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与我们

7月11日，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巴黎去世，享年94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处于隐居状态，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是在1984年。英国作家罗宾·阿申登问道：“我们应该怎样记住他？记得他的反讽和玩笑，他对爱情嘲讽的剖析，他对刻奇的憎恶，还是他打破我们的幻想时的快乐？只要还有谎言，他的作品就会对我们有教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昆德拉深受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的喜爱。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中说：“1986年文学圈就开始传米兰·昆德拉之重要了。韩少功1985年开译，1986年就迅速出版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7年对于我们的影响，是那种对存在的思考方式。”1987年，景凯旋翻译了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后来又翻译了他的《玩笑》和《生活在别处》。那时很多人嘴上都挂着昆德拉书中的金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

西方国家的读者在刚接触昆德拉的作品时，也觉得它们很酷，因为其中包含对权力的滥用、乌托邦的诱惑、存在的本质的思考。卡尔维诺说：“昆德拉的小说把情感小说与存在主义小说、哲学和反讽糅合起来，表明他是当代最狄德罗式的作家。”《泰晤士报》的讣闻说：“昆德拉是捷克20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文化人物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在年轻的、智性上有时尚感的西欧人的心目中，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像60年代人心目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种随身带着的饰品，要很招摇地去读它，最好是在巴黎的左岸。”像拉什迪所说的那样，昆德拉给他的读者的想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存在是轻的，无法修正、没有第二稿，这让人难以承受，但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美国作家乔纳森·罗森说：“1980年，我在上高中，昆德拉的《笑忘录》被从捷克语翻译成了英语，我仍记得那样一部融合了回忆、哲学和历史的小说的出版带来的兴奋，书中描写的放荡生活就像《傲慢与偏见》中描写的晚宴派对。在80年代读昆德拉，就像观看《广告狂人》，相信抽烟、喝酒、抓秘书的臀部是在大胆地肯定个人的自主性。”美国作家戴维·尤林说：“昆德拉的作品模糊了政治和爱欲、头脑和身体之间的界限；每一本书都推翻了一套等级体系。其效果让人眩晕、振奋。他的基本主题或者说遗产是解放——形式、风格、性和政治方面的解放……在昆德拉对小说的构想中，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没什么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可以自由玩耍，不仅是自由，而且是必须自由。”

昆德拉是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儿子，他自己是一位爵士乐音乐人，后来转向文学和电影，在60年代被布拉格电影学院聘为教授，1972年被电影学院解雇，1979年夏天，捷克政府宣告取消昆德拉捷克公民的身份。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总结说：“昆德拉是一个反复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跟他这种复杂、曲折的经历相比，许多美国作家的经历就像西红柿的成长一样平平无奇，所以昆德拉能够像加缪那样，轻松地把个人和政治意义融为一体。”

生活中的昆德拉也很爱开玩笑。1968年12月，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乘飞机抵达布拉格，昆德拉负责接待他们，带他们去了一家桑拿店。随着热气的蒸腾，他们的身体太热了，两位客人问，可以去哪里把汗甩掉。昆德拉带他们去后门，可以从那里走到冰冻的伏尔塔瓦河上的一个洞里。他指了指河，两位客人就爬了进去，以为他也会一起下去。但是昆德拉待在岸上大笑，两位拉美作家上来的时候已经冻得像冰棍了。马尔克斯说：“一个放开了自我的疯子先是在零上120度、然后在零下20度给我们解释他的国家的问题。”

袁筱一在《文字传奇》中说：“在昆德拉漫长的小说创作旅途中，他一直在重复这个词：玩笑。革命是玩笑（《玩笑》），逃亡是玩笑（《告别圆舞曲》），爱情是玩笑（《好笑的爱》），青春是玩笑（《生活在别处》），道德是玩笑，不朽是玩笑（《不朽》），回归是玩笑（《无知》），自我的寻找是个玩笑，甚至，家也是一个玩笑，生命本身也是个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堂吉诃德走出家门，他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毁灭的世界。越往下走，就越会纵情于玩笑之中。”

昆德拉曾说他不是一名教士，他不能告诉别人该信什么。但他在《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序曲中说：“要是真得给自己下个定义的话，我会说自己是个享乐主义者。”这是他的信仰，但不是自私地享乐。昆德拉把小说当作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他在接受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访谈时说：“小说不做任何主张，只寻找并提出问题。人的愚蠢来自对每件事都有答案。小说的智慧在于对每件事提出问题。小说家教读者把世界看成一个问题，这种态度包含了智慧与宽容。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人喜欢批判甚于谅解，热衷回答甚于质疑。”

他在《帷幕》中也为他的哲思型小说做了辩护：“像布洛赫和穆齐尔那样在现代小说美学中引入的小说思考，跟一名科学家或者哲学家的思考完全不同；我甚至要说，这种思考是有意非哲学的，甚至是反哲学的，也就是说坚决独立于任何既有的思想体系；它并不做出评判；不宣扬什么真理；它在探询，它在惊讶，它在探查；它的形式最为多样：隐喻的、讽刺的、假设的、夸张的、格言式的、好笑的、挑衅的、奇思异想的。”昆德拉在他的作品中探讨了许多一般认为是相互对立的概念：轻与重，灵与肉，偷情与忠诚，线性与循环，短暂和不朽，力量与软弱，记忆与遗忘，玩笑与严肃，荒谬与正常，大众与精英，抒情与史诗，媚俗与媚雅，乐观与悲观，虚无与意义……在他看来，很多问题都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没有哪一个肯定比另一个更好。比如关于生命是轻的、一次性的，还是沉重的、永恒轮回的，卡尔维诺说，如果永恒轮回是相同的回归，独特的、不能重复的生活跟重复的生活就是一样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无法挽回的。如果永恒轮回只是节奏、模式、结构的重复，细节是可以变的，那么每件事都有其他更好或更坏的选择，每一个动作就都变轻了。

直到晚年，昆德拉一直在探询，不变的是他的俏皮的态度，以及拒绝任何刻板的思想，拒绝做出断言。在昆德拉看来，生存是含混的、矛盾的，不承认这种含混和矛盾是不人道的，就会陷入深渊——“人生被两个深渊所围困：一边是狂热，另一边是绝对怀疑主义。”我们可以用玩笑对抗狂热。能对抗思考所带来的怀疑主义的大概是美的事物，是创造。

本期封面故事用55页的篇幅重新阅读昆德拉，包括他对中国读者在八九十年代——不止于文学——的影响。老文学青年、作家苗炜贡献了万字主文，模仿昆德拉小说的七章节结构，讲述了对昆德拉作品的接触史。昆德拉作品的三位中文译者，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对昆德拉作品中的关键概念如“刻奇”做了深入的阐释；北京大学教授董强解读了为什么晚年昆德拉以法语写作，却和生活了四十年的法国渐行渐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讲解了《不朽》在昆德拉创作过程中转折点的地位——从《不朽》开始，昆德拉只为我们描绘失去历史之重后人类所处的平庸处境，这些碎片一般的个人记忆的垃圾有助于我们理解到“不朽”的本质。 昆德拉