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成人指南

这不是现当代文学课上，老师问学生喜欢哪部小说时得到的答案，而是中国人民大学在给大一下学期的学生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劳动与人事学院的助理教授金秋萍询问学生，“大学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之后，许多学生给出的回答。

“其他老师也得到过相同的答案。”金秋萍的研究方向是职业心理学，尤其是青少年的职业选择，而职业生涯规划课在中国人民大学是一门通识课，面对的是形形色色专业的学生，帮助他们认识自我，思考未来与自己的爱好、特质匹配的职业。当我找到她，询问当下大学生在学校生活的状况，她向我举出了这个例子。

她是“80后”，当时她在课上亲耳听到学生的回应时，深感震撼。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生人，感受也同样如此。在我的印象里，就像“18岁出门远行”是中国年轻人走向独立的一个意象，大学生活应该有一些共识，面对一些永恒的问题，诸如脱离父母，独自生活，面对形同虚设的班级、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室友、全新的老师，在上课、看闲书、参加社团活动、游戏之间作选择。甚至自我定位也大同小异，比如觉得自己事实上18岁，心智也就16岁，很多事情考虑不周，总会因为一句话，不经意地得罪人。

人民大学大一学生李梦，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当她向我坦承，她只身来到北京，上大学前是走读，从没有寄宿过。上了大学，一个人一下子要面对生活和学习，有些手忙脚乱，“在宿舍里，被单还不太会自己换。选课的时候，之前选的两节课前后挨着，上课的教室却相隔很远，上一节课要是拖堂，我下一节课迟到就会影响课堂秩序，最后作决定还是向爸妈征求的意见”。瞬间把我拉回自己上大学时的惴惴不安。那时我远赴异乡，父母把我送到大学所在的城市，校园里临别，我刻意不回头，让他们看着我走远，好像那是个坚定的独立时刻。

那原本就是成人必经的过程。“18岁以后，一个人的生理已经成熟，即便大脑的发育要到30岁左右才完成，他也比青少年时期理智得多，不会那么情绪化。而且社会心理也发生变化，18岁之前，一个人主要需要处理和家长、和同辈的关系，18岁之后，还需要处理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金秋萍告诉我，当一个人到高校学习，家长供给他生活费，老师辅助管理他的生活时，他就进入了成人初显期。在这个已经摆脱一部分对父母的依赖，却无法完全承担责任的阶段，他探索自己能力的边界、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为毕业后融入社会做准备。

这样的生活不该只意味着“活着”，甚至因为高考“指挥棒”的副作用，18岁像是一个伴随高考结束而打开的“魔盒”，处理关系、探索自我的需求一股脑地涌来，本应尤为热烈。李梦就是如此，高中时学习占据了90%以上的时间，没有发挥兴趣爱好的余地，自己也不知道学习之外的能力。来到大学后，她慢慢摸索自己做旅游攻略，她加社团的辩论会，竟然发现自己应付得来。“虽然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同学告诉我，‘你之前的话让我不舒服了’，我才有所意识。但我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再死板了，一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就伤心得崩溃，现在遇到挫败，就会让自己不只沉浸在情绪里，而是多角度分析问题。”

但实际上，李梦只是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特例。校园里流传着保研的“811”准则，“80%的科研成绩、10%的科研项目成果、10%的学工成绩”，一般学生在第一学年就能知道自己保研的希望几何。她只是因为所在学院保研竞争较小，才敢在大一抽空看自己喜欢的书。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大学生的手机屏保就是课表；一些学生因为高数考了92分而非95分，痛苦不已；甚至一些老师授课时，为了满足学生对绩点的追求，会像高中老师一样画重点，学期第一节课就告诉学生写论文要引用重要的文献。大部分大学生始终处在备考的状态里，为升学而战。

“真正喜欢一个专业和只是为了考试，与老师沟通时的状态是不同的。比如在心理学课上讲到弗洛伊德，对知识感兴趣的学生会找老师聊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评判他的观点，注重考试的学生则更在乎PPT上的文字，他有没有理解清楚。”金秋萍看到不少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怎么感兴趣，只是跟着“卷”，虽然上课非常努力，课堂笔记生怕没有记住重点，生病不敢请假，考试周甚至不睡觉，成绩却很一般，始终处在焦虑之中。

这究竟是为什么？“从一张生涯彩虹图可以看到，进入大学后，一个人的身份在子女、学生、休闲者之外，又增加了公民的角色。但他们面对的竞争压力，让他们很难发展学生以外的角色。”金秋萍既给学生教职业生涯规划课，也做过班主任，还在学校的招生办做就业咨询指导，对学生的想法和处境相当了解。她知道毕业生人数和青年失业率逐年增高，甚至许多公务员岗位也需要研究生学历。在如此的压力下，学生自入校就被师兄师姐影响，把读研当作必选项。她也看到贫富差距在学生能力上的体现，仅仅英语听力能力，西部三线城市的学生就会比东部一线城市的学生差不少。

金秋萍面对学生的压力深感矛盾。一方面，她深知现实严峻，许多学生做出的选择不可谓不理性——一些学生虽然对专业兴趣不大，只是跟着“卷”，他也自认自己水平一般，未来无法留在北京，但他的父母在老家为他把出路安排妥当，他两相权衡，未来遵从父母的安排是最舒适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一位金融专业的大三学生曾找她谈话，说希望未来做翻译，学生做了MBTI的性格测试，发现性格内向，不适合翻译的工作，十分纠结。金秋萍看到她英语成绩很好，确有潜力，只是陷入了认知的误区。金秋萍没有从性格可以改变的角度宽慰她，而是问她有没有想过，“难道所有大学老师都是E人吗？很多大学老师私下很内向，只是具备能上讲台的能力就可以了。翻译也是一样”。

大学是重塑自我的阶段，一些本就没做过探索的学生认为自己已经定型，不愿尝试。但在像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顶尖大学的顶尖专业中，学生甚至不存在突破自我认知的问题，当新生接受前辈必须读研的“教导”时，实际上大部分硕士生不知道读研的意义。

“很多学生会思考，但不会为自己作决定，一直处于被动接受任务的状态。”刘佳曾是一家教培机构的资深员工，他同时在教育公益组织“青年成就中国”（Junior Achievement China，后简称“JA中国”）的志愿者，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到北京的高中、大学为学生做财商教育和生涯规划的培训。他曾在大学课堂上做过调查问卷，只有不到10%的学生给出了读研对于职业生涯的具体价值，剩下的回答冠冕堂皇，无非是“如果不读研，本科就白读了”“既然已经保研就上”，再追问“应该”和“既然”背后的原因，学生就无法回答。即便将读研笼统地说成“工作需要”，也只是虚幻的理由。刘佳记得，他们曾为一所高校金融专业的研一学生开课。他们让学生去“四大”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四大”的实习岗位要求能力高度匹配，而学生在投简历前甚至不知道这些公司对于岗位的能力要求，最终几乎没有人获得实习机会。学生读到大学阶段，其实或多或少会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因为按照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的方法划分人的六种能力，分别是社交能力、与企业领袖相关的领导力、遵从规则的事务能力、动手的实践能力、调研能力、艺术创意能力。能够考上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学生，背诵和逻辑能力都不会太差，而那只涉及事务和调研两种能力。”齐叶是中国一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的生涯规划老师，任教20余年，她向我介绍大学与中学对学生能力要求的差别，许多原来成绩很好的学生，因为没有及时调整好学习方法及思维方式，对新知识理解困难。“关于能力最直观的例子是，学生们知道马云学生阶段的成绩一般，但不会觉得他没有才能。”

但学生仍旧盲目，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从没“输过”。“毕竟谁也不会讨厌自己擅长的事，成绩看起来又的确是付出就有回报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一个赛道上‘卷’，在他们看来，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曾被评为学校里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教师之一，为了不让学生“卷”，他特意限制作业字数的上限，而不设下限，但仍有学生向他提问到深夜。他听到有学生亲口说“即使只有一个保研名额，那一定是我上”，也见到学生力争上游的挣扎。在他的学校里，法学是塔尖上的明珠，从其他专业转到法学系的学生很多，但一些法学院的学生在中学时代对法学有玫瑰色的幻想，认为匡扶正义、穿着法官的袍子很帅，入学后却发现仍要像中学一样背书，觉得自己不适合，却不愿转到别的专业。

而由于学生家庭环境的改善，其他角色带来不适，倒逼学生直面学习之外的能力的机会也在减弱。即使抛开家长陪读的极端情况，于悦发现，相比十多年前他上大学时，如今很多学生认为社交没有必要，室友之间有矛盾，学生就躲在自习室不回宿舍，认为和解是惯着对方。甚至学生想家，就可以买张票回家。学生可以安全地蜷缩在自己的舒适区。

但是只要学生走向社会，就一定会遇到价值观的冲击，工作中必然需要员工发挥主动性。刘佳所在的公司曾因为新开一条产品线，招收许多新人，当时没有明确的任务，只需员工做出一个满足大致预期的成果。“最终脱颖而出的员工，不在于工作的细致程度，也不在于人际表达，而是那些能够拆解议题、能够给自己布置任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所学非所愿，从专业中发展出对职业的主动性属实是天方夜谭。齐叶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上，经常抛出学生从未想过的问题——“从前60岁退休的标准，是根据人均预期寿命是73岁定的，那时你们的爷爷奶奶辈再办个提前退休，50岁就可以退休了。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接近80岁，“00后”的预期寿命将是90岁，70岁之前别指望退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一个自己喜欢、擅长的专业和职业，难道要痛苦一辈子吗？”

如今许多省市的大学志愿填报时，不再是文理分科，而是依据“3+1+2”的组合。“3”指语文、数学、外语，需要统一参加高考，而“1”则是物理和历史二选一，“2”则是化学、政治、生物、地理四选二，不同组合的科目对应大学可以申报的不同学科。看似对学生的要求更为精细、全面，实则报考的思路，数十年始终如一。

李梦的专业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提前录取批次专业。虽然她对本专业的知识兴趣不大，更喜欢文学，但在能上人民大学这个目标上，她与父母达成共识。但JA中国区域发展总监李盼告诉我，他们每次到高校开课、办工作坊，许多学生都会问“我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我能够做什么”。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学生的父母仍是依照自己对行业的感觉，再根据孩子的成绩，就为孩子选定了未来。

刘佳曾经帮一些高中生做填报志愿的咨询，见到家长“一言堂”的情况数不胜数。他记得有次走进一位高中生的家，看见满屋子车模，意识到孩子可能对车辆工程或交通工程会感兴趣。但孩子爸爸却执意要求孩子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读经管，“这个学校北京学生多，这个行业也赚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孩子也很多，交通运输类专业孩子也喜欢，未来行业发展也很好。”当刘佳提出这个建议，在国企和部委工作的学生家长嗤之以鼻，觉得这种所谓的“新兴行业”，“不像正经工作”。

家长的执念令刘佳深感遗憾。他自身的经历也与这个孩子相似。他是80年代末生人，曾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上高中，那时就接触到JA中国，当时令他对金融行业产生浓厚兴趣。但他的父亲很强硬，给他选了工科的专业。“高考时理综扣了21分，基本20分都是物理，最后大学却要学纯物理。”刘佳本身嘴皮子比脑子快，又坐不住冷板凳，与专业所需正相反。糟糕的成绩与抑郁心理造成恶性循环，最终休学了两年。“类似的问题拖到大学，往往就会因家庭财务状况而产生不同的结局，在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学生可能选择出国，或是重新高考，一定程度上及时止损；而在经济一般的家庭，可能让孩子陷入挣扎，或是与家里剧烈地冲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动接受任务的模式下，学生是否擅长一个学科需要分辨。在另一次填报志愿的咨询中，刘佳见到一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很高，可当刘佳问他：“能不能讲一下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你最崇敬的那一位，他身上的什么特点影响了你？”他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而，选择专业与激发学生内在的自主性息息相关。生涯规划师的共识是，一个人的专业，应是这个人在高中阶段对自己有一定了解、对一定领域感兴趣之后，在更宽阔的大学平台，做更深入探索的领域。大学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应建立在此之上——学生主动寻找高校里对自己有帮助的老师向其请教。年轻人被压抑的主动性其实很好激发。刘佳在一所高中问学生，他们是否了解AI，学生起初不以为意。当他又问，高中数学有多少个知识点，彼此的逻辑和联系是什么，学生答不上来。他于是揭晓谜底，一些AI模型可以立刻答出来，未来AI时代来临，运用好这些工具可以极大提升学习与工作的效率，学生们两眼放光，课下问他，“哪一个好用”。

但帮助一个学生认识自我则是个系统工程。“如果拿一只雏鹰作比喻的话。雏鹰的脑袋代表处理信息的能力，躯干代表自我认知的能力，尾巴是主导方向平衡的规划能力，两只翅膀，一边是独立能力，一边是合作能力。”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后简称“朝阳未来学校”）的生涯规划老师王蓝钒借用生涯教育专家赵昂老师提出的雏鹰模型，向我展示在她期待中一个高中生成年时应该具备的能力。

培养这样的综合素养，不能仅仅依靠上课。JA中国在高中就有延续近百年的系统课程。JA中国是国际公益组织JA的成员组织。JA是1919年“一战”后，由几位美国企业家共同创办的。当时创始人们发现，新招进来的高中毕业生都需要重新培训，就想创办一个组织，培训K12阶段的学生进入职场后需要的各种软技能，提前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可以有所了解和准备。他们教授生涯规划的知识和技能，让学生毕业就能与工作无缝衔接。他们在高中阶段会设置的课程有三门，一门是模拟企业决策；一门是理财，以此认识金融体系；还有就是学生公司，学生们在了解生产、营销、品牌各个环节之后，组建公司，设计产品售卖，看报表，比较利润率，模拟一个公司运转的全部流程。刘佳告诉我，“课堂上会分组讨论，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就能得到训练。学生公司设计产品需要创意。学生公司作决策，每个学生都要说出这个决策的想法、依据。每年学生公司还会在整个亚太范围内比赛”。

但JA中国毕竟由志愿者授课，时间有限，志愿者为避嫌也被要求禁止私下和学生单独接触，而一些学校里的生涯规划工作室，可以做更为细致的工作。比如朝阳未来学校，它是一所实验性质的公立学校，初三年级在学校里是高零年级，相当于四年制的高中。为支持学生个性化成长，学校提供了大量帮助学生探索和展示自我的机会，包括丰富的选修课和各类活动。同时，成立生涯工作室作为专职部门对学生的生涯成长给予专业支持。王蓝钒的生涯工作室旨在培养学生在高零和高一阶段深化自我认知、建立对专业和职业的认知、确定升学路径，进而带着更合理清晰的目标为升学做准备。

“学生的生涯课课时在他们整体的课表中比重并不大。每次上完课后，很难说学生会留下多少印象，需要生活里有方方面面的触动。”王蓝钒认为环境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工作室在教学楼一层，离楼门很近，工作室的落地玻璃贴着三个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要如何成功抵达？”，以及三条标语，经过走廊的学生都能看到。她还在教学楼四层办了“独一无二的我”的生涯展览，生涯规划课的内容就是学生布展，展览的内容源自生涯课程，学生布展的过程也是生涯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由这样的机会，学生得以表达、展现个性。

在学生入校之初，王蓝钒会给学生布置一项特别的任务，王蓝钒让学生为父母做访谈，了解父母的职业。既是德育教育，也以此为起点，唤醒他们对于生涯的意识。生涯访谈是一种常规的手段。但大部分学生对父母除了爸爸、妈妈的角色之外，实际上一无所知。王蓝钒告诉我，她会给学生一些提问的模版，希望学生顺着模版自由发挥。之前一位女生为母亲做的采访，令她印象尤为深刻。那个小女孩的妈妈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客座讲师，以前是电台的编导，小女孩一直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当上老师的，就从母亲选专业、上大学，聊到对职业的兴趣和转换职业的考虑。小女孩采访后反思，她发现妈妈提到以前采访时，“整个人都亮了”，坚定了她把兴趣点衍生成职业的想法。但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当老师，因为她没有妈妈那么爱孩子。她最后还意识到，她妈妈是因为做了母亲，才放弃了以前的工作。王蓝钒又借助这个访谈作业与家长建立联系，请家长到学校做职业座谈会，带着学生到家长的单位做访谈。王蓝钒记得有一次他们去南航考察，年轻的空姐、空少与她的学生年龄差不了多少。学生看到那些年轻人既坦诚，对工作也很上心，甚至空乘人员之间的师徒制充满人情味，与他们想象的职场环境大不相同，对未来的工作也多了一些期待。

而不论是访谈父母，还是到企业实践，学生不仅对职业有所感知，更能通过看到别人而看到自己，最终变得包容。这样的思路体现在王蓝钒教学的方方面面。她也让学生做MBTI性格测试，但不提倡学生为自己和他人贴标签，而是引导学生意识到别人与自己天生不同。“像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会在上课前给学生假设一种情景。比如我请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我请了10个人，只有小明用补课的理由拒绝了，但我知道他不补课。那小明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了解MBTI性格之后，学生就会说，小明可能是个I人，他不是针对我，而只是不喜欢那种场合。”18～22岁，打破职业偏见

大学生有专业后，刘佳对于专业、职业的体悟会比高中生更深，更能够想象职场的情景。那是刘佳在一次尴尬的公益活动后的体会，“我们请字节跳动人力部门的资深员工到高中讲课，讲的全是干货，甚至把大厂会裁员的原因给学生分析得明明白白。老师课后找到我们，说那是内容最充实的一节课，但也是课堂效果最差的。学生完全理解不了。对于高中生只能讲一些吸引他们兴趣的事，让他们开拓视野。”

但即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他们对于专业与职业的关系，往往也存在诸多误区。齐叶发现，她的学生们能够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本人与父辈、祖辈三代之间，对职业的观念应该各有不同。而学生难以意识到，当下学生面临的就业处境，与自己年长三四岁的师兄师姐，也会有很大差别。

最典型的行情变化就是互联网大厂。齐叶记得2019年时，他们学校毕业的工科生进大厂的年薪普遍在30万元出头。但是到了2021年，她的学生告诉她，新入职字节跳动的员工年薪暴涨到50万元。起初她觉得是个例，却在一个月之内得知有三名学生都是如此。她知道那是大厂在调整薪资结构，在市场上抢人才。背后也有市场逻辑支撑，原本2019年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趋缓，赶上疫情暴发，线上购物的需求被提前透支，一大波爆发后，迅速衰落，“即使当时的高薪令学生们很兴奋，但它同时就意味着招聘标准的严苛，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首次出现被淘汰的情况”。

但大部分学生很难对此有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是学生压根就没有意识。金秋萍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职业生涯规划课早早地开在大一，但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若不趁早规划，临毕业时会很痛苦，对于刚离开高中不久、算上读研的岁月，觉得毕业遥遥无期的学生，走心的学生不多。另一方面，待学生面临就业的压力，他们可求助的机构并不多——大陆的高校没有学生发展中心，承担相应职能的招生就业办公室里老师要处理的行政工作居多，大多数老师也不具备心理咨询和职业规划的专业能力，即便有一对一的职业咨询，一般也只有一两次，无法对学生的发展长期追踪。

甚至从JA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可见一斑。1993年时JA来到中国。在2010年前后，志愿者们发现中国的大学生不会填简历，也不会面试，首次在一个国家的大学阶段也开设工作坊。李盼介绍，“最近三年多，大学生询问专业对口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即将毕业的北大医学博士询问如何进入金融行业。我们就开始开展择业的课程。帮助本科生认识行业和企业，培养写简历、模拟面试的就业技能，以及初入职场时的心态和职业素养。”

在这种情况下，当JA中国这样的公益机构，将有10～20年工作经历的企业员工带到课堂，又借助量表和各种认知方法，让一些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能力可能与期待的职业不符时，企业人士成为学生们可贵的独立信息源。“在一个行业工作20年以上的志愿者，要教给学生哪些才是真正的职场内功，要沉下心来修炼；工作10～15年的志愿者，处在职业的黄金期，要告诉学生职业规划的重要性，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5～10年的志愿者，更多会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讲自己的选择和走过的弯路。”刘佳就负责分享自己的弯路，他告诉学生自己曾经非常拼，大年三十还在公司直播，代价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和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学生要把工作中的行为量化，需要知道加班是为了什么。如果加班不能带来能力的提升，或者更纯粹的加班工资，那就可以适当‘摸摸鱼’。相反，刚刚工作的职场新人最好将自己休息时间的一部分拿出来，去学习一些能够提升自己的知识与技能，给自己‘加加班’，起码周末不该在床上连续躺两天。”

学生交流的欲望往往很强。他们的志愿者里有“四大”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每次他讲完课，都得在教室里再待一个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但刘佳发现，从师兄师姐和网上获取信息的学生，根本提不出问题。他记得一个学生私下询问互联网大厂的情况，上来就问“在大厂工作是不是加班都蓬头垢面，是不是像网上所说，一到35岁就会被裁”。志愿者反问他，“你想一下，当你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应该具备什么能力”。他说自己不知道。

实际上，这些学生对职业的好奇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刘佳和志愿者需要告诉学生，了解一个行业，首先要了解它的发展历史，判断它是朝阳行业，还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地步。接下来要探究这个行业大概需要哪些人才，这人才的水平需要到什么程度。然后要摸清这个行业的各个类型人才的供需关系。之后再了解，如果自己想要进入这个行业，需要具备哪些技能，有哪些可行的发展路径。最后才是那些诸如工作环境之类的“花边”。在这个顺序之上，经验丰富的职场人再帮助学生突破专业与岗位之间的限制，从全局角度思考一种能力、一个职位对于企业的价值。比如刘佳就会告诉学生，在大厂里，会计专业出身的人完全可以做运营。学生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运营这个岗位不需要顶尖的编程技能，而会计拥有量化评估的技能，在运营岗位上是相比纯技术人员的加分项。“而且也因为这个能力，其实会计专业的人做人力、做产品经理都没有门槛，只需要再在那些岗位上匹配一些其他的技能。当一个学会计的人按照这个视野思考自己的职业，锻炼自己的技能，他也许就能变成一个复合型人才。”25岁之前，用实习抵消沉没成本

齐叶在学校做职业咨询，来访的学生里七成都是硕士生，她帮学生们梳理自己的特质，如果专业与学生的能力不匹配，她或是建议降低在专业里的预期，或是考虑转专业。她宽慰学生最多的话就是，“沉没成本不是成本。就像俩人谈恋爱，你遇到一个渣男，不要想着把他改造成一个好人，也不要惋惜耗费了多年的时光，赶紧分手，及时止损”。

实际上，实习几乎是抵消沉没成本最简单的方法。实践的方法说起来十分浅显，当一个人从职业角度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质和能力后，思考自己可能适合的行业或岗位，然后蹭招聘会，甚至到脉脉上找该行业的人聊，然后根据那些要求，准备自己的技能。“而找到一个实习岗位，能最直观地让人了解自己学科是否适合一个岗位。”李盼告诉我，以他们的经验，大学阶段应该至少实习三种不同方向的岗位，“一个人很难实习一次就确证自己的方向。在不同的岗位实习，同时也能观察身边其他岗位同事的工作状态，以及一个企业的工作风格，是不是匹配自己的价值观。”

但学生像对专业和职业一样，同样对实习存在诸多误解。齐叶发现，有些学生没想过实习的事，有些学生则认为实习就是让简历变得漂亮，而非技能的提升，没有想过他们学校的一些科研项目，更能锻炼能力。

刘佳也在课堂上做过调查，询问学生不实习的原因。他看到的原因更有普遍性，一些学生不实习，完全是因为藏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他们从学校前辈那里得知，学校提供的一些实习岗位很“水”，于是认为一切实习就是“挣钱”或是“免费出卖劳动力”。他遇到最令他不解的情况是，出自一所高校传媒专业的本科生表露出的无知。原本那所学校为新传专业的学生开设职业探索课程时，学校有很多来自官媒的实习项目，但没有学生去。学生告诉他，“跑一天又没什么钱，为什么要去”。他向那些学生普及自媒体市场竞争的惨烈程度后，问他们有没有过人的才艺和美貌，学生们都没有。他又问，自媒体行业的门槛是高是低。学生们自知不高。他再反问，那官媒送上门来的机会意味着什么。学生们终于恍然大悟。

刘佳当年休学两年、回到正轨的经历，恰与这些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休学期间回到JA中国帮忙，与一众志愿者混熟后，才意识到无论未来进入什么行业，从事什么工作，先拿到学位证才是一切的基础；同时发现自己虽然不是一块做研究的料，但全局思考和拆解问题的能力，同样也是其他同龄人不具备的，要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岗匹配”。他在市场上摸索了几轮，发现当时教培行业很火爆，门槛又低，就进入了教培机构。

不过，不愿实习最为棘手的原因，还是恐惧。刘佳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个因恐惧而产生巨大沉没成本的事情。他所在的部门曾招进来一位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专业能力很强。刘佳最初给了新人很大自由，为了让他尽早适应团队的运作模式，他允许这位新人可以坐在任何一个人旁边，参与任何员工的工作，跟着开会，只需要一周之后告诉他，自己都了解到了什么。结果对方整整枯坐了5天，只是因为自己害怕。

其实克服恐惧的办法，只在于增加对岗位的了解并稍稍地鼓起勇气。大学课堂是最好的试错场地。于悦所在的学校里，也有不少像那位新人一般腼腆的学生，其中一位想做销售，但不敢在大家面前讲话。于悦曾教他们“脱敏”的办法，把自己当众讲话的情景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的毛病。那位学生照着做，如今已经是一名医药代表。他向于悦反馈，老师的方法管用。于悦告诉他，“敢看自己的视频，你就很了不起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梦、刘佳、齐叶为化名，感谢陈开航、子西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覃思对文本亦有贡献） 18岁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