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44岁结构设计师的坠亡

记者·夏杰艺 实习记者·傅一波 编辑·王珊丈夫好像失业了，袁蕾是在今年4月初意识到这件事的。那时候，丈夫金飞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了，几乎不怎么出门，每次手机响了，还要背着她跑到阳台去接，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丈夫从2018年开始到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深总院”）下属的环境院负责校审，至今已有五年。前三年收入还算稳定，近两年他跟袁蕾提过，公司形势不好，裁掉了很多人，还发不出年终奖。

在袁蕾的追问下，金飞表情复杂地坦白，自己早在3月份就提出了离职。但他解释“离职并非完全自愿”，“公司想让你走，有一千种办法”。袁蕾没有特别惊讶，也没有因此很焦虑。虽然自己是全职太太，家里有一双儿女，全家每月开支和房贷约两万元，但因为他们卖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后曾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至少还够撑一两年”，而且丈夫在建筑设计行业工作近20年，经验丰富，要重新找工作应该不难。

“工作总有办法解决，可以趁这个机会歇一歇。”袁蕾安慰丈夫。之后的三个月，在她的记忆中是明亮的。丈夫终于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与她和孩子一起去公园、去菜市场、去爬山，和她一起做饭，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给他们辅导作业。傍晚不太热时，一家四口就到小区里打羽毛球。两个孩子都变得特别黏父亲，金飞也很享受被孩子“争宠”的感觉：“儿子一叫爸爸，他就马上答应‘唉！’，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女儿叫他，他又马上跑回来，在两个房间蹦来蹦去。我笑他，你就像个蚂蚱。”袁蕾回忆，丈夫当时很有感触地说，“好久没有过这么有烟火气的生活”。

但这只是一对中年夫妻人生中珍贵的暂停时间。7月6日金飞给孩子们辅导完暑假作业，中午时他告诉妻子，公司从2021年开始就没发年终奖，自己下午约了前公司的人，想要回之前被压的薪酬。袁蕾记得，丈夫是12点左右出门的，出门时还和女儿约好，下午回来陪她打羽毛球。

下午3点前后，见父亲迟迟不回，女儿拿起妈妈的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第一次未接通，第二次打过去，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孩子慌得立即挂断。袁蕾本来在忙家务，得知情况回拨过去，才知道对方是警察，让她尽快到派出所。在从龙岗家里赶往福田的路上，袁蕾想，可能是丈夫讨薪和同事起了冲突，要她去领人。

到了派出所，她的一位亲戚已经在那里了，告诉她事情有点严重，要做好心理准备。她问：“打伤哪里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人没了，从楼上掉下来的。”

7月21日，深总院发布情况通报，声称金飞于2023年3月10日因“个人另有发展”主动提出离职，经单位挽留，仍坚持离职并办理了手续，而在7月6日当天，金飞未进入原单位办公区域，且未与他人有过接触或沟通。同时，通报否认了金飞到单位讨薪的说法，“金某与我司不存在纠纷，未发生劳动仲裁事宜，我司也没有限制或影响其再就业的行为”。但在金飞坠楼的第二天，即7月7日，他的银行卡内收到了一笔入账——43270.65元，备注为“2021年绩效”。金飞今年44岁，身段不高，皮肤很白，发际线略微后退，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看上去比较斯文。他生于湖北黄冈麻城，父亲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供职于当地设计院，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虽然还在上中学时母亲就去世，但据袁蕾回忆，金家很团结，两位姑姑经常到家里和父亲一起照顾孩子，尤其喜欢金飞，从小对他疼爱有加。

金家的三个孩子中，金飞排行老二。其妹妹对本刊记者回忆，父亲做设计师的工资并不高，加上要独自养育三个孩子，家中条件一般。但父亲一直以设计师职业为傲，“老一辈人的追求不一样，生活上过得清苦一点没关系，更在意精神上的富足”。每次经过自己参与设计的建筑，父亲都会自豪地指给孩子们看。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金飞自小更为父亲所看重，他的成绩也最好，1997年考上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技术学院，顺理成章选择了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后，先是到浙江义乌的一所设计院工作了一段时间，2005年南下深圳，加入了一所民营设计院。

金飞来到深圳时，也是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逐步起飞的时代。那时候，深圳正迈入全面扩展的快速城镇化阶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号蜚声海内外，随着市场需求的暴增，大大小小的设计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2008年，金飞跳槽到了深圳最早取得甲级资质的民营设计院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在那里工作了近10年。当时的领导方连对本刊记者回忆，起初，金飞只是结构专业的一名普通员工，干了很多与画图无关的“杂活”，比如科研、报奖、报销，“这些工作没有产值，不能带来更多的绩效，但他从无怨言”。为了胜任复杂的项目，金飞主动学习当时还比较前卫的设计方法，比如CAD三维建模，而一些被离职同事甩下来的疑难项目，他也从不介意接手。“每年报奖项、发论文，很多下属会来求我，能不能加个名字，他从来没找过我。年终算产值的时候，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或争执。”

在行业野蛮生长的年代，许多设计师都有赚“外快”的机会，但金飞显得“非常淡泊”。要么不问酬劳参与一些同事的“私活”，要么拒绝供应商“用回扣换取推荐给甲方单位”的提议。一位曾与他有过合作的外单位工作人员也向本刊透露，当时金飞负责校审，给了不少修改意见。该单位当时曾请求他能否“通融一下”，减少修改，并暗示可以给一定好处，但金飞直接表示，“没什么好沟通的”。

对一个靠专业安身立命，并在行业向上时代依靠专业就能生活得不错的人来说，“沟通”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甚至常常是专业的对立面。但当金飞后来成为专业负责人之后，方连注意到，他不太善于“职场周旋”，因此耗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精力。“有一次出图进度很赶，甲方临时加了些意见，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主动向上要人手，但他不说，就靠自己死扛。”当时金飞睡在公司，不分昼夜连续赶了两三天的设计图，最后硬是按时出了图纸，这给方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隐隐感觉，金飞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刚直”，但缺乏沟通和斡旋的能力，让他无形中会多吃些苦头，也丧失一些被承认的机会。金飞在华筑期间，或许因为过多时间被工作占据，一直没考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证书，只能担当第二专业负责人。虽然赶上深圳房地产的起飞时期，参与过众多项目，但他的简历上只有一个获奖项目，排名也比较靠后。

不过，随着行业的上升和吃苦耐劳，金飞到深圳的前10年颇为顺遂。他在华筑连升四级，于2015年成为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结婚生子，有了一双儿女，还在深圳郊区置换了一套面积更大的房子。虽然因此背负每月上万的房贷，但妹妹记得，金飞在那几年意气风发，“整个人都是很自信、很洒脱的一个状态，谈吐也比较松弛”。国内房地产的从业者大概都会记得，2018年是行业的重要拐点。超过5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涉限购、限贷、限售等严厉措施，全国陆续发布调控政策超过400次，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史上调控最密集的一年。作为行业龙头的万科，在内部会议上喊出了“活下去”的口号。

也是在这一年，39岁的金飞向华筑设计提出离职，跳槽到深总院下属的环境院。据领导方连和妻子袁蕾的回忆，金飞当时有多重考虑：一方面深总院环境院提供的薪资待遇更丰厚，“年薪30万”“有一定的晋升机会”，提供的校审岗位也比制图设计轻松一些。另一方面，深总院作为当地设计行业的标杆性国企，在行业颓势的大背景下，应该是更稳定的地方。

但和金飞想象的不同，深总院其实并非传统的国企设计院。曾在那里工作了10余年的前员工陈晨告诉本刊记者，深总院于1995年左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出“项目经理责任制”——各院所的第一负责人对团队全权负责，独立承接项目，自负盈亏，“这就相当于建筑设计行业的‘包产到户’，很多国企设计院也有类似的改革，但很少像深总院这么彻底”。因此，深总院不但没有许多国企设计单位稳定的氛围，反而显得十分“狼性”。

金飞即将就职的环境院，是深总院内“综合实力最强的”一家院所，深圳能源总部大厦、深交所、大运体育中心等地标性建筑都是环境院的作品。环境院的负责人（即总工）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结构工程领域是“专家级别的人物”，多次带领环境院斩获CTBUH高层建筑金奖、柏林设计金奖、美国IDA设计奖、巴黎DNA设计奖等国际奖项。陆茂曾在深总院另一院所工作了10年，和环境院也常打交道。他对本刊回忆，那时深圳设计界流行超高层项目，而环境院正是以此闻名，其总工在“用钢量”上极有研究，“能在保证安全稳固的前提下，尽可能调整结构，减少用钢量，从而大大减少甲方的建设成本”。该总工对项目质量的把控也令他印象深刻，“当时大部分设计院都没有校审团队，但是环境院很早就成立专门的校审组”。

环境院的腾飞是在2013年左右。当时地产开发龙头企业恒大的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来深总院谈合作，和环境院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从此，环境院承接了源源不断的恒大项目，“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还有南宁、成都、上海、重庆……”在众多项目的喂养下，2018年时，环境院员工规模已扩大至600余名，达到成立以来的高峰。

但对个体来说，一个机构的高速发展期却未必让人舒适。恒大的项目大多是民用住宅，设计千篇一律，主要要求快速出图，以配合施工现场的高周转率。一套完整的项目图纸，正常的出图周期为45～60天，但高周转的背景下可以压缩到25天。设计师只需要按照甲方给的标准方案进行微调和修改，很难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陈晨和同事们经常熬夜制图，虽然参与了数十个项目，但他几乎叫不出什么项目的确切名字，从中获得的成就感更是微乎其微。

金飞的工作也处在高周转的压力下。环境院结构专业校审组仅有10人左右，所有项目图纸都要经过他们的检验。袁蕾回忆，丈夫在华筑时，除了出图节点期，基本晚上8点左右就能到家，周末也能休息，但2018年跳槽到环境院校审组之后，一家人很难有机会齐齐整整吃个饭。金飞每周只休息半天，工作日几乎天天加班，早时9点到家，晚时要十一二点。即便回到家，大多数时候也都泡在书房看图审图，直到深夜，“就算坐在沙发上看手机，都是皱着眉头在回消息”。金飞经常跟妻子感叹，“唉，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群！”随着高强度的工作，他到阳台抽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身体也进入了亚健康状态，“内分泌有点失调，手肘上还长了个瘤子”。下沉的孤岛

作为曾在职十余年的老员工，陈晨认为，以前的环境院算得上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当时也有不少加班，但是大家都是苦中作乐的，加班到晚上10点钟，就会有人张罗着买水果，几十人围在会议室的桌前，边吃边聊天。”总工虽然要求严苛，但对有潜力的员工，会主动帮忙做职业规划，也因此当时有很多骨干成员，在总工的“口水洗礼”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人，有的跳槽后还在其他设计院当上了总工。

但行业从上升期进入低潮后，“狼性”的另一面开始显露。这两年，不少依然在环境院的前同事向陈晨吐槽，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项目却越来越难做。曾在环境院短暂就职的一位员工告诉本刊，院里如今真正能做的项目很少，销售接到的需求大多是比稿或投标，她时常通宵做一个方案，第二天只是被甲方拿去做参考，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这是现在行业内的现状，活少人多。

小麦2020年左右曾到环境院工作。他是深圳本地人，来之前就知道环境院要求严苛，但还是被施工图的质量打动，想去学习。他回忆，环境院在设计大厦的办公室很大，每一间可以容纳上百人，每排工位大约有10人，工位窄小，人头密密麻麻。他和金飞同在结构专业，“晚上10点以前下班算早的，有同事为了一个项目，连续三个月凌晨3点下班，累到吐血。做到再晚，第二天也要正常时间上班，加班费则从来没给过”。他还亲耳听见过总工骂副总工，“浙大怎么培养出你这种废物？”对于刚入门、经常犯错的年轻人，领导训斥时还会说“给我把图纸吃掉”。

小麦回忆，工作期间他每月只能收到2000多元的深圳市最低工资。人力承诺，剩余部分将以季度奖和年终奖的名义发放，但最后年终奖一拖再拖，直到他离职时也未发放。小麦既不敢索要，也不敢提起仲裁，甚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很害怕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担心被识别出来后，今后无法留在这一行，“职称评审委员会就在环境院设计大厦，楼下就是住建局，想为难你太简单了”。

小麦提到的最低工资加奖金，是设计行业的特色薪酬制度。迟英是一家设计行业媒体的主理人，他告诉本刊，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资发放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压后发”，即每月只发极低的基本工资，其他薪资以季度奖、年终奖名义发放，或者压到第二年，以月度绩效的名义发放。但这部分压后发放的薪资，绝不会落在合同纸上。第二种是“预支发”，即月薪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部分，都是“公司预支给员工的”，如果年终项目无法回款，产值未达预期，员工反而还会“倒欠公司钱”。在两种发薪模式中，深总院各院所一般采用的是第一种。一位员工告诉本刊，她入职环境院之初，得到的口头承诺年薪约为税前8万元，但实际每月发到手的只有近2600元，剩下只能等年底当“奖金”发。

易遨曾就职于华东某大型国企设计院，他对本刊分析，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酬制度，是高周转之下的畸形产物，因为“甲方只需要你拿现成的东西改一改，流水线作业，快速出图”。也因此，设计院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速度，以及出图资质。这种模式下，“设计价格被越压越低，甲方不给钱，自己垫着钱也要上，甚至有些项目做完了，连合同都还没签，最后要不来回款”。而无法回款的风险，则通过奇特的薪酬制度，转嫁给了普通员工。陆茂说，多年来设计师们普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薪酬制度，是因为大家以前坚信，项目一定会回款，年终奖总会到来。但随着行业进入低潮期，本刊采访的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十余名设计师均反馈，行业欠薪、降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2021年初，恒大“暴雷”。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恒大负债总额超过2.4万亿元，而手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为43.34亿元。这意味着，近两年来，恒大创下了中国企业最高亏损纪录，远超同期所有其他房地产企业亏损之和。作为恒大曾经的战略伙伴，环境院积压了大量无法回款的项目。据多位采访对象确认，2021年以来，环境院的员工规模从高峰期的600余人“瘦身”至300余人。小麦说，因为合同上只签订了极低的基本工资，公司可以随意降薪，不发年终奖，所以不少员工都是“自动”离开的，“目前还留在那里的同事说，每个月都是靠花呗、借呗、微粒贷，借钱生活，等发奖金的时候，再把钱还了”。

行业和工作上的变故，金飞都选择一个人扛下来。袁蕾是在丈夫去世后，才知道公司给他承诺的薪酬，早就从30万元降到了25万元左右，只能勉强覆盖每月两万元左右的家庭开支。她后来听劳动监察大队问起，“你知道你老公身上有多少个项目吗？几十个，而且很多都是恒大的，回不了款的”。但金飞生前极少和妻子提起这些，只偶尔说过不喜欢现在的工作环境，觉得“这里的人冷冰冰的，没有什么人情味”。还说领导经常说“要封杀某某”，让人压力很大，工作时间与薪酬也远不成正比。而在同事的印象中，金飞工作比较独立，“脾气温和，不摆架子，但没有和谁特别亲近”。丈夫去世后，袁蕾发现甚至找不到一位相对接近的同事的联系方式。最后时刻

从3月10日离职后，金飞一直没找到工作。他投了一些简历出去，但就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袁蕾宽慰他，形势不好，可以试试别的行业，或许会有新的体验。但金飞笑着叹气，“我真佩服你这种心态”。他在设计行业工作了23年，职业情感超乎寻常。以前开车路过坪山医院、深圳大学，还有一所尚未完工的超高层大厦时，他都会高兴地指给孩子们看，“这就是爸爸参与建设的项目”。袁蕾回忆，“这么多年来，他压根没想过改行。但现在，这23年好像都被否定了”。

似乎也打算过重新开始生活。7月，暑假来临，金飞一家计划去港澳旅行。为了办理港澳通行证，7月3日他们去照相馆拍了新的一寸照，4日，金飞和孩子们一起刷墙，说要把家里重新装扮一下。袁蕾打算，之后也出去找工作。她原本是景观设计师，虽然结婚后辞掉了工作，但一直在兼职接私活，技能没有荒废：“孩子都已经九、十岁，我也可以放手了，再出去打拼一下。”

然而，金飞的内心似乎在不为人知的时候悄悄塌陷了。短信记录显示，从6月起，为了被压的年终奖，金飞给公司财务发了三条恳请查询和解决薪酬尾数的短信。虽然措辞仍是一贯的礼貌克制，但这一行为和他原本不愿开口求助的性格极不相符。就在7月3日，也就是和家人去照相馆那天，金飞还给财务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王工，实在没办法，我都给整抑郁了，尾数不多，能否解决下啊。”那天，财务回复他：“本周末前预计会发一笔。”

7月6日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金飞在下午2点10分前后到达深总院所在的设计大厦，乘公共电梯到达大厦19层。此后，院内的一处监控拍到他下坠的身影，时间是下午2点39分。中间有近30分钟的时间。

最后那30分钟发生了什么？家属表示，警方发现，金飞坠楼的地点是设计大厦21层楼梯间尽头的一扇窗户，推测他从19楼下公共电梯后，通过消防电梯或消防楼梯进入了21层，因为消防通道没有监控，所以未拍到他的行踪。虽然尚未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但警方已经排除他杀嫌疑。

21层就是金飞供职的环境院。借助家属提供的照片，前同事小麦认出了金飞下坠时通过的那扇窗户。他告诉本刊，这是“环境院办公室出门最近的楼梯间尽头，抽烟的人都去那儿”。这扇窗户下半部分是固定的，上半部分可滑动打开，高度差不多到人肩膀，爬上去需要花费一定力气，意外坠楼的可能性极小。小麦说，设计大厦的公共电梯可以直达21楼，但是要到达坠楼的楼梯间，还需要经过环境院办公室门口一条长长的走廊。而金飞选择的路线，刚好可以避开原来的办公室，到达最后下坠的楼梯间。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所涉人士均为化名） 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