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格格不入的读者

历史学家说，北宋的黄庭坚打造了“读书种子”这个词，用来指那些发自内心酷爱读书的人，他们读书是出于“对人格的不断完善，对素质的自我提升，对文化的内在渴求”。读书种子肯定读得又快又多，且能形成自己的见解，像韩愈，7岁读书，日记数千言，通百家，13岁就能写文章了；刘恕，颖悟俊拔，读书过眼皆能成诵，13岁时，见宰相晏殊，反复问政事之要。

对于读书种子，大概只要把书丢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读就行了，作为普通的读书苗子，就需要讲究读书方法了。读书并不是上来就要精读。朱光潜先生说：“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50部左右……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读书不多的人容易对某些大名鼎鼎的书激赏不已，他们需要多看一些评论。老舍先生说：“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最好找些有关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等著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这实在有好处。这会使我们把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结合起来，把作品与作家结合起来，引起研究兴趣……孤立地读一本作品，我们多半是凭个人的喜恶去评断，自己所喜则捧入云霄，自己所恶则弃如粪土。事实上，这未必正确。及至读了有关这本作品的一些著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

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著《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一书，自1932年出版后不断重印，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是贝克尔的学生，或深受他的影响，只有《启蒙时代》的作者彼得·盖伊敢于批判他，说他这本书“精炼、风趣、有很多精彩的段落和一个震撼的论点，但它有些漫不经心、潦草、充满错误，论点错得无可救药。他认为启蒙哲学家的理性主义跟经院主义的理性主义相同，所以启蒙运动只是阿奎那的翻版。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些读书博主应该明白，他们力推的书，别人不一定喜欢。如果真的读过很多书，对此他们应该能够欣然接受。林语堂先生说，读书多了不会让人变得迂腐、冬烘，只会让人更“虚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读书人会很虚心，“幼年自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又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他还说，遇到看不懂的书不要着急，要么是因为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要么是因为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是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

英国作家兰姆在《格格不入的读者》一文中说，读书不应该追随时尚阅读这个吃不饱的怪物的踪迹，与其去追新书以及无穷无尽的关于新书的谈论，不如去读一页老老实实的班扬的书，或者汤姆·布朗的书。 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