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借书园

五征君中的周永年较为特别。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为方便世人阅读，曾发愿编纂《儒藏》，发愿多建借书园，皆未能实现；他在科举上蹉跎久之，42岁考中辛卯恩科二甲进士，却又与同年邵晋涵一样，得了个“归班铨选”，不异一瓢冷水。幸亏朝廷兴办《四库全书》，给了他一份差事，也给了一个人生大舞台，因此显得格外珍惜和认真。如果说五征君在众多纂修分校中是突出的，则永年在五人中应是用心和用功的第一人。

关乎周永年家世生平的记载不多，仅知其祖籍浙江余姚，高祖一辈于明末移居济南，在军中担任都司，乃父周堂靠祖母、母亲抚育长大，后来做贸易，家境渐至丰裕。《续历城县志》说周堂生性节俭，身穿敝衣烂衫就上街，却舍得花钱给儿子永年买书。一次遇邻居诉苦，说挣点钱都给儿子还了赌债，他也跟着诉苦，说家里的钱都给儿子还了书债，街巷传为趣事。大学者沈起元主持泺源书院时，对周永年备加称许：“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起元为康熙六十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由吏部员外郎外任知府，仕至直隶布政使、光禄寺卿，后主持多家书院，识人多矣，而对永年极为欣赏，期许甚高，也透露出其家境已至拮据。济南南部多山，年轻学子周永年在30余里外的白云山般若寺侧建房（或租房）读书，号曰“林汲山房”，旁边有其他学子之舍如“爱山庐”等，沈起元也会应邀前来，师生同游，论学亦在其中。乾隆十九年考选贡生，泺源书院有27人入选，永年不在其内，沈起元有些意外，也只是要其学会承受。未久起元移教扬州，但一直关心永年的状况，闻知他因病迷恋上释道的养生术，有些着急，在信中写道：“年兄向有务博之病，近乃有逃虚之病，恐于身心毫无裨益耳。年兄前日只欲求养生却疾之术，遂惑于其说。愚昔二十四五岁尝大失血几殆，愚写非礼勿视四句于座右，时时体察，遂觉心清气静，病亦渐瘳。始悟心广体胖四字，吾儒具有养生之道，何必二氏也？”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乾隆二十五年秋，周永年得中副贡，亦即登上了乡试的副榜，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却不知是否进京就读。那段时间，他的心思可能全在借书园上，不再以读书应试为主。周永年曾在与同学的信中追怀往事，说“弟少壮失学，今悔之而无及”，所指应是离院后的十余年，详情已不可尽知，推测应与其谋划和经营借书园相关。应是痛感在北方访书、借书和买书的不易，永年想兴建借书园，不是一所，而是一批，搜集儒学及各类书籍于其间，招收年轻学子，并延聘饱学之士讲授。据其好友桂馥记述：“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桂馥别号萧然山外史，曲阜人，训诂学家，小永年六岁。他在文中没说此事发生在何时何地，推测是永年30岁之后所为。周永年志向远大，一腔热血，然囊中羞涩，拉着好朋友一起干，结果是跌入自己挖的坑。今人称周永年为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诚哉斯言，但那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撑，恰恰又是他所缺乏的。

周永年的科举之路也充满坎坷，至乾隆三十五年秋才通过顺天乡试，已然41岁。他是为何和如何到顺天应试的，看不到记述，仅知考中第八名举人，次年辛卯恩科连捷进士，为二甲三十一名。同治《湘乡县志》卷十七，记该房师邓文泮阅卷时的喜悦，“辛卯分校礼闱，得山左一卷，诧为奇才，力荐于总裁，谓此必名士，及揭晓乃宿儒周永年也。相国刘文正公呼为巨眼”。曹锡宝在自撰年谱中，也称得“老名宿周永年等九人”。而以周永年的年龄，一般不会入选庶吉士，但不予授职，令回乡等待安排，也使之大失所望，心绪烦乱。桂馥时在京师，作《送周进士永年》：

声名动日下，君心冲若虚。脱然返故乡，惟载满船书。徂徕山色好，独往治田庐。石室数万卷，愿为后人储。传之待其人，犹胜儿孙愚。来者未可知，此心与之俱……

可知二人分别之际，说的最多的还是借书园。回到济南后，他又开始为之奔波选址，所选之地改为泰山北麓的肃然山。永年自记：“壬辰之秋，南川家松崖明府将为余置别业，建借书园。余素耳肃然山阳丘壑林麓之美，因往游焉。”似乎找到了一个有力者，而最后仍是未成。

那时的（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文人绝大多数是务实的，周永年则始终怀抱理想，借书园就是他的人生理想，是他的梦。

乾隆三十八年春接到朝廷征召，与邵晋涵、戴震等入四库馆编书，对周永年的命运带来巨大改变。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买书、抄书、读书和聚书，这次算是掉进了书窝里，不仅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珍稀古本，也得窥内府和各省呈送之书，眼界豁然开朗。而其兴建借书园、招收贫寒学子就读的理念并未失去，常对不多几位好友谈起，其中就包括游学京师的章学诚。章氏在为他的书目题序，在为之书传时都提到借书园，施以重墨，曰：

藉书园者，书昌之志也。书昌故温饱，橐馁于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故以藉书名园。藉者，借也。尝以其意，请余为藉书目录之序。余序之曰：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而旧藏古椠，缮钞稀觏之本，亦略具焉。然书昌之志，盖欲构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为之赡其经费，立为法守，而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说十八篇，冠于书首，以为永久法式。呜呼，书昌于斯，可谓勤矣！

由于邵晋涵的关系，章学诚与周永年相识并成为挚交，对他的为人为学大加赞扬，也不无惋惜。在由浙东走出的学诚眼中，永年的图书收藏实在算不上珍稀，其兴办借书园的设想也有些迂，但那种传承儒家经典和普惠的精神，那份专注执着，则使之深深感动。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