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阳杂俎》：人情化的妖怪

唐人小说，在传统志怪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传奇一体，与诗歌一起，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然而，唐人志怪同样不可忽略，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这部记录仙佛鬼怪、人事乃至动植物、酒食的包罗万象的笔记小说，在鲁迅眼中，“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

《酉阳杂俎》的驳杂，从书名也可窥见一斑。“酉阳”典出梁元帝“访酉阳之逸典”，即藏诸世外的秘籍奇书；“俎”本为古代祭祀宴会中盛放牲肉的礼器，“杂俎”则意为天地之间凡百奇味，杂然前陈，无所不包。这部驳杂的大书中，历来为研究小说者所推重的主要是以“诺皋”为题，包括《诺皋记》（上下）、《支诺皋》（上中下）中记录鬼神妖怪的志怪，其中一些篇目因为篇幅铺陈，叙述生动，纳入唐传奇也无不可。说到这里，又得谈到“诺皋”一题的含义，据近人谭嗣同研究，其为巫师在诵念禁咒召唤鬼神时的发语辞。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段成式，出身世家，青年时期随官至宰相的父亲流宦各方，后以荫入仕，曾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广泛游历，加之遍阅密藏，博学强记，因此让《酉阳杂俎》这本书在词句上颇为奥博，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更为广泛的传布。

《酉阳杂俎》与之前的志怪描写有何不同？学者刘勇强告诉我，他在研究神怪小说时，特别强调其背后信仰背景的变化。“六朝志怪小说，一般的认识，会引用干宝在《搜神记》序言中的看法，‘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说他们总体倾向于相信神异的东西。唐代佛教、道教等宗教都有了一些变化，从宗教角度讲，唐人对鬼神谱系的利用，更加自觉化、体系化，这其实与理性化联系在一起，他们有意识地利用神怪形象，弥补想象的缺失，神怪想象其实提供了社会书写的一种方式。”

在《酉阳杂俎》卷八中，段成式记载了一段话：“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况相定黥布当王，淫著红花欲落，刑之墨属，布在典册乎？偶录所记，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也。”刘勇强将此视为段成式编纂志怪小说的原则：“一、重视知识性；二、关注真实性，补文献之阙；三、兼顾娱乐性。”从中不难看出，既有对传统志怪写作的继承，又有近世小说注重娱乐、令人展眉的特点。这其实与中晚唐的社会风气有着极大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也是唐代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玄宗皇帝在四川剑阁颁布《幸普安郡制》，自此各地藩镇正式拥有财产与辟署权，众多节度使府大量征辟人才，大量士子流动于藩镇幕府之间，也使他们相互交流奇闻趣事的机会大大增加。李鹏飞在《唐代小说繁荣的原因新探》中就谈道：“如果统计一下中晚唐小说作者的生平经历，就会发现绝大部分人都有过入幕任职的经历，比如李公佐、沈亚之、牛僧孺、段成式这些著名小说家都是如此。”士子们相互交流逸闻，形诸笔端，成为传奇志怪；反过来，有意识地搜集编纂小说集，也具有应付在闲谈场合讲故事的需要。段成式所谓“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当作此观。士子们之间编纂传奇志怪，互相传看，作为谈资，倒与诗歌唱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创作也由此一新。那么，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录的妖怪，究竟有何不同呢？翻开《酉阳杂俎》的诺皋篇，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恐怖的妖怪故事，这也符合人们对妖怪的传统想象。《续集卷二·支诺皋中》便记录了这样一则耸人的故事：唐贞元年间，家住望苑驿附近的百姓王申，经常在夏天送浆水给路人喝，他13岁的儿子也经常一起帮忙照顾客人。一天，一个穿着绿色短衣、头戴白巾的年轻女子路过讨食，自称丈夫已经去世，服丧期满，要去马嵬驿走亲戚。王申于是留她吃饭，当晚还留她过夜。王申的妻子请她帮忙缝衣服，看她手工精妙，特别喜欢，两口子一商量，就问她是否愿意留下做儿媳。女子爽快答应后，王申当晚就为两人举办婚礼。睡到半夜，王申的妻子忽然梦到儿子披头散发哭诉：“我快被吃光了。”妻子要起身去看，王申还叱责她多虑，可她刚睡下，又梦到相同情形。两口子打开儿子房门，发现有个怪物圆瞪双眼，齿长如凿，遍体蓝色，夺门而出，再看他们的儿子，已被吃得只剩下头骨和头发。

在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的一则大历年间的记述中，一位士人在京城生病去世后，妻子柳氏搬到丈夫在渭南的庄园居住。一天夜里，家中婢女被一个长着獠牙、嘴大如簸箕的白衣老者啃食殆尽，只剩骨头。几个月后，柳氏被一颗不断变大的胡桃，把头夹得四分五裂，血肉横飞。这些故事中，段成式对妖怪的描写非常具体，令人感到恐怖。

不过，在《酉阳杂俎》中，让我印象格外深的还有不少非常有趣、富有人情化的妖怪。这些妖怪上门的目的，颇有点像后来《聊斋志异》中的狐妖鬼怪，多少出于寂寞或者对士人的钦慕，并没有什么恶意。

在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中便有这样一个可爱的木耳精。唐代名臣郭代公曾在山间隐居，半夜时，房间忽然出现一个人脸如圆盘，在灯光下眨着眼睛。代公毫无惧色，慢悠悠地以笔蘸墨，在它的面颊上题写了一句自己的得意之作：“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写完之后郭代公反复吟诵，怪物便消失不见了。几天后，郭代公跟着樵夫在山间散步，看见一棵大树上长着有几斗大的白木耳，再一看，他题写的诗句还在上面。

在续集卷一《支诺皋上》中，所描写的树精则有些憨态可掬。话说在山间一座寺院中，智通和尚常常持念《法华经》入定。一天夜间，智通正在念经，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如是三晚。智通终于忍耐不住，回话道：“你喊我何事，不妨进屋说话。”只见进来一个六尺多高、黑衣青面、长着鼓目大嘴的怪物，见了智通还合掌行礼。智通端详了半天，让它烤火。怪物坐下来烤火，智通只管念经。那怪物在温暖的炉火边竟打鼾入睡。智通于是将炭火塞进它的嘴巴，怪物疼后起身跑了，还在门槛上摔了一跤，掉下一块树皮。天亮后，智通带人在后山找寻，发现一棵大青铜树，刚好掉了一块树皮，树干半腰还有炭火发出的火光。智通烧树之后，怪物自此绝迹。

这类妖怪形象的变化，在刘勇强看来，背后有信仰背景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物老成精，所有的东西年头久了，都可能成精作怪，而且成精以后，妖祟肯定要害人。这样一种观念，可能到唐代有些变化，有些小说在处理妖怪形象时，可能并不会特别渲染它的恐怖、危害性的一面，会描写它与普通人相似的情感特点。”

有唐一代，社会开放，中外文化交流活跃。《酉阳杂俎》中多次出现的夜（野）叉，便取自域外佛典。在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中记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夜叉形象。在这个故事中，外形凶恶又有奇术异能的夜叉，在梦中将一个村女掳走为妻，在村女发现它的真实身份后，坚持把她送回，同时谢绝与她同居人间，因为这样便会给村子带来瘟疫，后来它又授村女青石解毒，分明是一个不失多情、谨守缘分的妖怪形象。尽管段成式笔下的妖怪形象已开始跳脱出传统妖怪害人的窠臼，接着的问题却是，人与妖究竟能否和平共处？

在《酉阳杂俎》中，我们虽能发现许多具有人情化的妖怪形象，但人妖殊途，就算妖怪不害人，害怕它们作祟的人类多半也会除之而后快。在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中，一位寄居在亲友庄园修习学业的士子，因为没有礼遇上门陪伴的壁虎精，被拉入壁虎王国叱责，恐惧的士子谢罪之后才被放还。天亮以后，士子在墙外土堆中挖到十多石的壁虎，一把火将其烧光。前文提到的树精，最后的结局也是被智通和尚一把火烧掉。

但有一些篇目中，段成式所描写的精怪已有人的情感，面对这些精怪遇难，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果断除之，而是对其充满同情。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中便记述了一个虾精组成的“长须国”的故事。武周时期，有位士人随同新罗使节乘船，被大风吹到一个叫长须国的地方。士人在那里备受礼遇，还被招为驸马。生活十多年后，士人还和公主生了一儿二女，唯一让他不满的地方是，妻子也像这个国家所有人一样，长着胡须。一次宴会上，他忍不住赋诗一首：“花无蕊不美，女无须就丑。丈人试让拔完，未必不如有须。”后来王国即将遭难，国王因为士子来自大唐，派他向东海龙王求救。士子到那儿才发现，长须国的国民全是龙王每月所食的虾。见到在锅中蹦跳求救的虾精，士人不觉悲从中来，潸然落泪，后来在他的请求下，虾王一家被放走，士子也在龙王护送下返回中土。

可见在这个故事中，人类与虾精共同生活，不仅没有损害，还可结婚生子。而在上文夜叉的故事中，与夜叉生活几年的女子，在回家后则需要将夜叉赠她的青石磨成粉末服下，排泄出一斗多青泥样的秽物，方能解毒。

不论是人妖还是人鬼结合，人类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损害身体。在唐传奇《任氏传》中，狐狸精任氏重情重义，为了郎君最后不惜身死。她便谈到人们对精怪通常的认识：“大凡我们这一类人，被人厌恶忌讳的原因，不是别的，为的是会伤人。我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不嫌弃，我愿终身侍奉您。”

人情化的妖怪描写，或许正是唐代志怪的最大贡献。与传奇一起，它们共同指向那个即将没落的盛世所拥有的豪情、义气、豁朗。人妖虽然殊途，却自此多了一份温情。

（本文参考段成式著、张仲裁译注《酉阳杂俎》） 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