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破仑》，看束缚于传奇之中的拿破仑

文·刘清源11月底最冷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约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影院观看雷德利·斯科特的新片《拿破仑》。整个放映厅里，包括我们两人在内，只有六名观众。即使是工作日的午后，这也的确过于冷清了。也许是为了节省成本，影院竟在中途关掉了暖气。裹在大衣里观影的我们倒是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奥斯特里茨的严寒。

雷导的《拿破仑》无疑没有在法国受到其主人公本该享有的热烈欢迎。法国各大报刊和舆论平台对影片的评价都偏于负面，其中最为激烈的批评来自法国影响力最大的影评杂志《电视全览》（Télérama）。在题为《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滑铁卢》的长篇评论中，著名影评人雅克·莫里斯（Jacques Morice）将这部“愚蠢的历史传记片”斥为“荒诞不经之作”（aberration）。另一面，专业的历史学者也对这部影片大加声讨。2013年版《波拿巴传》的作者、《拿破仑研究》期刊的主编、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斯·盖尼菲（Patrice Gueniffey）在接受《观点》杂志采访时说，“这部电影出自一个极度反法的英国人……他在系统性地贬低拿破仑”。盖尼菲随后列举了电影中一系列史实错误，包括拿破仑并没有参加末代王后的断头式、令人迷惑的炮轰金字塔，以及现实中并没有造成大量伤亡的冰湖战役，等等。

实际上这部电影充斥着类似的历史错误，但雷导对于历史学家们的指责似乎不以为意。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雷导表示，“我并不需要历史学家来指导我创作我自己的拿破仑史诗”。他甚至直言，“当我与历史学家产生争执时，我会问：‘不好意思，伙计，你当时在那儿吗？不在是吗？那你就给我闭嘴！’”雷导的这一“狂言”看似惊世骇俗，但细想来，拿破仑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严肃历史学研究的圣地，200年来，无数的街谈巷议、流言蜚语、传说附会以及戏说改编层累糅杂于其中。其实，就算是拿破仑生前留下的各种信件、战报，以及大卫和安格尔等画家在拿破仑生前的画作都不无夸张、矫饰抑或虚构之处。除了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拿破仑爱好者之外，我想也很少有人是真正抱着追究历史真相和细节的心态走进电影院的。一部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成功不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或虚构了历史，而在于其是否能将观众或读者的感情带回历史的场景之中，与历史人物产生感情上的激荡与共鸣。它既应当使得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因身临其境而心潮澎湃，也应当使得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产生进一步深入阅读的欲望和兴趣。法国历史小说的名家大仲马曾有言：“倘若我强暴了历史，我定会让她诞下漂亮的孩子。”这正是表达了这个道理。然而，雷导的《拿破仑》却以其跳跃的叙事和诡异的拼接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陷入混乱，而让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出戏。不过，也许这些缺陷在之后4个小时的导演剪辑版中都会得到弥补吧。但若我们跳出题材上的标准，单从影片带来的整体印象来说，盖尼菲教授所提到的那种情绪确实是十分明显而强烈的。

斯科特执导的前两部历史题材大片《天国王朝（导演剪辑版）》和《最后的决斗》都是以法国历史为背景的，后者的故事发生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导演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文化上的疏离与嘲弄。仔细想来，不论是伊贝林的巴里安还是卡鲁日骑士，尽管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绝大多数观众在观影之前应该都对他们的故事一无所知。与之相反，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位在全世界的中学课本里都会被提到的人物，所有的观众都是带着他们内心中的某种期待而走进电影院的。我们都暗自期望着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熟悉或想象的场景和人物被展现，而作为导演，斯科特只能选择满足其中一部分的期待。

英国的报刊和影评人对于这部《拿破仑》也的确是交口称赞。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影评人罗比·科林（Robbie Collin）认为这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杰昆·菲尼克斯的加利福尼亚口音很好地强化了拿破仑的兵痞形象。英国《卫报》的影评人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则认为菲尼克斯的表演如“那杯勃艮第的红酒一样醇厚”。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确实让英国人可以十分舒适地沉浸在他们对拿破仑和法国文化的戏谑和刻板印象之中，同时却把混乱和尴尬丢给了法国人。里沃利（Rivoli）、坎坡福尔米奥（Campo-formio）、乌尔姆（Ulm）、耶拿（Iéna），这些通过地铁站和路名深刻在每一个巴黎人的心里的伟大胜利，在影片的叙事中没有半点被提及。而在完全删除了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史诗之后，影片用了最大的篇幅和预算拍摄了一场充满英式想象的滑铁卢。

我们无需过多谈论雷导为了英美观众的口味而扭曲拿破仑传记，毕竟虚构本身并非原罪。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拿破仑去世200年之后，在国际政治背景已经天翻地覆的今天，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感情在西方内部还是会产生如此深刻的隔阂？

“黑色传奇”和“金色传奇”

黑色传奇是妨碍我们去真正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束缚。对于拿破仑来说，这种传奇的束缚则更加强大，以至于历史学的研究已经很难将他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实际上，“黑色传奇”和“金色传奇”的现象正是在拿破仑问题的研究中被发现的。

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亚瑟·列维（Arthur Lévy）在他的名著《私密的拿破仑》的前言部分这样写道：“拿破仑在他的生前就同时受到他的臣民的敬仰和鄙视。如今，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对于欧洲和法国现实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但对他的记忆仍然把我们分为崇拜者和诋毁者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都热衷于扭曲这位皇帝的事迹……而当我们公正地去研究他的一生时，真相很快就会从这些金色的传奇和黑色的传奇中显露出来。”尽管列维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现象，但如今看来他的著作仍明显是“金色传奇”的一部分。

在金色的传奇中，拿破仑是草根出身的军事天才，是革命的剑，是民族的英雄。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整个旧世界的旧秩序，他是东欧民族的解放者，是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是人类自我实现和不屈意志的表率。而在黑色的传奇中，他是“科西嘉的矮怪物”，是嫉妒狂、色情狂、战争贩子，他篡夺革命果实、建立警察国家、打压言论自由、复辟奴隶制度。他为了一己私欲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如列维所说，这种崇拜者与诋毁者的尖锐对立在拿破仑生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804年，青年叔本华在巴黎读书时目睹了第一执政拿破仑的阅兵式，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叹：拿破仑“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揭示了人类意志的全部恶毒”。而同时代在耶拿大学任教的黑格尔在1806年目睹了拿破仑策马前往耶拿战场时的风姿后深受震撼，他认为拿破仑就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Weltseele），他仿佛凌驾于世界之上，统摄众生。

应该说，虽然两位哲学家对于拿破仑的评价天差地别，但细想来却都又不无道理，只是他们关注了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拿破仑的战争决策掺杂了其个人的野心，但也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往往是在“大陆封锁”这种大的战略层面上去谋划整个欧洲的前途。然而，在拿破仑死后，这种分析视角的分歧很快就演化成了庸俗的骂战。神化的拿破仑和小丑化的拿破仑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相互攻伐的舆论工具。在英国战后的宣传中，恰如雷导新片中那样，拿破仑形象被极度小丑化。人们不愿意承认一个军事“独裁者”、一个皇帝、一个敌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解放者和思想家。而在法国，拿破仑则死后封神、塑成金身。当法国资产阶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利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战无不胜的军神拿破仑，当农民和工人在资本家制定的规则中受尽盘剥时，他们会想起杀伐果断的皇帝拿破仑。当阶级矛盾达到不能调和的爆发点时，波拿巴主义总成为一切政治诉求的宣泄口。每一个人都想再一次品尝那传说中甜美的团结与荣耀。正是凭借着这一庸俗化的偶像崇拜，拿破仑平庸的侄子能够借着他的名字和衣服再统治了法国20年。

法国学者贝特朗·约理（Bertrand Joly）在他的新书《民粹主义的起源：布朗热主义史》中强调了对拿破仑的崇拜在法国民间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是在共和主义最为昌盛的19世纪末，法国民众仍然广泛地寄希望于通过武人专政来解决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这种社会情绪同样深刻地体现于“一战”之后法国人对福煦和贝当元帅的崇拜，以及“二战”后他们对戴高乐将军的崇拜之中。YouGov公司在2023年10月进行了一场名为“法国人如何看待拿破仑”的大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4%的法国人仍对拿破仑持积极态度，34%的人持中立态度，9%的人不愿表态，而只有21%的人对拿破仑持消极态度。法国民间对拿破仑的积极态度揭示了法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隐秘的角落。从这一角落看去，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马克龙总统在今年春天为通过退休改革法案而强压议会的权势，以及在打击示威时Brav-M骑警大队的八面威风。毕竟，弱议会和强警察是拿破仑留给现代法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虽然在法国民间依然广泛流传着拿破仑的“金色传奇”，但法国的知识界在近年却悄然兴起了一场对拿破仑的祛魅风潮。这些学者主张对拿破仑及其时代的分析应该“回归革命”和“回归阶级”。

以巴黎一大教授、历史学家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应该超越“集体想象的偶像”和“对于政治强人的怀乡病”，将拿破仑放回大革命的背景中去理解。拿破仑之所以会被神化和丑化，究其根本是由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塞尔纳认为造就拿破仑这一极特殊、极复杂的历史人物的并非其个人的才能与命运，而是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个来自海外领地的毫无根基的年轻留学生，在25岁成为将军，在35岁成为皇帝，这一定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才能实现的。如果人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想到如果我们不想经历革命恐怖和血流成河的暴乱，我们就不应该期待在当下出现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用武力去解决一切问题。

更进一步来说，拿破仑的成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在一个彻底自由的时代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的才华才能够达成的。但我们又如何解释拿破仑这样一个被自由时代造就的人，“革命的道成肉身”，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后反而回头限制了自由呢？塞尔纳认为，1800～1802年，也就是从马伦哥大捷到拿破仑就任终身执政，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真正的胜利者，法国的资产阶级，决定将国家的大权交给拿破仑，而拿破仑则通过对外战争在保卫既有革命果实的同时向外输出尚未解决的阶级矛盾。对自由的献祭换来了对秩序的保证。而当拿破仑战争的规模失去控制，其对资产阶级造成的损耗和风险过大之时，他们便抛弃了这位英雄。塞尔纳认为1800～1802年的政治方案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倒台而失效，相反它实际上奠定了之后70年，即直到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法国的政治基座。不论是复辟王朝、七月王朝还是拿破仑三世，他们都是更容易摆布的拿破仑的替代品，他们的任务一直是保持既有革命果实，输出过剩阶级矛盾。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清楚“黑色传奇”中拿破仑的种种反动政策和战争狂热其实也并不总是出于其个人的野心和权力欲，而是这一政治交换的题中之意。

皮埃尔·塞尔纳这一派学者所思考的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一书第六章第三节中也曾有所论及：“拿破仑是‘革命恐怖’对同样在革命中形成的布尔乔亚社会及其政策的最后打击。当然，拿破仑已经理解了现代国家的本质，他知道布尔乔亚社会不受限制的发展、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等等原则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这一基础并保卫它。他并不是‘革命恐怖’的狂信徒。然而同时，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布尔乔亚社会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来源，一个不能有自身意志的从属。他用不断的对外战争代替了不断的对内革命从而完成了‘革命恐怖’的任务。他满足甚至可以说是填饱了法国民族主义的私心，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征服而要求布尔乔亚们牺牲他们的生意、享乐和财富。在日常生活中他暴虐地镇压布尔乔亚社会的自由主义，而有时为了政治利益他也不惜放弃他们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利益……是法国的大商人们筹划了对拿破仑权势的第一轮打击。是巴黎的投机商们通过一场人为制造的饥荒将拿破仑大军在1812年的征俄计划拖延了两个月，从而使他陷入了冬季行军的两难境地。”

回到雷导的电影，我们大可以把它看作拿破仑“黑色传奇”的一个全新版本，但我们应该期待的却也并不是另一部用来与它对冲的“金色传奇”。我们应该期待的是拿破仑最终被从他“传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带给我们更多的历史震撼和历史思考。随着新一代历史学者和文化创作者的努力，也许法国民族主义叙事的“金色传奇”和英美化叙事的“黑色传奇”都终将被抛弃。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够看到一部结合阶级视角和法国大革命反思的《拿破仑》。 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