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如何“贴地飞行”

2015年，科幻作家、《三体》的英语译者刘宇昆为美国知名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 ）采访了初出茅庐的中国科幻作家糖匪。刘宇昆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尽管周围人都精心打扮，但她却背着一只双肩包，造型像个耷拉着耳朵的兔子，我立刻就知道我俩能合得来。”

将近10年过去，糖匪的包换了，但我能觉察到眼前的她和刘宇昆描述的样子相差无几。两次见面，她都穿着条纹衫（很可能是同一件），蓬松的头发随意扎在脑后，衬得整个人更加纤小，使得她在谈话中的亢奋更像燃烧的一把柴火。

接受刘宇昆专访的时候，糖匪刚刚“找到自己的名字”。《黄色故事》是她第一次写科幻故事，没想到得到了刘宇昆的青睐，作品译成英语后被收入美国APEX 2014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选集。后来，她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克拉克世界》等国外科幻杂志上，有了自己的外文选集，成为刘慈欣之后在英语世界拥有粉丝的新生代中国科幻作家之一。

虽然写了10年科幻小说，糖匪的身份在大众认知中还是有些模糊。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后来的人类》，包括《看云宝地》《快活天》《半篇半调×2》三个中篇，大多发表在《收获》《上海文学》这样的纯文学期刊上。和过去相比，她笔下的故事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近。在她看来，科幻不是一种类型文学，而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她去复旦大学讲写作课的时候告诉学生们：“你们以后未必会写科幻小说，但你们的小说很难避免技术元素。如果不能深刻理解技术，也基本上无法很好地理解当代生活。”“后人类”的一天从哪里开始？可能是一块烧煳的鸡肉、一屉难吃的小笼包，或者一场美妆直播。读《后来的人类》，熟悉和不熟悉科幻的读者可能同时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故事之间的距离。

你会读到一些“很不科幻”的主人公：生活拮据的御宅族、困在家务中的主妇和不得志的记者。情节往往是琐碎的日常话题，关于吃穿、疾病、婚姻、工作、金钱。拥有全智能家居系统的主妇依然手动分类衣物，在虚拟空间拥有79位恋人的单身男人走上街头寻觅早餐，拥有完美肌肤的“塑料人”勤勤恳恳地做着美妆博主。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周遭和体内发生的异变一清二楚，同时又毫不关心。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为糖匪上一本小说集《奥德赛博》写推荐语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定义她的故事是“一则又一则后人类传奇”。但这本直接以《后来的人类》命名的集子却很难称为“传奇”。“很多人觉得这些场景太平凡、太琐碎了，好像科幻应该是奇观，有很刺激的东西和更宏大的主题。但我的这本书里写的都是个体，没有赶上车的那些人。一些陌生之物其实已经进入了现实，但需要你把它辨认出来。”糖匪说。

什么是“后人类”？美国哲学家唐纳·哈拉维（Donna J.Haraway）1958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提出了“赛博格理论”，主张要摒弃一切严格的界限，尤其是将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分割的界限。换言之，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将生活在一个生物体与机器相互嵌合的未来中，这意味着需要重构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后人类”很快成为科幻作家热衷的主题，无论是和菲利普·迪克一起好奇“仿生人会不会数着电子羊入睡”，还是为《黑客帝国》《阿丽塔》《攻壳机动队》里的主角揪心，都属于对“技术时代，人何以为人”这个问题的焦虑。

糖匪对科幻里的“后人类”有自己的理解。2018年的香港MELON科幻大会的发言里，她提到一些经典科幻作品里的“人类变体”——《银翼杀手2049》里的复制人和《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她直言这些高度“拟人化”的设定令人生厌，它们在心理上仍然是和人类相似的造物，无法真正抵达我们需要的“后人类”思辨。“奇观并不是陌生感，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他者。”讨论“他者”的意义不在于为将来真的遇见外星人做准备，而是为了在这个当下，讨论逐渐变得陌生的自己，以及我们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在刻画“后人类”体验这件事情上，糖匪抓住一个跟技术无关的命题：感官。《看云宝地》中有一段关于假山石的描写。主人公鹤来闯入了虚拟世界里一处从未去过的假山，它不是固态景观，而是一个不断流动生长的空间。云和山石形成叠影，同步吐息，下一步的云朵和下一步的山石同步同构，云流石动。鹤来观看这山和云不是通过眼睛，而是通过身体——因为“身体不能领会空间”，在刮擦、磕碰、跌倒间，他逐渐被迫习得空间的形状。当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感官成为衡量自身与他者边界的前锋。

这段描写来自糖匪自己病中的体验。她不愿意多谈自己的病症，但承认病痛放大了周身的感官刺激，像一个陌生的他者从身体内部生长出来。不只是鹤来，其他的主人公——被微塑料吞噬的女主播，把自身装进铁球出租肉体痛苦的卧底记者，都在用感官重新辨识自己的存在。这与她对“后人类”的认知衔接起来。“当你渴望机器改变你的肉体时，意味着你已经可以接受异化，包括医美、整容、机械义肢、人造器官。我们已经处于新旧交替的边界。问题是如何觉察到自己的肉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异化，以及作为一个‘后人类’该怎么生存下来。”

和印象里上天入地的科幻故事不同，读糖匪的故事，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将技术带来的异化痕迹从密密铺排的日常里挑出来。几位主人公中，最普通的是《快活天》的女主角欣敏，上一秒讲寻得一把新鲜水嫩的金针菇和菠菜多么珍贵，下一秒谈生育的难处和婚姻的乏味，直到她在脑中直接与人工智能对话，执意要给管理自家公寓的智能机器主脑中分离出一个只陪自己聊天的机器人格，才隐约透露出一点置身未来的线索。其中有一整节关于洗衣机的讨论很有意思：已经存在防微尘材料的时代，欣敏用的洗衣机却和一百年前并无差别，笨重、复杂、吵闹，和其他家居清洁型机器人一样毫无进步。技术层面的解释过后，话尾落在一成不变的人性上——这种“落后”或许是潜意识的安排，技术进步省下的时间不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改变，反而令人难以忍受。人类需要麻烦和差错，就像“需要阑尾”。

这种阅读体验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具体的忧虑，因为离自己太近。我忍不住问糖匪，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是“后人类”却不自知，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告诉我，重要的是辨认。故事里，转折总发生在心理上的“觉察”处。鹤来患了阿尔茨海默病，需要筹钱上传记忆。在日夜打工的过程中，鹤来拜访了少年好友，记忆里对方是第一批被选中参加脑机结合实验的幸运儿，其实他早就因为技术过时而苟延残喘，两人脑中的过去迥然不同。鹤来开始思考将人脑打包上传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忆又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它既包括被记住的部分，也包括许多细碎、扭曲甚至丢失的部分。鹤来反复走进那座变幻无穷的假山，最后放弃了手术。

写完集子里的最后一篇小说《半篇半调×2》，糖匪说自己“明白了应该如何去用科幻回应现实问题”。她提到迪金森的两句诗——“无论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是否意识到，巨变已经发生并将持续”（Her message is committed/To hands I can not see）。曾经指向未来的科幻，接下来的使命将是替处于蒙蔽中的读者操练身处临界点的平衡感，为了能够“在日常中保持紧张，在习惯中确认陌生”。时间拨回到2019年，糖匪的短篇小说《无定西行记》发表在《克拉克世界》杂志上，获得了美国最受喜爱推理幻想小说翻译作品奖。在万事万物都会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自动形成秩序态的世界里，生活在北京的青年无定，决定靠人力修建一条通往圣彼得堡的公路，和助手彼得罗踏上漫长的西行之路。历经三代人的努力，两人的后代终于勘定了横穿大陆的路线，最后回到北京，却发现北京西站刚刚通过熵增自动落成。一位路人告诉他们，“最多半个月，北京城往西边的大路就能自动生成了”。

糖匪给人的观感，跟熵增世界里的北京西站一样，在没有预期的状态下借由某种原始的驱动力自然成型，有时候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作品会是什么形态。当科幻作家之前，她当过实验员和记者，写过诗歌、奇幻和武侠小说。早期作品《博物馆之心》是为一场艺术展而作的命题小说，故事分为“A面”和“B面”上下两节，实际上也真的制作成了磁带。糖匪把故事朗读出来，在展览现场播放，但发现“大多数人连听完故事的耐心都没有”。第二次布展的时候，她挑出一些语句放大挂在墙上，文字成了视觉装置。

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上海的糖匪，现在定居北京，喜欢在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大都市旅居，口音南腔北调。她曾把自己比喻成空气植物，没有固定的文化根系，走到哪里都能汲取养分。卫斯理大学东亚系教授宋明炜在谈到刘慈欣以后的新生代中国科幻作家时提到了她，觉得这些新一代科幻小说家的特点，是给他留下一种不确定的印象，“即没有一种单一的事物可以作为标准，两点之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无限翻涌的曲线”。

“漫无边际”是糖匪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反复提及的形容词。“我是散养长大的，不像精细教养出来的上海小囡。”父母太忙，多数时候任由她在书店里胡乱翻书。对她产生影响的第一本书是幼年时在书店里读到的《意大利童话集》，很久以后她才发现那本书由卡尔维诺编辑。“那些童话没有边界，甚至还有血腥元素，是一种从人类伦理道德边缘漫出的形态。”庞杂迅猛的阅读中，《飘》《三侠五义》《教父》和古龙的小说同时涌入她的大脑。她手舞足蹈地对我谈起《流星蝴蝶剑》的开头和《教父》第一段高度相似。“我跟很多人说过，但大家都不相信。在网络评分机制诞生以前，我就培养了一种毫无预判的阅读方式。可以说我很早就养成了一种意识，将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

上大学时糖匪学了理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实验。等待结果的漫长时间里，她用老牌UFO科普杂志《飞碟探索》和《科幻世界》打发时间，当时只是觉得“很酷”。后来也读阿西莫夫、菲利普·迪克和勒古恩，但并未产生当个科幻作家的想法。毕业以后，她短暂供职于一家科研机构，继续做实验。实验精神在她的写作里留下了痕迹。“写实验报告的时候，将不成熟、不完美的结果并置在一起，同样是有效的信息。”写故事同理，拿同一个主题反复地操作，最终可以得到一个理想的形态。

相比其他在英文世界留下姓名的中国科幻作家，糖匪的代表作《黄色故事》篇幅最短，讲的故事却暧昧又抽象，极难概括。译者刘宇昆为此感到困惑，又因此被吸引：“小说用撩拨的手段不断带领读者走向理解歧道，从一个都市小说的开头走入赛博朋克风格的虚实叙事，然后越走离类型小说越远，直到我自己开始怀疑这到底是科幻小说、超幻小说、后现代主义哲学小说，还是一种新类型文字。”

到底怎么界定科幻文学？糖匪拒绝下定义，但不回避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在想什么是科幻，确认什么是科幻独有的特质”。她在和刘宇昆的谈话中找到一个比较贴切的答案。“刘宇昆说我的小说是speculative fiction，我当时不懂这个英文表达，回去查了查才知道是‘推想小说’。”从那时起，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想写的科幻，或者说一种可执行的工作方法就是“推想”。“故事的起点和落点可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怪诞夸张的，我的工作就是一步步用严密的逻辑推演，将起点和落点连接起来。”

英语科幻界开始倡导“推想小说”的时间点，大致可以定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科幻文学走出“纸浆杂志”时代连载模式下的套路写作，凭借更包容的美学感和对社会议题的关注，逐渐进入主流杂志和文学选集，出现了海因莱因、布拉德伯里、冯内古特这样在主流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名字。在中文世界，科幻文学从《三体》在海外成名以后才真正“破圈”，虽然出版量大增，但仍然困在“类型文学”的框架里，“推想小说”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更是一个不大熟悉的名词。

科幻文学发展上的时差投射在糖匪身上，“虽然国外读者很容易接受我的作品，世界科幻大会这样的活动也邀请我去发言，但我在国内可能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科幻作家”。除了《黄色故事》，糖匪没怎么在科幻期刊发表过作品，归属不明自然会带来一些困扰。“如果你写出的东西跟大家并不共同享有一个科幻文学上的父亲，那么你是很难被认同的。”偶尔思索自己到底算不算科幻作家，成了帮助她确认科幻文学边界的工具，“把那些表面的形式拂去以后，终于明白科幻就是个推想的过程”。

有一段时间，糖匪和美国科幻作家、评论家詹姆斯·冈恩（James E.Gunn）频繁互通邮件。冈恩尤其喜欢她的《孢子》，一个微观刺青艺术家的故事，但对她作品里虚构的那个艺术社区提出了疑问——“作为美国读者，这个语境我不太了解，它真的有现实关联性吗？”糖匪觉得这个场所的指向对中国读者来说很明确，并没细想。2020年底冈恩去世，糖匪开始写《后来的人类》，才再次想到见证过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冈恩给出的忠告或许是极有深意的，“科幻小说一定要和现实有对照和映射，打个比方就是贴着地面飞行”。

让她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写科幻题材的小说。她举的例子里包括《赎罪》的作者、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他最新的小说讲的是一个机器人爱上人类的故事。麦克尤恩在访谈里承认这个题材不新颖，重点是“这些都是在现实中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在《半篇半调×2》里，糖匪发挥自己曾经当过记者的经验，写了两个残缺的伪非虚构写作故事。故事里的两个记者，一个去调查美妆主播永葆靓丽的秘密，一个去卧底调查人体出租公司；话题似乎不新鲜，调查也笨拙艰难，最终无功而返。丢掉上帝视角，做一个迟缓但诚恳的旁观者，像糖匪对自己的概括，“我始终生活在余震中”。现在，她关心现实，但常常刻意屏蔽社交网络，或者停留四五天才去读热点事件的报道。“技术让现实涌入式地进入认知，我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然后才能对现实做出回应。” 科幻糖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