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森木塞姆石窟：做时间的幸存者

自库车城向东北方向驱车40余公里，借道一段独库公路，扎入开采、生产石料的乡村，在牙哈乡克日希村西北面飞扬的尘土中，一片貌不惊人的黄褐色山丘从远处浮现，就是森木塞姆石窟群的所在。如果说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克孜尔石窟有了现代景点的痕迹，这里则原始得多——没有指示牌，没有柏油路，司机小心跟随车上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仗着越野车的高底盘，沿一条被山洪洗礼过的土路颠簸良久，终于停在马蹄形的山谷里。

森木塞姆目前没有对游人开放，即便当地文保人员已打开铁门为来访者放行，看门的狗也不放松对陌生人的警惕，吠声不断。这个石窟群地处却勒塔格山口，开凿在一条季节河的上游河谷两岸——库鲁克塔格山山腰上，分布范围直径约800米。维吾尔语“森木塞姆”的意思是“细水潺潺”，在这9、10月间，却只见水流过的泥痕，不见溪水。今人不知古代风貌，此地如今看不到如在克孜尔石窟旁生长的红柳林、高大芦苇，只有低矮的戈壁灌木和荒草。

石窟群旁边一公里开外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是库车河的支流，因上游已修建水坝，如今这条支流只有在丰沛的雨季才有奔流的河水。森木塞姆是龟兹地区规模较大的9个石窟群之一，现存52个石窟，相继建于公元4、5世纪至8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延续了400余年。深入山谷，在遍布石窟的山丘环抱之中，有一个高台土丘，上面遗留了一段80多米长的土墙和零星的断壁残垣，工作人员说，那是地面佛寺的遗址，曾建有庙宇和大型佛塔。

对这个石窟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曾做过实地勘察，他记录了自己的发现：石窟设计精巧，四周的所有洞窟都呈东、南、西、北的正方向分布，山腰上的11号大像窟正对中央高台的大型佛塔。而现存石窟中，除了两座大像窟，中心柱窟占了一半多，其次是方形窟，分别用于礼拜和讲解佛法或是储藏物品。石窟群内没有禅定窟，一间他认为的讲堂窟，学界尚存争议，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僧房窟，但也没有再发现第二间僧房窟。这种以一座大型佛塔为中心，僧人禅修、居住在地面建筑，崖壁上的石窟用于礼拜和讲经的形制，目前在龟兹地区没有他例。

对森木塞姆石窟的来历有各种猜想。有研究者就推测，相比石窟群的规模，如此多的礼拜窟可能意味着，那时人们供养、修建一些中心柱窟的心理，或许与当下的富翁出钱建庙类似，乃是出于积攒功德的“炫耀”。当时的信众如何走进石窟礼拜，只能靠想象，依据石窟崖壁内已经发现的阶梯隧道推断。我们随讲解员刘英与文保员居马·艾米都力，沿着山坡上的长台阶，登上寸草不生的半山腰。居马·艾米都力今年四十出头，他的父亲是这里的第一代文保员，他就出生、成长在山谷入口的砖房里，儿时随父亲巡山，长大后子承父业。他记得山坡凿有石阶是近些年的事，以前爬到高处的石窟要手脚并用。那个情景大约与近95年前黄文弼先生随中国科学院西北考察团来此地的经历若合符契。黄文弼曾记述，爬低矮的石窟可以沿梯形的山坎而上，再向上就要扒着石窟外的岩壁，能见到岩壁上有手抓和足踏痕迹，而他们“如蝙蝠以手附壁，以足踏之，一步一步渐次移动”。

此地的石窟，虽然规模不如克孜尔，却颇有可看之处。最为宏大的大像窟（第11窟）只比克孜尔最大的47窟稍矮，高有十余米，主室坍塌了一角，但深和宽都8米有余，仍表明它是为大规模信众集会而设计。这个大像窟也有巨大的后室，两个涅槃台曾有泥塑，而后室两侧壁和正壁上还开凿了平面呈方形的小洞窟作为礼拜场所，为龟兹石窟中仅见。大像窟旁边的洞窟已有部分坍塌为土坡，不似克孜尔的石窟那般规整，却在高低错落中，令人无时无刻不感到，这里虽是废墟，却有令人无尽想象的千年积淀。

现存52座石窟中，保存原有窟体一半以上的仅有19个，曾经石窟山的木构建筑，也只剩下凹槽，但大部分石窟内都有绘塑装饰。这里的壁画题材与克孜尔石窟一样，风格则跨度更大，从“龟兹风”到“回鹘风”都有。1906年到此考察的格伦威德尔曾评价，“在这里能够十分确切地看到，新的成分是怎样排除了原有的构思，如何改变了画面的布局”。

推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加建的木门，我们拿着手电在四壁上搜寻，透过壁画上一层细微的浮尘，在遍布划痕、掉色的斑驳壁画中，听工作人员为我们部分还原之前的一个个整体形象。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壁画中的动物题材比克孜尔石窟更丰富，且栩栩如生，有形态各异的猕猴、飞腾的鹿、鸣叫的鹦鹉……却又不禁担忧，壁画留存斑驳如此，现存能见的图案，又能延续多久？30窟位于靠近土丘的佛寺遗址旁，在森木塞姆很受珍视，因为在它右甬道外侧壁上有一组“猴骑鹿”图案，是人们提起森木塞姆石窟壁画时总会谈及的内容。这块画面比一个巴掌大不了多少，藏在绿色菱格里，画的是娑罗树前，一只猕猴骑着一头鹿。鹿四蹄腾空，欲摆脱猴子的控制，眼睛滚圆，露出惊恐的神色；猴子则左手紧抓鹿耳，抬头远望，右手上举伸出两指，好似在瞄准奔腾的方向。今人看来，又仿佛比着胜利的V字。猕猴与鹿都是棕褐色，却有深浅的差别，鹿的身子描绘精细，下颌、腹部、四蹄，甚至屁股上都画上了白毛。

像所有龟兹石窟壁画，乃至中国其他地区的石窟壁画的绘制法一样，绘制这幅图案需要四层工序：在陡峭的沙砾岩崖壁上开凿出洞窟后，洞窟围岩岩体是最下面的基础支撑体；用掺有麦秸的黏土泥抹平砂岩壁面，形成一层泥质的地仗层，只有极少数的石窟没有这一层；待地仗层完全晾干后，用白垩粉或石膏粉涂刷，形成白粉层；最后一层层地上颜料，形成颜料层。所用颜料除青金石来自阿富汗外，其他基本取自本地，由矿物颜料和有黏性的牛皮胶混合而成，红色为朱砂、铅丹、铁红，蓝色是石青和青金石，绿色是石绿和氯铜矿，白色则是白垩和石膏，都很常见。“猴骑鹿”所在的这个菱格里，便将以上所有颜料都运用到了。“猴骑鹿”图案所在的壁面相对完整（蔡小川 摄）

这块壁画如今仍能在森木塞姆完整地被看到，直接的原因除了它不是佛像，没有在14世纪当地改变宗教信仰后，遭遇脸部被毁或是袈裟上金箔被人剥去的破坏，也许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就是它不够大，或是风格不够鲜明，而在百年前逃脱了被揭取的命运。1903年日本人渡边哲信到此考察了35个石窟，写下《西域旅行日记》，森木塞姆石窟开始为现代学界所知。此后，1906年至1915年间德国考察队两次到访，研究、揭取、盗走壁画，运回德国的博物馆收藏；俄国人别列佐夫斯基和奥登堡一共来此三次，揭取盗走壁画。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曾在记述中将46窟称为“饿鬼窟”，看中它的穹隆顶“中国风格的叶形和花朵图案”，以及门壁上供养僧人和世俗人的图画，于是他们把这些感兴趣的人物连同题记一起剥离下来带走，“拱顶已经在（德国）民俗博物馆展出了”。“猴骑鹿”躲过了这轮番的揭取。但同在30窟，右甬道就有一块壁画被揭走了。

幸存于此的壁画仍要承受时间的考验。原本而言，虽然会有蜘蛛、蚂蚁、仿爱夜蛾把石窟当巢穴，擦伤壁画，其排泄物的水分还会损害颜料层，但更主要的挑战是，岩体本身的结构就不稳定。龟兹石窟都开凿在却勒塔格山两侧，由河流和冲沟切割而成的陡壁岩体上。这里又恰好处在相对稳定的塔里木台地和相对活动的天山褶皱带的过渡带上，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地震带，而支撑石窟的岩体大多是由松散、极易风化、遇水崩解的砂岩、砾岩、泥岩互层组成，一次地震就可能把岩层震松、震裂，像在克孜尔石窟的陡峭的谷内地区，周边发生地震，就曾直接导致窟体坍塌。森木塞姆石窟群所处地势并不十分高耸、陡峭，窟体因地震直接垮塌的现象近些年未曾发生，但各种地质危险仍然随时存在。文物修复专家曾在龟兹地区做过实验，当地拳头大小的岩块完全浸水后，10分钟以内就会彻底崩解，现实中就是，往往一场大雨过后，石窟的山体表面就成了泥浆。植被稀少，基岩裸露，在沙漠性气候下，每年的春秋季大风和季节性洪水都是巨大的考验。资料显示，当地春秋季节的大风最长可持续12个小时，时常伴着沙暴，直接吹到崖壁岩体上；雨季时，地表径流又汇聚到沟谷中形成洪水，夹带大量泥沙、硬石沿沟谷向外涌出，直接侵蚀、破坏沟谷两侧洞窟的根基。而每次洪水过后，会在山谷间形成沟底狭窄、厢壁陡峭的冲沟，冲沟在之后的暴雨中会不断发育、扩大。在森木塞姆的山谷里，我们随处可见洪水恣肆过的痕迹。受风蚀、雨蚀和冲沟的切割，石窟岩体一旦有崩裂，就会随着裂缝不断崩裂下去，乃至垮塌、滑动、倾覆，里面的壁画或是开裂错位，或是直接变为碎片。几乎所有的石窟都受到这样的损害。30窟的破损相对较小。当我们进入30窟时，能感受到它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房间。根据《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它主要的问题是主室曾有整体坍塌的风险，1982年保护人员曾在主室中部砌一堵墙来支撑窟顶。但30窟中的壁画整体破损严重，大部分已残失，仍存的壁画中，土色里经常可见地仗层的麦秸。

这都是石窟内部环境被破坏的结果。随着前室坍塌，春秋季大风天气暴发时，沙尘暴和风后持续数日的浮尘被刮进石窟，导致壁画颜料颗粒状脱落，甚至在画面上留下擦痕和凹坑。而当地1月最低气温可以低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7月最高气温又能达到37摄氏度以上，巨大的温差和强光辐射，既会导致包含麦秆、毛、麻等植物纤维的地仗层与岩体脱离，形成空鼓，进而在重力作用下造成地仗层附带颜料层大面积分离脱落，在石窟壁上露出岩层原本的土色，又会导致颜料层变色，红色的颜料蜕变为棕黑色或黑色，一些牛皮胶含量高的颜料层会龟裂、起甲，使壁画表面像鱼鳞一样，一片片翘起。

而雨水顺着缝隙流入石窟，不光会直接冲刷壁画、糊上泥渍，还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危害。雨水渗入石窟后，向壁画表面移动并蒸发，将水中的可溶盐留在壁画地仗层内并结晶，形成坚硬的盐壳。当新的水分再次入渗洞窟后，不但带来新的可溶盐，同时将原有的盐壳溶解，水分蒸发后再次结晶。地仗层中由此可溶性盐越积越多，且始终处于溶解—结晶的变动中，在地仗层内游离，形成酥碱病害。久而久之，地仗层就会酥松、解体、脱落，颜料层也会变色、粉化，以至消失。

所幸“猴骑鹿”的图案位置较高，周围没有裂缝，猴子与鹿保存完整，只是表面色彩黯淡，绿色的菱格中露出岩体的土色。“1975年我父亲开始做文保员。之前当地无人管理，牧民在这里放羊，废弃的石窟还被人用来住，在里面烧火做饭、取暖，有些石窟内的壁画完全被熏黑了。”居马·艾米都力记得，当时为石窟修木门，不单是为了防人偷窃，也是防止当地人把石窟当作羊圈。

那时没有专门机构负责龟兹石窟和壁画的科学修复、保护，直到2000年也只有两名技工从事日常看护、小修小补方面的工作，但他们无法解决诸如地仗层酥碱的问题。《龟兹石窟壁画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研究报告》中记载，80年代时，为了加固大面积脱落的壁画，修复人员曾在风化裸露岩体上刷一层水泥浆，之后依次抹麦草泥层和三合土层，由于水泥层和三合土层不透水蒸气，反倒使底部毛细水分在岩体内部上移，造成壁画酥碱，又因为水泥层和三合土层与麦草泥层性质差异大，加固层分层开裂、脱落，连带边缘壁画一起脱落。

200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拨付专门资金，用于龟兹石窟壁画的保护修复方案设计工作。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郭宏记得，当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好主办中国与意大利联合培养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培训班，在龟兹研究院主管保护修复工作的叶梅参加了其中的壁画保护修复班，与主讲壁画修复的他结识，就请他帮助。于是当时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郭宏作为项目负责人，组织人员进行了龟兹石窟壁画保护修复的方案设计，一做就是10年。

“2008年12月，我带领团队第一次去森木塞姆石窟做壁画保存现状调查。当时没有道路，越野车上准备了铁镐、铁锨，遇见沟坎，就随时填补。因为要经过一条结冰的河，必须选择在早上7点前出发，在河水没有化冻前到达现场；返回时则又必须晚上10点以后出发，待河水再次冰冻后，越野车才能穿过河流。”郭宏回忆，那时他们做调查很艰苦，就在居马·艾米都力出生的那个砖房里休息，午饭和晚饭啃个苹果、带个馕。调查很快就完成了，但带工作人员进入现场修复，却是等到路修通了才能开始。

郭宏曾研究、处理过敦煌莫高窟的病害，也修复过岩画、墓葬壁画。带队考察一遍龟兹石窟后，他发现龟兹石窟的问题在北方石窟普遍存在，主要是支撑体风化，地仗层酥碱、空鼓、脱落，颜料层起甲、粉化，其中地仗层空鼓和颜料层起甲最为常见和棘手。郭宏介绍，修复实际就是让壁画尽量保持原状、延缓破损的过程。“温湿度的变化对壁画影响最大，修复是为了消除不稳定因素，使温湿度保持一定的平衡。像已发生了酥碱的石窟，只要壁画与石窟环境的温湿度一致，水分没有入渗，酥碱对壁画的危害就能缓解。等平衡再次被打破时，再进行下一次修复。”

于是他们就在不改变文物原状、最低限度干预石窟的情况下，寻找与颜料层、地仗层最兼容的修复材料，既保证材料能够渗水、透气，又保证这个材料本身可以很容易地被处理，方便未来有更合适的材料做替换。

但即便有修复敦煌莫高窟的经验，郭宏和团队最初做的最简单的事，恐怕就是为石窟已有的木门糊上纸，防止风沙进入。因为当地工作人员在修复克孜尔石窟的空鼓时，曾沿用治理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方法，结果因壁画的砂岩支撑体岩体已严重风化，壁画地仗层酥碱严重，灌浆材料与支撑体黏合后，连同风化支撑体一起脱落。郭宏团队需要更加慎重，从最基础的材料分析开始，重新探索材料和方法。他们用X射线分析壁画，将岩体、地仗层、颜料层中的材料都取样带回北京，用精密仪器分析化学成分。重新配置、测试粘贴壁画的材料也是重要环节，需要寻找对颜料层颜色影响小的乳胶，既保证壁画原本的光泽，还能透气、防尘，最终选定一种固含量3%的Primai AC-33乳液。他们还在石窟群周围遍地找泥，寻找加固地仗层、修复空鼓的填充材料，最终发现库木吐喇石窟周围雨水沉积的黏土最为合适，取材于当地，色泽、材质相近，又比原本地仗层的土黏。

修复工序非常精细。从库木吐喇找来的黏土，要在去离子水里反复浸泡三四次，脱盐后才可以用。修复最复杂的空鼓病害时，为将鼓出的壁画贴回去，既要保证拱成弧形的壁画像展平的纸一样，贴回壁面时还不能破碎，工作人员就得先在没有画面的部位钻注浆孔、埋胶管，再用内窥镜观察空鼓壁画内部情况；然后制作壁托支撑壁画，以棉花和柔性纸做衬面，用兽医的针头顺胶管灌入Primai AC-33乳液加固岩体，如此反复两三次，过程持续一周以上。而一旦灌浆加固后发现有可溶盐聚集，还要制作特制的脱盐工具盒，将壁画脱盐，同时将壁画表面的相对湿度调整到与石窟内的环境相一致。最终当壁画干燥后，拆除支顶板，切割注浆管，用与地仗层、颜料层相同的材料为注浆孔补色，使修复后的壁画与原貌相近。

郭宏记得，到2012年时他们已经完成了龟兹石窟中主要石窟群的修复和预防性保护方案，把壁画起甲、空鼓、粉化、酥碱、裂隙、悬空脱离等危急病害都解决了。此后郭宏回归高校，修复工作由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独立承担，修复、保护方案成为日常遵照的规范。我们在石窟里仔细观察，能看到有些壁画更鲜亮，上面的浮尘被扫去，那是曾经起甲的颜料层被修复的印记。我们从森木塞姆石窟回到克孜尔，这里有龟兹壁画修复、保护的大本营——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保护研究所。在修复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脑里可以看到，他们管理下的每一个石窟群都有一个“石窟安全巡查记录表”，上面是重点石窟需要着重关注的病害。森木塞姆石窟群有11个石窟需要重点监测，涉及龟兹石窟会出现的所有具体问题，30窟不在这份“病历”中，反倒是它旁边的31窟在列，注明“后甬道顶部壁画表面裂缝”。

如今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每个季度都会组织修复、安保等部门联合巡查一次下辖的9个石窟，每次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们到访前，工作人员刚刚于9月初完成对克孜尔尕哈石窟的秋季巡查，正在整理巡查报告。对森木塞姆石窟的巡查正在排期，夏季巡查时没有发现问题。“地震、暴雨后，工作人员也会临时去看一圈。现在龟兹地区的气候比以前湿润得多，以克孜尔石窟最为明显，10年前雨水没这么多，窟前的红柳和芦苇远没有这么茂密。”修复中心主任谢文博说，只要下大雨，他们就会很紧张。前些年，地震和大雨过后，克孜尔石窟谷内第135窟那里就有凳子那么大的石块从山顶落下来。“去年雨水尤其多，库木吐喇石窟发生洪水，很多石窟直接进了水。”

谢文博是甘肃张掖人，2013年入职时，保护所正在人员补充过程中。郭宏说，2008年他到库木吐喇石窟调查时，龟兹研究院负责修复保护的只有叶梅一人，从那时开始，龟兹研究院成立了保护所，引进了西北大学等院校的文物保护专业本科毕业生。谢文博学的是化学专业，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环境、颜料，乃至乳胶的成分，寻找病害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如今修复中心有十多人，比谢文博刚来时多了一倍有余。在修复中心里有一个小实验室，除了保存已经编号的壁画碎片，还有显微照相机和测色仪，能够看清岩层、颜料的结构，对颜料成分和修复前后颜料层的色彩和形态有大致了解。

在郭宏带领团队完成石窟整体的修复、保护方案后，目前谢文博更在意的，是寻找到壁画中盐分更精细的来源和修复壁画时乳胶更精准的配比。“有时壁画上相邻的两个位置看似条件都一样，但却一块有酥碱，一块完好无损。只有找到盐分的具体来源才能预防，否则当病害发生，再修复也已经无法彻底复原。”谢文博说，他很羡慕敦煌研究院的专业实力，那里的修复团队有100多人，文博、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的人才都有，他曾到那里短期学习过，学习他们用渗透性、耐久性等一系列指标来筛选乳胶材料，“因为在石窟里，面对不同区域的不同颜料，比如一块蓝色、一块绿色，粘这两块壁画时用的胶，按理说配比也应该有所区别”。

相比敦煌，龟兹石窟经受地震更为频繁，但大规模的窟体加固相当于给整座山做钢筋混凝土的改造，成本过高也不现实，这就更需要及时将掉落的壁画碎片贴回去。“一旦掉下来的碎片长时间没人管，或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摔成了小块，就难以挽回了。”2022年郭宏曾回到龟兹石窟考察此前修复材料的效果，发现当地为木门做了升级，设计出有百叶窗的门，给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中有地面图案的石窟铺上了地板，甚至在容易遭受洪水的库木吐喇修了一层层的防波堤。而更直观的表现是，克孜尔石窟的保存状况明显好于其他石窟。因为克孜尔是大本营，人手多，不仅修复中心的人会做巡查，临摹、讲解的人也都会时常进窟，他们对壁画的内容也都很了解，一旦有壁画掉落，很快就能发现并归位，其他石窟就难有这样的便利。在森木塞姆，有些壁画碎片就被码在石窟的角落，很难再复原。

相比相对完整的敦煌莫高窟，龟兹石窟位置分散，且壁画细碎。像单独修复一处壁画起甲的问题，一两个人三四天可以修好，花费也很低，但各处问题叠加在一起，对于研究所来说开销也不小。

于是，“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就要尽量精细，在接待游客较多的克孜尔石窟尤甚。雨天时，工作人员会密封木门，减小石窟内的湿度。在高处的石窟外，工作人员会提醒气喘吁吁爬上来的参观者，呼吸平稳后再进入石窟。“因为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对壁画的腐蚀也很严重，二氧化碳会结合空气中的水汽在壁画表面形成酸，令壁画的色彩变淡，甚至颜料脱落。”谢文博说，“在夏天的游客旺季，为了让石窟里的水汽和二氧化碳排出去，我们会把石窟的门多开三四个小时。晚上8点闭馆，等到半夜12点时，工作人员再去逐一把门锁上。”

（参考文献：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著《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意]魏正中著《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徐永明、叶梅、郭宏编著《龟兹石窟壁画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 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