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归与函可案

遁入空门，是清初一些仁人志士的无奈选择，上一节的屈大均（释今种），本节要写的金堡（释澹归），以及明末四公子的方以智（释弘智），皆如此。清廷发布剃发令，留发还是留头，做和尚后就不再有这样的难题；化缘游方，亦带来行动的方便，可以串联鼓动那些反清之人。而随着新朝的渐渐稳定，反清复明归于虚幻，他们将余生付之于回顾和思辨，留下一批可贵的著述。屈大均在雨花台的衣冠冢虽查无遗迹，而其隐身僧寺，讥刺新朝，则在乾隆帝的脑海里留下深深印痕。

如果说乾隆设立四库馆就是为了禁书，应属求之过深，言之太刻，与事实不符。而随着编纂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也由于这位大皇帝擅能举一反三，约一年半之后，查禁违碍图书就提上日程。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冬间的查禁谕旨，语气一次比一次更严厉，一众督抚赶紧抓落实，分别呈上拟禁的书单，多为明代的史传野记、文集章奏，也包括书板，纷纷押运赴京。只有暂署巡抚的韦谦恒没吃透上面的精神，不仅不解送禁书，反而将之封还书局。谦恒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探花，由翰林出任地方，时为贵州布政使，仕途向好，当是认为书局系省里办理遗书之处，暂时封存，等皇上有旨后再作处置。这个办法应算谨慎周到，孰知弘历要求运往京师，亲自审阅，见所奏很生气，斥为“不解事，糊涂”，不久便借端将他革职，发往军台效力。稍后，乾隆大概也觉得处分过重，传谕：“韦谦恒前在护贵州巡抚任内，因苏墧侵贪一案不即揭参，尚非大过。伊系翰林出身，学问亦优，着加恩赏给编修，在四库全书处行走。”（《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一七）就这样，韦巡抚成了韦编修，先在翰林院宝善亭校办各省采进书，后来做了提调，也算是一个管理岗位吧。

其实韦谦恒的思路是对的。各省都有专为征集书籍而设的书局，集中了一批省内的饱学之士，自会遵循旨意认真把关，查找问题；而如贵州距京之遥远，如将查出的违碍书籍悉数解送京师，成本可就太高了。乾隆为何严令各省将拟禁之书解送至京？所说亲自阅看可行吗？可行的。这些书并非解运翰林院或武英殿，是一律送到军机处，而军机处没有衙署，在宫在园都是不多几间直房，能将源源而来的大量图书放置何处呢？我曾做了一些追索，不得要领，想自来朝廷的核心机构怎会缺少办事场所，也就不烦猜测了。

各地拟禁书籍送到，应会指定一批人（多系翰林科道）审看，接着是军机大臣二审，最后才到皇上御案上。弘历的高明之处，在于自幼练就一副火眼金睛，常能发现大臣看不出的问题。如他在《遍行堂集》中读到高纲的序，立命军机大臣福隆安搜检其家。高纲出身于一个八旗汉军家族，父亲高其佩曾任刑部右侍郎、正红旗汉军都统，伯父高其位仕至文渊阁大学士，一门贵显。他本人做过韶州知府，大约是出于对澹归的倾慕，筹措资金刻印了《遍行堂集》，并亲为题序。高纲已逝，儿孙辈分住在京津和江苏等地，混得一般般，此时皆被查抄。其中高秉住在地安门内，被抄出《初学集》《千山和尚诗抄》等。福隆安将高秉家以及天津送来高𥡠的书交于敏中派员审核，挑选翰林梦吉、刘锡嘏负责此事。梦吉为满洲正蓝旗人，时任洗马，未入四库馆，锡嘏则为四库提调官，二人没有太多收获。

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十九日，军机大臣舒赫德、于敏中联衔向李侍尧等寄发上谕：

昨因高秉家内查出《皇明实纪》一书，内多悖逆字句，应行销毁。其书系东莞人陈建所著，已谕令该督等细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板，一并奏缴。是书又名《皇明通纪》，恐刻板或有两副，应一并查明缴进。至僧澹归《遍行堂集》，语多悖谬，必应毁弃，即其余墨迹墨刻，亦不应存。着李侍尧等逐一查明缴进，并将所有澹归碑石，亦即派诚妥大员前往椎碎推仆，不使复留于世间。又闻丹霞山寺系澹归始辟，而无识僧徒，竟目为开山之祖，谬种流传，实为未便，但寺宇成造多年，毋庸拆废。着李侍尧等即速详悉查明，将其寺作为十方常住，削去澹归开山名目，官为选择僧人，住寺经理，不许澹归支派之人复为接续。该督等务即妥办复奏。所有高秉家查出澹归诗集及各种墨刻，并着抄寄李侍尧等阅看。此外，或有类此者，并着一体查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九六，寄谕李侍尧等查缴《皇明实纪》《遍行堂集》并椎碎澹归碑石）

谕旨虽也提到《皇明通纪》，但要点在于澹归和尚所作，命李侍尧采取措施，根除其在广东的影响。

接奉上谕，李侍尧派广州府知府李天培等，会同南韶道李璜，带领官兵吏役赶赴丹霞寺，进行仔细搜查。这所由金堡开创的寺院遭遇一场浩劫，“凡撰著碑记，逐一摹搨，将原碑椎碎抛弃；所有寺内书籍字迹板片，尽行查起呈缴；其支派僧众五十九名，俱已逐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三一六，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遵旨查办陈建金堡遗书板片折）。侍尧素称能员，还从书坊等处查得“《丹霞志》及金堡各种墨刻”，以及金堡重编的《独和尚语录》、题序的《八十八祖传赞》，一并封固呈缴。

对呈缴的《千山和尚诗本》，乾隆也专发上谕，命盛京将军弘晌等查缴销毁。千山和尚即函可，广东博罗人，本名韩宗騋，乃父韩日缵为明南礼部尚书，卓有才学。崇祯十三年（1640）父亲亡故，他即决然出家，住博罗华首寺，法号函可。明亡，函可悲恸北行，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抵南京，暂住三年有余，目睹弘光政权的崩解，撰《再变记》。后来他打算回广东，向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韩日缵的门生）求得出城印牌，却被搜出“福王答阮大铖书”和《再变记》等，被关入满营，严加拷讯。此案被称作清代的第一个文字狱，函可坚称系一人所为，后被解北京，流放于辽阳千山。这之后清军入广东，函可的父兄子侄辈毅然参与抗战，从叔韩日钦，从兄韩如璜、韩如琰，从子韩子兄、韩子亢皆战死，三个弟弟则在故乡抗清被杀，家中女眷多数赴死，可称满门忠烈。函可得知后极度悲愤，写出“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等诗句，改号“博罗剩人”，顺治十七年（1660）辞世。澹归很敬重这位同门师叔，于《遍行堂集》卷九写道：“剩人和尚示寂于山三年，门人启龛，肉身不坏，双泪忽涌，拭之两布巾如洗。”亦幻亦真，摹写出一种无可化解的亡国之痛。

弘晌接旨后，先于盛京各寺院严密搜索，缴获《剩和尚语录》，注明刻板存辽东香岩寺，还有《普济剩和尚语录》，注明刻板存京师西长安街双塔寺、三元庵。他即命分头追查，还亲自率员往千山各寺查勘，捣毁与函可有关的碑塔，并勒令函可支派僧人还俗。

不管多么声势浩大的禁书活动，都会留下死角，都难以禁绝。经历生前死后两次劫难，函可的语录和诗作仍得以流传。而澹归的《遍行堂集》《岭海焚余》《丹霞澹归禅师语录》等也被秘藏。入清后，二人都生活了较长时间，虽怀抱激愤，但为了避祸，早将“不宜广于示人”的文字仔细删除。而其无法改变的是基调，是字里行间的隐喻，以及那无意间发出的讥刺；更为主要的，是乾隆帝以及比他更甚的翰林官挑剔伏线、想象发挥的能力。比如金堡的《清平乐·云海》，有句“白云如海茫茫，人间面目潜藏。莫爱天边清楚，也云地上荒唐”，就因为有个“清”字，也被剔发出来。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