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抓住温暖的尾巴

宋脱胎于五代十国时的军阀变乱，皇帝忌惮军功大员再度黄袍加身，国策上重文轻武，强干弱枝，自断筋骨。但内政上却是君与文职官员共治，百姓经营相对自由，也正因为皇权相对弱势，宋朝工商经济发达，得以靠着金钱财物交换和平。宋与辽缔结的澶渊之盟给北宋带来了上百年的边塞平静，盟约的内容，便是与辽互称兄弟，每年送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史·食货志》中有一匹绢值钱1500文的记录，说明一匹绢的价格约等于1.5两银子，宋朝用于购买和平的财货中，用于穿的竟占了一大半。

在古代，丝绸体积小，其包含的价值却很大，故而经常被当作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一般使用。丝绸之路其实是各种货品皆运输流通，但丝绸可作为金钱使用，故以“丝绸之路”统冠之。这也佐证了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北方，穿衣御寒是件顶重要的事。

靖康之难，金人围攻汴京时，有一件事反映了宋钦宗的昏匮与悭吝，当时正值闰十一月，天气阴寒，开封城里虽然有20多万的守军，但兵士们缺衣少穿，冻得瑟瑟发抖。宋钦宗赵桓却不愿意打开国库，把国库里那些布帛拿出来供给士兵们御寒，反而听信了一个道士八千神兵的说法，给钱让道士做法。其结局是徽钦二帝被押解到遥远的北方坐井观天，受尽屈辱。

金人围困掳掠开封后，开春押解着上万名皇族贵胄及其僚属一路北上，行程超过了5000里，在多地辗转停留。宋人一路上被摧残羞辱，饥饿、冻馁，人员损失大半。其中的一些历史记录，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了一些当时居民的穿着状况。作为亡国之君，宋徽宗是受到一定优待的，在中都，也就是北京，赵佶把金人送给他的生绢留给了他的宗室，那拨人暂时留在北京，后来又被驱赶北上。宋徽宗在北京被暂时留置的地方是京西南菜市口的法源寺，彼时叫作悯忠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为祭祀征讨高句丽的将士所建。

我从旁边的烂缦胡同一路寻找法源寺，不意中就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经居住的浏阳会馆，后来他也是在菜市口的刑场被砍了脑袋。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曾带领湖南父老在这里的湖南会馆举办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并取得了成功。菜市口的法源寺，千余年来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这条如今被装饰着鲜花，咖啡馆、民宿和网红纪念品小店满布的胡同，据宣传栏上的介绍，过去不叫烂缦胡同，而是懒眠或者烂面胡同，文字的优雅化活动只是发生在近百年的事儿，我们中国人能够吃饱穿暖，每天都洗澡换干净的内衣也是非常晚近的事儿了。当宋朝的俘虏被圈禁于此时，当菜市口边的百姓围观杀人时，人们衣衫之褴褛，之难以蔽体，是可以想见的。

在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西北），宋朝的宗室们住在井里，所谓的井，其实就是类似于新石器时代的半地穴式的房屋，用地温来御寒，却是以潮湿为代价。据《徽钦北徙录》记载，“至十月间天寒，仍掘地窟而居”，阴历十月比之今日阳历十月要晚，约为阳历11月。今日之东北依兰县，供暖期从10月中旬开始，持续到第二年4月中旬，长达半年。这似乎传达出一个信息，彼时东北天气尚暖，东北虽冷，但那时的金人转入地穴的时间却比如今的供暖期晚一个月。由此或可推测，北南宋交替之际或比现在更温暖，至少不应该比现在冷。其实两宋所处的时代，全球都处于一个温暖时期，即中世纪温暖期。具体时间是950年至1350年之间的一个时期，当时欧洲和北美洲的气候相对较温暖，夏季更加温暖和干燥，冬季则相对较短且温和。

在中世纪温暖期，酿酒用的葡萄遍布欧洲，最北达英国南部。大西洋盛产鲱鱼，盐腌鲱鱼遍及欧陆，甚至一度成为军粮与缴税物品。这一温暖期被称作“上帝的温暖祝福”，农夫们得以开垦更多的田地，粮食增加了，但来自北方的异族也开始袭扰南方的农夫。

有科学家也在质疑，中世纪温暖期是否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至少是这样的。竺可桢先生考证的结果是，当时中国冬小麦种植的北界曾一度扩张到大同—长春一线，茶树的种植北界也到达了淄博—开封一线。据《金史·食货志》记载，13世纪初，河南和山东等地已经较大范围地种植有茶树。茶叶与冬小麦的种植比现在都多了一个纬度。

冬小麦是我国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现在南方也有种植。和一年中春天下种夏天收获的春小麦比起来，因为经了冬，生长期长，所以品质好，口感佳，产量也大一些，初夏收割还能腾出土地来种第二茬作物，故而是农人们更倾向于种植的小麦品种。据中国科学院大学郝志新等所作论文《宋元时期中国西北东部的冷暖变化》，10世纪中叶，在今日延安所在的延州、甘肃庆阳所在的庆州、山西朔县所在的振武军和大同所在的大同军，都有冬小麦种植的记录，黄土高原地区冬麦种植更为普遍。如今，这些地区冬日最冷月的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8℃到零下10℃，极端最低温度多年平均低于零下25℃，不适合冬小麦越冬了。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教授韩茂莉特别提醒笔者，对冬小麦种植的北方界线要特别留意，零下22℃的气温冬小麦就会冻死，故而它生长的北界受到极端天气的左右。如今很多学者推测冬小麦的生长范围，根据的是唐代实行的两税法——按照一年两熟设计的征税法。但这未必和冬小麦的种植范围相符合。

几十年前，黄河下游是经常结冰的，即便现在冬天也时有结冰的情况，可在北宋时，苏辙曾写道：“今连年冬温无冰，可谓常燠矣”。金人占据了开封后，也记录过开封及其毗邻地区无雪。

当然，两宋的气候并不是一贯的暖，南宋初年曾经历过一次漫长的降温，自1100年起近100年的时间内，温度比现在低约1℃，继之以温度上升，比北宋时期更加温暖。当时，西北地区的物候，比如落叶要比现在推迟20天到一个月，13世纪中期温度甚至比现在要高1.4℃。但自1260年后，温度下降，气候转为寒冷，当时岭北地区（今蒙古国南部及以北地区）频发暴雪，导致了流民南迁。布莱恩·费根在另一本著作《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中举了多个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兴衰的影响的例子，如古埃及文明兴起于尼罗河带来的水源和洪水泛滥淤积的养分，可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尼罗河洪水减少，古埃及文明逐渐衰落。古希腊文明兴起于地中海地区，其繁荣得益于温和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和饥荒的频繁发生，古希腊文明逐渐衰落了。

关于气候变化与王朝兴替，国内学者也有诸多论证，比如在短命的隋朝，前后两位皇帝杨坚、杨广多次出征都遭遇大风雪，兵员损耗严重。隋朝末年的气候明显属于干冷状态，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压力增大，自然灾害和隋朝内部应对失当等种种压力叠加，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末也是类似，气候寒冷，干旱、蝗灾频发，气象灾变引导出了兵变和民变，真是灾难频仍的时期。

但这些都没有宋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直白。我从今日之开封、昔日的东京汴梁坐车向北，车速很快，又是高速路，是完全无法体会当年北宋的皇族随着徽钦二帝北狩的狼狈的。但几个小时的行程下来，土地一片平阔，没有任何山势阻挡，渐渐也就能体会到宋人面对北方铁骑的无奈。而战马要养在寒凉的草原地带，对于北有辽和金、西北有西夏的宋朝来说，战马几乎无处可养也无法训练。而在此前的朝代，在杨家将把守的雁门关以北的朔州，就曾经是汉朝驯养军马的一个重要基地，汉武帝谋划的歼灭匈奴之战“马邑之谋”就发生在那里。

没了山脉做屏障，又没有了寒凉之地养战马，北宋向北的大门敞开着，只好以岁币求苟安。好在黄河那时候的下游河道更靠近北方，温暖的气候，按如今的气象因果关系，那时候北方常有暴雨，华北大平原并不缺水，且暴雨容易造成淤塞，这里还曾是沼泽遍布之地，黄河频繁改道，平原上于是河汊纵横，沙丘冈地纵列于河汊之间。总之，若恢复原始风貌，与山脉一样，河湖沼泽同样可以阻滞金戈铁马。

宋与辽的边境在今日河北的白沟河到天津出海口一线，杨六郎守的三关，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从名字上看就和山脉中的隘口不相关，却与河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三个关口，在今日之文安县和霸州。这里也是“华北之肾”白洋淀的下游区域，古来河流湖泊密布。宋代朝廷眼看收复燕云十六州无望，就开始在这河湖之地打造起了水长城。水长城以方田的形式呈现，即在土地上挖出方坑，坑中注水，一块块相连，让战马无路可走。这项工程西起保州以西的人工湖泊西塘泊，东到渤海，累计450里，横穿华北平原。这条防线最宽处居然达到150里，最窄的也有8～10里，水深一丈左右。白洋淀下游顿成泽国。

可白洋淀与太行山之间的浅山区域，却是契丹人策马南下的惯常的通道，宋人于是在这里屯田设防，低处灌水阻路高处屯田养兵，形成防线。横亘在华北大地上的水长城，真如太行山上趴伏着的长城一般，起到了阻隔宋辽两国的作用。

不过百年后金人南下的事实证明，水长城并非固若金汤。美国环境史图书奖得主张玲在她的获奖图书《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中提到，北宋政权重塑河北中部自然地理、自然景观的行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经显现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积水积涝、水质破坏、土壤盐碱化等，这一地区的人口和经济也都走向衰落。

水长城以北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永清县，上世纪时，村民无意间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砖石坑道，经考古发掘，长达上百里的战道网络就隐藏在大平原的地下。地道工程由地道、藏兵洞、瞭望台等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通风、排水、防毒等设施一应俱全，这些战道之上的村庄，很多村名与战争相关，如鞑子营、韩台等，向人们诉说着千年前宋辽交兵前线的紧张对峙状况。当气候变得温暖的时候，无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南方的农耕民族，生活条件都在改善，尤其对北方，游牧之外又多了一种可能性。

河北平原，战国时就得到了大开发，彼时华夏大地上的三大水利工程，四川都江堰、秦国的郑国渠和西门豹治邺之引漳河的堰坝和水渠，也就是引漳十二渠，就有一项出现在了河北的太行山下。引漳十二渠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多首制（多取水口）灌溉渠道，它的建成不仅使邺城摆脱了水旱灾害的困扰，也使大片荒地得到了开垦。及至后来黄河水被束缚于各国所筑的大堤之内，湖泊沼泽的水被排干，平原上的土地被垦植出来，河北平原渐成鱼米之乡。河湖沼泽的泥土里饱含有机腐殖质，其养分的释放是缓慢而持久的，在充足的养分的滋养下，河北平原的土地焕发出持久的活力。到了唐代，河北达到了鼎盛期，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时，河北道的人口约1023万，全国人口约5100万，河北道的人口为全国人口的1/5，居全国之冠。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工商业，也成了安禄山起兵作乱的依靠。

如此丰饶的土地，其中河北北部和山西的部分辖区——燕云十六州，在五代十国混乱的局面中被割让给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在辽国，这自然是一片理想的统治区域。契丹人发源于东北与内蒙古交界的草原山林地带，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但气候变温暖后，契丹人似乎有意顺应气候变迁，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就把中原俘获的汉族人强制移民到上京附近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起一系列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州县。后来契丹人又征服了渤海国，渤海国的俘虏移民成为契丹本部农业州县新的人口来源。辽国上京临潢府，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30年前我读大学时曾跟着当地生态专业教授崔海亭老师去那里实习，我们从南向北，先后在赤峰市南部的宁城山区的林地、赤峰市区周边的农田和巴林左旗的草原观察土壤和植被。一个赤峰市，因为地处燕山山地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30年前的巴林左旗无疑是纯粹的牧区。千年前辽代若能够在上京附近种植庄稼，相信是因为那时的气候更为暖湿化。

除了农耕，辽人对汉人的劫掠与随之而来的编户似乎也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他们根据每个汉人的特长，按行业分工，然后再集体发配到不同的地方。辽朝的统治者把盛产丝绸的定州人民迁到大、小凌河流域，以纺织丝绸为业。如今的锦州，就是因为聚集了丝蚕户，形成了织锦为业的市镇而得名。这里的居民只向辽朝廷输纳蚕丝或绢帛，不用缴纳谷物。辽国对被征服农耕区域的政策，与其他游牧民族迥然不同，五胡十六国时期，那些占领了中原的游牧民族有的甚至想在汉地放牧，搅扰得昔日农耕田园鸡犬不宁，地广人稀。辽国把旱地居民成建制地搬迁到辽地，把草原改善成农耕田园，这不能不说是在生产方式上的主动同化。轻易获得了燕云十六州之后，契丹人则保留了十六州的建制，维护其农耕政策，使之成为辽国重要的赋税来源。

至今，华北大平原的最北端燕山和太行山交会处的北京城郊仍然有稻田种植，辽人也曾想过在这里植稻以增加粮食产量，这一建议在大臣中间还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稻田里要灌水，会阻碍马匹驰骋，等于帮助宋人外扩了水长城，种植稻谷的建议遂被搁置下来。

辽国统治者对辽人用辽法，对汉人用汉法，土地扩张中不断建筑城池，置有五京，功能各有不同。既有战马又有彪悍的游牧传统，佐之以汉化了的民生经济，故而，虽人口与整体经济面貌均弱于宋朝，却在军事上形成压制。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辽人也开始耽于安逸，向汉人的生活方式倾斜，以至于被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勇武的女真人很快夺取了江山。夺取了淮河以北土地的金人，也走上了辽国的道路，汉化后又被崛起于草原的蒙古人碾压了，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泥沙淹没的大名府

北宋也设置了多个都城，除了东京汴梁，还有北京大名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大名府就是《水浒传》中卢俊义的故乡，梁山好汉劫法场的所在。蔡京的女婿梁中书在大名府做知府，搜刮百姓钱财做生辰纲，这一笔大富贵被晁盖等人得知，又引发了智劫生辰纲以及后来的梁山好汉聚义。

北宋在今日邯郸城东约80公里的大名县设北京大名府，目的就是为了在边境以内设陪都阻滞辽军南下。大名府的位置在黄河岸边，新莽时期，黄河改道就发生在此。

北宋时期，黄河起初也是安流的，直到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澶州（今濮阳东）决口，河道重新回到天津附近入海，史书上称为“北流”。“北流”后来又分出“东流”，在今山东的无棣入海。自黄河这次著名的改道，至北宋灭亡的70年里，黄河水患不断。不过，地势相对低洼的大名府都安然无恙。如今，《水浒传》中描写的“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的繁华又戒备森严之地，竟然被泛滥的洪水掩埋在了泥沙之下。那是明朝建文三年（1401），漳河、卫河同时洪水泛滥，水位高于城墙，淤泥一丈多深，北京大名府整个城池圮于洪水被尘封；今天的大明城墙虽然高大巍峨，却是明朝异地而建。

明朝时期的黄河，是历史时期少有的南流入海，夺了淮河的河道。漳河与卫河——曾经的黄河支流，后来是海河的两条支流——这两条在中国水系里并不知名的河流，却把一代古城瞬间掩埋了。这似乎又能对应我们对太平洋上的台风与太行山地形雨的双重洪水机制的推断，一旦两种条件成形，倾盆的暴雨就可能对太行山脚下的华北平原腹地的城池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如今华北平原上除了天津是滨海城市，其他重要的城市，北京、保定、石家庄、安阳、新乡、郑州等大城市都是建在山前，这其实蕴含着城市兴与败的自然规律，大平原腹地建设大城市要慎之又慎，城市地理的城址选择有规律可循的。

大平原上，被黄河掩埋的城市则更多，最近的一次，1976年，山东滨州的蒲城，一座将近800年的古城就被黄河泥沙掩埋了。而在北宋，频繁改道的黄河掩埋了华北平原多个城市。繁荣与环境危机

东汉后黄河安流800年，或得益于黄河流域的植被环境并没有完全破坏。东汉之后直至魏晋南北朝，中国的气候环境偏冷，北人南进，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土地上农耕变少，放牧变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减少了。到了唐朝，天气转暖，农田扩张，环境就恶化了。中国北方的森林，有唐一代基本砍伐殆尽，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到了宋代，当天气和暖，森林植被对黄土的固定作用消失后，黄河泥沙俱下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关于宋代环境急转直下，环境史学者马立博（Robert B. Marks）在《中国环境史》中着重表述过，有一个佐证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开始炒菜，而不是像前代古人一样炖煮，炒菜时间短，消耗的薪柴更少。宋朝工商业发达，每年炼铁是唐朝的数倍，到了无薪可用的程度，于是开始大量使用煤炭。温暖的气候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原的自然环境遭遇了一次大倒退。

也正是这个时候，被金人追赶的赵宋政权退守到了南方，南方的大开发达到顶峰。

掳掠徽钦二帝的第二年，宋高宗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称帝，后又“泥马渡江”，直到退守到临安才辗转安定下来。金兵南下，留守开封的宋朝官员杜冲不敢应战，却挖开了黄河，以水代兵，黄河改道向南流去，开启了夺淮入海的600余年的南流。淮河下游本来富庶的土地，从此祸乱不断，沦为盗匪横行之地。

温暖期结束后，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先是灭了金，再灭南宋。 地理温暖期宋朝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