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之上的城市

2月26日是一个周一，我们赶着早高峰来到北京西站。刚上车没多久，就听到前排两人在商量，“一会儿照不照着采访提纲聊？”两个小时过后，安阳站到了，我们发现，下车的基本都是来自北京的记者同行——今天是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开馆日。

从东郊的高铁站到西北郊的殷墟，需要穿过整个安阳城区。我们坐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路过中国文字博物馆和安阳博物馆。河南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全省有九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安阳就占两家。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告诉我，除了刚才路过的那两家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之外，2023年开馆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和最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也将会在运行3年后申报国家一级博物馆。

坐拥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源，是因为安阳位列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有3300多年的建城史、500年的建都史。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建考古队首次对这里进行发掘，出土的不仅有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更有令国内外学界深感震撼的东亚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它向世人证实，这里就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

此后发掘几乎没有中断过。从1928年至今，殷墟已发掘了一两万座墓葬，出土甲骨15万片、陶器数万件、青铜器几千件、玉器几千件、骨器数万件。殷墟考古队现在也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单支考古队。但持续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加起来也只发掘了遗址总面积的5%左右。人们对这座华夏文明起源之一的古城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它就静静地躺在我们脚下两三米深的土地里。地面之上，一座现代的城市正在以现代的秩序运行着。

我们遭遇了堵车。新博物馆火热开馆，成了安阳全城的一件大事，不仅有我们这些记者，很多当地人也赶着在第一天参观新馆，网上的票务预约系统早早显示今天的门票已经售罄。车越来越接近遗址，离得很远就看到一大片空旷的广场公园。这里是曾经有许多重要发现的花园庄村，为了保护遗址，村子被整体搬迁了。我对殷墟核心保护区的范围没有概念，我问出租车司机，保护区最南端能到哪里？能到公园南侧那片高大的住宅楼吗？司机告诉我，要比那些高楼还要远，已经超出了视距。实际上这些住宅楼，都在保护区范围内，因为殷墟的范围太大了，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住宅楼又不能一下全部拆迁。

就在我以为，似乎当地人已经习惯性地忽略了有一座商朝古都正躺在地下时，司机提醒我们留意路边的电子探头，“其中很多探头并不是对着马路，它们不是用来拍汽车违章的，而是文物部门设立，用来保护地下文物的”。

洹河横穿安阳市北部，在它的两岸，就是3000多年前殷都的主要范围。洹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在其中一个河道拐弯处，南岸的一片高地上就是殷都的宫殿宗庙区，这里是商王和王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沿着洹河逆流而上6公里处，跨河，在北岸，是殷都的王陵区，商王来这里祭祀天神和列祖列宗。两者之间的大部分区域，则是大量其他家族的领地、居住地、手工作坊，一座城所需的基础设施。近些年从殷墟出土的文物大部分都存放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库房里，就在宫殿宗庙区遗址旁边。但很遗憾，我们去工作站采访那天库房关门，不过旁边还有一个大的厂房，里面是考古队从遗址发掘出来正待清理的一些出土器物。技师们正在清理的是一批陶器：先将陶器碎片用水初步清洗，再在另一侧仔细拼对。靠墙有一排陈列架，上面摆放了已经拼对粘贴好的陶器鬲、斝、簋、爵。在他们身后，还有大量文物碎片被装在一摞摞蓝色的塑料箱子里。考古站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与他们库房里的文物数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库房存有文物10万件套。

在工作站大院里，以及院外面的路边上，露天堆放了一些巨大的木箱子。考古队的人告诉我，这些也都是待清理的出土文物。在遗址现场，有些情况下清理条件受限，尤其是一些土质遗存，于是考古队员会用专门器械将一整块埋藏着文物的土层切割下来，整体装入木箱，拉回工作站，待合适的时间再进行更细致的清理。“四周也没有什么监控保护，不怕被人偷走吗？”我们问。考古队的人让我们大可放心：“这些木箱通常二三十吨重，要是真有人想偷走它们，起码需要找一台100吨重的吊车才能‘偷偷’拉走。”

当地人早已习惯了这种与遗址和文物共存的生活，但对于我们这种外地过来参观的人来说，这种不经意间与历史的触碰依然会让人深受震撼。仿佛我们站在一座地下满是文物的宝库上，而现在可供我们参观的博物馆和遗址，是从安阳土壤里冒出来发芽开花的小小果实，仅仅是这座宝库极微小的一部分。2019年，我的同事们来殷墟做过一期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的封面专题，当时他们参观的还是殷墟博物馆的老馆。老馆是2005年动建的。殷墟在2000年初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殷墟宫殿宗庙区遗址里没有出土文物的展示，为了符合申报要求，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决定共建一座博物馆。老馆选址在宫殿区的东边，是一座半地下式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要求不能破坏遗址景观，特别是地下不能有文物遗迹，所以当时就将老馆建在了河滩地里。

2006年老馆正式开放。面积不大，总共1000多平方米，展出文物1000多件。建成近20年，展出的文物基本没有怎么变过，但与此同时，殷墟的发掘并没有停止，不断有文物出土，大众对了解文物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从2019年开始，修建一个更大的新博物馆的计划逐渐完整。最终新馆选址在洹河东岸，这里并非殷墟保护区的核心区，地下情况相对来说不复杂，也不会破坏遗址。新馆总投资10.6亿元，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2.2万平方米，是老馆的20倍大，展出青铜器、玉石器、甲骨、陶器等文物近4000件套，其中约四分之三的文物为首次亮相。

我们眼前的新馆是一幢巨大的方形建筑，明显模仿了青铜器的颜色、纹饰和造型，正门上方，以青铜器铸铭方式摹写了三个甲骨文字：天邑商。

“天邑商”的称谓出自商晚期的帝乙、帝辛两代，是商朝人口最多，殷都城市面积最大、最繁荣的时期。可以看出来，殷墟博物馆新馆是展示商文明顶峰的专题博物馆。在参观之前，我特意问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新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有哪些重点文物展品推荐观看。何毓灵在殷墟参与考古发掘已经25年，现在主持殷墟发掘。何毓灵对我反复强调，殷墟博物馆新馆是一座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或各地省级博物馆这类综合类博物馆不同，那些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并非周边遗址出土的，并且往往只展出一个地区出土的单件重点文物。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则是遗址延展出来的博物馆，可以很快很方便地展示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是考古遗址内发掘出来的文物，一边发掘，一边可以很快就进行展示。此外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展陈优势是可以链条式地展示，成组展示。“我们在展陈形式上花了很大心思。一些重要文物，以前也展出过，但旧馆面积有限。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1990年发掘的亚址墓，是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上百件文物，从来没有全面展出过，在旧馆我们只展出了几件重点文物。这次我们一次性把亚址墓出土的所有器物都展出来了，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让观众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这个贵族在当时的身份到底是怎么体现的。这是新馆很大的特色，为了配合这种展陈形式，我们大量扩充了展出的文物。”

“很多人问我这次殷墟博物馆新馆重点文物有哪些，但实际上我倒不愿意这样去回答，因为从策展角度，展出的文物是成组的，有主题表达，而不是像一般综合类博物馆，某一件文物成为镇馆之宝。”

大家急切想要知道新馆有什么不曾面世过的重点文物，其实是因为，之前殷墟出土的文物散落在多个博物馆，并且各馆都有重器。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1949年前出土的大部分殷墟文物被运去了台湾，还有一部分流散到了海外。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殷墟文物精品被送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社科院考古所收藏，目前国博有上百件，河南博物院有几十件，刚刚开馆的中国考古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开办）有近千件。在这些综合类博物馆里，殷墟出土的文物往往被视为“镇馆之宝”。尤其是在1976年后，考古学家们于安阳小屯西北发现了殷墟妇好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唯一一个没有被盗掘过的殷墟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出土1928件文物，是有史以来考古发现的最丰富的商代青铜器和玉器。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妇好墓的出土文物被分散存放在了全国四家博物馆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偶方彝、三联甗、妇好鸮尊，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可以看到妇好墓出土的最精美的玉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另一件妇好鸮尊。

那么现在，在安阳的土地上，这样一座崭新的博物馆将如何以新的方式展示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它将如何展示殷墟这近百年的考古过程，又将如何呈现与旁边的考古遗址的关系？无处不在的考古现场

正式参观殷墟博物馆新馆的那天，我们见到了执行馆长岳占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研究员，也是新馆展陈与展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新馆由基本陈列和三个特展组成。从正门进入后，岳占伟并没有直接带我们参观基本陈列，而是在博物馆大厅右转，先进了一个特展展厅。他解释说，将特展展厅安排在一层，是因为其中有遗址展示，观众们可以从还原的考古发掘现场开始，了解商代的历史。

在开阔的展厅里，23个车马坑列成三排。从坑中遗存可见，这些双轮马车通常由两匹马牵引，马车结构是简洁的直辕直衡，架在两匹马的肩部，很多马骨上还留有青铜马饰和车具。马车的乘坐空间并不大，巨大的车轮分立两侧。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殷墟马车展出。实际上殷墟出土的马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马车。按照目前考古学家们的判断，马车在商王武丁时期传入中原。如果说商代早中期社会仍不稳定，那么到了晚商的武丁时期，王朝开始扩张与发展。当时商人平均寿命30多岁，而按照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武丁起码在位了59年，被历史学家确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强力君主，会用人，思想也开放，正是在他的治下，出现了“武丁中兴”。

考古学家从殷墟的考古发掘中看到了很多文化因素，可以证明武丁时期的繁荣。他们发掘出大量非殷墟风格的陶器，尤其是做饭用的陶鬲，岳占伟介绍，这很可能是各方的方国来殷都交往或进贡时带过来的——长途跋涉需要带着炊具，一路背到了殷都，并最后丢弃在了这里，“这很能说明武丁时期的开放程度”。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文字的发展需要经历很多年，但直到武丁时期，从象形字发展而成的甲骨文才最终成文成句，有了成熟的体系，学者推想武丁时期有过整合文字的过程，将周围出现的不同文字进行整合，就像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一样，至此中国文字的发展，才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时刻，中国的历史学迈入了信史时代。

商王武丁还掌握两样扩张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青铜器和马车。马的驯化和驾驶技术非常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发展出来的。在商代早中期遗址中，目前还未发现过马骨。到武丁时期，遗址中出现了成熟的双轮马车。殷都宫殿区埋葬了多辆马车，武丁的夫人妇好墓中出土有6件驾驭马车用的铜制弓形器，武丁的甲骨卜辞中也频频出现马车的记述。

岳占伟认为，武丁时期将马车纳入了礼制，把它作为陪葬品，这些都说明马车的珍贵。殷都在商代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四五万人，但出土的马车总共不到100辆，并且多集中于殷墟后期。在武丁统治的殷墟前期，也许因为刚引进，数量少，过于珍贵，礼制规定不埋葬实体马车，只埋葬车马饰或马车用具，以此代表墓主生前拥有马车。学者们根据妇好墓出土的6件弓形器，判断妇好生前拥有6辆马车，这些弓形器是妇好生前使用过的，驭手将其放置在腰部，左右两个延伸出来的铜杆正好可以分别挂住左右两匹马的缰绳。但学者们目前无法确定商代是否已经出现了战车，因此马车被认为是当时王朝上层人物的一种交通工具，只有贵族才能学习驾乘技术。驾乘昂贵而罕见的马车奔驰，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车上的贵族可以获得充足的优越感，成为王朝精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根据出土甲骨文的记载，马车分主车和副车，国王坐一车，臣子坐一车，通常两辆车出行，或者战争时将军坐一车，卫兵坐一车，其他士兵步行前进。商代贵族也会经常乘坐马车田猎，作为一种仪式和军事演习。甲骨文里最著名的记述“子央坠车”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车祸现场：商王田猎，追逐兕兽，小臣叶驾驭的马车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

在展厅里，三排马车的最后一排还放着好几个巨大的木箱，与我们在考古工作站看到的木箱形制一样。随着展厅里的观众越来越多，五六名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进入展厅。他们将木箱打开，开始一点点用手铲和竹签清理里面的坑土。岳占伟介绍这些是2005年发掘的车马祭祀坑，一直没有时间清理，于是整体保存，放在考古工作站库房里。新博物馆开馆后，他们设置了这样一个环节，在展厅现场清理马车遗迹，让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考古现场的工作场景。

清理马车是一项非常需要技术的工作。因为马车结构是木质的，而木头埋在土里几千年，早已朽成了“软土”。考古人员的工作，是用手铲和竹签，将马车周围的坚硬夯土剔掉，留下“软土”，边清理，边用化学试剂喷在“软土”上，使其加固。经验不足的人，在清理时难以分清“硬土”和“软土”，有时候在一座墓坑中从上到下清理到一半，发现马的骨骼了，才意识到这是一座车马坑，而此时马车结构已经被当作坑土清理掉了大半，这也是为什么在有些展览中，我们能看到只剩下半个车轮的马车遗迹。如今考古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选择从马车的侧面开始清理，先找到车轴上的青铜轴头，再一层一层地清理车轮、车厢。清理一辆马车通常需要五六个人协同工作一两个月。

考古工作人员在博物馆展厅里现场清理遗迹，绝对是吸引眼球的体验，让观众印象深刻。但除了这样的场景之外，作为非专业观众，应该如何欣赏那些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呢？比如商代青铜器闻名于世，我们应该如何观看，才能看懂它的器型之美与历史沉淀？殷墟博物馆执行馆长岳占伟是青铜器研究专家（蔡小川 摄）如何欣赏一座殷墟青铜器

从车马坑展厅出来，穿过挑空的博物馆大厅，就进入了基本陈列展厅。

基本陈列是一座博物馆的根本，通常在这个部分，博物馆会从各种角度来展现本考古遗址的内涵和涵盖的历史时期。新馆的基本陈列贯穿一层和二层，逛起来可以有很多路线，但无论哪一种，眼睛都离不开展柜里大大小小、形式各样的青铜器，它们是商代高等级墓葬的主要随葬品。

商代的青铜器达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顶峰。随着经济的发展，青铜冶铸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掌握了一次性浑铸技术，可以铸造出更大更坚实的青铜器。

岳占伟是青铜器研究专家。他告诉我们，除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之外，有别于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商代青铜器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礼制文化。礼制文化本身看不到摸不到，但它被融入了青铜器，青铜器成了礼制的载体。就这样，青铜器不再只是酒器、炊器、食器或兵器，而成了中国人信仰、仪式、艺术、文化的结合，也成了整个社会运行的规则。

真正进入第一个实物展厅，正中央，就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辛鼎。

即便不靠近展柜仔细探究它的纹饰和铭文，只是远远地一眼看过去，也能感受到它与周围所有展出的青铜器的不同。那是一件巨大的长方形青铜鼎。岳占伟用四个字形容它的卓然不群——“王者之气”。单单足部的直径，折沿和立耳所用青铜的厚度，一次性浑铸技术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和厚重，就显现了它作为礼器的规格，以及墓主人生前的权力和地位。“为什么将商代青铜器称为礼器？礼器就是看到这一件器物就能知晓这个人的身份、地位，一般的贵族不会拥有这样的青铜器。”岳占伟说。

鼎的上腹部布满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铸有兽面纹，也就是原来许多学者说的饕餮纹。兽面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凶狠，它有一双小圆眼睛，嘴中外翻的獠牙也不巨大，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庄严的气势，纹饰从兽面中心向外扩展，最终铺满了鼎的整个上腹。鼎的左、右部及下腹部皆饰乳钉纹，整齐、庄重。司母辛鼎透着“王者之气” （蔡小川 摄）

铜鼎内壁铸铭三字，“司母辛”，但因为鼎被置放在高高的展柜上，与人的视距持平，像我这样身高1.75米左右的观众，也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刚好望见铜鼎内部的铸铭。岳占伟告诉我，通常商代铭文藏在器物内壁，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只作为鼎主人与上天沟通的暗号。“司母辛”是祭祀母亲的意思，“辛”是妇好的庙号，学者们认为这座巨鼎是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祖甲为了纪念母亲妇好而做。

有意思的是，司母辛鼎原件旁边还陈放了一件一比一的复制品，放在同样高的展台上，但没有玻璃罩，观众们可以随便触摸，开馆第一天，反光的黄铜鼎身上已经印上了好多孩子的手印。岳占伟说，陈列复制品有三个用意：选用金色的红铜加锡复制，是为了让观众们意识到，青铜器在商朝时的真正颜色都应该是这样闪闪发光的金色，而并非我们现在所见的、被氧化后的暗沉的青绿色；可以随便触摸，观众便能真正体会如此大鼎的体量；第三点，岳占伟说，在商朝墓葬中，方鼎多是成对埋葬的，妇好墓也不例外，当年司母辛鼎也是成对出土的，但其中一座被运到了现在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另外的这一座留在了安阳，博物馆用复制品和它成对陈列，是希望让观众多少能想象到出土时的原貌。

尽管动物形象的青铜器更受当下观众的欢迎，但实际上在商代的礼制社会里，还是以鼎、觚、爵这类代表墓主人身份的器物最为重要。除了司母辛鼎外，这间展厅里还有多件重器，其中一件，是同样出自妇好墓的巨大的铜方壶。高高长长的方壶，从各种细节都展现出它的“挺拔”。尽管动物形象青铜器更被当下观众喜爱，但实际鼎、觚、爵这类代表墓主身份的器物最重要（张雷 摄）

我们跟随岳占伟的引导，从底部开始看：壶的圈足极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成比例的高，中空的圈足占据了整个方壶将近四分之一的高度，但对实际装盛功用没有任何帮助。它就像一个女人脚踩13厘米的高跟鞋一样，整个身体呈现一种被动的挺拔，但也会因此扭曲身体的上半部分以代偿来保持平衡稳定——壶的腹部下窄上宽，但随后突然在颈部向里收束，呈一种凹形，直到接近口沿的部分才又略微外展。

方壶饰纹极其华丽，如果说司母辛鼎代表着一种庄严肃穆，像一位成熟稳重的长者，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健硕的身体隐藏在宽大的袖袍中，那这件方壶则是世俗意义上的闪耀夺目，自动吸引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圈足饰有兽面纹，类似司母辛鼎的那种“收敛”的兽面纹；下腹同样饰有兽面纹，但却是长着巨大犄角、眼睛圆大突出的“巨兽”。再往上，上腹饰有一首双身龙纹，龙纹更加出挑，似乎已经不甘心青铜器纹饰近似于“半浮雕”的效果了，龙首完全“探出”方壶外壁，不仅公开宣扬它是全场的百兽之王，从承重结构上来讲，“探出”的龙首也可以作为移动方壶的提手。再往上，方壶肩部四角分别饰有一只怪鸟，让我想起巴黎圣母院著名的滴水嘴兽，面冲外，似乎在警戒，也在守卫。

方壶的最上部，方形的口沿表明了这件青铜器的功用。壶上盖了一顶盖子，占据了整个方壶将近四分之一的高度。这顶盖子的外形模仿了古代传统建筑中最高型制的屋顶——庑殿，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这种屋顶只能用于皇宫、庙宇等皇家大殿之上。再一次地，方壶主人通过这顶“帽子”宣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看过不少关于妇好的历史记载。她是殷墟考古遗址的最大明星，她的传奇故事被无数人无数次反复述说。但当我站在展柜前，那些记载真切得好像可以触摸，历史上的妇好确实既有方壶般的高贵，又有一如司母辛鼎般的权力和威严。殷商掌握的一次性浑铸技术可以在更大更坚实的青铜器上装饰更复杂的纹饰（张雷 摄）

商王武丁一生有过三位王后，妇好是其中之一。与近代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认知不同，这位公元前13世纪的女性，是商王武丁的得力助手，她经常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这在武丁的所有妻妾中是罕见的，可见其地位之高。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中，妇好多次带兵打仗，是当时的一位名将。她曾统领过上万人的大军，也曾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击败了土方，导致后者的灭亡，还曾领导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伏击战。

在这个展厅里，与方壶相对的展台，展出的文物同样出自妇好墓。这个展台极长，横跨展厅的一整面墙，上面摆放着30多组青铜觚和青铜爵，上下一字排开，颇有气势。岳占伟介绍说，在商代所有随葬的青铜器中，觚和爵是最为特殊的，它们是界定墓主人生前等级的最重要指标。从一对到十对，等级随数字变化从低到高。如果墓中发掘出八对以上，墓主往往是高级贵族，如果是十对觚和爵，那就是最高等级了。在妇好墓中，不仅发掘出了十对铸有“妇好”铭文的觚和爵，还有其他家族赠给妇好的随葬觚和爵，根据上面的铭文可以发现，他们分别来自子束泉、亚其等家族，使得总数大大超出了十对。

展厅以一种阶梯式步步升高的方式，分别展出了几种等级的墓葬群落，从平民到低等贵族到高等贵族。最下面一层是平民的墓葬，随葬品中没有青铜器，只有一些陶罐。往上一个台阶，是1995年于安阳郭家庄出土的一座低等贵族墓葬，随葬觚、爵只有两套。但我们惊奇地发现，随葬品中竟有一件巨大的青铜罍，以及车马器，这些实际上是只有中等偏上贵族才能拥有的。显然这些随葬品已经超越了墓主应有的规格。岳占伟让我们观察墓中出土的另几件随葬品——一件大钺，从北方草原掠夺来的战利品；几件硬陶瓿，出自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都说明，墓主生前是一位征战四方、功绩很大的将军，这一经历让他在死后获得了超规格的下葬待遇。再往上一个台阶，是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也就是何毓灵之前特意和我提起过的亚址墓，它是包括妇好墓、亚长墓在内，目前发掘出的三座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之一，出土了上百件文物，如今得以在新馆里首次全面展出，让观众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在当时，贵族的身份到底是通过哪些细节来体现的。

一侧墙上挂满了青铜钺、刀、戈和车马器，另一侧是玉器，中间的金字塔式展台上，则是青铜重器。它们列队排开，环绕金字塔上升，两座华丽的方尊前后站立，紧随其后的是铜罍，再往上一层，代表高级贵族身份的十组觚、爵成高低组合；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单独有一座巨型铜鼎矗立其上，腹部的铜锈在灯光中散发出明亮的孔雀蓝色。

事实上，这些青铜器远远超越了礼器本身，打动我们的，不是权力，而是青铜器背后的威严、庄重与秩序感。它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想象的场域：如果我们穿越到殷墟时期，能够看到怎样的商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怎样参与仪式、怎样与他人交往？“子”的生活日常

基本陈列结束之后，再往上走一层，就到了博物馆的第三层。这层有两个特展展厅，内容都非常精彩。不过在进入展厅之前，我们先被一整排落地窗外的场景吸引了。远处是安阳钢铁厂，密集的烟囱，白色的滚滚浓烟不止不息，近处就是殷墟遗址的宫殿宗庙区和遗址公园。

北方的公园往往平坦开阔，以草坪为主，树不多。刚刚经历过寒冬，殷墟遗址前广场公园里的这片草坪尚没返绿。这里是居民常来活动的场所之一。下午的暖阳照着歇息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旁边那个不起眼的公园雕塑下，是极其重要的考古遗址现场，在发掘结束回填之后，在这里立下一件一人高的甲骨雕塑，纪念此地曾经出土了1000多片甲骨。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的刘一曼等人在这里发现了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藏坑，与1936年、1973年两次发掘出的甲骨坑并称为“甲骨三次集中大发现”。至今殷墟总共出土了15万片甲骨，90%以上的甲骨占卜的主人都是商王，尤其以武丁为多。他的占卜内容多是针对特定问题，比如问上天是否会降下旱灾、是否会损害收成、是否会保佑他、会不会有异邦起兵攻打他。他也会问自己身体的不适，比如，为什么会牙疼、耳鸣或者做噩梦。如果只通过这些卜辞来看，人们会觉得商人的世界观与现在有着太多不同，卜辞上的商王武丁离我们太远了。直到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藏坑被发掘，改变了这一情况。花园庄东地出土的1583片甲骨中，689片刻有文字，更特别的是，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均非商王的卜辞，而是属于一位身份为“子”的贵族。

特展之一“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正在集中展出这个坑出土的110余片甲骨。之前何毓灵告诉我，安阳还有一座中国文字博物馆，专门讲甲骨文，讲中国文字的起源，他们不想再去重复了，但殷墟博物馆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这一坑甲骨，所以他们将这些甲骨在新馆全部展示出来，根据甲骨上的文字内容，来介绍与“子”相关的活动，他与谁往来、他的好友是谁、他祭祀的对象是什么、他怎么去打猎、他怎么学习射箭，这样以人物故事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专题展，让人们更加了解商代人的日常生活。

甲骨都被放在独立展柜里展出，旁边对应展示了每片甲骨的摹本、卜辞文字，以及现代汉语转译后的解释。“子”参与的祭祀、战争、田猎、商业，他与商王武丁、妇好的往来，全在我们眼前。甲骨卜辞的顺序非常讲究，通常逆时针环绕在一条卜兆裂纹周围 （张雷 摄）

“非王卜辞，是近些年甲骨文的研究重点之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黄天树教授告诉我，他今年75岁，是中国最权威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黄天树说，1936年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于殷墟YH127窖藏挖掘出土的甲骨，多达1.7万片，几乎全是王卜辞，这些甲骨当时被装箱从安阳运往了南京，本想在室内进行整理，但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甲骨再次装箱由汽车运往大后方，先是到了武汉，然后是长沙、桂林、昆明、李庄，一路上汽车颠簸，等再开箱时，发现很多原本完整的甲骨已经被颠碎。1949年前，这批甲骨被整体运到了台湾，在那里由学者缀合、整理，但由于很多甲骨碎片混在了一起，整理难度极大，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争议。

黄天树指出，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窖藏坑出土的非王卜辞甲骨非常难得，因为没有被盗掘过，绝大部分是完整的龟甲。“虽然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说起来只有689片有文字，但它们大部分都是很完整的甲骨，而YH127出土的甲骨虽说有1.7万片有文字，但它们大多是细小的碎片，一片完整的甲骨在运输过程中被磕碰后可能会碎成30块碎片，这1.7万片的数字就是这么来的。”黄天树说，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并且，这些甲骨都是一个家族的卜辞，它们被集中埋葬，这让我们有机会对这个人进行完整的研究。”

黄天树在清华大学的家里，所有的书架上都放满了各类甲骨文图录，都是厚皮精装大开本。花园庄东地H3窖藏坑的甲骨，在出土后，经过长达12年的清理、缀合、拍照、临摹、释读，也于2003年出版了报告。从安阳回来后，我去拜访了黄天树教授，他坐在窗边的沙发上，开始为我复原花园庄东地窖藏坑主人“子”的商代生活。他手边有一本自己手写的厚厚的目录，我只要提到“子”的一件事，他就拿着目录翻起来，然后起身走到客厅另外一侧的大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沉沉的报告放到茶几上，先按照编号翻找到相应的等比例甲骨文拓本和摹本，再翻开另一本厚厚沉沉的释文册，按照编号找到相应的释文。

两本大书并排摆放，他伸出左手食指，指在甲骨文卜辞上，寻找着卜辞的顺序。卜辞的顺序非常有讲究。并非像简一样从上到下或者从右向左，而是根据龟甲灼烧后产生的卜兆的裂纹，通常是逆时针环绕在一条卜兆裂纹周围，当环绕完成一圈后，再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地呈类似“N”形顺序排列。

2003年花园庄东地甲骨报告出版后，学者们开始针对这套完整的非王卜辞进行研究。如今学界普遍认为，甲骨卜辞里的“子”，通常是对殷人家族族长的称谓，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泛称，在古代宗法社会里，与商王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族长都可以被称为“子”。而根据花园庄东地H3窖藏坑出土甲骨的卜辞内容来看，这套甲骨卜辞中的主人公“子”，很可能是商王武丁与妇好的儿子。

“子”位高权重，不仅在“大学”学习射箭和舞钺，还经常主持祭祀祖先，伴随武丁田猎，受武丁之命率军出征。说着，黄天树翻出一版甲骨，上面有五条卜辞，其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显示，有次武丁狩猎归来，路过“子”的家，“子”慰劳武丁，为武丁洗尘，并送给武丁一只玉圭作为礼物。武丁与“子”关系密切，他经常去“子”的家里，有时是路过，有时是“子”邀请他来家里观看音乐演奏、吃鱼，或者“子”表演舞蹈给武丁观赏。

“古代国家的君臣关系和家族血缘关系，这两种关系是重合在一起的。”黄天树说，“一方面你能看到‘子’与武丁关系密切，两人常常往来，有着日常生活上的连接，同时你也能看到，‘子’在随时关心着武丁的动向。”有次武丁决定讨伐方国卲，于是出征前“子”在一片甲骨上进行了数条占卜，分别卜问武丁是会命令妇好联合其他大臣领兵出征，还是命令自己挂帅，显示出了极强的关切。黄天树又翻出1973年从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窖藏坑出土的甲骨报告，找到商王武丁那次征讨方国卲前进行的占卜卜辞。“这种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对比就显而易见了，你看商王武丁的王卜辞里，语气就是一种陈述和命令，而‘子’的非王卜辞里，你能感受到他作为下级对上级意愿的多方揣测，他对这件事情的关切程度。”

活灵活现的“子”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一个身处于家族、君臣等各种关系里的真实的人。

有次“子”准备在家里举办鼓乐演奏，于是他占卜了一下，看看要不要邀请武丁来喝酒，随后再次占卜，要不要同时邀请妇好。还有一次他进行占卜，是因为他自己要检阅部队，他想知道商王武丁会不会因此不高兴。

马车是商代贵族的重要工具，于是征集马匹便成了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妇好曾经为商王武丁采购马匹，“子”也曾从事过这项工作。“子”的卜辞里记录了很多征集马匹的工作，有时他会问送马的人会不会准时送来，有时他会问买到的马是不是良马。还有一次他卜问，马贩子想通过他向妇好送礼，他是否应该安排这次参见的机会。

花园庄东地出土的这些甲骨中，有些一版甲骨上就有几十条卜辞，信息量极大。“有很多我们至今还读不懂，不是短期内都能消化的，但这些甲骨大大推动了对非王卜辞的研究，是我们了解商代整个社会结构、家族形态、商王与各个家族族长关系的重要材料。”黄天树说。

有些学者推测，这位“子”，很可能就是武丁与妇好的儿子“孝己”。西晋《帝王世纪》曾写：“初，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而死，天下哀之。”妇好早逝，长寿的商王武丁后来又有两位王后，于是这位曾经的嫡长子，很可能后来因失势被流放而死。也有学者认为，1950年王陵区发掘的武官大墓，规模仅次于商王的墓，很可能就是“孝己”的墓。

在殷商，王后为国征战，王族可为武官，那么其他家族呢，又有着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骁勇将军的一生

在花园庄东地“子”的甲骨窖藏坑被发掘十年后，2000年冬，在它旁边几十米外又发现了一片墓葬，其中有一座，被推断为比“子”晚一代的高等级贵族墓，编号M54。何毓灵参与了那次发掘工作。他说，实际上自从这里出土了“子”甲骨坑后，考古队就判断附近肯定还有墓葬。他们原本已经通过洛阳铲初步确定了位置，计划来年开春土地解冻后发掘。没有想到盗墓者先有了行动，暗自跟着考古队的进展，打算盗掘墓穴，好在附近村民发现情况不对，告知了考古队，于是何毓灵他们抢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M54从来没有被盗过，墓穴内的随葬品全部保存完好，是殷墟继妇好墓之后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墓葬，也是继妇好墓、亚址墓之后，殷墟发现的第三座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另一个特展“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便是将这座墓中的577件随葬品分门别类全部展出，让观众可以看到3000年前这个贵族的生活场景。墓中出土青铜器265件、玉器222件、骨器60件、陶器21件，除了青铜礼器之外，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包括7件铜钺、78件矛、73件戈、铜镞881枚，以6件弓形器为代表的车马器，最重的铜钺重12斤。除了墓主人自己使用的钺，其余武器，能够装备超过150人的部队。何毓灵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墓中有铭文的青铜器131件，其中128件铭文均为“亚长”或“长”。这样一来，依据铭文可以判定，墓主即为“亚长”，“亚”有武官之意，“长”为族姓，表明亚长是一位军权在握的高等级贵族。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亚长墓棺椁内有一件特殊的随葬品，那是一件铜手形器，比一般成人的右手略小，长13厘米，呈微弯曲的半握姿势，手背装饰饕餮纹图案。它的小臂部分中空，有插入木柄的碳化残留。与其他青铜器不同，这件手形器被放在墓主棺内，靠近小腿处；出土的青铜器中，表明身份地位的觚、爵数量为9套；亚长虽为贵族，但“长”家族并非王族，殷墟也没有这一家族的领地，按理说商人有葬到自家家族领地的习惯，但亚长却被葬在了殷墟的宫殿宗庙区；此外他的尸骨周围还有很多花椒。种种迹象表明，亚长葬在这里应有其特殊原因。

特展由此产生了另一条线索：考古学者们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墓主是谁，他从何来，为何会有这件神秘的铜手形器，通过回顾发掘、整理、阐释、研究的整个过程，带观众逐步了解墓主的人生。人骨考古学家们先是对亚长棺椁内的人骨进行鉴定，亚长为男性，35岁左右，身高约1.7米。此外他们还发现，亚长的尸骨上有多处伤痕。

左上臂有三条锐器砍痕，长度都在1厘米左右。这三处砍痕均未见骨骼自我修复的痕迹，说明亚长曾遭受连续性打击，并在受伤不久之后死亡。左大腿也有两处锐器砍痕，都有明显的迸裂面，其中一处受力方向来自亚长左后方，从创伤的位置看，可能伤及亚长股动脉而流血不止。此外骨盆中部靠右侧有一穿孔，深2厘米，呈圆孔洞，应是矛戈所致。

由此学者们对当时的场景进行了复原：在战场上，领兵打仗的亚长冲在最前，他穿着贵族长官的服饰，因此受到敌军的重点关注，被多人包围。他先是被迎面而来的敌人用戈刺中了右下腹，矛锋刺入骨盆，受伤后的他侧身躺在地上，敌人再次接近，连续挥刀砍杀，他用左臂抵挡攻击，致使左上臂和左大腿多处受伤。

此时亚长很可能依然没有丧失战斗能力，他招架反击。更多敌兵蜂拥而上，在亚长左侧身后，一名敌兵趁他不注意挥刀砍中了亚长大腿动脉，这处致命伤，最终让亚长流血不止，丧失了战斗能力。很可能最终亚长被随后赶来的己方士兵救下，大量花椒可能是军医用来为他止痛麻醉的，也可能是为了防腐，但无论如何，亚长还是因失血过多和伤口感染而很快去世。

何毓灵认为，墓葬中的亚长骨骼缺失双臂下肢骨，很可能是残酷的战争让他失去了双臂，于是后人用青铜手形器作为假肢陪葬。

近20年来，国际考古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追寻古代人类和动物的迁徙，那就是锶同位素法，于是何毓灵他们决定为亚长进行这种检测。锶原本存在于自然界的矿物中，植物生长于土壤，从土壤中吸收锶。动物再食用植物，于是动物身体中就存在锶。人类通过喝水、食用动植物，都可以摄取锶。不同地区土壤、水、动植物体内锶比值不同。有趣的是，牙齿珐琅质内的锶同位素一生之中不会再改变，而骨骼内的锶同位素则会随着人类的迁徙而相应改变。于是他们把亚长的牙齿及骨骼做了锶同位素测定。

最终的结果是，亚长同位素比值远远高于殷墟其他人骨检测出的比值，也就是说，亚长并非殷墟本地人。学者们再结合甲骨文献中关于“长”姓部族的卜辞，发现“长”姓方国曾向商王进贡用于占卜的龟甲，颇受商王器重。1997年，河南省东南部鹿邑县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西周初年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上有铭文“长”“子口”“长子口”。这些铭文的“长”字与殷墟“亚长”墓铭文写法完全一致，与甲骨卜辞上的写法也一样。学者们推断，这充分说明，“长”族从商代到西周时期，长期是高等级贵族，世代分封、居住于豫东南。亚长应来自豫东南，并最终带领军队替商王打仗时战死疆场。商王痛惜失去如此忠诚的将领，于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将他葬于宫殿区附近。

从新馆出来，考古队员魏庆超开车带我们前往殷墟遗址，路上遇到了队里的技师们正在田野作业。平坦的河南平原没有遮挡，站在开阔的农田里作业，依然需要穿着厚实的羽绒服，捂着毛线帽子。这些技师大多是附近村民，已经在安阳考古队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经验丰富。他们人手一根三米多长的细铁杆，各自以自己的节奏戳向地下，看起来不紧不慢，实则需要技巧。这就是著名的洛阳铲了。盗墓者发明了洛阳铲，考古学者们则在20世纪初将它用作了考古工具。细铁杆的头部是一个圆管状的铲子，熟练使用者将铲子笔直插入土里，轻轻一转，就可以抽出一管大约15厘米长、直径5厘米的圆柱体泥土。这样不断重复，垂直的深层土就会不断被抽出地表，一段一段，呈圆柱体在地上整齐排列。有经验的考古学者能从这些深层泥土中看出它的成分，土质、土色和里面的包含物：是松软的淤土，还是结实的一层一层的夯土？里面是否混杂着青铜器锈迹，或者棺椁木屑？……考古人以此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站在古城墙、墓葬或者灰坑之上。

在殷墟王陵区，和在其东侧一两公里外的洹北商城，我们都遇到了正在用洛阳铲探索遗址的考古队的人。挖一个洞，走几步，再挖一个洞。他们就这样在身后留下了一行行排列整齐的圆柱体泥土。风干后的泥土留在地面，像一段段可读的文字，述说这座久远之前地下都城的只言片语。

（参考文献：《亚长之谜，殷墟贵族人骨的秘密》，何毓灵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姚萱著；《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唐际根著）

记者手记殷墟的新发现，城壕与道路

何毓灵在殷墟做发掘已经25年，他一直对目前殷墟只挖掘了5%体量的说法不是很同意，认为不应该以发掘了百分之多少为衡量标准——如果能在最小的限度下，更多地了解殷墟，才是最好的方法。

2019年本刊做了一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的封面专题，采访他的时候，他曾说殷墟的考古研究重点在洹北商城，那时对于洹北商城有没有城墙，还有许多争议。而最新的考古成果结束了争议。

洹北商城在1999年被发现，是紧邻殷墟的一座新的商代都城遗址，年代早于殷墟，和殷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队从2015年起重启了洹北商城的发掘工作，并发现了当时铸铜、制骨、制陶的一个大型作坊区。至于洹北商城是否有城墙的争议，此前并非无凭据。因为商代早期城市中，郑州商城有高大的城墙，偃师商城城墙也很清楚，早年钻探洹北商城发现东南西北好像都有，但里面不确定是淤土还是夯土，不确定是壕沟还是城墙。

所以从2023年开始，考古队对宫殿区进行了重新发掘，把原来的发掘揭开，再重新发掘了几处，这样找到了非常确切的考古学证据，以往推断的夯土城墙基槽实际为壕沟。“特别是东城壕和南城壕，底部全是淤泥，而且非常深，我们现在挖的最深的地方距现在的地表能达到6.5米，这样它就是一个城壕的性质，如果修城墙，没必要挖这么深的地基。”何毓灵说还有一个关键证据，2021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洹北商城以北发掘出陶家营遗址，也是一个方壕型的遗址，里面的布局非常清楚。

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殷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遗址，在将近百年的发掘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新发现。

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掘的王陵区，从2020年开始重启发掘，随后发现了王陵区围沟和众多的陪葬墓、陪葬坑，确认了已知最早的王陵“兆域”，被评为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此外考古队在宫殿宗庙区这几年陆陆续续确认了池苑遗址，对于宫殿区的布局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另外一个重大发现，是2016年安阳市考古研究所在宫殿区以北大概十公里区域内发现的辛店铸铜作坊，何毓灵认为这是殷墟考古近十年非常重要的收获。一方面这个铸铜作坊规模非常大，50万平方米，超出了他们以前所有对商代铸铜作坊的认知。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考古学者们原先对殷墟范围的认知。原来他们认为殷墟的范围大概就是东南西北6公里，面积是30～36平方公里，但近几年他们陆陆续续在传统认知范围之外发现了很多遗址，比如辛店，还有西南的大坡遗址，还有大定龙、桑园、袁小屯遗址，他们发现了很多与殷墟同时期的遗址，有的等级非常高。殷墟甲骨文经常将自己的都城称为“大邑商”或者“天邑商”，说明当时认为这个范围是很大的。所以近年考古队的新发现，使他们对整个都城的布局理解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如果按照现在的发现来看，何毓灵推测殷墟“大邑商”或者“天邑商”的真正范围甚至能到100平方公里了，当然这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来确认，还未成定论。

未来几年，考古队还会围绕着洹北商城的宫殿区，以及殷墟王陵区和它的周边进行发掘研究，特别是王陵区与洹河南岸的交通道路沟通问题。因为按照历史记载，商王经常去祭祀他的祖先，他怎么过河，道路在哪儿？所以洹河北岸的交通道路系统是考古队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此外考古队还会围绕宫殿区发掘研究，特别是宫殿区西部到底是什么样的，迈过池苑再往西会是什么样，他们都还不是很了解。

“对于大遗址或者都城遗址考古来说，它的首要任务是弄清都城的布局。这种布局是空间的布局，也是时间上的。都城刚开始建是什么样子，建成后什么样子，废弃后什么样子。都城在各个时期，它的整体性布局、城市发展、为什么要这样发展，这是都城遗址考古的总目标，但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因为考古非常慢。”何毓灵说。 遗址博物馆殷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