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环境正在变化

主笔·杨璐

实习记者·周昱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生存手册》是一本由上海交大毕业生自发撰写的，62页的小册子。社交媒体上，家长和学生们，即便跟上海交大没关系，也转发下载来参考。在序言里，作者写道：“自诩为天之骄子的高中毕业生，站在大学门槛上，有时竟会显得像低龄儿童一样幼稚。”

这本册子的内容包括反思应试教育塑造的“失败的思维”、如何确立自己未来的目标和志向、如何看待科研团队和合作伙伴、如何选课、要不要出去打工以及偷懒的旁门左道。作者告诉师弟师妹们，这本书并不是《逃课手册》《考前突击宝典》，而是希望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帮助有志青年完善自我，实现内心的追求。手册里有很多针对大学生普遍困惑的金句。如：“如果一个人把政策评分作为自己的至高追求，那么他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它还告诉师弟师妹们务必牢记：“大学四年留给你的是你的人生，在你毕业之时，那一串苍白的分数其实已经作废了。”

完成高中到大学的角色转化，认识自我，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这是本科教育的任务，但现在却以这种方式由学生间自助进行。我们找到了这个手册的主要作者之一，侯晓迪。手册写好的时候，侯晓迪已经升学去了美国，他出了几百美元，拜托国内的同学把手册打印出来，每个新生宿舍发了一本。

侯晓迪高中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实验班，他本来计划出国读本科，但后来没有成行，高考成绩也不够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因为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对大学生活本身也没有特别多的预期。即便如此，大学还是有很多让我失望，甚至离谱的东西。”侯晓迪说。他在大学时代最大的挫折就是GPA，也就是常说的绩点。“大一的时候，我是想好好学习的，把GPA都拿好，但荒诞的是我认真写作业，好好学习，考试分数却很低。我计算机一直挺强的，找我请教的同学太多，我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讲课了。后来，我就写了一份讲义给同学们。老师哪块儿讲得不清楚，我就再讲一遍。看我讲义的同学最差的也考了85分，我考76分。”侯晓迪说。

他还觉得学校里有一些要求毫无价值。他在手册里专门写了一个小标题叫“悲壮的学习方式”，他觉得吃苦耐劳充其量是悲壮，在真正的知识殿堂里登不上大雅之堂。侯晓迪说：“比如微积分是一个很容易计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做得这么熟练。我发现交大不禁止考试时候使用PDA为计算器。我的歪点子就上来了，别人背公式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符号微积分的程序。我拿着我自己写的程序去考试，发现考得也不比大家差。”

侯晓迪对未来一度非常迷茫和纠结，充满了无力感。这些心事不是老师帮着开解的，而是被一个师兄给点醒了。“他问我的那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晓迪，你除了做研究，你还有啥出路？’我一下就想明白了，我只有好好做研究一条路。”侯晓迪说。他后来通过看欧美大学公开课和泡在实验室度过本科学习，他管这叫“全新的生活方式”。他还认识了一拨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一起做研究，大家干劲可足了，我号召大家一起通宵写程序，他们就和我一起通宵。大家觉得只要过得充实，能学到东西就行。那这么多如饥似渴的好同学，为什么学校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呢？”因为有亲身经历，侯晓迪后来在手册的开篇，就把本科生这种无论是对学业，还是人生上的迷茫和无助给写了出来。“领导不会为你负责，对于一个争做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型学校，管好科研和实验室才是当务之急，相比之下，本科生教学无利可图。教授也不会为你负责的，拉经费发论文，满足学院要求才是生存之道。管学生，也是先管好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而不是100多人大课堂的本科生。科研任务不太重的任课教师，他们也不会为你学不懂负责。学不懂是因为你智商低、不用功，为什么某某某就能懂。”

他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每个学院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每个人有不同的思想、目标、知识背景、接受力，怎么可能指望统一的教学培养计划应用在每个人头上的时候，能够产生效果呢？”

但是，侯晓迪对大学的评价很复杂。他强调自己当初做这件事并不是批评交大，交大里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实际上，他大二通过自己主动争取，进到了计算机系教授张丽清教授的实验室里。“我在学术上很多进展，是在他和他给我创造的环境里得到了非常多的提升。”侯晓迪说。

这种矛盾性，也是现在大学育人的难处。如果不是学生自己很成熟，特别主动地寻求大学里的资源，大学无法像高中管高考一样，管到每个大学生的成人。大学，力不从心。侯晓迪读大学时，心智成熟度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了。他有主见能扛事。他申请国外的本科，其实家长反对，但他坚持要做，然后就失败了。“对我当时来讲，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能担着。最差的情况滚回去高考，那不是一样？我高中很多妈宝同学，考试分数特别高，稍微有一点风险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我就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侯晓迪说。就连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都会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心理落差很大，更别说普通的大一新生了。

老师们其实很清楚学生们的困境。一位广东的辅导员告诉我，他曾经组织过读书会，本意是既有助于学习，也增加交流。读书会第一次活动，只来了几十个人，在此之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活动没有学分也不算志愿时长。”这位老师告诉我。学生们的时间都要花在绩点上。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高考只有三天考试，但绩点的竞争是一场持续四年的超长马拉松。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林小英曾经在论文里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甄浩学同学想尽情地在知识海洋里畅游，选的都是硬核好课，结果第一学期期末，看着一塌糊涂的绩点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单凭兴趣选课是“不知天高地厚”。方晓策同学入学初期因为高数课失去了竞争优势，但后来他摸透了评价制度的规则和绩点计算曲线之后，通过多选给分高的‘水课’的策略实现了绩点“逆袭”。

学生们如此卷，未必能让未来出现更多的大学问家。他们花时间钻研的是规则和谋略。林小英说：“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他要把专业课和无关紧要的课之间做一个很好的比例和组合，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做一个组合，最后怎么能组合成一个最好的GPA分数来。学生之间会有选课秘籍，我们老师是不掌握的。”

这种学业评价制度下，学生之间的差距可能是信息差，而不是学习。刘云杉说：“学生一上大学就会去问考试标准是什么、考题是什么。这时候就发现，这所大学的传统生源校，学长多，新生就比较懂怎么看考题，怎么选课。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他不懂这些，认为只要认真听课就可以了，最后发现成绩不突出。”

真到了保研的时候，绩点也不一定能反映出老师看重的素质。林小英说：“绩点是把所有科目，通过计算和加权浓缩成一个数据。这相当于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揉成了一个小团，比如我需要一个做研究很好的，或者某门课很好的学生，单凭一个数据，我看不出你的特点。有一些成绩在腰部的学生，他可能有我看重的品质，但他绩点不够，连保研的敲门砖都没有。”侯晓迪就是一个例子，他大学四年的绩点都不怎么样，保不上研究生。但他大三就在AI视觉顶会CVPR上发表了论文，创下了大陆本科生的历史。后来，他留学加州理工，博士毕业创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图森未来。图森未来作为第一家无人驾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闲适地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补齐过去十几年错过的心灵成长。从踏入大学的一刻起，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既是为了完成教育部的规定，也是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学生们规划得满满当当，有人去国际交流，有人要花在实验室里，还有人考外语。他们会给你的活动提出特别大的障碍。”这位教授发言时说。

所以，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教授忙科研，师生关系变化了

侯晓迪的人生目标在学术上，他自学海外著名的公开课，还给它们做字幕传播知识。大二的时候，他想在大学里找一个学习组织，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我把交大计算机系和自动化系所有老师列成一个表，挨个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有的老师回复欢迎我报考研究生。我说我是大二的学生，来端茶倒水都可以。老师就让我先把GPA搞上去，保研的时候再联系。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我是按姓氏拼音列的表，最后一个是张丽清老师。他收留了我。”侯晓迪说。

侯晓迪非常喜欢实验室的氛围，他买了一床被子，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基本住在实验室里，只在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回宿舍。“张老师是个教育家，实验室里的氛围特别好。别人吃饭可能讨论足球什么的，张老师的研究生吃饭就是在讨论学术问题。我跟他们讨论学术问题不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以为我脑子不正常，或者在装腔作势秀优越感。我有一次发论文快到截止日期了，那天下大雨，老师打着伞身上都淋湿了，过来帮我改论文。因为我在学术表达上有一些不专业的地方。”侯晓迪说。他后来做《生存手册》就是受到张丽清教授言传身教的影响。“不图名不图利，就是为了大家好。”侯晓迪说。

帮助学生“成人”，不像班级绩点，是件难以量化的事情。大学在这一方面对老师也没有刚性的业绩要求。侯晓迪的经历其实就是在模糊地带里，老师要不要帮助学生。这跟责任心相关，跟老师自己的处境相关，也跟学生与老师的关系相关。

大学里过去有很多师徒情深的传承故事，但现在谈论师生关系时不同声音就多了。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写过很多关于师生关系的文章，这是她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她言简意赅地把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总结为师父、师傅和老板三种形态。这种观察和总结是从她自己的经历出发的。她说：“我读博士的时候，我们所有博士生都管导师叫师傅。我也跟着叫，但实际上，我不清楚是‘傅’还是‘父’。我每一次给导师汇报进展的时候，会写一张纸条，开头都称呼他师傅。后来，我才发现师傅和师父，含义不一样。”师傅，是从技能学习角度来称呼的。徐岚说：“它实际上是从世界上最早的研究型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创办时开始存在的。柏林洪堡大学通过师傅徒弟关系，把高深知识传递下去。同时学生跟老师学的是一种谋生技能。这是一种科研任务导向的师生关系。”师父，是有情感联结纽带的。徐岚后来意识到她对自己的导师喊错了，因为他们的关系更接近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徐岚说：“师父，用父亲的父，师生关系总体上是一种思想传承。秉持着这种理念的老师，经常会说我培养的是一个弟子，而不是说我就是让学生来为我做项目。这是一种个人关系导向的师生关系。”

老板雇员式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异化。徐岚说：“师生关系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无论是技能上的带领，还是人格上的示范，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你的前面起到一个带领作用。老师和学生一定有权力关系在里面，当它变成导师掌握生杀大权，以此来对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剥削时，可能就会异化成老板和雇员的关系。”老板在师生关系中是一个微妙的称呼。徐岚说：“年轻人现在好像是以一种幽默的、故作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但他们会承认导师确实是有这种控制性的导向。不过，这跟企业里老板和雇员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导师的这种控制性，体现在比如说对学生没有那么多同理心，没那么多替学生考量。”

在这三种师生关系里，以“师父”为称呼的这种师生关系最能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为人处世。这种师生关系现在的生存空间没有那么大了。中国的大学从前是精英教育，高筛选下脱颖而出的学生更容易对学术感兴趣。老师与有缘的学生结成师徒关系，他培养的是自己的学术传人和同事。他对学生的期望和付出自然很投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现在每年毕业生已经超过1000万人，学生对上大学的想法变得多元化。刘云杉说：“以前的师生关系里比较好的一种是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关系。现在学生可能老师游和他自己游没什么关系。他可能想的是他能从老师这里拿到什么，然后到别的地方去。”

老师也未必有精力像学生的父母一般用爱包裹住每一个学生。老师项目越多的院系，研究生也越多，很难顾得上。徐岚在研究中发现，总体分下来，人文社科类学科里，师父关系比较多，个人指导相对多。理工科则是师傅关系，甚至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多，集体指导相对多。徐岚说：“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一个核心工作。在各种科研成果指标上表现越好的学校和学科，所获的指标就越多。导师经费多，带的学生就越多。但科研项目训练确实是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徐岚曾经访谈过一个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老师，高峰的时候，这位老师带的研究生超过100人。徐岚说：“文科导师的经费少，研究生指标也少，学生容易跟老师亲近。但如果是理工科的PI教授，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他除了吃饭睡觉，要争取科研经费，还有各种学术圈的人际交往，他怎么可能跟学生发展出像父子一样的亲密关系，在指导上肯定是根据学生能力和努力程度区别对待的。”即便有这样的老师，愿意分精力带领学生一起徜徉于科学海洋，又回到前面的情况，学生可能志不在此。刘云杉说：“学术资本家和学术小工的关系也要看谁来叙述，它是很复杂的。我最近去一个科研项目制的实验室访谈，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是老师，博士生都是到点来到点走。因为学生对学术职业没有更深的认同，他不过是把这里当打工的场所。”

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讲，跟教授结成师徒关系很困难。徐岚说：“教育部提出来的是教授上讲台，意思是教授不能只带研究生或者只上研究生的课，也要给本科生上课。但要说让教授跟本科生发展成亲密的师生关系，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学校实行的本科生导师制成为走过场。”青年教师非升即走，自顾不暇

本科生打交道更多的是青年教师。他们给本科生上课，也做本科生的班主任。青年教师跟本科生的年龄差距小，理论上容易跟学生发展出亦师亦友的关系。但现在，青年教师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这已经占用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精力。“双一流”大学和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大学在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就是在青年教师入职的6年到8年时间内没有达到绩效考核，就会失去教职。

“非升即走”人事制度有时代背景。甘阳教授说：“它是从北大本科改革开始的。当时，国家财富上去了，有心冲一下世界一流大学，那么，肯定希望有所大学来试点。北京大学自己也有改革的动力，他们对一些老师是不满意的。那时候北大清华都有人抱怨，老师的讲稿20年没变过，连哪个时间打个笑话都是一样的。北大改革就学习美国的模式，非升即走。”

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在中国落地就有争议。甘阳说：“我当时是坚决反对这个方案的，连发了四篇文章。后来，其他的老师也开始发文章。我承认当时大学里有些老师不大灵光的情况，但是，它的方案做得不对。正教授以前的都不动，打击对象完全在副教授和讲师。这批年轻老师是北大里面当时最有学问的一帮人。他们是不计较功名的，很多老师说自己可以终身副教授，能教书就行。这样改革之后，他们教书的资格都没有了，对人的威胁非常大，会改变他们的人生。北大本来是比较松散的，每个老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他学问上一般来说不会太懈怠的，一定会自己努力的。学问是靠自己努力，并不是靠鞭子抽出来的。”

“非升即走”虽然学习美国模式，但底层逻辑不一样。甘阳说：“美国‘非升即走’的前提，特别是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等名校，首先，这个年轻老师一定是我精心挑来的，你来了之后，学校扶持你的成长。入职第一年，学校不安排你上课，让你把博士论文修改出来。因为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学会给你提供各种方便、各种鼓励，把你当自己人看待。它‘非升即走’的前提是为了留人的，而不是赶人，不是对年轻老师持一种威胁。”美国的“非升即走”是为了保护学术主义建立起来的。甘阳说：“美国的私立大学多。资本主义规律是，你有用就留，没用就走。长聘制完全打破了市场规律，它的来历非常简单。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教授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被大学解聘了，包括美国制度经济学最有名的奠基人。所以，美国一定要争取对教授的保护，它的聘任制度完全是抵制资本和市场对大学的干预才建立起来的。我们看起来学了美国，但我们的‘非升即走’是资本主义逻辑呀。”

现在“非升即走”制度甚至成了完成大学“绩效”的工具。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声誉来自于学术研究。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可以帮助大学提高在各种排行榜上的排名，进而让大学获得更多的资源。徐岚说：“现在有些高校会用非常优厚的待遇吸引博士生，然后签一个对赌协议。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达到协议规定的科研成果，他得到的钱一部分要还回去，合同期满也得不到长期的教职。想进入一些学校则要有博士后经历，博士后同时也有时间压力，一般是两到三年时间，必须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能留下。这使得他们焦虑、浮躁，把正常出成果投入的时间压缩到合同期内完成。他们在访谈中对我说，没有娱乐，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

“非升即走”要求青年教师在培育期内要发表若干的论文和拿到课题。这其实让老师们互卷了起来。厦门大学博士生任可欣硕士阶段做过关于“非升即走”的研究。她访谈了某一所“双一流”大学的若干老师。她说：“论文虽然有数量底线，但其实是一个水涨船高的态势。你发了六篇，别人发了十几篇，你就被比下去了。比如有些学科，本来C刊就少，老师发论文的压力就大。考核的时候，他的论文数量要跟一些C刊多的学科的老师论文数放在一起参考。这些C刊少的学科的老师在排名上就没办法拿到一个好名次。如果，这个老师所在学院的院长层面不去积极支持，他就可能没办法实现晋升。”课题比发论文还要难。任可欣说：“论文是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就训练的能力，但是，科研课题的能力不是每个博士生都会受到训练。比较好的高校还要求青年教师拿到的是国家级课题。这些项目每年评选机会有限，全国青年教师都要去评，难度非常大。”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教学反倒没有那么重要。老师把学生带得好不好跟能不能留下不是利害关系，科研才是。任可欣访谈过十几位老师，其中当班主任如果要用心做，是非常辛苦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像兼职辅导员。“有些老师可能只做一些简单的教学任务，比如跟其他老师合开一门课，相对比较轻松。”本科生时代的忧愁像一团乱麻，它可能看起来是绩点触发的，但里面也纠缠着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如何处理自己情绪的无助。这些困难是不是大学应该回应的、应该帮助学生解决的，已经有些说不清楚了。过去，育人确定无疑是本科教育的主题。徐岚说：“我们高三报志愿的时候，绝大多数同学都想离家远一点，出省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也不要待在家乡的城市。如果读了大学还每个周末回家，那大学生活过得跟中学有什么区别呢？大学的意义不仅仅在学习高深知识，也在于给我们一个离开家，去练习社会化的机会。对大学来讲，真正的专业教育要到研究生阶段才进行。本科生阶段的专业知识没那么重要，反倒是让学生学习成人，学习社会化很重要。”

现在，大学自己就产生了科研和教育谁轻谁重的争论。无论是教授、副教授忙于科研、争取课题和经费，还是青年教师因为“非升即走”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这些现象发生的大背景都是研究型大学非常重视科研成果。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型大学甚至一般高等院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高校领导管理部门以论文数量和所发表刊物的级别来考核教师的业绩，并将之作为晋升或加薪的主要依据。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更助长了这种风气。这导致教师科研负担过重，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在离开领导岗位之后，走访了近百位高等院校校长，出版访谈录。其中一本起名为《大学的根本》就是想呼吁大学的“回归”。黄达人写道：“一是回归大学最本质的职能，也就是人才培养。二是回归大学重视教学的传统，当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教学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与核心竞争力。三是回归大学管理者对大学核心价值的坚守。现代大学面临的选择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需要克服浮躁，平心静气地去面对大学这一最根本的使命。”言外之意，大学距离育人这个起点已经走得太远。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即便是“读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这项家长和学生最看重的读大学的理由，现在也有松动。林小英说：“过去几年就业难度增大，读了好大学不见得能找着好工作。很多学生包括家长，他们其实并不以在一线城市就业为荣了。通过网络，他们知道一线城市工作节奏快，买房也特别费劲，以后生了孩子没人带，不如回到老家的熟人体系中。30岁之前，他就能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这么想之后，可能社会上一些人就会觉得上大学也就是那么回事。”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钱穆曾经写道：“学问必有师，弟子两方，必有先进与后进，前辈与后辈。从事学问，必须先懂得’从师’与’授业’……从师学问，贵能常保持一种弟子心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刘云杉说：“学校原来特别重要的一项是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是由方方面面组成的整体，它教什么、学什么都要服务于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如果打破了这个东西，变成各种支离破碎的课程。学生凭兴趣、凭消费能力去拼凑，然后对世界形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很多观念。老师在这里看学生的绩点，看学生要的目标，然后尊重学生选择的赛道。老师顶多变成各种指标的提供者和指导者，这不是教育。所以，价值观教育，在今天是特别困难的。”“成人的界限”模糊了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林小英说：“从前的家长会觉得大学老师肯定比家长懂得多，现在的家长可能不这样想。父母不容许孩子有半点闪失，他们凭什么相信你这个导师？”

大学生如何“成人”，前提是如何界定“成人”。成人是由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组成的，比如完成学业、经济独立、结婚、生儿育女等。我们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里，大家对“成人”的标志性事件可能不敏感。在《我们这样长大成人——青年人的自我认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里》一书中，作者对18岁到25岁的中国青年人进行访谈，他们对成年的共识是经济独立，思想成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对自己、自己所爱的人和社会负有责任，能独立作决定。但到了家长那里，很难说这些内容可以成为一道清晰的界限，让家长意识到要放手。

但是，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拒绝长大的成年人也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社会上需要的是有责任心、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成年人；需要的是有执行力、良好判断力和条理性的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建立关系的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妥善处理冲突、心理不舒适的成年人。如果参照英美大学里对毕业生的目标，要求更高，比如说，质疑和分析的能力，懂得并思考道德和心理问题，能判断是非、明辨道德，要能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生活经历。

各种客观因素现在很难说能全力支持学生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但如果大学和老师有责任感，依旧有空间帮助学生解决这种“困境”，也有学校和老师在这方面积累了经验。 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