是第三批进入新高考改革的省份，2018年公布具体实施方案，从当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在2021年高考中正式实施。赵慧这届，是广东省第四届新高考毕业生。2024年，算上第四批进入改革的7个省区（他们将在今年迎来首次新高考），全国已经有21个省份进入新高考时代。新高考已经取代传统高考，成为主流模式。

赵慧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在银行系统工作，自从女儿进入高中，对她的学习更加上心。但是，赵慧面临的新高考，与她父母那一代参加的高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经验派不上用场了。有时候，赵慧觉得爸妈的焦虑感比自己还要重。一上高三，父母就带着她去找了一家收费不菲的生涯规划机构。赵慧瞄了一眼广告牌，上面写着一些老师的一对一咨询服务收费竟然高达一个小时上万块，“我觉得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还没好到那种水平”。接待他们的那个老师也让她印象很不好，“像个骗子”。“他一上来就说你现在来得太晚了，他们那里的学生都是高一就报名，然后他们一路跟踪对方的成长、学习情况，定制方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女生，要看我以后是想回银行系统工作还是想要当老师，他就会来帮我组合选考的科目，甚至还能提供课后辅导。不过，他又说现在还能给我提供的是职业规划，能教我选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等等。”

赵慧的父母越听越觉得焦虑。跨入新高考后，考生和家长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填志愿更复杂了。如果一个“专业+院校”算一个志愿，辽宁省的本科批次最多可以填112个志愿，是可报志愿最多的省份；山东考生最多能报96个；浙江省能报80多个；其他实施了新高考的省份，不算上海的话，可填的志愿数量最低也是45个。“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解释说：“老高考的志愿填报模式，比较主流的是可填6个学校，每个学校再填5个专业，本质上是报学校。新高考则比较复杂，基本采取了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以专业为核心，统称专业大类。一般需要填报的志愿数比较多，比如80个（浙江）、96个（山东）等，这就意味着一所高校在一个省会有多个录取分数线，而且差距悬殊。这类志愿填报模式原则上是没有调剂的。第二个就是专业组模式，更接近老高考，学校把一些类似的专业或者培养所需要的知识基础接近的专业撮合到一起，比如都要求必选物理或必选化学的，这类在一个组里是可以调剂的。”此外，新高考的平行志愿投档，采取的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将考生按照分数高低排序，前面的考生先投档，按照其所填的志愿顺序，一个个检索，直到被录取，然后排名靠后的考生再进行投档。这些繁复的规则，很容易先把人吓倒。正因为这样，从2014年新高考改革启动首批试点以来，过去十年中，一个颇具规模的高考志愿填报产业悄然兴起。他们有的打着生涯规划机构的旗号，有的依靠线上直播、APP等形式获得流量，提供的服务五花八门，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个产业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就是从考研咨询转战高考志愿填报的张雪峰。

在那家生涯规划机构里，赵慧却表现得很冷静，一直想把父母往回拉。“我跟他们说，你们先不要急，现在聊了也没有用，等我成绩出来了，我们拿成绩去对比，如果有问题，我们再去找机构。”广东省本科批次最多能填45个专业组志愿，学校的老师，还有前几年毕业的学长学姐常常给他们开讲座，赵慧虽然没有仔细研究，但对填志愿还是心里有谱的。“现在的志愿选择很多，虽然麻烦，但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她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概的策略，“我到时候考试成绩出来，第一个先填上清华北大上交等等。我这个成绩明显是够不上北大清华的，就是填，也只是去试一下水，先过把瘾。接下来再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还有往年的录取情况，一对比，你大概落在什么水平就有底了。所以我重点研究的学校大概是中大、华南理工这几个。”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填志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一件让人很纠结的事情，包含了一定的运气成分。无论是考前、考后估分模式，还是出分后的阶梯志愿模式，每年总有一部分考生因为填报误差而上不了心仪的大学。

晨雾是一家科技企业的退休高管，老一代大学生，学机械专业。2007年，他因为帮参加高考的儿子研究怎么填志愿，看书，听讲座，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那时候的志愿填报模式是顺序志愿，要求很高。后来，他搜集了大量的数据，琢磨出一套方法论，因为判断很精准，帮很多考生选中了合适的学校，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代志愿填报专家，在网上积累了上百万粉丝。晨雾觉得，相比过去，改革后填志愿这件事情已经没什么技术含量了。“很多人觉得难、复杂，其实都是形式上的。”晨雾分析道，“假如你把填志愿比作打靶，十环是靶心，以前是你不打中10环，下场可能就是脱靶，所以你必须打准。现在是你打不中10环还有9环、8环、7环，脱靶的概率已经很小了。”广东新高考采用的是“3+1+2”模式，“3”是语数外，“1”是物理或历史，然后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四科中任取两科。2021年高一选科之前，A中组织了多场考试，以给同学们选科提供参考。赵慧的历史考得不好，物理成绩还不错，所以最早确定的科目就是物理。

对于赵慧这一届来说，选科的变化来自于教育部2021年7月发布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以下简称《选科指引》）。在这版新的《选科指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幅提高了大学专业尤其是理工农医类专业要求必选“物理+化学”的比例（超过90%）。换言之，除了极少几个专业，如果考生想报考理工农医类，就不得不在高一选科时将物理和化学科目一起捆绑，列入自己的选考科目内。因此，这也被解读为“物化双选”政策，有些人认为，这其实就是回归到了“小文理”。按照高考政策“三年早知道”的原则，《选科指引》2021年颁布后，在2024年高考中正式落地——这也成为今年高考最大的变数之一。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赵慧放弃历史，选定物理后，就必须选化学了。《选科指引》出台后，学校的老师们也不断吹风，强调“物化双选”在他们未来高考选专业时拥有的巨大优势。真正让赵慧犹豫的是生物和地理，她自己更喜欢地理一些，但最后是父母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我应该选生物，因为它跟物理、化学的学习思路更像，而地理以前是划在文科里面，选地理的话有一点跳脱，大家都说地理考试跟玄学一样。”最后，赵慧的选考科目是物理、化学和生物。按照老高考的概念，她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

上海闵行区的一位高中老师也告诉本刊，这几年政策经常变动，每一年学生选科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上一年是地理、生物几乎全年级都选，但到今年就不是了。他们一个年级有一百五六十人，将近100人同时选了物理和化学。“以前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物化双选对我们这种普通中学的学生来说挑战是极大的，但现在你不选物化，985大学的门基本就给你关了3/4，所以学生们就会认真思考一下。有些人可能不适合学物化，但比较下来，物化双选也许能上个学，如果不选，可能学都上不了了，或者只能到偏远的学校去。”

政策频繁变动，不确定性增加，也加剧了考生和家长们的不安全感。做了十来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勋哥在网上有很多家长粉丝，他今年做了个抽样调查，问了很多学校的考生或者家长，发现有20%的人选了物理，但没选化学。所以他判断，今年高考要有大的变数的话，很可能是出在“物化双选”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拿实施了高考改革的L省来举例，他们是按照专业组招生，假设物理组本科有10万个计划，往年是只要你选了物理基本上都可以报。这10万个计划中一般有50%是不限选科的偏文科类专业，还有50%左右是理工科才能报的专业。一般来说，招生计划是不会大变的，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太多。现在按照新的《选科指引》，如果你只选了物理，没选化学，大部分理工科专业就报不了。最后，相当于这20%左右的只选了物理没选化学的考生，只能去报那50%不限选科的专业。你想想，这些人能按往年的录取数据去填吗？一填就死了。而剩余的80%选了物理加化学的考生，是不是做梦都要笑醒了？因为他们少了20%的竞争啊。你就等着看吧，肯定要出大新闻。”

政策三年前就公布了，为什么还是有一部分人可能掉进陷阱里？对于这种疑问，勋哥的解释是：“政策从出台到现实执行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定会产生偏差，比如学校的师资配比问题、老师和校领导对政策的理解问题等，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习惯的力量。因为这种变化是三年之后的高考中才变为现实的，很多人可能还是按照老思维去作选择。”

勋哥也是中学老师出身，参与过多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还经常举办高考相关的公益讲座。他每年都会接触大量弱势阶层的家庭，也提醒我们要注意不同背景和出身的家长，在应付各种政策变化时，他们的资源和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家庭能给孩子提供很多支持，父母掌握的信息也很丰富，对政策研究比较透，选科、填志愿时就更从容。但对那些贫困家庭，特别是父母没上过大学的孩子，可能主要想的是怎么提分，现在我们教育政策变化剧烈，类型各种各样，中学老师虽然说也懂，但有的老师的视野不够开阔，有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些考生面临选择时就比较被动。最后呈现的局面，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文理分科时代的人们，大都很难理解什么是“物化双选”，为什么要搞“物化双选”——这背后，正是新高考改革过程中最曲折的一段历史。2014年，曹禹杰升入上海市一所排名靠前的高中，入学前的那个暑假，家长群里已经开始疯传各种关于高考改革的消息，据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开学后没几天，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正式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大幕。这份文件指出，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社会认可，但也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改革之刃，挥向的正是这些问题。

上海和浙江，成为第一批改革的试点，相继发布改革实施方案。上海比较特殊，从2012年开始实行的是“3+1”模式，除了语数外三科，考生可以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中任选一门参加高考，每科成绩150分，高考成绩总分为600分。改革后，上海从“3+1”变成“3+3”模式，语数外不变，考生要从其他六科中选择三科作为高考科目，每科成绩70分，总分660分。浙江过去是传统的文理分科模式，改革后变成“7选3”，主要的变化是在传统的文理六科当中增加了一门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

总而言之，新高考首先带来的是，学生能自由选科了——这是对恢复高考以来实行了数十年的文理分科模式一次最具颠覆性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重建高等教育体系，经过最初的探索后，终而形成文理分科的考试模式。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告诉本刊：“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快速培养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比如你学工科专业，课一修完就立马能干事儿。后来大家逐渐就认识到，人才培养如果是局限在某一个专门领域，会导致很多问题，不利于人的长远发展。所以，人们开始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一些理工类大学也开始恢复人文社科专业。”但高中阶段，尽管不停有取消文理分科的声音，也未能取得突破。

自由选科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开始，很多人还是懵懵懂懂，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变化。来自浙江西南部一所县中的老师程长远还记得，当时他跟同事讨论，大家的共识是这对学生来说是件好事，“过去文理分科，学生必须在文理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有的人化学生物学得不错，但物理确实很差，还有的人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就是不爱政治。分科的时候，你不得不做出取舍。现在他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被迫放弃自己喜欢的那科，可以自由搭配，选自己喜欢或者擅长的。我们最开始给学生的建议也是这样，扬长避短。”后来发生的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料。

作为上海的学生，曹禹杰面临的情况稍有不同。从“3+1”改为“3+3”模式后，他们相当于增加了两门考试科目，学业压力也大大增加。据他的观察，第一年选科时，身边的同学更多还是按照个人兴趣或者未来的专业规划在作抉择。曹禹杰的理科成绩一直不错，自己最感兴趣的科目是物理和地理，这两科也是他最早确定要选的，他最后犹豫的是化学和历史。“高一的时候，化学和历史我都考得还不错。后来我想，化学还是偏理科，它的考试确定性多一点；历史相对偏文，主观性或者说是随机性会更强。”最终，他的选科组合是物理、化学和地理。

随着文理分科被打破，学生的选考科目产生了大量组合。上海的“6选3”，意味着有20种组合，浙江的“7选3”更是高达35种组合。但高校录取环节看的仍然是考生的总分，为了让不同的科目成绩加在一起具有公平的可比性，新高考针对选考科目就采取了按等级赋分的做法。以浙江省的方案为例，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为赋分前提，起点赋分40分，分为11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满分100分。

“赋分制存在一种情况，可能你跟别人的卷面原始分就差半分，但因为这半分挤进了太多人，差了一个等级，最后经过赋分就差了三分。”程长远说，“赋分制给大家的心理带来了一个明显变化：它不是在和自己比较，不是像我们以前鼓励学生说，只要你这一次比上一次有进步就好；它体现在与人斗，自己怎么样是一回事，跟别人比起来怎么样，那才是更重要的。”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让人们更受震动。为了回应老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问题，浙江省的改革方案允许外语和选考科目考两次。这与赋分制叠加在一起，无形之中给考生创造了巨大的博弈空间。程长远告诉本刊：“当时选考的科目可以高二考一次，高三考一次。如果高二去考，高一的学习压力势必就更大，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对策，所以去参加的人不多，有些学生也是抱着练练手的心态去的，准备不充分。”第一次选考结束后，当地一所原本并不出众的乡镇中学让很多人吃了一惊。他们送了一批学生去参加考试，其中居然有学生的生物和地理在赋分后考到了满分。

“这个学校在当地绝对只算得上是中等，成绩一般。后来才知道，他们很聪明，迅速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以前只有6月一次考试，大家真刀真枪地上，他们不可能比县里，甚至市里、省里的学校考得好。但这次因为是第一次，不少人畏手畏脚，不敢全力以赴地去考，他们就鼓励学生去冲，结果从里面冲出来了。”

还有的学校是在新增的技术科目上抓住了契机。“技术是个全新的科目，虽然我们以前有信息技术课，但不会重视，教的内容也很基础。大家一开始拿到大纲都很陌生，不知道要考什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程长远说，“第一年敢选这个科目的学生数量很少，我们第一年整个年级只有三四十人选了这一科。”最后又让他们大吃一惊。有的学校选这一科的学生居然格外地多。“为什么？正因为是第一年，选的人少，加上出的题目也比较简单，所以更容易拿到更高的等级赋分。”

头两年吃了闷“亏”后，考生家长和学校都开始研究起对策。最终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那两年，上海和浙江出现了大面积“弃选物理”的现象，而地理、生物老师则供不应求。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年上海市选考物理人数占总考生约38%，排名倒数第二，到2018年下降到倒数第一，占比30%。浙江的情况类似：高考改革前的2016年，选考物理人数占总考生约60%，名列第一，2017年下降至27.5%，2018年为24%，倒数第一。物理虽然学习难度较高，但作为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重要科目，其选科人数快速下降引起了广泛担忧——新高考的自主选科模式更是被认为造成了“理科萎缩”。更重要的是，这和着力培养产业科技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国家意志产生了根本冲突。

程长远身边就有亲戚家的小孩，因为没选物理，最后莫名其妙地被招进了一所大学的船舶专业，从大一开始就不得不去补很多数学和物理的基础课程。这种现象当时并不罕见，一些大学为了配合改革，也出于扩大选材范围的自身利益考虑，很多专业都放松了对选科的限制，造成计算机专业招进没选物理的学生，材料专业招进没选化学的学生的尴尬局面。

陈志文告诉本刊，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功利选科之外，功利学习造成的。按原来的制度设计，在后面6门的水平考试科目上，是需要全部修完所有课程，通过合格考试，最后才能选择自己最擅长和喜欢的科目作为选考科目，以及高校录取依据。这个制度设计显然理想化了，很多同学基本上是不选就不学，这样导致大学在后期的人才培养上面临复杂的问题，一些大学在初期不得不给新生补高中的知识。

政策层面不再坐视不管，开始出台“补丁”措施。上海和浙江后来都针对物理科目设计了保障机制，浙江省把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的基数确定为6.5万人，而上海市把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的基数确定为1.5万人。当物理选考科目某次考试赋分人数少于这一基数时，即以此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其次是调整选考科目的时间，高二的选考被逐渐取消，统一放到了高三。后续几批加入新高考改革的省份则吸取了教训，干脆把“3+3”的模式改成了“3+1+2”，“1”就是要求必选物理或必选历史，其他两科任选。不过，这样又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化学科目又受到了冷落。直到2021年，随着新版《选科指引》出台，“物化双选”成为趋势。

从十年前的自由选科，到如今回归“小文理”，不少举措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这背后不仅是人性博弈使然，也是因为改革触碰到了复杂的教育现实。高考改革之所以选在上海和浙江先行，考虑的是中国教育资源的地域不平衡的现状。先从两个经济发达、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开始，阻力和困难会相对小一些。尽管如此，情况还是超出了很多学校的预料。

学校受到的冲击一开始表现在非常微观的层面。浙江省的“7选3”选科模式，排列下来有35种组合，课该怎么排、学生怎么分班，令很多学校的教务长感到十分棘手。与自由选科模式配套的，是走班制的实行。最早，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全员走班”，要学习欧美国家的高中，打破行政班级的模式，这当然也符合因材施教、因类施教的教育理念。“教育部门当初还有个很好的提法，就是让每个学生都有一张独立的课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他是国内有名的高考改革专家，深入地参与到了高考政策讨论中。“但走班就牵涉到学校场地的调配、师资建设等各方面问题。因为以前的学校都是固定时段、固定班级上课，现在如果走班了，首先老师的资源就有问题。”

“比如上海搞‘6选3’，有20种组合。我们测算了一下，在上海这样一个体量之下，师生比要1∶7才能满足全员走班的要求，而那个时候全国平均的师生比是1∶14.5到1∶15之间，上海好一些，去年是1∶10到1∶11，即使如此也还缺很多师资。”熊丙奇说道，“我们整体教育经费中70%是老师的费用，搞走班制，相当于老师要增加一倍，这样经费也得增加一倍，而且老师大部分是事业编制。你想想，政府能给这么多事业编吗？”上海和浙江有些学校一开始步子迈得大，宣称自己实行了“全员走班”，但后来走着走着就发现进行不下去了。

一些学校后来只能想出“开套餐”的对策，给学生选科提供几个固定的组合，实际上就压缩了大家的选择空间。尽管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开套餐”，终归是挡不住。程长远告诉本刊，在他们县里，当时很多学校都采取了“开套餐”的做法。“乡镇中学的套餐一般是6种或者8种。我们县中相对好一点，第一轮是让学生高一下学期先填表，我们收上来看一下，第一届学生选物理的稍微多一点，其次是选历史的，我们就把这两科固定下来，结合另外两科来做一个小的走班，但当时还是有一些学生落在了常规组合以外，比如选物理、历史、技术这种组合的，老师就会去跟他们聊，告诉他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况，最好先不要这么走。一般跟学生聊完，他们也都会懂，这样就把他们拉回到了比较主流的几个模式。我们当时弄下来，差不多还是有十二三种组合。”尽管如此，师资还是很紧张，尤其是文科老师，因为改革后，主选理科的学生搭配一些文科科目的情况比文理分科的时候多了。“我们前几年主要是靠招聘代课老师来帮忙，后来几年，随着一批老教师退休，编制腾出来后，才慢慢调节过来。”

走班制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教学场地的安排。熊丙奇向本刊介绍：“中国以前的高中学校建设基本都是各年级独立一栋教学楼，然后再配套食堂、操场、图书馆等。学生都在固定的班级里。不像欧美很多国家，学校设计成学习生活综合体，不同年级混合在一起，教室、图书馆、体育馆、食堂可以互相打通。所以我们学校的空间结构天然就不适合学生自由走班。”程长远也说：“因为要走班，学生和老师带着书在不同教室里换来换去，怎么安排教室很麻烦。当时我们有一栋楼，以前楼上是用作图书馆，楼下是学生活动室，但高中生很少去图书馆，学校就把那一层开辟了几个教室出来作为走班的教室。”浙江版方案最初允许选考科目考两次，原本的出发点是减轻考生的考试压力。然而，落实到具体执行中，不仅出现了前面说的“抢跑”现象，无形之中也导致考试压力前移到了高一。很多考生希望在高二的时候先考掉一两门科目，这样高三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分配到主攻科目上。“所以高一的课程量就变得很大。当时有要求说高一不能开超过8门课程，哪里做得到啊！你眼看别人都在开，哪个学校能那么淡定？当时都是用一些选修课或者以讲座的名义来增加课程，县里的中学高一学生一周只能放半天假，周日晚上再回去补课。”而且，有的学生高二的选考考得不好，或者分数不高不低，高三要不要继续考，心态上怎么应对，也成了一件很磨人的事情。程长远当班主任的时候，班上就有个学生高考选考没考好，到了高三，每天下了晚自习，所有人都回宿舍了，他也不回去，教室的灯熄了就换到食堂的灯下面，学得很苦。

这种考验也贯穿了曹禹杰整个高中生涯。从2014年入学的高中生开始，上海的考生也可以在高二就完成地理科目的考试，英语科目在高三时有两次正式考试机会。“你会听很多同学说，‘我考到130分就不考了’，结果考了131分，他又会想，这是自己的真正水平了吗？还要不要再考？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其他科目？即使继续考，看到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同学已经从英语里解放出来了，继续复习的人心态也会受影响。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反复权衡和作决定的过程。”

程长远认为，新高考改革，对学生、家长和学校是三重考验。“它很考验一个家庭的眼界和综合规划、思考的能力。对于学校来说，说得玄乎一点，它对一个学校的初心提出了挑战——你到底是奔着成绩去的，还是你确实在为学生的综合发展着想。大部分可能是前者，包括我们学校。”程长远说，“但我们有时候也会回过头来反思，有些做法对学生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他目前看起来是比别人拿到了更高一点的成绩，但对他未来的发展确实一定是好的吗？”他也没有确定的答案。高考作为当代中国牵涉利益最广、最复杂的一项考试制度，对其任何微小的改动，都不容易。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之前也酝酿了多年。在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3年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其中，核心点在于“招考分离”，即对录取制度进行变革，进一步放权给大学。然而，接下来几年，在大学自主招生过程中发生的买证卖证等腐败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警觉。尤其是2013年，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蔡荣生在自主招生环节涉嫌贪污腐败一案的揭露，让探索了十年之久的自主招生制度走到了危险边缘。很多人担心大学滥用自主招生权，损害高考公平。到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里，删去了“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的字眼。

熊丙奇认为，正是因为这样，新高考改革最后主要聚焦的是科目改革，变成了一场不完整的改革。“录取改革举步维艰，虽然后来也有一些新的做法，但无法从根本上打破按总分高低录取的体系。不管是强基计划，还是综合素质评价，都是把高考成绩作为其中的一个入围依据，学生也好，学校也好，在乎的也仍然是分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徐波曾连续五年高考前后都会去一线参与招生，他发现不少考生或家长都存在一种心理，就是觉得自己的分数报哲学专业好像有点“吃亏”。“哪怕我对哲学感兴趣，但他的分数可能能上一个录取线比哲学高几分的专业，他们就觉得是不是有点浪费。因为现在都是平行志愿，填报志愿可以做到非常精确。这时候，很多家长光顾着怎么把分数利用好，追求的是一个数据上冷冰冰的最优选择，反而容易忽略了自己孩子的学习兴趣以及个性到底适不适合那个专业。”

新高考的初衷之一是要破除单一的唯分数论，但不少人都感觉到，分数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徐波告诉本刊：“早些年，南方地区，特别是江浙沪有不少高分考生，可能分数也能上清华北大的，但选择留在了上海的大学。再倒推二三十年，复旦大学更是能招到不少状元，但现在不要说省状元了，省内前几十名的考生都已经非常精准地依次按分数高低落入北大清华的不同专业。”对于这个现象，徐波认为也无可指摘，“至少是符合考生利益的，也完全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应该得到尊重，但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从高考填报志愿开始就需要引导学生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以高考分数为唯一标准。”

陈志文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在他的高考记忆里，“清北作为独一档的学校，就是最近20年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文科录取分数线最高的、覆盖面最大的一度是人民大学。在1993年到1994年前后，全国文科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大学是对外经贸大学。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太需要专业的外贸人才，1993年全国一半的文科状元进的都是对外经贸大学。”

“当初要推行这种平行志愿模式，有不少教育专业人士都是反对的，但最后还是施行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老百姓的呼声——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分数利益可以最大化。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对孩子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高，每一个环节都不想出意外。比如到志愿填报这个环节，实际上是分数决定了90%的事，但现在家长们想把这10%也弥补上。”陈志文说道。

“有些制度设计目的的确是为了保障公平，看起来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它可能牺牲了最大的公平。因为你让所有的人穷尽十几年去做这么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到最后就是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你想想，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一个人将近20年的时间里如果都是维持一种重复的、低阶的学习，你能培养出什么拔尖创新人才？”张端鸿认为，改革应该要利用越来越丰富的教育资源，想着如何去降低学生竞争的压力，让他们能够更自由地去发展。如果你最后是保留甚至强化它的竞争性，看起来增加了选择性，但实质上只是增加了博弈的空间和难度。

问题人们都看到了，但要怎么改，分歧又多又杂。一部分人认为，改革应该重新回到招考分离的方向上，陈志文也对将招生权赋予高校的探索表示了肯定，但他认为，如果不能保证公平公正这条底线，任何综合评价制度都没有空间与可能。“如果因为诚信的问题，我们无法实施综合评价，不得不回到分数这个录取依据上，那就可能需要考虑在考试内容、相关权重与命题上做点文章和突破了。”陈志文说，“简单来说，就是改变试题的模式化，加强变化，最后让高考无试可应，无模式可循，大家就不得不回归课堂，回归学习，而不是刷题了。如果今年的知识点、题型和明年的完全不一样，大家无试可应了，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大大缓解？”陈志文认为，改革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死结。但他也承认，对命题的突破性改革，又必然遭到学校老师、家长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对，需要谨慎推进。

2017年夏天，曹禹杰坐进了考场，新高考在上海迎来了第一届考生。因为是第一年，没有参考资料、没有真题，直到拿到试卷的前一刻，没有人知道试卷会长什么样、难易程度如何。高考从上午9点正式开始，8点55分发放试卷，在等待开考的5分钟里，曹禹杰把卷子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大半，“有三分之二的题目难度还是挺低的”。不过，试卷难度虽然不大，但改革后选考科目的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实行等级赋分制，不容他掉以轻心。

曹禹杰顺利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如今已经在读博士。他现在也会参与学校的招生工作，协助老师对接其高中母校和上海其他高中的毕业生、家长。他发现，很多学校的生涯规划课设计得越来越丰富，学生从高中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大学的资源，了解未来的专业和就业情况。2015年，上海第一次试点“综合评价招生”，高校综合考生的高考成绩和面试情况录取，如今这已经成为上海高校录取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些高中也会和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每周邀请不同专业的大学老师举办讲座，介绍各自的专业情况，或是请高校教师带着学生做课题研究。接触的高中生多了，曹禹杰逐渐发现，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建立了更清醒的认识，开始意识到追求分数并不是目的。“高考成绩更像一张门票、一块敲门砖，你可以用它来换一张心仪院校、专业的入场券，从而让自己能够在感兴趣的方向和更好的平台上去持续投入。”

浙江也有类似的“三位一体”制度，把学生的综合素质纳入招生评价范围。但在县里教了几十年书的程长远认为，这种做法对县域学生意义有限，因为县里的学校拥有的资源、条件，还有家长的认知水平，都很难跟得上，大家甚至反而觉得距离被拉大了。“我之前去杭州的学校交流，发现人家会跟高校直接共建一些课程，学生甚至可以去高校上课，或者跟着大学老师做课题。对我们来说，能请一些老师和毕业生来给学生讲未来的职业规划就已经是尽力了。”

（赵慧、程长远均为化名） 教育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