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似是故人归

尽管素未谋面，但感觉中，我好像已经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相识了很久。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读大学时，有位听打口带、痴迷法国电影的学长，总爱拉我去图书馆的单间小录像厅凑人头看文艺片。那些片子往往画质低劣，字幕不知所云，剧情发展又一贯缓慢，以至于我常常看到一半便会昏睡过去。但有一次却是例外。虽然对白依然只懂个十之二三，我还是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了尾。

首要原因当然在于，我本质上是一个看脸的俗人。风华正茂的“大鼻子情圣”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和仿佛从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走出来的纳塔莉·贝伊（Nathalie Baye），就算被放在鸡飞狗跳的乡下，顶着灰头土脸的妆造，依然赏心悦目。还有一个原因，则是知识储备。之前迷另一位帅哥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时，我曾买过一张他和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出演的大片《似是故人来》（Sommersby）的正版引进VCD，放假回家无聊时少说看过几十遍。虽说一个故事的背景设置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另一个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州，两部电影的主线情节却几乎一模一样：离家多年的丈夫，在拉扯孩子艰难度日的妻子几乎要失去希望时神奇地回归，但这个更温柔体贴、更有担当的伴侣，却被发现原来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最后被判处绞刑。

虽然难得地看完了整部片子，去食堂吃饭顺便复盘的时候，我和学长却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还是美国版的更浪漫唯美、英雄主义，故事也更合情合理，法国版的便有些模棱两可，善恶难辨。学长谆谆教导我，这才是现实主义杰作的特色，而且两部电影源自同一本历史名著，是当时文史哲同学圈子里火爆一时的《王氏之死》和《叫魂》的“开山始祖”。鉴于该书作者是法国版的历史顾问，二者孰高孰下不言而喻。

这本书，自然便是出自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笔下、与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和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并称为“微观史学三大经典”的《马丁·盖尔归来》。说来惭愧，直到几年前为翻译《奶酪与蛆虫》做准备而细读这本大名鼎鼎但英文版只有100多页的小书，我才发现，倘若当年勤奋些核对了原典，就根本没必要围绕着审美品位争到面红耳赤，因为那位学长显然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那便是史学大忌的年代误植。

其实，当年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借以“破圈”的这本书，严格地说是一部电影同人作品。在《马丁·盖尔归来》的前言和后来的多篇回忆文章中，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她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历史教授的最后一年，才第一次因学生的推荐而读到16世纪法官让·德科拉斯（Jean de Coras）记载下来的这桩真假丈夫奇案。虽然娜塔莉立时想到应该把这个传奇故事拍成一部电影，但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经因《白日美人》《中产阶级的诱惑》和《铁皮鼓》连获大奖的法国著名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尔（Jean Claude Carriere），以及新锐导演丹尼尔·维涅（Daniel Vigne），也已不约而同地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并纳入了筹拍计划。出于机缘巧合，娜塔莉在巴黎邂逅了二人，这才得以于1980年以历史顾问的身份加入主创团队。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身为历史学家的娜塔莉越来越感受到电影作为叙事手段的局限，而拍摄剪辑时为突出传奇色彩而对许多关键背景信息的删除、忽略、弱化和简化处理，也让她十分困扰。纠结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重回自己的“老本行”（my original métier），在新一轮研究的基础上动手写一本与电影不尽相同、与她之前侧重主题研究的学术写作也大相径庭的另类之书。

在法国版电影中，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未能尽到丈夫职责的真马丁，冒名顶替但却积极拥抱新生、勇于承担的假马丁，以及他们的妻子，心思机敏、温柔坚定的贝特朗，这三个角色的动态关系一道撑起了扣人心弦的故事弧。但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书中，重心却偏向了影片里面目相对模糊的“讲故事的人”法官让·德科拉斯，以及根本不曾出现的他的妻子、其他法官、作家、出版商乃至于法国启蒙运动先驱蒙田。更重要的是，尽管阅读这本书可能带来曼妙的文学和美学体验，但它依然是一部有门槛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其主旨在于探究法国宗教改革时期一部分人的集体与个体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思考与自我塑造。而十年后问世的《似是故人来》，也并非偏见中的东施效颦之作。多年后重温这部作品，我才发现，对于美国内战后的南方经济重建，尤其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引发激烈讨论的黑人佃农分成制（sharecropping system），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易于进入而足够深刻的观察角度。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发生在20世纪的三个马丁的故事，与《奶酪与蛆虫》中激发16世纪磨坊主梅诺基奥挑战权威的想象力和勇气的三只戒指的传奇，形成了奇妙而美好的唱和。但多年来，出于先入为主或以讹传讹而搞混了书和电影之间微妙关系的，不只是我的那位学长。1991年11月17日《纽约时报》对卡洛·金茨堡的一篇采访，便是其中一例。甚至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97年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题为“求知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的演讲为底本整理刊发的小册子，也在导言中做出了与她正文中叙述不一致的误导性描述。

这个问题绝非小事，因为它关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卡洛·金茨堡在二人的成名作中都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知识精英与平民百姓之间，以及书面、口头和影像的不同叙事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而且相互滋养的动态关系，绝不可预设一种单方向的教化灌输。因为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日后在史学界的卓越成就，而假定她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权威和支配地位，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甚至带着几分夜郎自大的可笑。事实上，出版于2000年的《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想象》（Slaves on Screen: Film and Historical Vision）一书，倒真的是娜塔莉从5部电影中汲取的灵感而进行的史学反思，而它所秉承的，是从巴赫金、奥尔巴赫和克拉考尔一脉相传下来的对话式研究传统。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马丁·盖尔归来》中的许多重要主题，都能在娜塔莉1975年出版的处女作《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中找到伏笔。然而比较一下这本300多页的论文集与100多页的《马丁·盖尔归来》的注释部分，前者的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在丰富性、多样性和总体质量上，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论文集中收录的发表于1965年到1973年的8篇论文，史料主要源于里昂和日内瓦两地的档案馆，虽然娜塔莉对它们的运用和解读充满了原创性和想象力，但依然不时流露出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窘迫。她在《马丁·盖尔归来》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在1980年到1982年担任电影历史顾问期间对分布于法国各地的9个档案馆的走访调查，以及旁观演员在进入角色的过程中对种种可能性的摸索试探。

20年后，在《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想象》的“前言”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再次强调了这个跳出了“教室、学术会议、专业期刊和书评”小圈子的“史学实验室”的重要意义：“尽管导演有着最终的话语权，但关于过去看起来、听上去将会如何的种种决定，却是由各个方面的参与者做出的，甚至包括那些决定提供哪些牲畜用于拍摄的本地村民。演员们也都找到了他们各自的路径，去重现16世纪的芸芸众生。”这段话中的“导演”“牲畜”“本地村民”“演员”和“芸芸众生”，都有着超出字面含义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内涵。

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并不像如今溯着一条硕果累累的学术大道回头看去时那么笔直光明。在2014年转载于《数学情报员》（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的一篇题为《转折点》（Turning Points）的文章中，她特地补写了一段，感谢曾任这本期刊主编的数学家丈夫钱德勒·戴维斯（Chandler Davis）一直以来对她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当我打算跳出职业历史学家惯常的学究式操作，积极主动地为一部电影《马丁·盖尔归来》担任顾问时，他报以极大的热情”。

这提醒我们注意到，她曾面对的那个遍布交叉小径的迷宫，以及每一个选择所触发的种种可能。毕竟，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今天的读者——包括几年前的我自己在内——经常会忽略在她的这个人生节点上十分重要的两个限制因素。斯人、斯史与斯世

首先，1980年加入《马丁·盖尔归来》的电影制作团队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已逾五十知天命之年。但因为一系列叛逆的人生选择，对于1950年便以优异成绩在有“哈佛女校”之称的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拿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她来说，不受琐事干扰的学术生涯几乎才刚刚开始。

1948年夏天，在哈佛大学读暑期学校课程时，出生于富裕的第二代犹太移民商人家庭，甚至在大萧条期间都一直读着底特律城中私立贵族女校的娜塔莉，与数学系研究生钱德勒一见钟情。钱德勒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初建时的最早一批新英格兰清教徒，但父母都是清贫的知识分子。才认识6个星期，19岁的娜塔莉和22岁的钱德勒便在波士顿市政厅闪婚，并在50年代生育了3名子女。双方家庭在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让被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描述为“丑闻”的这桩婚事在很多年里都未能得到其父母的谅解和支持。而在随后到来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因为丈夫的激进政治立场，夫妻二人的护照被没收，钱德勒的教职被解除，被列入不得被美国各大学聘用的黑名单，甚至一度失去人身自由。

因为这些原因，20多年中，身为人妻人母的娜塔莉，生活和事业轨迹始终跟随着丈夫的行踪。虽然娜塔莉一直强调，钱德勒一贯支持她的学术追求，也尽可能地分担家务，但她依然要从一个兼职岗位跳到另一个兼职岗位，接受时时被干扰打断的生活方式，变得“十分擅长于实现从沙坑到书房、从读加尔文论文到读《拍拍小兔子》（Pat the Bunny）的即时转换”。事实上，就连197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聘请她担任教授时，娜塔莉接受邀请的一个重要考量也在于，最小的孩子此时已经上了9年级，可以相对独立。但由于丈夫依然留在多伦多大学任教，这也意味着她需要频繁地在两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有时候似乎永远都在倒时差”。

其次，这时候距离她第一本书的出版，已经过了几年，在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圈，接下来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就算是在《马丁·盖尔归来》大获成功之后，史学界对这本书也并非没有争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就曾经半打趣半认真地说过，“当马丁·盖尔的名字比马丁·路德的名字更为人所熟知时，情况多少是有些不对头”。

这并无关个人恩怨。比娜塔莉小两岁但少年成名、一路任教于名校的约翰·埃利奥特，曾为她的第一本书撰写过热情洋溢的推荐词，盛赞“戴维斯博士”的“直觉”以及“灵气与执着”。二人后来还曾多年共事于普林斯顿。这种争议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历史学家，到底应当把手伸得多长，管得多宽？把假马丁·盖尔这样的“骗子”作为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对象，它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算不算是不务正业？

在2014年发表的《马丁·路德、马丁·盖尔与认知之道》（Martin Luther, Martin Guerre, and Ways of Knowing）一文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相当诚恳但也极其坚定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诚然，新教资本主义在现代的胜利为马丁·路德追加了巨大的神圣光环，而假马丁·盖尔震惊当代人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奇妙壮举，则随着时间流逝被大多数人遗忘。但她指出，在16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朗格多克，这二人都是下至乡民百姓贩夫走卒、上至王侯将相大人先生纷纷热议的新闻人物，而这时新教和天主教两派也互相攻击对方为“骗子”。了解马丁·路德，是了解德国新教改革的一部分，但了解马丁·盖尔，却意味着更深入地了解到至少5个同时期法国西南部平民男女和一名法官的生活，以及这些个体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因为证据的稀缺，这个领域一直是传统历史书写的沉默地带与巨大空白。二者的关系，本不应被定义为一种一方所得必定为一方之失的零和博弈。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接受人类历史既存在整体性和延续性，也会被体现为巨大变革和明显断裂的“历史性时刻”改变方向，那么便会意识到，千百年以来，在宗教法庭、世俗社会和学术领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关于何为“假冒为善”（hypocrisy）、如何判断正道与歧途的争论，背后其实隐藏着“是否还能对人性抱有希望？”“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终极问题。研究历史上真实生活过的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对于理解和想象我们自己的真实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书写希望的历史学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史学的兴起，让许多边缘研究走到了舞台中心，而在性别史、微观史、情感史、社会文化史和全球史等领域都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因此被冠以形形色色的头衔。但她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所研究的，从来都是删繁就简、不加标签的历史本身（history tout court）。这种对标签化的拒绝，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娜塔莉2021年接受《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采访时一个顽皮之举。当被问及“哪一部史学巨著你不曾读过”这个套路问题的时候，本可以像之前的许多受访者那样避而不答或随便举出本陈年老书的她，给出了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这个颇为引战的答案。

1995年出版的《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则是窥见这种态度的一个有趣的窗口。这本我个人喜欢程度仅次于《马丁·盖尔归来》的书，标题中有着如今已经被许多性别研究用滥了的“边缘”和“女人”这两个关键词，但在讲述三个主人公——一名家住汉堡的犹太女性、一个法国的天主教徒、一位旅居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徒——的故事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不忘提醒读者，这些能读会写且有作品流传于世的女性，固然在各自所在的欧洲社会中身处边缘，但当把视野从西方拓展到全球之后，在与其仆役、奴隶以及商贸对象的关系中，她们同时也是殖民支配体系的一部分。

在这前后，娜塔莉对历史去中心化（decentering history）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并在接下来的两部作品——2000年的《16世纪法国的礼物》（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和2006年的《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中，把考察对象从她本已得心应手的基督教世界中的女性，转向了器物和一名男性穆斯林翻译家。当把这些纳入背景，年过七旬、本可依仗既往成就自居宗师的她，一生中在知识旷野上的安步当车、后发先至，便有了格外动人的力量。

2013年时，向来拒绝头衔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一篇文章中却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书写希望的历史学家。我们可以因为一个事实而鼓起勇气，那就是不管处境多么危殆，总有一些人将找到抵抗之道，一些人将找到应对之道，一些人将铭记那些发生过的事，并讲述与此相关的故事。”有趣的是，就在最近，在新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作品中，我也读到了类似的表达。

探寻一下这两位研究领域有许多重合呼应之处的杰出学者的可能交集，会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但她们又的确有着极其明显的个人风格差异。在继承了芝加哥经济学派衣钵的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中，对两性事业与家庭安排的历史分析，很大程度上以利益最大化的家庭策略的存在为前提。但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历史中，始终都有欲望、爱情、冲动、悔恨、原谅和自我牺牲这些感性要素的一席之地。在她看来，“在英雄主义的抵抗压迫与宿命论地接受压迫之间，存在着充裕的空间，以容纳各种应对策略和富有创造性的权宜之计。大部分人生，都是在这个肥沃的中间地带上度过”。但奇妙的是，至少就我而言，反而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身上，看到了克劳迪娅·戈尔丁未能以理性计算给出的让“以学术为志业”不成为“贪婪工作”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

1921年，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出生7年前，鲁迅在《故乡》里写道：“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正是因为一直都存在着这种从无到有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虚构也可能通向真实，古往今来所有行走在旷野中的人，即便未曾同去同归，也都有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故人，互道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

（参考书目：[加]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马丁·盖尔归来》《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Slaves on Screen: Film and Historical Vision；A Life of Learning；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 Passion for History； “Turning Points”； “Martin Luther, Martin Guerre, and Ways of Knowing”；“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Carlo Ginzburg, “Prove e possibilità: Postfazione a Natalie Zemon Davis, Il ritorno di Martin Guerre. Un caso di doppia identità nella Francia del Cinquecento, 1984”；Elsa Dixler, “Natalie Zemon Davis, Historian of the Marginalized, Dies at 94”, The New York Times, 23 October,2023 ；Jonathan Kandell, “Was the World Made Out of Chees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91.） 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