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言史学则推君

《旧五代史》，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本。邵晋涵在四库馆仅两年多，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旧五代史》的辑录（樊甲山 摄/FOTOE 供图）

比较起浙江同乡余集，邵晋涵要年轻五岁，但学问和名气都大很多。他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清代屈指可数的一流史学家。晋涵在未第时已以无书不读、过目不忘著称，进入四库馆后，遇有同事和总裁询及历史疑点，能随口告知出于某书乃至某页，获得信服。那时的学人谈论四库纂修，有一种说法是经部首推戴震，史部首推邵晋涵，子部首推周永年，集部首推纪昀，自有其道理在焉。五征君之美誉，也主要仰赖戴、邵、周三人。

邵晋涵为宋代邵雍之后，南渡之际族裔流播浙江，本支始祖邵忠曾任扬州路都巡，退仕后定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代有闻人，科名接踵，冠盖相望”。这些誉辞出于晋涵的好友洪亮吉，虽有几分夸饰，也非空穴来风。余姚邵氏乃耕读之家，晋涵的高祖邵琳中明崇祯十三年副榜，由教谕升山西洪洞知县，有文集行世；从祖邵廷采（念鲁）科场受挫后专心著述，有《思复堂文集》，号为姚江书院派的殿军；祖父邵向荣登康熙五十一年明通榜，自请就教职，做了很久的定海县教谕，有德声，著述亦丰；叔祖邵坡精研濂洛关闽之学，得主考官激赏，会试卷传诵京师，遭人陷害而落第；晋涵之父邵佳鈗随叔父读书，好学深思，记忆力与悟性超强，也较多影响到儿子。给予晋涵良好家教的还有母亲袁氏，幼承家学，熟知明史，常讲给儿子听，耳濡目染，养成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邵晋涵四五岁时，就被祖父带至镇海县学，亲自课读，年长六岁的哥哥履涵也时加引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曾忆写兄弟共读的时光，自己幼年体弱多病，20岁时患失血症，哥哥亲为调理，两年多始愈。乾隆三十年秋，晋涵得中举人，名列第四。该科正考官为曹秀先，入闱后突然患病卧床，阅卷由副考官钱大昕主持，读晋涵卷“谓非老儒不办”，见面始知如此年轻，学识博雅，拊掌称不负此行。后邵晋涵两赴会试皆落第，奔波于京杭之间，也为生计去做家教，终于夺得三十六年辛卯科会元，亦即会试的第一名。据朱筠描述：大学士刘统勋拿着一份试卷，对着任同考官的他赞叹不已，朱筠读后认为一定是邵晋涵的，极力赞同拔置第一，拆封后果然不差。刘统勋询问何以判断神准，告以当今优秀学者多与晋涵交往，自己也读过其文章，当然不愿意再错失杰才。廷试之后，邵晋涵列在二甲第一名，而诡异的是不仅未能入选庶吉士，甚至连分部见习都没有，给了个待分配。

这几乎是从无先例的事情，为什么？只能是皇上发了话，可原因又是什么？

《清高宗实录》卷八五三载，弘历在“亲阅定进呈十卷甲第”时，对刘统勋等读卷官说：

前因殿试对策，贡士等多用颂联，甚非先资拜献之道，屡经降旨饬禁。今日读卷诸臣将拟定十卷进呈，阅其文词，仍未免颂多规少，其间且有语涉瑞应者，朕意深为不取。夫文章华实不同，即关系士习淳漓之辨。贡士等进身伊始，若徒挦扯肤辞，习为谀颂，岂敦淍实学本意。现就各卷中，择其立言稍知体段、不至过事铺张者，拔列前茅；其措词近浮及引用字句失当之卷，酌量抑置。以昭激劝，并将此旨通行晓谕知之。

一番话高屋建瓴，气势恢弘，真让那些个新科进士羞愧，却一点儿也不反思这种情形是怎样造成的。《石渠余纪》卷一亦载此事：“三十六年辛卯恩科，廷试邵晋涵等一百余人，论以进呈十卷颂多规少，且有语涉瑞应，朕深为不取，乃择黄轩为第一。”由此也可推测：在进呈十卷中，晋涵的排名极可能在一甲，先是被改为二甲，尔后又落选庶吉士。就连曾对其卷击节赞叹的刘统勋，因皇上发了话，也不便再进一言。

意外的高中和更为意外的落选庶吉士，使邵晋涵如坐过山车，个中滋味，当事人自己未写，也就不烦猜测了。离京前，他到乡试座师钱大昕处辞行，聊天时谈了父亲的治学尤其是读《易》心得，恳请老师撰文表彰。大昕颇为赞赏，撰文详记二人的对话，也表达了对晋涵遭遇的惋惜。持这种感受的还有朱筠，他在当年冬抵任安徽学政后，即将邵晋涵延揽入幕。那是一段愉悦的日子：学署设于靠近长江的太平府，署中聚集了章学诚、黄景仁、洪亮吉等人，戴震也时常来聚。担任学政期间，朱筠推行自己的治学理念，提倡朴学，孜孜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巡考阅卷之暇，则与一班幕友切磋琢磨，一起探讨学问。就是在这一环境中，邵晋涵与章学诚、洪亮吉等结下终生情谊。

乾隆三十八年春的征召之旨，邵晋涵应是在安徽凤阳接到的。其时他正在某塾授徒，有些不开心，闻讯必抓紧启程赴京。前面已写到五征君皆有四库总裁的举荐，而提名邵晋涵者，一说是刘统勋，一说为于敏中。统勋本来就看好他，对其被弃用应怀着一份歉疚，自会趁修书之机相荐；敏中与学界交往更多，素喜延揽人才，久闻晋涵博学，也要力加推举。而乾隆帝的性情果毅，冲动之下常有偏执之举，事后也会反思，听到近臣的推荐，尤其是对晋涵入馆后良好表现的介绍，好感大增。于敏中在致陆锡熊的信中写道：

闻邵会元已到，其人博洽，于书局自大有益。前岁圣母万岁诗册内有“玉𨳸开寅”语，上询见于何书，遍检无可复奏。彼时敬堂先生云此稿出邵会元之手，便中希问之，将玉𨳸二字出处寄示为嘱。

可知当初邵晋涵还留下一个疑问，搞得皇上和大臣都弄不明白，现在他回来了，敏中赶紧询问。陆锡熊接信后自会去找晋涵，在复信中写明，敏中在下一封信里也写及，称“旧疑已释”，也会趁便回复皇上。而因看不到锡熊的信，我们仍不得要领。当年乾隆对他的反感或也与此有关，整一些罕见怪词在朕前显摆，偏不用你！

五征君入馆之初，全都参与了《大典》辑佚，又因内蕴与学识不同，成绩远非一般翰林可比。当年七月弘历传谕内阁，为他们进入翰林院打开了大门，晋涵于四十年四月直接参加壬辰科庶常的散馆考试，授为编修。孰料天有不测风云，老母袁氏于当年秋病逝，邵晋涵闻讯即离职南奔，在家乡为母亲守丧。由此逆推，此前他在四库馆仅两年多，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旧五代史》的辑录。

邵晋涵结束丁忧返京，已是四十三年秋，仍以编修回四库馆办书。他在第二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应是撰写提要，《南江文钞》收录有37篇，如其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写的提要，皆属重要条目，悉出晋涵一人之手。钱大昕称：“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诚哉斯言。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