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7名师生被绑架：尼日利亚的土匪危机

记者·程靖 实习记者·曲子涵

编辑·徐菁菁2024年3月9日，尼日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奇昆区库里加村（Kuriga，Chikun LGA，Kaduna State）的LEA小学，学生和家长们在校舍间的空地上焦急地等待。突然，人群开始向树林和山坡的方向跑去，在浅黄色的干燥泥地上掀起尘土——人们听说孩子们从那个方向回来了。但很快发现，那只是一次误报。

孩子们失踪已经两天了。两天前的早上，这所小学的师生刚刚结束晨间集会，进入教室坐下来准备上课。该校教师努拉·艾哈迈德（Nura Ahmad）告诉美联社，几十名武装分子骑着摩托车从各个角度包围了学校，一边开枪，一边进入教室驱赶学生。一名后来侥幸逃脱的学生回忆说：“武装分子们喊着‘走，走，走！’，走得不快的学生被强行带上摩托车，武装分子还朝空中开枪以威胁不愿走的学生。”

不到5分钟，287名学生和老师都被带走了。小学校舍坐落在村庄的西边，和主要的村民聚落隔着一条公路。学校向西是一片稀树草原，再往前便是荒无人烟的大片灌木林，越过那片灌木丛，就是密不透风的森林了。

17岁的中学生穆萨·贾尔巴（Musa Garba）也是当时被绑架的学生之一。幸运的是在经过灌木林时找机会逃回了村子。他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回忆了经过：武装分子“像赶牛一样”赶着师生们向灌木林里走，他们在烈日下步行了几个小时，有人摔倒了，所有人又渴又饿又累，一直走到一条河边才喝上水。穆萨想要逃跑，但同伴们太害怕了，不敢加入。太阳落山时，他终于看到了机会。庞大的被绑架学生队伍让武装分子没法监视周全。穆萨·贾尔巴环顾四周，确认没有被武装分子监视，便躲进一堆草丛里，一动不动地躺着。四周安静下来后，穆萨“像一条蛇一样”在地上爬行，直到天完全黑后，他才站起来往回走，走到最近的村庄后得救。

其他学生没有穆萨那么幸运。当穆萨第二天早上回到库里加村时，他的校友、10岁的萨迪克·乌斯曼·阿卜杜拉希（Sadiq Usman Abdullahi）的父母一夜没睡，焦急地等待儿子的消息。萨迪克的哥哥说，绑架案发生前不久，萨迪克因为没带铅笔回家了一趟，“我让他在我的包里找。他急匆匆地把我的包翻乱了，我还让他把我的包整理好。他另带上一双袜子，就去学校了”。

校长阿布巴卡尔·伊萨（Abubakar Isah）也在被绑架者之列。绑架事件发生5天后，伊萨的友人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用私人手机号打来的，对方说，他们在卡杜纳州以北赞法拉州（Zamfara）一个镇子往北的森林里，如果有人能带上10亿尼日利亚奈拉（约合人民币488万元）的赎金前往当地，所有的人质都会被释放。

绑匪口中的“森林”，是一片连接卡杜纳州、赞法拉州、索科托州等尼日利亚西北大片地区的密林。尼日利亚索科托州乌斯曼尼·丹·佛迪奥大学（Usman dan Fodio University Sokoto）大众传播系的研究员伊德里斯·穆罕默德（Idris Muhammed）常年观察和研究该国的武装冲突。他告诉本刊，尽管至今还没有任何团体宣布负责，但这起学校绑架案，从作案手段到细节，都符合西北部肆虐的武装土匪团体（Bandit Groups）的行事方式。官方数据表明，约有3万名武装匪徒散落在森林地带的100多个营地里。在茂密植被的掩护下，土匪能在各州边境不受阻碍地流窜，随时可以对森林边缘地带的城镇发动袭击。

被绑架的287名师生中有LEA小学的学生，还有100多名中学生。伊德里斯告诉本刊，绑架案发生前，武装土匪刚刚袭击了镇上另一所中学，杀害了中学校长并绑架了校长的妻子。中学的地理位置更接近武装绑匪藏身的灌木林和森林，更容易遭到袭击。而LEA小学距离村里的聚落更近。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当地政府清空了中学校舍，让中学生搬到LEA小学来上课，没想到土匪们很快又袭击了地理位置更安全的小学。这不是尼日利亚第一次发生学生大规模被绑架事件了。2014年4月14日，一群身穿军装、冒充尼日利亚军队的极端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武装分子闯入了东北部博尔诺州奇博克村（Chibok）的一所公立女子中学，绑架了276名女孩。事发学校的学生以基督徒为主，被绑架的是女学生，而“博科圣地”这一名字的含义可引申为“反对西方世俗教育”——多重色彩的叠加，将奇博克女孩绑架事件推向了宗教冲突、性别暴力、侵犯女性受教育权等高度。事件细节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很快激发了全球各国的关注，大批欧美明星，甚至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都发帖呼吁解救女孩。西方和中国在内的各国军政界积极参与营救和斡旋，尼日利亚军方则开展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收复了曾被“博科圣地”占领的大片地区。

然而事发近10年后，仍然有近100名奇博克女孩下落不明，绑架学生却成了武装分子常用的袭击手段。

2014年奇博克女孩绑架案发生后，尼日利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设立了“校园安全倡议”（SSI），意在为北部各州的寄宿学校增加安全设施和人员。到2020年为止，该倡议下属的基金已筹集到3000万美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报告表示，政府已在北部数十所学校进行了围栏建设、疏散演练、人员培训等工作。但尼日利亚风险咨询公司SBM Intelligence合伙人及顾问伊克梅西特·艾非翁（Ikemesit Effiong）告诉本刊，近期一系列绑架事件的发生表明，“校园安全倡议”实施中并无多少进展，因此学校目前仍然是武装分子眼里既容易得手又有利可图的目标。

据统计，过去10年里尼日利亚北部10个州发生过15起绑架学生事件，超过1600名学生被绑架，其中肇事者既有恐怖组织也有土匪团体。伊德里斯认为，“武装分子意识到，每次只要绑架妇女儿童，政府总是会迅速介入，而后他们能借此要求政府释放此前被羁押的武装人员，或要求巨额赎金来交换被绑人员”。“被剥夺的”和“被损害的”

尼日利亚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甘肃省与黑龙江省的面积之和，国土西南濒临几内亚湾，经济文化中心、摩登都市拉各斯（Lagos）就在海岸线上。从拉各斯到位于北部边境的城镇约有1000公里，从南到北、从海湾到内陆意味着收入递减、发展程度越来越低。

位于版图中部的首都阿布贾(Abuja)是一道分水岭：离开阿布贾再向北走，等待人们的是一段又一段闻风丧胆的旅程，向东是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等活动的地区，向西则是武装土匪的地盘。一位在国际媒体任职的尼日利亚记者告诉本刊，LEA小学绑架案发生后，他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前往卡杜纳州报道，正是因为当地武装土匪活跃、风险巨大，“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动袭击”。

长久以来，西北部都是尼日利亚最贫困的地区。根据尼日利亚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数据，该国北部有多达8600万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0%。2017年的数据显示，西北部7个州的贫困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1%，其中赞法拉州为74%，索科托州高达87.7%。西北部的识字率仅有29.7%，是全国儿童失学率最高的地区。

“武装土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称呼，它始于尼日利亚西北部和中北部的种族冲突，如今演变成实施绑架、抢劫、杀戮和偷牛等行为的有组织犯罪团体。尼日利亚西北部是多民族混居地带，多数人口是以农耕为生的豪萨人（Hausa），而以畜牧为生的富拉尼人（Fulani）则散居在森林和草原，随着雨水和植被的季节变化，过着半游牧的生活。

今年27岁的安全风险顾问尤素夫·昂卡（Yusuf Anka）来自赞法拉州西部的一个小镇昂卡（Anka）。这些年来，他目睹了家乡从稀树草原上一个宁静的村庄，变成土匪暴力横行的地区。

尤素夫的童年记忆里，在他出生和成长的乡镇，豪萨和富拉尼两个族群大多数时候和睦相处，甚至相互依赖。尤素夫告诉本刊，过去豪萨族农民聚居的村子里，房屋和农田之间通常会开辟一条5～10米宽的小道，方便迁徙的牧民带着畜群通过；农民收获后剩下的草料供给牧民；畜群产生的粪便是农民耕地的肥料；在乡村集市里，豪萨人和富拉尼人互为小贩和顾客，“你买玉米，我买牛奶”；两个族群的孩子也一起上学；少数冲突或治安事件，只要报告给警察或社区治安团体就能解决。这种融洽也反映在尤素夫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豪萨人，母亲则是富拉尼人。尤素夫中学时迁居110公里外的州府城市古绍（Gusau），但在城里生活时，他最期盼的就是每次学校放假时回去小住。尤素夫说，乡间生活平静又简朴，人们不富裕，但能自给自足，集市上的食品价格也很便宜；家门不上锁，邻居随时能进来做客；每到炎热季节，家家户户都把床垫搬到门外睡觉。“我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子是睡在屋外的了。”尤素夫说，“那时农村甚至比城里还安全，那时的生活是完美的。”

但尤素夫的“完美生活”只持续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冲突研究者们注意到，从2011年起，以赞法拉州为中心，尼日利亚西北部由农牧民冲突激化导致的武装土匪犯罪越来越频繁。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9年，西北部的武装土匪暴力造成8000多人死亡，20万人流离失所，越过边境进入邻国尼日尔避难的就超过6万人。

上世纪70年代起，尼日利亚政府不断细分的州级区划，让60年代政府设立的400多个放牧保护区大部分都失去了合法性。令游牧者雪上加霜的是气候变化：国际危机组织（ICG）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08年前的30年里，尼日利亚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雨季从每年150天减少到120天，前60年里该国北部超过35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地区正在以每年0.6平方公里的速度沙漠化；环境变化迫使数百万牧民南迁，占用农民的耕地，且停留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农民在政府帮助下不断开垦水源充足的新土地，进一步阻碍牧民放牧时接近水源地；政府推广的经济作物让农民能提供给牧民的草料也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人口正在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妇女生育率高达5.2，人口增加带来的农田扩张和城镇基础设施开发，也占用了大量传统的放牧路线。人口增长使得肉类需求增加，农民社区形成了偷盗牧民牲畜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偷窃和袭击事件又进一步迫使牧民向南迁徙。

这些因素都导致农民和牧民之间出现了比过去更激烈的土地和水资源争端。同样来自西北部稀树草原地带、出生于卡齐纳州丰图阿（Funtua）的伊德里斯见证了这一过程：农田被占领后，豪萨族农民开始占用放牧路线进行耕作；牧民放牧时，牲畜破坏了农田和庄稼，招致了豪萨族“治安队员”的报复。而富拉尼牧民过着部落和氏族群居的生活，当他们受伤害时，会用部落主义叙事鼓动自己大家族的年轻人加入武装团体，开始同态复仇、暴力升级。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博士候选人普罗米斯·艾乔佛（Promise Frank Ejiofor）在2022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加入土匪团体的富拉尼牧民普遍存在一种相对的“被剥夺感”：由于游牧生活方式在自然环境和政治生态变化下已无法维持，加之他们生活在一个资源禀赋丰厚的国家却没有其他出路，这些牧民容易产生被国家排斥的感觉，从而容易投身犯罪和政治暴力。

2015年，尤素夫在卡杜纳州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时常来往于卡杜纳州和赞法拉州的高速公路，“有时我昨天刚走过一条路，今天就有人在同一条路上被绑架。有时我被堵在路上，就因为前方发生了绑架，军队赶过来执行军事行动”。有感于武装土匪暴力的尤素夫开始为本地媒体撰写相关新闻。2019年起，他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开始拍摄一部有关武装土匪问题的纪录片。此后三年里，尤素夫的足迹遍布赞法拉州的偏远乡村，深入森林中武装土匪的营地，带回了真实而震撼的影像。在2023年制作完成的纪录片《赞法拉州土匪军阀》，如今已在视频网站上获得了140万次观看。在尤素夫的镜头前，愤怒的富拉尼土匪滔滔不绝地控诉身为牧民的处境：他们在考试求职时都受到歧视，如今草原上已没有牧场可以放牧，牲畜病了没有兽医可以求助，而肩负着“打击武装土匪”任务的尼日利亚军方，常常空袭森林，杀死他们的动物。

当尤素夫和涉嫌100多起谋杀案、被尼日利亚警方以500万奈拉悬赏的土匪头目阿列罗（Adamu Aliero）交谈时，对方表示自己杀过的豪萨族治安队员“数都数不清了”，他还声称，自己之所以选择成为土匪，是因为他“不认识记者，不知道上哪儿去抗议”，“我们唯有拿起武器去扫荡村子，政府才会醒过来，来聆听我们的苦衷”。

而在一座豪萨人的村庄，尤素夫看到了被富拉尼土匪袭击后烧毁的房屋。村外的一片空地里，是200多人遇害后草草埋葬的坟墓。村民们告诉尤素夫，地方政府阻止了村里幸存年轻人的报复计划，这让他们愤愤不平，“如果政府给我们发枪、发摩托车，只消一个星期我们就能消灭富拉尼人。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会把每个富拉尼人杀光，因为他们杀了我们的母亲、父亲、孩子，还把他们的尸体随便丢弃在地上”。一些豪萨族人正是如此“践行”的。一位富拉尼牧民告诉尤素夫，由于富拉尼土匪臭名昭著，普通牧民一旦和豪萨族“治安队员”狭路相逢，就有可能被杀——某种意义上来说，“防卫”和“暴力”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没有界限。

在这里，想要杀戮的人们拥有充沛的武器资源。尼日利亚西北部常常被称为“不受治理的空间”（ungoverned space）。该国与北部邻国尼日尔的边境长达1497公里，这条由英法殖民者在19世纪末划分的蜿蜒曲折的边境线上遍布着森林、崎岖的山地和沼泽。尼日利亚恩苏卡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奥诺哈博士（Dr. Freedom C. Onuoha）指出，该国边境管理部门人员匮乏、训练不足、设备过时且数量有限，甚至弹药不足。大部分边境社区长期被政府忽视，政府难以和他们合作来遏制非法跨境活动，导致边境上非法入境路线多达1400多条。奥诺哈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冲突研究中指出，在西非地区流通的800万件非法武器中有70%都在尼日利亚。

而武装土匪们频繁制造的学校袭击案，正在把尼日利亚西北部人口的未来进一步拖入深渊。2022年4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发表声明，表示自2020年12月起，尼日利亚全国共有11536所学校因绑架和安全问题而关闭，影响了2020/2021学年130万儿童的教育。

尤素夫和伊德里斯都清楚地知道，要改变这一状况仅靠重开学校是不行的：即使学校重新开放，出于对绑架的担忧，父母们可能不再允许孩子去上学，仍去上学的孩子们也将活在恐惧中；国家分配到西北省份的公立学校教师，也会因安全风险而不来任职。此外，尼日利亚伊巴丹利德城市大学法学系副主任、研究儿童保护的律师阿黛比特（Aderonke Adegbite）告诉本刊，该地区还有大量因暴力活动而流离失所的家庭，他们更难有机会将孩子送去学校。而被边缘化又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群，未来将会成为武装土匪团体的主要来源。令尤素夫格外担忧的是，发生在家乡的暴力浪潮几乎是一场不被关注的“地下战争”。和东北部“博科圣地”“伊斯兰国西非省”等极端组织不同，西北部的武装土匪团体没有宗教意识形态驱动，通常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于是，虽然每一天都有生命和财产被摧毁，但却因为他们不是‘伊斯兰国’，不符合国际社会‘反恐战争’的议程，就得不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本地媒体人卡达尔科（Kadarko）是在LEA小学绑架案发生两天后抵达库里加村的。他告诉本刊，那时前往村里的道路已布满了士兵和检查点，但当地人告诉他，军队直到绑架案发生后几小时才来到现场。“人们更担心的是军人只是来临时应对绑架案的。一旦其他地方有危险，军队就会立刻被部署走，而武装土匪会再次回来袭击他们。”卡达尔科说，库里加村平时几乎是一片“法外之地”，不仅没有军队部署，连一个警察局都没有，“村民们过着听天由命的生活，只能每天祈祷不要有意外发生”。

伊克梅西特告诉本刊，由于尼日利亚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性，联邦宪法遵循各地平等原则，中央政府向各州部署警察时需要分配同等数量，而非因地制宜，各州也没有权力组建自己的警察部队，这极大妨碍了治安工作的开展。

尼日利亚拉菲亚联邦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奥科利（Al Chukwuma Okoli）告诉本刊，多年来历届政府努力维护着狭义的“国家安全”，即政府的存续与维护，他们在必要时维持对暴力的垄断，除此之外已经放弃了对领土和人口安全的保护，尤其是在西北部的森林和边境地带，“在那些地方，政府只存在于纸面上。一个50万人口的行政区没有一个警察局的情况很常见，就算有，这些警察也可能没有装备，没有快速应对犯罪的行动能力和后勤保障”。

警察缺位时，能承担保护民众职能的只剩下安全与民防部队（NSCDC）。SBM Intelligence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尼日利亚是全球军民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2016年时每万人仅有9名军事人员。伊克梅西特认为，人员不到15万人的军队目前在全国36州都承担了军事任务，应对能力已“捉襟见肘”，大多数时候只有发生袭击后才会响应。更致命的是，尼日利亚没有建立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机制（JCS）一样建立军队、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协调一致的战略行动机制。“对于一个从2009年‘博科圣地’发动叛乱以来，已经处于冲突状态15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伊克梅西特感慨道，“2024年了，尼日利亚还在用20世纪初的原始方式应对冲突。”除了警察与军队打击不力，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应对也遭到民众诟病。在武装土匪暴力达到高峰的2016年，时任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信息和文化部长穆罕默德（Lai Mohammed）和国防参谋长奥洛尼萨金（Gabriel Olonisakin）分别在发生多起武装土匪袭击后表态，表示要严肃调查袭击事件、建立调查委员会，还要发起军事行动来遏制土匪暴力，但调查行动全都不了了之。尼日利亚联邦立法机构在2016年通过三项新法案，旨在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放牧保护区、牲畜路线和牧场，却因与州政府权责冲突而撤销。西北部一些州政府与武装土匪团体发起谈判，向后者提供特赦或交换囚犯等方案，这些谈判也因各种原因而失败；而各州政府之间，在牧民应该在何种土地上放牧这样的建设性问题上，从没能达成一致。

生活在权力真空地带的人们，通常只能求诸自己。伊克梅西特回忆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往事：两年前他前往卡杜纳州南部的卡凡昌（Kafanchan）市参加朋友的婚礼，新郎与当地朋友会轮流参加武装治安队员的守夜，第二天早上交接时，会根据夜里的情况判断白天的行动；朋友举行婚礼的教堂隔壁有一座农场，在婚礼结束一周后便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对出生、成长于大城市拉各斯的伊克梅西特来说，西北部是令他感到后怕的“另一个世界”，“如果我每天醒来都要考虑生存安全，那样的生活太疲惫了”。

然而更多手无寸铁的人，只能和危险保持着脆弱的平衡。尤素夫的家乡昂卡如今已经变成一座“睡镇”：由于镇周围的村庄很容易在夜里遭到土匪的袭击，村民们通常白天在地里耕种，傍晚便一家人一起出动，从村里出发，步行来到镇上，在学校、清真寺、停车场、商店、政府大楼，甚至是加油站和树下睡觉，第二天一早再回到村里。“如果城里有亲戚能提供接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去了。”尤素夫说。

（应受访者要求，卡达尔科为化名） 土匪绑架尼日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