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与海之间的南方地理

你一定记得牛顿第一定律吧，也就是惯性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地球在旋转，绕着地轴平滑地旋转，惯性使所有处于地球表面的物体都有被甩出去的倾向。我们在行进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跑偏了方向。这就是地转偏向力在起作用，在北半球，直行的你会倾向于偏向右走。但相对于我们的行走，地转偏向力太微弱了，几乎感觉不到。可对于河流，像长江那样水量巨大且昼夜不息地奔流，地转偏向力的作用要明显得多，河流的右岸会被不停地淘浊。其结果就是，长江出了湘鄂西大山，一直在努力向南探寻。中国东部的地貌，长江的北面以平原为主，而南面是我国三大丘陵之首——东南丘陵，面积足有百万平方公里，比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加起来的面积都大得多。

长江以南，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和两广，还包括安徽、湖北的江南部分都是山环水绕。这片巨大的丘陵地带北至长江，南至两广，东至大海，西至云贵高原，由大片低山和丘陵组成，也有山脉间杂其中，黄山、九华山、衡山、庐山、井冈山等都是其中典型的山脉。丘陵和山地，又呈现出北东—南西走向，平行于海岸线，仿佛是被太平洋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挤压而成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按照板块构造学说，扩张中的太平洋板块俯冲挤压欧亚大陆，在大陆板块的边缘便推挤出褶皱状的地表构造，在雨水、阳光和风等外力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北东—南西走向的山脉丘陵。我们古代的南方先民，就生活在这长江与大海之间不平坦的地貌之中。“七山两水一分田”

我从杭州沿着新安江向着徽州进发，道路两边山峦连绵，云蒸雾绕，火车不时要钻入隧道。火车沿线，凡是地势稍缓的山坡都种上茶树，山谷则填平了，不再是“V”字形的凹槽，而是平整出的庄稼地。山峦围合的山谷，只留出了很小的沟渠，有的沟渠在田地中间，有的在山脚，随着山谷的大小和地势建设沟渠。在这里，几乎每一片土地都被深思熟虑地利用着，可如此寸土必争，意味着要面对大自然不规则的暴雨、泥石流等天灾的操弄。

到了徽州古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还是大山中间相对平展的一片盆地，可耕地资源依然稀少，有着“七分山两分水一分田”的说法。尽管如今黄山毛峰名满天下，能卖出好价钱，可一户人家只有很少的土地，地块还很分散，采茶集中在春天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那里的民生还是挺艰难。徽州人之走出大山讨生活，徽商行走天下，原因就在于资源匮乏不得不经商立业，于艰难中寻出生活出路。

鲁迅先生在《南人和北人》里提到，“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若非迫不得已，生活在最先文明化的黄河流域的北人是不愿意迁居南方的。鲁迅先生提到了《洛阳伽蓝记》里有多处北人对南方的不屑，我找到一处，北魏朝中一位大臣，乘着喝醉，对北魏朝廷自嘲了一下，“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于是他遭到了激烈的驳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壃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怀揣着自秦至汉流传下来的掌国玉玺，可当地民众无非是渔猎的部落野人，连刚刚汉化的北魏鲜卑族都怀有优越感。瘴疠之地

南方对于北人，一个最大的环境障碍，是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湿气。有一年在广州，赶上春节后的回南天，雾气从大海北上，彼时南方的大地还没有从冬天的清冷中缓过来，水汽遇冷凝结出水滴，湿气无所不在，从地板、墙壁乃至玻璃上“钻”出来，那种湿冷让人难受到了骨头里，并且是无处可逃。不过，仅仅是湿气还算不得什么，古代北人来到南方，往往为山岚瘴气所病，那才是最令北人裹足不前的，杜甫在《梦李白》中写道：“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南方多水泽湖沼，瘴气又与湿热相伴，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瘴气与水汽联系在一起。其实所谓瘴气，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疾病的蚊虫、按蚊。

北方战乱，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南方山高林茂，是躲避战乱的好去处。故而每逢封建王朝跌宕，中原地区动荡，大批的世家贵族便举家搬迁至南方。他们的迁居，并非均匀连贯，而是逃难，一批一批。每一批次都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南方的“百里不同俗”，也和北人聚族而居有关系。

北方土地沦陷，逃亡江南的政权往往以北方的州县命名南方的地域，接纳北人，是为侨置郡县。以侨郡、侨县安置北方士族，保持其特权，还可以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

因为多山，南方林深树密，山峦间常笼罩着薄厚不均的云雾，虽然诗情画意，却给生活带来诸多麻烦。交通不便，人员交流隔绝，故而有“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说法。同一个乡镇，不同村说话的音调都不一样，跨乡的甚至相互听不懂。因为差异明显，南方人相互之间也有着比较强的个体意识，小群体意识也相对较强，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很容易分辨出口音的细微差别，但对于北方人似乎都是一样的。南北通路

南方多雨，有时候一片云彩一场雨，更多的是连绵一两个月的梅雨以及夏日汛期滂沱的大雨。南方的土地于是河流密布，千山万壑。除了长江和珠江，这里没有大河，但走在那里，却时时能感觉到江河融入了日常生活。宁波有甬江流过，甬成为宁波的简称；温州有瓯江，瓯成为温州的代称；金华旧称婺州，因为有婺江流过。河流名称与城市地名或简称同名，在其他地方有零星存在，在浙江却是“遍地开花”。

南方最大的两片水域还是和长江有着直接的关系，一片是洞庭湖，一片是鄱阳湖，两湖周边淤积出广阔的平原，是江南粮仓之所在。两座大湖均位于长江南岸，水面动辄数千公里，且接纳了来自更南方的水流，于是，溯溪而上就成了北方人向着国土最南端土地行进的通路。

北人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南方腹地，要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南征百越。第一次征战，始皇派出50万军队，分5军南征，每军要占领五岭中的一个主要的隘道，而占领湘桂两省边境山岭隘道的，就是其中的一股大军。这支队伍进击得并不顺利，3年兵不能进，军饷转运困难，于是在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是为灵渠。

灵渠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运河之一，又因为发明了堰坝系统，在古代工程技术上独具意义。灵渠最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打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联系，自此北人沿着洞庭湖，走水路也能进入岭南，再直下广州了。

秦朝是个短命王朝，国祚不过15年，居然两次南征百越，足见秦始皇的雄心，但穷兵黩武也耗尽了国力和民心，秦朝二世而亡。第二次征百越，有一位副将赵佗在王朝兴替间，机缘巧合成立了南越国。今日广州越秀山边有一座南越王陵博物馆，就是赵佗孙子，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赵佗活到103岁，是帝王中最高寿的，他的儿子没有等到即位，于是传位于孙。这位来自河北真定的一代枭雄似乎对南方的山岚瘴气完全免疫，由此可见瘴气也如同天花或新冠肺炎，部分人天然免疫。

秦汉时期，国人的南北行旅，也多贴着中部山地，沿着山路南北而行。沿着洞庭湖和湘江翻越南岭大山，是那个时候古人的经行路线。我们看地图，从长安出发经南阳、襄阳直下荆州，坐船由长江顺流而下到岳阳，进入洞庭湖，在沿湘江一路直上桂林，经由灵渠转入珠江水系，即可直挂云帆去南海了。当然这种南北交通，不是不可能存在，并且是中学地理考试喜欢用的题目，但只要看看湘江在西南大山里蜿蜒前行的路径，就会感叹古时行舟之艰难，甚至怀疑，彼时南北交流的必要性。

到了唐宋，中国的地理中枢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都从西部向东部移动，广州成为国际贸易大港，南北货物和人员往来不再像此前那样似有若无，比洞庭湖更靠东的鄱阳湖，在交通方面的地位变得重要了。唐代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主持在大庾岭开山辟道置梅关，这条借鄱阳湖南下的道路繁荣起来。

一条交通途路的繁荣，带来的不仅是商旅和经济，也带来了教育繁盛，由地灵而人杰。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来自抚州临川，即今江西省抚州市，这里现在并不起眼，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子之乡，晏殊、曾巩、晏几道、陆九渊、汤显祖等一大批名儒巨公皆成长于此，这里出过7位宰相、3000余位进士，很多村子都是一门数官宦。

这条通路的繁荣一直维持到清代《南京条约》一口通商结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港口的地位被颠覆，上海一二十年内便迅速超越了广州，江南的财货由海路直接运往海外，不需要经江西翻越梅岭运往广州港了。深入山岭之间

各地都在建设恢弘大气的博物馆，广州也不例外，珠江边和岛屿上，现代化的博物馆星罗棋布。可广州博物馆，却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改造的。这是华南首座博物馆，位于越秀山脚，利用的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建于明代初期的镇海楼。

镇海楼的名字让人好奇，通常，若是要“镇”，应该置放在被“镇”的物体边上，比如颐和园的镇水铜牛，再比如黄河边的开元铁牛。镇海楼建于明洪武年间，是当地罕见的5层楼砖木建筑，最初的名字是望海楼，“望”字其实比“镇”字语义更实，说明当时在广州是看得到海的。可如今，坐时速160公里的地铁，从广州城去南沙海滨都得半个小时。

秦汉时期的广州的确是海滨城市，其南边的中山和珠海还是海上的岛屿。珠江夹带的泥沙，南宋后加速堆积。广州南面，南海本来以一个“门”字的形状插入内陆，如今却被泥沙逼退，只留下一个不及当时五分之一面积的出海口。今日所谓的大湾，和两千年前的珠江湾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古时，即使江南之地亦被视为瘴疠多毒之地，更遑论岭南，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迟滞了汉人南移的步伐。可每次中原战乱，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乘势南压，尤其宋元时期，蒙古铁骑横扫，大批汉人在与瘴气、疟疾等不利环境博弈的过程中，逐步进驻并开发了岭南，明中叶以后，汉人深入南方山林之中做棚民，加速了山地的开发，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土壤的侵蚀。而西南广大山地里富饶的土壤，被珠江转运到三角洲地区，成就了沿海士农工商的聚集。

中国的人口在清代爆发，很大一部分爆发在南方的崇山峻岭和沿海新开辟的土地之上。清朝开国时期人口是7000万，到了乾隆六年就增长到了1亿多人。过了52年，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道光时期，全国就已经超过了4亿人口。不足200年时间，人口激增了近5倍，并且，是过去的中国这块土地历朝历代极限值的3倍。这究竟该如何解释？一种解释是过去人口统计有误差，清代“摊丁入亩”了，才没有了瞒报。但人口的膨胀，却并非统计误差可以纠正的。

清朝的疆域面积比明朝大，更比偏安于南方的南宋要大得多，清朝仅在四川一地，人口就多出了几千万，在广西这样偏远的地区，人口也暴增。平原之外，丘陵和山地涌入了大量的开发者，南美洲原生的马铃薯、白薯和玉米等耐旱耐贫瘠作物的引种，刺激了高仰之地的开发，这是肯定的。

但清代中国人生活质量之低下，人均粮食占有量处于汉代以后各朝代中倒数第一，也得到了多种统计的证实。低水平的人口爆炸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似乎要从中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传播去探求答案。

北方人到南方，对气候之不适，经常出现的词汇是山岚瘴气，瘴虐之疾。所谓瘴气，其实就是生活在潮湿环境里的按蚊。按蚊携带疟疾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疾病。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7世纪初，欧洲人将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引种到了欧洲。治疗疟疾的金鸡纳，也就是奎宁，是否传入了中国，并帮助人们克服南方山地的瘴气呢？另一个医疗上得到确证的事件是，按照马立博在《中国环境史》中的说法，在16世纪，中国已经掌握了一种早期的水痘预防接种方法，通过将受感染病人的痘痂粉末吹送进儿童的鼻孔，来激发人体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康熙还在皇室中推广过种痘。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有了靠隔离来防止病毒传播的知识。而英国人詹纳发明牛痘还是19世纪的事。《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作者彭慕兰则注意到，中国人对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兴趣在17世纪时大增，特别是满族人入主中原后，那时的出版商发现了一个现象，贩卖医学书籍大大有助于销路。

马立博另一部讲述岭南环境史的著作《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新》则提到，宋元时期汉族移民对瘴气的免疫能力就提高了。这本书还着重讲了一个事实：汉人在南方的山谷间排干沼泽，平整土地，却把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排挤到大山深处。一系列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汉人能够深入到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带，并逐渐取代了土著民族。而珠江上游农业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在蒙古人入侵时被南逃到珠江口的汉人拦截下来，遂成珠三角肥沃的土地。

烧荒的传统，日益加速的垦殖，南方丘陵和山地的森林分布日趋零碎，生态系统被不断消耗，华南虎不见了，大象也消失了。 南方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