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负担为何越减越重？

2023年10月底，河南郑州一小学女教师自杀离世，在遗书中提到“加班、写宣传稿教学之外的任务压力……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引发广泛共鸣。关于中小学教师课外负担的讨论，也持续至今。

教育研究者李镇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之后在成都市武侯区教科院工作，曾担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2017年和2021年，他和团队先后两次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起针对教师非教学负担的调查，采集样本数量接近一万人。李镇西发现，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在2019年就曾印发文件，明确提出为教师减负，但此后，中小学教师的“非教学事务压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就“教师负担为何越减越重”的话题，本刊记者对李镇西进行了专访。三联生活周刊：据你观察，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负担过重的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李镇西：其实教育界形式主义的情况一直都存在，只不过近几年这个现象更加突出了。我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班主任，2000年左右开始做校长，那时学校里也会有一些检查，拉一些标语，但总体而言校园还是属于教师和学生的，氛围比较清爽。我是2015年后到了成都市武侯区教科院工作之后，开始逐渐听到老师们的反映，甚至有的年轻老师会说，他只有回到家里才能有时间认真备课，因为在学校里干扰太多了。老师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了一些所谓的“重要事情”上，比如各种检查材料、活动表格，上级部门都可以给学校派任务，比如消防“四个能力”建设、禁毒示范学校创建、“七五”普法档案、病媒生物防治等，这些任务都和学校的教学常态没多大关系。于是2017年就在我自己的微信公号“镇西茶馆”上做了一次“请问，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精力耗费在无效甚至无聊的忙碌中”的调查。

当时的调查数据样本并不算大，参与调查的人数一共2787人，但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我一共设计了8个题目，主要针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教师，从其所在地域、学校、岗位、基本教学任务准备、教育教学研究、时间耗费等方面，对教师在校工作的实际情况做了调查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的调查有哪些发现？

李镇西：参与调查的2787名教师中，来自三、四线城市及其所属乡镇地区的教师占比88.46%，一线城市的教师仅占1.1%，这也代表了当时我国基层教师的基本分布状态。其中占比最大的还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师，分别是47.7%和34.3%，在这两个阶段出现的非教学事务现象比其他阶段更为突出，中小学教师的此项工作负担要比其他更为沉重。

我们设计的问题中，第一道就是：你觉得每天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回答“没有”的教师，占比达到52.6%。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教师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我们教学活动中最基本的“备课”工作，他们都要通过在校加班、回家加班来完成基本工作，更不要说完成教学研究了。没有教学研究，又如何提高教学成效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老师的时间具体都花在哪儿了呢？

李镇西：我们当时的调查中，“除基本教学任务”外，耗费教师时间最多的事项分别是：完成各级各类检查任务（占比68.4%）、参与学校临时交办的非教学类任务（占比54.1%）、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占比41.1%）、参与各级各类会议或培训（占比33.1%）。之后才是批改作业、填写表单、处理特殊学生问题等。可以说，在那时候，“非教学任务”带来的教师负担已经很重了。

2021年，“双减”政策下达之后，各地的减负提质、课后服务、延时服务措施纷纷出台，这些都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于是我又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起了一次“‘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负担发生了哪些变化”的调查。那次我们收到的调查样本总数为6653份，同样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最终发现，教师们的“事业发展类负担”中（多选），较之教师的学历提升与进修，教师的职称评聘（占比91.41%，6082人）成为更受关注的焦点。而在“社会事务类负担”中（多选），教师的非教育性社会事务与政府部门检查占比为90.37%（多达6012人），明显高于家校沟通占比的47.71%。另外，从时间方面来看，教师们的负担主要来源于节假日上班、开会或其他组织活动，而非正常教学时间内的早晚自习。

我们2021年的那次调查中，还有2942份主观样本，教师列举了很多突发性事务，甚至有教师用近600字篇幅描述，比如：紧急通知，督促学生和家长完成普法学习（禁毒、交通、消防、防疫等学习），要求全员参与，人人过关，次日统计全班完成情况；排查各班家长旅居史（骑车戴头盔情况、家长接种疫苗情况、学生假期到水边情况、学生特异体质、家长下载某App情况等），或者表册家长签名，下午截止，汇总上报；明天领导视察（绿色验收、达标、常规检查、现场会等），请每人准备公开课（推门课），学生统一校服红领巾。

最近我又重新翻看了当时的调查数据，可以说，现在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们一般能想到的“非教学任务”，可能就是许多媒体都提到过的各种“进校园”活动。但你的调查似乎可以看出，“非教学任务”涉及的范围远比这些要大？

李镇西：是的。从老师们的留言中你能看出，单独把这些事务一项一项拎出来，似乎都是必要的工作。比如学习和培训。老师学习当然很重要，教师就要不停地提升自己，在这个时代，你不能仅靠上大学学到的那些知识了，那么培训肯定很必要吧？我们客观上没办法把老师们聚在一个地方进行培训，这时候用网上培训也很合理，是吧？包括各方面的“进校园”，你一问，他都是人人有责，说都有必要性。

事实上，从教师们的反映上来看，他们提到的“非教学任务”主要可以分成两方面，一种是他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考评和要求中把它形式化了，比如手写教案、各种学习和培训。我们是反对形式主义，但并不反对这种形式，比如备课上课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是如果你备课的初衷变成了应付检查，要完成某种指标，这就成了一种作假和应付了。

另一种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每一个部门都说要“从娃娃抓起”，各种活动都要进校园，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消防、普法、病媒防治等。我想这个和每个部门的考核要求有关，比如很多上级的要求是要达到普及率百分之多少，在社会层面上学校是一个人比较多，管理相对容易的部门，那只要在学校发个通知，参与的人数多了，普及率也就达到了。当然这又是另一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些活动似乎也具有某种教育的正当性，比如环保、节能、垃圾分类，似乎也觉得这些应该让孩子们学习。再比如为了安全，很多地方要求老师们去巡河，你听起来好像都很合理，但这一股脑下去对老师的精力就是一种损耗。

当然我认为这两件事也都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形式主义和“非教学任务”很难区分，互相影响，比如哪怕我们认为一些任务是为了教育必须做的，但如果初衷是为了完成指标，为了达到某个考核数据百分之多少，为了“留痕”、拍照，那它也可以视为形式主义。当这样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学校守住大门，不去完成来自其他部门的形式主义的任务呢？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症结是什么？2019年，教育部曾颁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文件，为什么文件颁发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李镇西：去年有个老师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在教育圈引起讨论，说他不参与“2.0培训”（全称“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培训平台”）了。“2.0培训”是帮助教师熟悉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一个培训，要求所有老师同一时间打卡，计入继续教育系统。这位老师说其实他是一个很热爱学习的人，但他以后不再参与这个培训，他觉得这个对他没有必要。但同时他说，“我退出这个培训，以后我也就不参与评优晋级和职称评定了，我看淡了”。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面对的现状。这些我们所谓的“非教学任务”和形式主义的任务，是要和他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审挂钩的，那老师想要获得某种空间和自由，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这部分追求。但这种“反抗”对于我们广大的基层教师和一线教师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一定要完成这些任务，原因何在，老师说这是校长施压，校长说他两头受气，局长给他压力，局长又把责任推给家长和社会身上，但最终默默承受一切的人是谁呢？是我们的孩子。

一方面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缺少这种担当，只能通过考核和问责的方式把压力都加到老师身上，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在泛化学校教育的边界，学校的教书育人的核心和首要任务被挤压了。像我们之前说的，现在为了安全，课间十分钟孩子都不能到操场上去玩耍，各科老师更是要在课间还回到教室维持秩序，看管学生，否则一旦出问题，就要被家长和社会问责，这让他们怎么能安心备课，从事教学活动呢？

文件颁发后，各地也下发了教师减负清单，罗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进校园”活动，要求各级部门配合守好学校大门，但这部分压力减下来之后，老师们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另外的那些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层层加码的培训和学习，从社会各界转移来的教育压力并没有减少。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双减”后又做过一次关于教师负担的调查，那次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双减”之后教师非教学事务压力有什么变化吗？

李镇西：2021年那次设计的题目一共30道，其中和教师负担来源有关的有6道，关于“双减”对学校迎检以及教师负担的影响的有2道。

我们发现，承担课后服务的教师为语文、数学、英语等教师占比高达56.53%，达3761人，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等教师占比为18.97%，由此可见语数英等主科老师还是承担课后服务的主力军。这些延时活动对老师们的具体观感则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工作强度变大，可是工资待遇没有变化”，占比分别为82.92%、77.30%、75.32%。

我们也设计了研修、作业管理等相关的题目，最终发现，其实“双减”本身并不是教师负担增加的核心因素。“双减”是给学生减负，这就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老师的智慧、教学水平都是新的挑战，所以迫切地要求教师各方面的水平提升，但是我们并没有给老师留出这部分时间和精力，老师要有足够的时间做他的“正事”，而不是把其他不该他做的事都让他做了，那在面对更高要求的时候，自然会觉得压力更大。

当然，“双减”后的延时服务和课后托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他们的备课时间，但更重要的还是过去的形式主义的逻辑，面对新的政策，就要做各种学习、公示和培训，这些资料工程同样也是海量的。但我们并不能说是“双减”本身带来了问题，而是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正视和解决。

也包括很多人会提到是不是疫情的影响，我认为像“停课不停学”那段时间老师们要在线上课，教师们对不同工具的掌握程度不一样，这的确会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但我觉得这些还是相对暂时的，现在社会已经恢复正常，那么就更应该回到教育的正常轨道，回归到教育的常态和常识上来。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常态和常识指的是什么？

李镇西：说白了，教师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上课，育人就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大家可以有一些手段的更新，可以有新的政策和建议，但是教育的本质不能变，不是把教育当成完成谁规定的任务，或者形式主义的纸面文章。

其实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增加老师负担，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这事该不该做，第二，是主动还是被动。第一点的意思是，这件事是不是教育必须的，像我们说的，上课是必须的，备课是必须的，但应付检查就不是必须的。如果你是纯粹的为了应付，比如什么创卫、教师督促学生背那些条条款款、要检查要考核数据指标，这些就完全是不必要的了。

第二点，即便这件事是应该的、必须的，我们是强迫大家全部完成，还是应该有所选择？是不是可以允许一部分老师不做，或者采用正面激励和引导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教师的自主权问题。比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老师的时候，我们班里有班歌、班服，其实后来所说的“班级文化建设”，那时候没有人做，但我觉得这个有意义有意思。再比如我会给学生写信，每天晚上要写五封信以上，还要提前打草稿，作为一种师生交流的方式。这些其实工作量都很大，但这是我自愿的事情，也是我的教育尝试，那么我就去做。但放到现在，如果这些变成“一刀切”的强制任务，要求每个老师每天给学生写一封信，要手写教案，要求每个老师每年都要去家访，要做班级文化建设，你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强制，而后就滋生形式主义。我们老教师总说，他们过去的家访就是家访，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填表。那时候读书就是读书，不是为了培训，不是为了绩效。但这背后其实是年轻教师们痛苦的根源，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做教育了。

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看，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学校究竟是为谁而办的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各地很多学校都会立陶行知像，往往是高大宏伟，展现人民教育家的气质。但是我们学校的陶行知塑像是一个坐像，就是他在花园里面和一群孩子聊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视角。我们的学校是属于学生和老师的呀！但现在，我们在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的往往是什么办学理念、什么校长的照片，旁边介绍什么某某教育专家、什么级别的教师、什么国家课题。这些东西孩子们感兴趣吗？他们会在乎什么正高副高学历获奖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就是给上级检查的时候看的，是给外人看的。但参观者什么时候才来一次？我们的学生可是天天在这里生活的活生生的人啊！

我们的学校不是给上级、给领导办的学校，是给学生办的学校。我想只有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了，才能守好校园的边界，才能让教师拿回自己的自主权。 李镇西教师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